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荣枝案受害人妻子朱大红：
这20多年就像一场怎么也醒不来的噩梦
农忙时在长丰老家几亩地里劳作、农闲时到合肥市区打工挣钱，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这是老公出事后，朱大红持续了23年的生活。23年来，朱大红刻意让劳作占满自己的生活。“就是硬着头皮一直往前走，不能停下来想。”
2022年11月29日，大皖新闻记者联系上劳荣枝案中被害人陆中明的妻子朱大红。这个52岁的女子，人生被一场意外分割成两个不同的部分——老公遇害前，和遇害后。
尽管已时隔23年，说起老公被害那一幕，朱大红仍难掩悲愤的情绪。“想想这23年就像一场噩梦，一场怎么也醒不来的噩梦。”
朱大红
老公出去打工，一个多月没音信
1992年，陆中明在朱大红娘家附近一个商城做装潢。朱大红和陆中明谈恋爱时，陆中明才开始学木工手艺。相处过程中，朱大红对这个比自己大2岁的小伙感觉非常好。在别人的口中，朱大红听到的也是：小伙子人品不错，木工手艺也学得非常好。附近一家单位的很多装潢，都是陆中明和其他人一起做的。“他家里条件也不怎么好，弟兄四个。”但是朱大红看小伙子人好，又有一技之长，就看中了他，两个人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结婚后，三个小孩先后出生。家庭责任心很重的陆中明农闲时就在家门口找点零活干，不去远处，这样能照顾朱大红和孩子。一家人的日子和和美美，“小木匠”的手艺也能挣点零花钱，尽管没有什么积蓄，但是生活还是不错的。朱大红说起那些年短暂的幸福生活，语气里充满了怀念。
后来孩子马上陆续要上小学，家里的开销大了。陆中明就开始到合肥市区干活，他想为这个家多挣点钱。朱大红说，陆中明是个非常细心的男人，每隔两三天，陆中明都会打电话到村里小店的电话亭中，问问家里情况，和朱大红说说话。陆中明基本上忙完手头的活，大约一二十天就回家一趟。如果家中不忙，或者手中有活要干，最长也有一个月回来一次。1999年7月份，当时天气非常炎热，陆中明已经有一个多月没回来了。朱大红向家门口的工友打听，“可见到我家老三了？”陆中明在家排行老三，在其工友面前，朱大红总是叫他“老三”。也没有得到准信。朱大红还记得，这一次出门前，孩子在哭闹，老公还上前哄了一下孩子，“听妈妈的话，爸爸干完活就回来了。”而且，老公在走之前也说，挣点钱就回来收稻子。心中有点慌慌的朱大红给陆中明打了几个传呼，可是，一点音信都没有。11月29日，朱大红还向记者回忆过这样一个细节，当时她曾听到孩子的伯父讲，从报纸上看到一个凶案，在合肥有一个“小胡子”，把一个商人锁到了一个铁笼子里。为了杀鸡给猴看，这个“小胡子”就把一个小木匠给杀了……在听到这些比电视剧还离奇的案情时，朱大红并没有往心里去，仍旧干着自己的活，在一门心思等着自己的老公回来。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小胡子”就是恶贯满盈的法子英，杀害的小木匠就是自己的老公陆中明。“我老公人非常好，从来不惹事，不和人起纷争。不光如此，他性格温顺，别人吵了嘴，他从中间说和，别人都很服。”朱大红怎么也想不明白，如此谦和恭顺的老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据该案一审判决书显示，1999年7月22日，朱大红的丈夫陆中明，被劳荣枝的男友法子英以有木工活为由，骗至租住处后残忍杀害。据悉，当时除了该案受害人小老板殷某某，警方在案发现场还发现了另外一具尸首，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警方根据现场遗留的木工工具推断遇害的应该是一名木工师傅，然后就带着照片到木工、瓦工聚集的合肥市六安路劳务市场一带找人辨认，被陆中明的一位同乡看到了。随后，朱大红被接到了合肥前去辨认。一路上忐忑不安的朱大红，看到了最不愿意看到的工具箱，还有那些熟悉的斧子、锯子、电钻，那些被陆中明背来背去养家糊口的木工工具，在看到陆中明生前穿的衣服后，朱大红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天，一下子塌了。”朱大红这样描述当时的感受。11月29日，在向记者说到当时的场景时，朱大红表示，“回想这20多年的生活，真像一场噩梦！一场怎么也醒不来的噩梦。”“法子英、劳荣枝！我们和你无冤无仇，这样好的一个人，你们怎么下得了手？