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绝近百年的袋狼，或许仍活到了二十一世纪
注：该文内容主要引用自相关科研报告（详见文末资料来源），仅作信息分享使用，并不完全代表WWF方观点。
位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长期与外界隔绝，因而进化出了与众不同的动植物群落，其中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袋鼠、树袋熊、鸭嘴兽等。
在这片大陆上，曾经生存着一种肚子下面长着育儿袋的食肉动物，其外形与狼很像，因此被称做袋狼。但牠们并非具有亲缘关系，而是趋同进化的结果，至少证明犬类的外形是非常成功的。
与狼不同的是，袋狼的背部至尾巴前部长有13至19条黑褐色的条纹，这也是其另一个名字“塔斯马尼亚虎”的由来；而且袋狼的尾巴没有毛，类似一根细长的棒子。
在华盛顿国家公园内拍摄到雄性与雌性袋狼 © Wikipedia
遗憾的是，与渡渡鸟和候鸽一样，袋狼也因人类活动而灭绝，最后一只圈养个体在1936年逝去。但此后有很多目击报道，即使在今天，关于袋狼可能还存在的报道持续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力。
今年一月发布的一份研究预印本[1]，以1910年至今的目击数据库为基础，对袋狼的时空分布动态进行了详细的重建和绘图，指出袋狼的灭绝可能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或21世纪初。
曾经遍布大陆，最终退守孤岛
袋狼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牠们早在距今23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那个时候我们人们的祖先还没有踪迹呢。
我们熟知的袋狼出现于距今400万年前，牠们很快适应了澳洲的环境，并且成为最为常见的食肉动物。北到新几内亚，南至塔斯马尼亚岛，包括整个澳大利亚大陆在内，都是袋狼的家园。
距今5万年前，人类踏上了澳洲这片陌生的土地，他们使用火改造着大地，这造成了大量巨型动物的灭绝，其中就包括了巨大的双门齿兽、牛顿巨鸟、古巨蜥、袋狮等。巨型动物的灭绝反而成就了袋狼，牠们成了澳洲大陆上的顶级掠食者，迎来了自己短暂的黄金时期。
岩画中留下的袋狼形象 © Wikipedia
但好景不长，距今5000年前，人们将好伙伴 —— 狗带到了澳大利亚。一些脱离人类重新野化的狗进化成了澳洲野狗。尽管与澳洲野狗的外形相近，但是澳洲野狗具有成群和繁殖力强的优势，牠们在竞争中打败了原住民袋狼。
在之后短短的3000年里，澳洲野狗将袋狼赶尽杀绝，再加上人类的一系列经济扩张活动的影响，大陆上再也没有袋狼[2]，而在更早的时代，袋狼在新几内亚岛上的亲戚就已经消失了。
就这样，与澳大利亚大陆隔海相望的塔斯马尼亚岛成为袋狼最后的家园。
赏金计划下的悲惨命运
1642年，荷兰探险家Abel Tasman在欧洲首次提到了袋狼，在他的报告里这样描述道：一名船员在塔斯马尼亚岛的海岸发现了“与虎爪很相似的脚印”。
到1805年，有关这种动物的报道首次刊登在了《悉尼公报和新南威尔士广告人报》上。之后在1807年，伦敦林奈学会第一次对这种动物进行了正式描述[3]。
“从海岸到海拔4000英尺的山峰[4]”，这种动物明显分布广泛，但在人们定居早期却很少见到。出于对这种奇特动物的极高兴趣，人们给牠起了各种名字。
袋狼(Thylacinus cynocephalus)绘图 © F. Knight/ANPWS
随着士兵和定居者到达塔斯马尼亚岛，羊作为新工业的重要基础之一，也被引入了这里，但问题很快也出现了。
羊被引入到肥沃的中部地区，这里同时也是袋狼的栖息地，羊的损失也因此而发生，袋狼的数量更是有所增加[5]。
直到1830年，人们推出了相关赏金计划，企图控制袋狼的数量。1888年政府也出台了一项赏金计划：每只成年袋狼悬赏1英镑，未成年袋狼为10先令。
猎人与袋狼死体，拍摄于1869年 © Wikipedia
1909年，政府赏金计划完成，共有2184笔奖金在这21年间支付，这意味着相当数量的袋狼因此被捕杀。对于仅存在塔斯马尼亚岛的袋狼种群来说，这样的捕杀程度足以导致一个物种的灭绝。
再加上皮毛商人的偶然诱捕、栖息地的改变和可能的疾病因素[6]，袋狼的数量不断锐减。到20世纪初，人们已经很难在塔斯马尼亚岛发现袋狼的踪迹了。最后一次确认的野外捕获是在1930年[7]。
二十一世纪会有牠们的身影吗？
1936年9月7日，最后一只圈养的袋狼“本杰明”在霍巴特动物园逝去，这一天也被澳大利亚定为每年的“濒危物种日”。
最后一只圈养的袋狼“本杰明”的影像片段
© National Film and Sound Archive
五十年后，袋狼于1986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评估为灭绝物种。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后的几十年里，存在许多未经证实的目击报道，人们猜测袋狼有可能还在塔斯马尼亚岛的某些地方生存。研究作者认为，像是在20世纪60年代，过去曾参与捕杀的猎人与野外定居者的一些目击情况很可能是可靠的。
1928年在霍巴特动物园拍摄到的画面
© Whitley Papers Australian Museum Archives
一个物种最后的残存个体的命运很少会被人类观察到，对于袋狼这样的物种来说尤其如此，牠们在塔斯马尼亚岛的大片荒野中分布广泛，但却稀少。随着对人类更加警惕、种群数量的减少以及活动范围的缩小与破碎，最后的幸存者可能会更难被发现[8,9,10]。
且考虑到袋狼在1936年获得法律保护后，人们很可能因害怕惩罚或起诉，所以没有选择公开自己的猎杀行为。
A和B为1910-1937年间的目击情况图，包含确定和未证实；
C和D为1938-2019年的目击情况图，包含未证实；
图上不同圆圈大小代表了不同目击次数，最大为5，最小为1
研究团队因此开发了一个综合的、高质量的袋狼目击记录数据库，并设计了一种新颖的时空评估方法来绘制其灭绝动态，同时也将不确定性考虑在内。最终，这个数据库含有1237条记录，包括99条实物记录和429条可靠目击记录。
根据分析指出，袋狼的真实灭绝时间或许要比普遍认为的1936年晚得多，很可能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或21世纪初。
虽然听上去不太可能，但这些综合数据和模型提供了袋狼在这个岛屿的偏远荒野中存在的可能性。
卫星数据显示，完整的森林景观仍然占据着塔斯马尼亚岛西部的大部分地区，
这项研究指出那里很可能生活着袋狼最后的残存个体。
