检阅 | 如是我闻：敦煌就是一生一世的守候
《检阅》杂志创始人 李文彪
敦煌历史
关于敦煌最早的史书记载，见于太史公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
元狩二年，汉武帝在河西地区设置了酒泉郡和武威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将酒泉郡和武威郡分别拆置敦煌郡和张掖郡，史称“河西四郡”。
东汉应邵注《汉书》中说，敦，大也；煌，盛也。唐朝李吉甫编的《元和郡县图志》中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
著名学者季羡林曾经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宽广、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1900年问世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被称为人类进入中世纪历史的钥匙。
敦煌研究院
从十六国时期的乐尊、法良开窟造像算起，敦煌莫高窟已经走过了整整1650个年头，苦难辉煌的莫高窟定格了人类文明的千古绝唱。
1941年9月，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乘专机由重庆飞抵兰州，踏上了甘肃河西走廊巡视行程。立马沙山一泫然，执戈能复似当年；月牙泉上今宵月，独为愁人分外圆。从酒泉到敦煌，先生登临鸣沙山，俯眺月牙泉，挥毫在中寺门牌上写下了“莫高窟”三个大字。
在敦煌期间，适逢中秋，于右任和先期到达敦煌的著名画家张大千邀众把酒，赏月吟诗。隋人墨迹唐人画，宋抹元涂复几层。不解高僧何事去？独留道士守残灯。随后，于右任奔赴安西榆林窟。东归途中，于右任驻足嘉峪关，天下雄关雪渐深，烽台曾见雁来频。边墙尽处掀髯望，山似英雄水美人。
1941年12月，于右任完成西北考察任务，带着敦煌的风雨转赴战时首都重庆，第一时间将考察建议书送达国民政府，要求设立敦煌艺术学院。该建议以《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为文章名，刊发于1942年2月15日出版的《文史杂志》卷第四期。
1944年元旦，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正式成立。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61年，莫高窟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莫高窟结束了自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嘉峪关封闭后被荒废了长达400多年的历史。至此，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
七十多年来，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王旭东为代表的敦煌人和热爱敦煌文化的仁人志士在“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感召下，谱写了一曲光辉灿烂的敦煌之歌。
——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敦煌研究院墙上的这段话是一代代敦煌人的真实写照，他们用生命和尊严书写历史，他们用青春和热血捍卫艺术。对于这些投身大漠戈壁的人来说，敦煌已经是“从来不用想起，永远不会忘记”的生命底色，敦煌就是他们的一生一世！
第一代敦煌学人——“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著名敦煌学家、美术教育家、现代油画大师、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出身满清旗人家庭，1904年4月6日（清光绪三十年农历二月二十一）生于杭州。杭州常氏乃满姓伊尔根觉罗，祖父名少峰，为清代驻防杭州并安家落户的世袭云骑尉。
1918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并留校任教。后来，参加了由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1927年6月赴法国考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193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里昂国立美术学校，1933年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新古典主义画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劳朗斯画室学习。
1934年，常书鸿在法国巴黎发起成立中国艺术家学会，参与者有王临乙、吕斯百、刘开渠、陈芝秀、王子云、余炳烈等20多人。
在法国留学10年期间，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裸妇》《葡萄》《裸女》《病妇》《梳妆》等许多画作陆续获奖，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并当选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和法国肖像画家协会会员。
1936年，应教育部长王世杰邀请，回国任国立北平艺专西画系主任兼教授，1938年抗战爆发，随学校迁址云南，代理校长之职。1940年任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
