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法律的温情：最高法宣布在校生因校园贷成被执行人不纳入失信名单
李庚南
财经专栏作家、浙江钱塘江金融研修院特邀研究员，评论作家
最高法出台的两个《意见》应该是这个隆冬出炉的最具温情的规制。两个《意见》从人文关怀、逆周期的角度，在对失信行为执法方面释放出了很大的善意，对此前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的规定进行了修正与完善。
凸显了两大亮点：一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设定了对失信人联合惩戒在特殊场景下的豁免情形。包括因重疾需赴外地就医可暂时允许乘飞机；为被执行人及其抚养家属保留必需生活费；准确理解限制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学校，不得影响被执行人子女正常接受教育的权利等。通过这一修正，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同时，严厉的执法背后包容了应有的人文关怀。
二是从稳经济的层面，增强了对失信人财产冻结等司法操作的灵活性与弹性，体现了逆周期的思维，客观上避免了企业风险的放大。如：对失信名单设置了1至3个月宽限期；严格禁止超标的查封和乱查封；规定冻结被执行人银行账户内存款的,应当明确具体数额,不得影响冻结之外资金的流转和账户的使用; 查封开发商在建工程后应允许被执行人继续建设。
这方面的制度改良，将有助于避免误伤、错杀，给陷入发展困境中的违约失信企业提供了缓冲和信用修复的空间，也避免了企业风险的放大和传导。但是，《意见》关于“全日制在校生因：‘校园贷’纠纷成为被执行人的,一般不得对其采取纳入失信名单或限制消费措施。”的规定或许值得探究。
尽管客观上存在的校园贷纠纷带来了诸多乱象，酿成了许多悲剧。但是，我们不能以信用供给方的违法或违规来反推借款人失信行为的合理性，或淡化其失信色彩！这种善意，其实很危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校生借贷群体，涉及校园贷者多半在经济上缺乏自制力、自控力，用追求超前消费与享受、贪慕虚荣来描述并不过分。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原本对信用的认识就比较模糊或淡薄，原本有关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多少对这一群体有一些约束力。
如果按照意见，对在校生因失信被执行而可获得不列入失信名单的“豁免”。这种善意是否是对诚信本身的扭曲，对失信联合惩戒的淡化。更为值得担忧的是，这势必形成对在校生失信不重要的逆向激励？
需知，在校生诚信观念的培育恰是未来诚信体系完善的基础。出于对在校生的爱护，我们可以通过信用修复等途径，来降低或避免联合惩戒的错杀。但是，不能因为爱而放弃警戒，更不能因此让在校生放松守信之弦。
黄文伟
《真实世界的法律思维》作者，评论作家
失信应该被限制被惩罚，但这也是把双刃剑，提高社会诚信度同时也给无力承担债务的被执行人带来巨大的负担。
从法律上看，任何限制惩罚必须遵循比例原则。如今，失信被执行人已经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而且这个群体还足够大，已过千万，加剧了贫富分化，影响到社会整合，现在出台善意执行很必要，下一阶段，应逐步引入自然人破产制度。
《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老赖们可以仔细研读，1月2日的文件可以看出大的风向，今年的执行要“善意文明”。这次文件受益最大应该是公司法定代表人。
单位被执行人被限制消费后，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因私消费为由提出以个人财产从事消费行为，经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这意味着在公司债务方面，对法人以及主要负责人最大的限制措施消失了。
韩海庭
哥本哈根大学博士研究员，评论作家
现代征信或诚信体系建设的焦点在于“惩戒”，这就势必造成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计算正义，用数据或尺度度量一个人或者一个服务的公平性，正义性，是否有效？其次是新型惩罚学，以惩戒和事后惩罚为目的的制度规约失去了原本“惩教”和“教化”的意义，如此政策或者方式只能认为是执牛耳者的无奈。
最后是社会救济，在前两个前提下必然会引起误杀和误判，实际上也是间接证明了这种方式的失效，因此才延伸出各种救济渠道，如在校生不纳入失信名单等等。
陈光
大连理工法学副教授，评论作家
如何做到矫枉不过正，是公权力行为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为了解决执行难，执行部门采取了很多严厉措施并加以严厉执行，但也存在一刀切的现象，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除了出台类似矫正性文件外，还需要执法执法主体更准确理解法治精神，法治应该是人道的，规则背后是有一套价值的，执行规则也要更好地融汇这些价值，需要执法者平衡好严格执法、人道关怀与自由裁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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