一个家中的顶梁柱就这样倒了！”时隔23年，2022年11月29日，在说到这个事情时，朱大红的悲愤之情还是像排山倒海一样喷薄而出。在说到这两个名字的时候，朱大红声音微微颤抖，隔着电话，记者还能感受到朱大红压抑不住的情绪。以前，家中的事情都是陆中明给安排得明明白白。1999年7月老公出事后，朱大红一个女人将要面对这个家了。可是，老小才不到3岁，两个儿子，一个5岁，一个7岁。一个女人家带着三个孩子，怎么过下去呢？朱大红说，她当时的确想到了死。可是，她死掉了，两眼一闭，孩子又交给谁呢？朱大红告诉记者，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公公就已经不在了。陆中明出事后，婆婆天天哭，有一只眼睛都哭瞎了。擦干眼泪，朱大红决定担起这一切。“他走了，我就成了这个家的顶梁柱。”朱大红先带着三个孩子回娘家待了一段时间，并将大儿子留在那里。大儿子从此跟随自己的舅舅长大成人。朱大红开始打起精神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一家四口，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还有年迈的婆婆。朱大红风里雨里在地里忙活，还是无法让一家人吃饱肚子。农闲的时候，朱大红就将孩子们留给婆婆照顾，自己出门打工挣钱补贴家用。朱大红在合肥一家宾馆找到了一份保洁的差事。每天早上4点半，朱大红就做好饭吃好，然后去上班，晚上走回租房处。两个孩子跟着奶奶在老家，朱大红一个礼拜回老家一趟看孩子，做做农活。那时候每次回老家，对朱大红来说都是一趟虐心之旅。从宾馆下班已经7点了，朱大红坐班车到双墩，然后坐三轮车回到家。有时候迟了，到双墩镇已经没了三轮车，朱大红只能硬着头皮摸黑走回去。乡村的路，没有路灯。走在黑暗中的朱大红，就像是看到了自己没有光明的未来一样。有时候，她边走边哭，又不敢放声哭，一边走一边默默流泪。只是机械地，凭着记忆和直觉一步一步往家里摸。到了家门口，她总是把眼泪擦干，再进去。把孩子照顾好、养大成人，成了支撑朱大红走下去的信念。因为23年前的意外，孩子们的生活轨迹也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老公在，三个孩子都不会早早就离开了学校。”这让朱大红一直非常难受。说起这23年的生活，朱大红提的最多一个词就是，黑洞洞的。但是，在这看不到明天的日子里，也有一些希望的亮色成为鼓舞朱大红前进的力量。1999年那个夏天，陆中明出去干活的次数也比较多。“他说到秋里攒点钱，把房子翻盖一下。”陆中明出事后，朱大红一年忙到晚，也只能让一家人果腹，翻盖房子的事情自然就放下了。2003年，房子摇摇欲坠无法再住下去。一家人暂时借住在亲戚家里，朱大红咬咬牙翻修房子。得知消息后，亲戚、邻里很多人来帮忙干活，他们来到现场，拿起工具就干，干完活就离开了，连口水都没喝。“那时候条件都差，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人家能给出一天工，已经相当不错了。”他们的帮助，让朱大红到现在感恩在心。尽管历经磨难，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2022年11月29日，在接受大皖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起自己的孩子，朱大红表示很欣慰。几个月前，朱大红不慎摔伤了腿，颈椎病也犯了，最近一直在家休养身体。这，也是23年来，朱大红第一次休息这么长时间。在朱大红儿子传来的照片中，朱大红比之前白胖了不少。“儿子是学厨师的，会烧饭。他现在在家，每天都是他烧饭。”没事儿的时候，朱大红喜欢拿出手机翻看新闻。朱大红表示，在劳荣枝的死刑判决书获得复核后，她准备让孩子们去给爸爸上坟，“告诉他一声，多少也算对他一个告慰。”也许，这对朱大红来说是一个节点，让她从此能渐渐摆脱缠绕她23年的噩梦，开启新生活。
“小木匠”女儿：
因为劳荣枝的罪，我的童年没有父爱
1999年7月，最后一次离家前，陆中明告诉妻子他要去城里干趟活，临行前他摸了摸儿子的头让他在家中乖乖等自己回来，看着可爱的小女儿忍不住的亲了亲她的额头。然而这一转身便是天人永隔，对女儿陆薇来说那天的背影便是对父亲这一形象仅存的记忆。