1942年9月，教育部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聘任高一涵为主任委员，常书鸿为副主任委员，王子云为秘书，张庚由、郑通和、张大千、窦景椿为委员，开始了筹备组建工作。
1943年3月24日，在于右任、梁思成、徐悲鸿等的支持下，常书鸿到达敦煌。
1944年2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常书鸿为所长。在此期间，他筑巢引凤、广纳贤才，先后吸收了董希文、张琳英、乌密风、周绍淼、潘洁兹、李浴、范文藻、常沙娜、段文杰、史维湘等一大批艺术家。
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后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带领下，敦煌艺术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周恩来总理曾经鼓励他说，敦煌工作一辈子做不完，要世世代代做下去。
1951年，他在北京办完展览后，又赴印度、缅甸办展览，弘扬中国文化艺术。从上世纪50-90年代，他先后赴日访问并举办展览，被授予日本富士美术馆名誉馆长等一系列荣誉称号，日本人称他为中国的“人间国宝”。
1981年，邓小平主席到敦煌时，高度赞扬了常书鸿为敦煌做出的贡献。
1982年，常书鸿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离开了工作近40年的大西北，举家迁回北京。90岁高龄时，他致信江泽民主席，要求让妻子、儿女继续自己的事业，为振兴中华尽绵薄之力。
1994年6月，一代宗师常书鸿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90岁。
我是敦煌的痴人，常书鸿生前常常这样说。在我生命的长河中，一大半献给了敦煌，献给了我所热爱和向往的敦煌事业；无论是在戈壁敦煌，还是在异国他乡，或在其他地方，使我魂牵梦绕的就是你——敦煌。
日本创价协会会长、著名作家池田大作先生曾经问我，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我回答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张大千说，在敦煌行使研究和保护之责，无疑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是无期的徒刑；要在敦煌呆下去，即使不相信佛，也得将自己修炼成佛爷。常书鸿说，如果认为在敦煌工作是徒刑的话，那么我一辈子无期地干下去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是自觉自愿、没有人强加于我的神圣的工作。
人生是战斗的连接。每当一个困难被克服，另一个困难便会出现。人生也是困难的反复，但我决不后退。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最后。
第二代敦煌学人——“天府娇子”段文杰
著名敦煌学家、画家段文杰说，敦煌学是当今世界上一门显学，它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概括地讲包括敦煌石窟、敦煌遗书和敦煌史地（丝路史地）三大领域，这是敦煌学的根。
段文杰认为，敦煌艺术是外来文化特别是印度佛教文化的种子，在中国汉晋以来传统文化和艺术的土壤上结出的一颗丰硕的果实。
段文杰，1917年8月23日生于四川绵阳。1945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国画科，先后师从著名画家、、、、、、等先生学习中国画。
1944年，段文杰观看了张大千、王子云等人在重庆举办的敦煌壁画临摹展和西北风情写生展，遂产生了到敦煌研究民族绘画艺术的意愿。
1946年9月，段文杰毕业后辗转到达敦煌，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事保护、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段文杰先后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组长、代理所长。文革期间遭受迫害，下放敦煌农村劳动，1972年回所工作。
1980年，段文杰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
1982年，接替常书鸿任所长。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担任首任院长，1998年起担任名誉院长。
2011年1月21日，投身敦煌60多年的段文杰在兰州逝世，享年95岁。
我有一个梦想，即使不能消灭贫困，但飘逸的飞天会指引我们走在通往幸福的路上；即使不能消除积怨，但拈花的微笑可以融化人类心灵的坚冰。
从远古一路走来，沙漠绿洲上沙岭晴鸣、月牙泉澈，茫茫戈壁见证了敦煌千年的辉煌与没落；向未来一路走去，石窟壁画岁月无痕、魅力长存，拳拳之心铭刻着我的敦煌、我的梦。
段文杰的继任者樊锦诗说，段文杰先生一生热爱敦煌，矢志不渝。他扎根大漠60多年，为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奉献了毕生心血和精力；他不居功、不自傲、不为名、不为利，展现了一位学者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第三代敦煌学人——“敦煌女儿”樊锦诗
她只身大漠守护敦煌半个多世纪，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她有愧于家庭、有愧于孩子，也怠慢了自己，但却无愧于敦煌。
她说，与千年洞窟相比，人的一生非常短暂，我们能在如此短暂的一生中与敦煌为伴，为保护莫高窟尽一份绵薄之力，就是极大的幸福！
在著名敦煌学家、“敦煌女儿”樊锦诗眼里，敦煌就是一生一世的守候。