但其他关于袋狼存活可能性的研究则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例如2017年发表的研究[11]认为，袋狼存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灭绝时间应为1936年至1943年之间，即使是最乐观的情况，也不会晚于20世纪60年代。
为了生生不息的地球
虽然生物灭绝是一个自然过程，但是目前人类活动造成的灭绝率已达到自然灭绝的100-1000倍。
近代的物种灭绝大部分都发生在孤岛上，主要原因是外来捕食性物种的引入；但现在灭绝的危机已延伸至全球范围内的主要陆地上。
一头年轻但已死亡的爪哇犀牛的照片，于1895年拍摄。
牠们曾是分布范围最广的亚洲犀牛，现在处于极度濒危状态，数量仅剩74头左右。
© Charles te Mechelen
WWF自1998年每年发布“地球生命力指数”(Living Planet Index)，对全球范围内成千上万哺乳动物、鸟类、鱼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种群数量进行监测，来衡量生物多物性的变化，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状况和地球健康状况的指标。
2020年的报告指出，1970-2016年间，全球监测到的哺乳类、鸟类、两栖类、爬行类和鱼类的物种种群规模平均下降了68%。
惊人的数据再次清晰地印证了人类活动对野生动植物，以及森林、海洋、河流和气候带来的巨大影响。
© Janis Vergara / WWF-Chile
这更突显出需要采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紧迫性，总体来说就是加强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这在确保自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外，也能帮助减缓气候变化、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粮食安全、增强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等。
让我们为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地球而共同努力～
排版：捷西本文数据资料来源：➤ 江氏小盗龙（江泓）-- 澳洲最大食肉兽却团灭于英国人枪口之下➤ JOAN M. DIXON -- FAUNA of AUSTRALIA: 20. THYLACINIDAE➤ Brook, B. W., Sleightholme, S. R., Campbell, C. R., Jarić, I., & Buettel, J. C. -- Extinction of the thylacine (2021)
[1] Brook, B. W., Sleightholme, S. R., Campbell, C. R., Jarić, I., & Buettel, J. C. (2021). Extinction of the thylacine. bioRxiv. doi:10.1101/2021.01.18.427214
[2] Mike Letnic, Melanie Fillios, Mathew S. Crowther (2012) Could Direct Killing by Larger Dingoes Have Caused the Extinction of the Thylacine from Mainland Australia?
[3] Harris, G.P. (1808). Descriptions of two new species of Didelphis from Van Diemen’s Land. Transactions of the 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 9: 174
[4] Gunn, R.C. (1863). Extracts from a lette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1863: 103–104
[5] Lycett, T. (1824). Views in Australia. London: J. Souter 15
[6] Paddle R (2012) The thylacine's last straw: epidemic disease in a recent mammalian extinction. Australian Zoologist 36(1):75-92.
[7] Sleightholme SR & Campbell CR (2016) A retrospective assessment of 20th century thylacine populations. Australian Zoologist 38:102-129.
[8] Brook BW, Sleightholme SR, Campbell CR, & Buettel JC (2018) Deficiencies in estimating the extinction date of the thylacine with mixed certainty data. Conservation Biology 32(5):1195-1197.
[9] Lee TE, Fisher DO, Blomberg SP, & Wintle BA (2017) Extinct or still out there? Disentangling influences on extinction and rediscovery helps to clarify the fate of species on the edge. Global Change Biology 23(2):621-634.
[10] Fisher DO & Blomberg SP (2011) Correlates of rediscovery and the detectability of extinction in mammal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 278(1708):1090-1097.
[11] Colin J. Carlson, Alexander L. Bond, Kevin R. Burgio (2017). Estimating the extinction date of the thylacine with mixed certaint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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