“说实在的，三岁的小孩能有什么记忆？”对陆薇来说，父亲的形象只存在于母亲、兄长和亲戚的描述当中。从母亲的口中，陆薇知道父亲是一个勤劳、乐观的人。“当时家里住在农村，全家五口人的生计就靠父亲一个人撑着。”虽然干农活，可父亲的手却并不笨，“母亲总说父亲是个手艺人，别人挣一块钱，他就能挣五块钱。”靠着家里的一点地和外面的木工活，家里日子说不上多好，但在父亲的经营下也算有滋有味。
每当想念父亲的时候，陆薇就会看看手机里拍下的照片中的父亲，这种感觉既陌生又熟悉，“照片有父亲在田里的样子，有父亲骑着摩托的样子，也有和母亲抱着我们的样子，笑得很开心，但我却没法见到活生生的人。”事情发生后，陆薇兄妹三人和母亲朱大红的人生轨迹也就此发生了转变。都说没了母亲的孩子像根草，而从小丧失父爱的陆薇一家则更像没有根的蒲公英。“没了父亲这根顶梁柱，我们的家也一下子跟着塌了。”那段时间陆薇兄妹三人跟着母亲在外婆家和奶奶家之间来回游走，“虽然家里亲戚都很照顾，但也不可能一直靠别人撑着我们一大家子。”在陆薇的记忆里，上学前自己没有所谓的家，都只是一个落脚的地方而已。“母亲也不想麻烦别人特意空出房间，就看看谁家有废弃的不住人的屋子，我们就住进去，当时想着能遮风挡雨就行了。”
父亲遇害后，母亲朱大红便挑起了拉扯兄妹三人的担子，农忙时一个人耕家里的地，每天为了赶去城里公交天还没亮就从家里出发了。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陆薇兄妹仨也确实很早就不再给母亲过多的负担。自打记事以来，陆薇就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我的衣服都是捡别人家不要的旧衣服，要不就是哥哥们穿小了的衣服，也不管合不合身，能穿就已经很知足了。”
其实陆薇知道，有亲戚也曾劝母亲有合适的人就改嫁吧，“他们让我妈妈把我们丢给奶奶家这边，然后找个好人家继续过下去，但她不愿意，她舍不得丢下我们几个。”知道母亲的难处，从兄妹三人上小学起，大哥便一直在外婆家那边靠他们照顾，二哥就放在奶奶家这边靠姑姑们照顾，自己便跟着母亲一块生活。因为母亲上班早出晚归，三年级陆薇就开始自己照顾自己。陆薇说，当时学校离家不是特别远，每天中午都是回家自己解决午饭。“也不会做菜，中午就从家门前的地里摘点菜，和米放一起蒸熟就对付过去了，晚上就去奶奶那吃。”
父亲遇害时陆薇只有三岁，那个时候还不懂父亲的事。“上小学的时候，也会有小朋友嘲笑我没有爸爸，每次听到别的孩子这么说我也很委屈，也会问妈妈我爸爸去哪了。”面对陆薇的质问，朱大红还是没忍心告诉小陆薇真相，“妈妈总是说爸爸去外面打工去了，在外面挣钱供我们读书呢。”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在周围亲戚的话语间，陆薇渐渐得知，自己的父亲是被人杀害的，也是从那时起，她开始渐渐了解到当年父亲遭遇的横祸。“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我的童年是没有父爱的。”从小学开始的每一次家长会，到每一次阖家团圆的节日，陆薇总会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觉得缺了点什么，“如果父亲在的话，我们也能其乐融融地坐在一起吃饭。”初中毕业，陆薇便决定外出打工养活自己，“那个时候也没有了继续读书的勇气，母亲在外面干保洁一个月也就挣一千多块钱，我当时就想着不念了，我要去打工，不再给妈妈添麻烦。”为了方便照顾母亲，陆薇选择留在合肥打工，“我进过工厂、做过服务员，我知道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但我能吃得了苦，什么脏活累活我都干过。”年纪轻轻就出来打工，其中的苦涩只有陆薇自己知道，“遇到委屈我也想倾诉，但看到母亲那么苦也挺了过来，我觉得我也可以，所以我和母亲基本上都是报喜不报忧的，不好的就让它放在自己心里。”时光虽然流逝，但有个心结却一直在陆薇的心里无法解开，“当初听亲戚邻居说到，父亲是被杀害的，村里人也不知道具体的消息，就说男的被抓住了，有个女的逃跑后一直没被抓到。”这么多年来，陆薇一直在等待这个消息，盼望着劳荣枝什么时候被抓到。“她对我们这个家庭的伤害真的太大了，这二十多年来，我们三兄妹跟着妈妈在身体上和心理上受到双重煎熬的日子里，她对我来说的不仅是创伤，也是阴影。”2019年劳荣枝落网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陆薇耳中时，她正在超市上班，“我从手机微信推送消息里看到劳荣枝落网的新闻，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感觉这么多年堵在胸口的石头突然落地了。”