锦绣年华出名门、诗书文章承大统，樊锦诗祖籍杭州，生于北京，长在上海，她出身书香门第。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24岁的樊锦诗第一次来到大漠戈壁深处的敦煌，在莫高窟实习。莫高窟一个窟比一个窟好，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就是震撼、激动，樊锦诗后来回忆说。实习期间，樊锦诗给常书鸿所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常希望樊锦诗毕业后来敦煌工作。
大学毕业后，樊锦诗是完全可以在北京或上海工作的，但她毅然选择了千里之外的敦煌。或许是常书鸿的事迹感染了她，抑或是她这一生冥冥之中就是敦煌的一部分。
1963年夏天，风华正茂的都市娇娇女樊锦诗坐了两天三夜的火车，辗转来到了敦煌。
后来，雕塑家孙纪元以樊锦诗当时的面貌原型，制作了一个雕像，取名《青春》，至今伫立在敦煌研究院的花丛中。
1998年，已过花甲之年的樊锦诗接替段文杰，出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上任伊始，一个尤为迫切的命题摆在了她面前：在自然环境破坏、洞窟本体老化与游客蜂拥而至的三重威胁下，如何让这些存留千年的艺术瑰宝活得更久？
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
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系统地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相关情况，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
樊锦诗认为，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为了传承并保留石窟艺术，樊锦诗另一个大胆构想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
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2014年8月，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入使用，总量控制，在线预约，网络支持，前端观影，后端看窟的开放式旅游新模式开始运行。2016年4月，“数字敦煌”顺利上线，30个经典洞窟的数字高清化内容及全境漫游首次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布。
在她的倡议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列》《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相继出台。对于自己的付出与努力，樊锦诗表示，自己是接了一次接力棒，做了一个过程，遗产的保护仍需一代代人推动发展。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国学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说，她为敦煌牺牲了一生，她为敦煌的付出：功德无量！
樊锦诗退休后说，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感觉到，人生其实很短。国家培养你，你就要为社会做点事情。我们大家都努力做点事情，社会才会进步，自己也算没白来世上一趟。
一个人一生做好一件事，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自己做的太少。人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而一定要把事当回事。
面对媒体对她本人的宣传和报道，她经常说，你们不要写我，要多写写敦煌。
我在敦煌会想念上海，但在上海呆几天，就急着回来。回到敦煌，就踏实了。
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从来都是一对矛盾，对政府部门来说，保护就是要钱，旅游就是来钱。于是，有个别人就会重旅游轻保护。我认为，要做负责任的旅游，既要让游客玩好，也要保护好文物。但是，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
敦煌能不能保护好，关键靠人。有了先进的仪器设备没用，还得有人去操作。任何事业要发展，首先是人才，有人就有一切，没有人才什么都没有，光有金钱是不行的。
世界上只有一个敦煌，保护不好她，我们都是历史的罪人。
敦煌的事太重要了，值得我一辈子去做。
我做梦都会梦见敦煌；醒过来，还是敦煌，有时候，我跟大家开玩笑，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么一句，我为敦煌尽力了。
这是世界的宝藏，担子交在我身上是很重的，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份量，但是我不能退缩。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
中国顶级的文物古迹急需顶级的管理。把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拆完，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在哪儿？子孙会骂我们败家！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敦煌需要重视保护，这是咱们国家文明古国的资源，它是有文化内涵的。在敦煌学研究上，我们不仅迎头赶上，而且后继有人。
甘肃全省留下的不少古遗址和遗物，都是丝绸之路上不同文化交流的见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敦煌和莫高窟，莫高窟是丝绸之路上留下的多元文明荟萃的文化艺术宝藏。
第四代敦煌学人——工科博士王旭东
和前三任掌门人不同，出身千里河西走廊，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系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业的王旭东是地地道道的西北汉子。
2014年12月，47岁的工科博士王旭东接替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第四任院长。
王旭东说，现在是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和王道士所处的那个年代完全不同，只有加强数字化的国际合作才能彰显其活力。
敦煌文化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
人类的敦煌仅靠一家单位是永远研究不完的，我们既不能关起门来搞学术，也不能把它藏在硬盘或是陈列馆里，而是要通过现代数字化科学手段与全球共享，更深入全面地进行保护和研究。
王旭东认为，一带一路给敦煌文化带来新机遇，而敦煌文化也为一带一路提供文化支撑。
莫高窟是古代国际文化交流的结晶，一带一路建设对敦煌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是新的机遇。商业的背后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撑。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敦煌文化是支撑，是纽带和桥梁，将搭建对话平台。
一带一路的美好愿景，是敦煌保护研究的机遇，也是敦煌文化价值服务于当代社会的历史机遇。国家之间的交流认同先要有民众之间的交流，有相互的了解和认同才能合作，才能进行贸易往来，才能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有人文精神做基础，有共同的历史印记做纽带，更容易求得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和尊重。
这一代敦煌人的使命，除了对敦煌遗迹的保护，是让世界来研究敦煌。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能形成一个社会共识，即把敦煌文化当做是民族的生命，就没有人不重视不爱护敦煌遗迹了。
技术上的保护可以努力让敦煌延年益寿，但它的使命终将归于保护文化本身。敦煌人要永远把保护放在第一位，要让保护经得住历史推敲。我们也要用更开放的心态、更大的勇气推进敦煌国际化，因为敦煌属于这个世界，应该为人类共有。
敦煌不是私有财产，它是全人类共同创造和拥有的艺术宝藏。想要更好地保护它、读懂它，就要让她回归其诞生和不断演进的根源——国际交往，文明互鉴。
一种学问要做大，资源一定是共享的。要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共同研究，这样，研究成果一定是丰富多彩的，敦煌学才能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敦煌学回归中国或者回归敦煌研究院，那就意味着敦煌学的终结。
敦煌文化遗产，保护是基础，研究是核心，而弘扬和传承才是目的。
敦煌莫高窟见证了人们千年的美好祈愿：慈悲能承载，智慧能沟通，美能成就。我们共同守望人类的瑰宝，是为了留存丝绸之路的盛世余音，更要从它代表的开放包容中寻求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敦煌是具有国际化禀赋的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文明互鉴、沟通对话的见证——自信的文化一定是开放的，愈开放，愈自信。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文明互鉴、东西方文化元素交融的见证，如果再经由适合于彼此的传播方式表达出来，或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共鸣。王旭东认为，这就是文化的使命，也是敦煌的当代使命。
任何交流的前提都是开放和包容，一旦封闭就会被孤立，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回到历史中去认识历史和过去，来到现实中来思考当下与未来。或许，我们能更深入地探究古人的精神世界，获得更多智慧——在千百年前，不同文明和种族之间如何互相理解，如何更好地相处，如何解决分歧求得认同。
丝绸之路最应撷取的是交流、共融的精神，而敦煌文化正好与这种精神高度契合。纵观整个丝绸之路交流的过程，敦煌较完整的保存了中外交流的文化结晶。
多种文化并存在当时的社会是很少存在的，但是敦煌却做到了，敦煌汲取了多种文化交融、碰撞的结晶，使得较于丝绸之路沿线其他城市就显得更为璀璨和重要。
希望来到敦煌的人们不要单纯的把莫高窟当做到此一游的旅游景点，而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的高地和圣地，怀揣一颗敬畏之心朝拜而来。
敦煌是全人类的敦煌
敦煌是全人类的敦煌，更是精神和思想的圣殿。敦煌，是永久的向往，是心灵的家园。她是人类用血液和思想喂养成的最炫目耀眼的尊贵之花，她让每一个前来朝圣的人们都从内心和灵魂深处涌起虔诚的景仰和热爱。
千年一梦的大美敦煌，是朝圣者对人类文明庄严和虔诚的膜拜，是世界追求和平、友好、繁荣、发展的历史见证。世界上有一条人类通往文明和幸福的阳关大道，她就是我们脚下绵延千里而色彩斑斓的丝绸之路。
文以载道、以文会友，谨以此文献给伟大而崇高的敦煌学人和一切热爱敦煌文化的仁人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