陆薇停下手头的工作，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母亲朱大红，“妈妈你看到了么！劳荣枝被抓到了！”当时一审结果公布后，陆薇就商量着和二哥去父亲的坟前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在父亲的坟前，陆薇在心里和父亲诉说着这个好消息，“爸爸，杀你的这个恶魔终于被抓到了，现在判了死刑，也算是我们兄妹还有妈妈为你报仇了，希望你在天能够安息。”即使中间出现了小插曲，劳荣枝面对一审时的证词突然全盘否认并要求上诉。“但我始终是相信法律是公平公正的，正义迟早会降临。”
今天上午，陆薇滑动着手机界面就没停，不断浏览着各种关于现场的信息，当今天上午的审判结果出来后，陆薇总算舒了一口气，她觉得劳荣枝罪有应得，她要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但是我们一家的命运却无法因为她的伏法而恢复当初，我们兄妹三人本来有着无限的可能，我可能会继续自己的学业，我可能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现在这个家却是支离破碎。”
大皖新闻记者 孙召军 （应受访者要求，陆薇为化名）
被害人代理律师刘静洁：
案件结束但感情不止步，会一如既往帮助朱大红
11月30日上午，江西高院对劳荣枝涉嫌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上诉一案作出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劳荣枝的死刑裁定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对于劳荣枝案的宣判结果，小木匠妻子朱大红的代理律师刘静洁脱口而出第一句话就是“不出所料。”长达23年的法律援助案件告一段落，看似平静的她内心如释重负。
1999年，朱大红的丈夫陆中明在合肥做木匠活，被劳荣枝的男友法子英以有木工活为由，骗至租住处后遭杀害分尸。这个消息，朱大红一个月后才知道。最初她只是疑惑丈夫到合肥20多天怎么没和家人联系，但怎么也想不到再也等不到丈夫打工回家。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朱大红崩溃了。面对丈夫被害，29岁的朱大红只有悲痛和手足无措。1999年8月底，朱大红通过家乡熟人辗转介绍，才找到了律师刘静洁想要寻求帮助。23年过去，刘静洁依然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见到朱大红的场景。那时的朱大红还很年轻，是在陆中明哥哥的陪同下来到她的办公室。刘静洁回忆，朱大红第一次来到她办公室，不怎么敢说话，比较胆怯。“面对家人被残忍杀害，她完全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不知道该找谁，一直在哭。”1999年，刘静洁47岁，已经从事律师职业13年，办理的案件也不在少数，但面对小木匠这样无辜被害的困难家庭，刘静洁震惊愤怒之外，更多的是同情。她在宽慰被害人家属同时提出专业建议，并表示会为朱大红申请法律援助。自此，刘静洁成为了该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代理人。法子英在当年12月28日被执行枪决，劳荣枝开始了20年的逃亡，曾经只在家管管孩子和家务的朱大红则铆着劲一个人撑起整个家。在刘静洁眼里，朱大红是一个很坚强的女性，不过是现实逼迫她坚强，多年来，为了年幼的孩子，朱大红没有改嫁。为了赚钱，朱大红往往四五点就要起床，穿过半座城市去打工，农忙时又要趁着夜色回来耕种。“法子英的钱全部被劳荣枝带走，如果抓到劳荣枝，可能会获得一些赔偿。”这是朱大红苦熬多年来唯一一点希望。刘静洁经常能接到朱大红的电话，内容大多数都是询问劳荣枝是否被抓获。法子英被执行枪决后，刘静洁和朱大红的关系并没有断，她的身份也从代理律师成为了朱大红的“亲人”。朱大红每年至少要来办公室找上刘静洁一两次。因为朱大红不认识字，不会写信，每次都是来律所找刘静洁。后来有了手机，刘静洁每年都会接到朱大红很多电话，有寻求帮助，也有关心问候。每年元旦前，朱大红一定会来刘静洁办公室找她，给她带一些土鸡蛋。刘静洁便会去买一些糕点、水果让朱大红带回去给孩子吃。除了询问案件进展，朱大红逐渐把刘静洁当作可以信任和依靠的家人。无论是家里的大事还是小事，只要是朱大红拿不定主意的，都会来找刘静洁商量，问她的意见。“他儿子当时上学，我建议上的技校，还推荐了专业。她家里比如承包地出现问题，农村房子要倒了，但条件困难，无法修缮，我陪同她去找的乡政府，乡政府给了一些砖瓦。”刘静洁说。面对朱大红一家的困难，刘静洁总是伸出援手，陪同朱大红一起四处奔走解决。20多年来，面对刘静洁，朱大红喊的并不是“刘律师”，而是“大姐”。这一声“大姐”，朱大红喊了23年。刘静洁也把朱大红当作妹妹看待，总是想给她一点经济支持。“但朱大红比较要强，大多数都婉拒了我的经济帮助。”为此，刘静洁只能想着为他们筹集捐款，而趁此机会，她也可以捐上一些钱。刘静洁说，朱大红为了撑起一个家，要养活三个孩子，在家做农活是不够的，所以她来到合肥做保洁工作。2005年左右，朱大红在一家酒店做保洁，客人手表落在枕头下面，她收拾床单时没有注意，直接将被子裹起，连同手表一起送上了运送车准备送去清洗，后来客人回来找到了。但领班说她是有意拿走客人的手表，因此被酒店辞退。朱大红一五一十把事情告诉了刘静洁，当然，她很气愤。于是，带着朱大红找了酒店的领导，还申请了劳动争议，后来经过调解获得赔偿。还记得第一次去朱大红家里，那是1999年12月的冬天，是一个下雨天，从公路通往朱大红家的是一条土路，雨天地上全是湿泥巴，一踩就是泥水飞溅。刘静洁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几公里到了朱大红家里。当走到朱大红家门口时，刘静洁被眼前的一幕触动。“当时她女儿还好小，被朱大红抱着，她的二儿子就拿着从地里挖出来的山芋，上面还有泥巴没洗，孩子直接拿着啃，家徒四壁，非常困难。”刘静洁强烈地感受到，像这样的家庭，除了提供法律援助和捐款，社会救助制度、公益活动都很有意义。此前，刘静洁已经免费代理了几起长期公益的大案，但自此，刘静洁更加坚定了自己要走上公益之路的想法。这20多年，除了从事日常法律案件工作，刘静洁还不遗余力地进行法治宣讲，作为安徽省总工会、省妇联的维权律师值班，还会去敬老院、学校等地捐款捐物。刘静洁坦言，她这些年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奔走在各个街道社区做普法宣传，都和代理小木匠这个案子离不开。普法之路任重道远，刘静洁希望能在更多的人心里种下法治的种子，让人们学会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为建设和谐稳定的法治社会贡献力量。从1999年到2019年，劳荣枝在外逃亡，没有一点消息。刘静洁和朱大红一家保持着密切而又平稳的联系。这样的关系，一保持就是20年，直到劳荣枝在厦门被抓获，给双方表面平静的生活再次掀起波澜。劳荣枝被抓，她和朱大红都很欣慰，朱大红再次找到她帮忙申请法律援助。刘静洁自然义不容辞。“我们又成了当事人和律师的关系，但这是基于20年的感情。”作为一名女性律师，刘静洁长期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其实，当事人和律师的关系，案子办结可能也就关系结束。但刘静洁和朱大红保持着亲人般的关系，不仅是朱大红把她当作依靠，更是刘静洁发自内心地想给予她力所能及的帮助，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如今，劳荣枝案判决结果已出，刘静洁和朱大红一家表示满意。但对于朱大红一家来说，伤痛终究无法弥补。在附带民事判决上，劳荣枝没有经济能力对小木匠一家赔偿损失，这对刘静洁来说也还是一个遗憾。案件结束，但刘静洁和朱大红一家的感情不止。“今后，朱大红有什么事情，我还会帮她。”刘静洁表示，朱大红孩子长大了，可能不会像从前那样事事找她，但涉及法律相关的问题，应该还会请她拿主意。在劳荣枝案二审宣判当天，一个接一个的电话、信息采访让70岁的刘静洁有些应接不暇，但还是尽力一一回应。因为，面对审判结果，她的欣慰溢于言表。劳荣枝案结束，刘静洁的生活将回归平静。她心里一直记挂着一件重要的事：几个月前，朱大红腿受伤，但还没争取到工伤赔偿。为此，刘静洁将带着朱大红继续奔走在法律维权路上。新发现33例，合肥通报详情 | 新闻早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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