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6日，深泉心理邀请Ofra Eshel博士为中国同行举办了一次在线讲座《当“死亡”（Deadness ）闯入---关于“死亡”（Dead）的母亲，以及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挣扎着保持活力》，受到了国内专家和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人士的广泛赞誉。
讲座部分剪辑为三段。第一段时长43分钟左右，第二段时长29分钟，第三段时长39分钟。与听众的互动问答部分，共4段。
我们对这两部分的内容都进行了文字实录，附在视频下方。我们建议各位先观看视频，对讲座的内容形成整体的、感性的体验和理解，然后再去仔细阅读实录的文字。
大师课程，即将发布：
我有点好奇，就是老师如果满足了病人那个愿望，他的那个巨大的需求，结局会怎么样呢？我的问题是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当老师中间说到，我们的治疗快要结束了，但是在我看来，它是在治疗的中间的阶段，是这个亚当给她提出很多要求的时候，她说这个治疗要结束了。所以我想问是，在治疗当中有什么具体的标志，或者说是治疗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让博士能够作出一个结论，感受到治疗要结束了？谢谢！也非常感谢诗露的翻译，翻译非常声情并茂，让我们能够抵达那个地方。老师好，我也有一个问题。我想先说一下其实听这个案例的时候，第一段和后面那一段都有让我特别触动的点。我想问的问题是和第一年的经验相关的，也就是作为分析师，当我自己被卷入其中并且完全淹没在这样一个垂死的、凋零的世界当中的时候，这其实是亚当在经历的这样一个经验。那么当分析师体验到这样一种我独自在内心去吸收、承受和修通他无法承受的、投射过来的这样一个死亡的世界的时候，提到了我自己去修通它，后面实际上是说了这样一个结果的，正是因为分析师或者老师，她可以去接受并且去转化了它，所以亚当也从这样一种“死亡”的母亲世界中存活了下来。所以，我会一直好奇和关注的点是：作为分析师，我们怎样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去存活下来？去修通这种吞没性的非常巨大的死亡的经验？谢谢！我想接着老师这话问一个问题。听到老师说这个个案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被共情，因为确实临床上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来访，好像他会不断地要求咨询师满足他的一些愿望，咨询室也会很多次会怀疑说我这样不满足是不是是对的，真的是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我听到案例中有一个小的转折点，就是当这个来访很多次很多次要求治疗师去回答他，去告诉他她的感受。好像有一次他表述的方式是有一些变化的，他讲了一些他自己更贴近内心感受性的部分，在此之后，咨询师也能更加地理解到这个部分。我想问的是：我在临床中有时遇到的就是有一些议题反复在谈，谈了很多次，但好像确实在某一个时刻，来访他讲出了不一样的话，当然可能在那个时候，我能够听到并且去抓住那个话，给到一些回应。我好奇的是，我在思考这个历程，那个话语的出现是怎样才会出现的？是真的唯有以时间、一次次的铺垫，或者是之前咨询师给到这样的抱持，然后才能等到这样一个话语，等到这样的一个时刻的吗？各位同学，同行，晚上好，我是深泉心理的张志勇。通过小鹅通来观看这次讲座的同行们，可能看不到我的画面，不要感到意外，是为了帮助小鹅通的观众能够更好地聚焦于我们这次讲座。我们将小鹅通中直播的画面固定为Ofra Eshel博士以及我们的翻译杨诗露的画面。我的日常工作是负责深泉心理精神分析教育项目的规划工作。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晚上参加由以色列精神分析学会培训分析师和督导分析师Ofra Eshel博士进行的精神分析临床讲座。Eshel博士是弗朗西斯·塔斯汀国际纪念奖的获得者，她也是国际著名的精神分析学者，她丰富的履历和精神分析成就在讲座简章上已经有了详细的介绍。我们这次讲座的主题是《当死亡闯入-关于死亡的母亲以及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挣扎着保持活力》。我们把它作为一份礼物，在春天即将到来之际，送给刚刚从三年疫情中恢复过来的各位同行。期待它能够帮助到你们的专业工作，从而最终支持到你的咨询中的来访者。我们邀请了资深的翻译杨诗露担任本次讲座的口译。讲座计划持续两个小时。首先由Eshel博士发表主题演讲，剩余的时间将进行问答互动。在讲座开始之前，我们还需要特别感谢陈玲医生对本次讲座的大力支持，她在本次讲座的准备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的讲座在zoom中进行，在小鹅通中直播。下面有请Eshel博士开始今天的讲座。 大家晚上好。首先我衷心感谢深泉心理（Deepsprings）的张志勇以及他的团队邀请我进行今天的讲座。我也很高兴能够向大家呈现我自己的精神分析工作、思考以及写作的方式。我非常地兴奋，我也很荣幸来到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杨诗露，她是我们现场讲座以及问答环节的翻译。就我个人而言，首先我非常感谢Linda（陈玲），她是我的书稿以及演讲稿的中文译者，她在翻译上投入了很多精力，也为我们此次的讲座举办投入了很多。我也要感谢每周与我和陈玲一起审校书稿的中文翻译的阅读小组成员：阎兰、朱培利、邹娜玛、汪银花、段霄丽。我要感谢两位特别嘉宾，来自上海的秦伟博士，以及来自南京的姜瑜博士。我也非常感谢你们所有人，我知道有很多在线倾听本次讲座的听众们。我希望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不会阻碍我们今天一同思考和学习。最后，我想深深地感激我的病人们，他们是我工作中真正的伙伴。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而且我现在依然在向他们学习。我也希望你们今天能看到深入精神分析核心的真正的意义。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座，今天的主题是《当死亡闯入-关于死亡母亲以及在精神分析性治疗中挣扎着保持活力》。当代的精神分析方法努力将精神分析性治疗的范围，扩展至更加严重以及那些最严重的精神障碍病人身上；扩展到更严重的精神障碍或创伤病人的经历之中；也扩展到更加困难的治疗情境，以及深层的非沟通层面。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精神分析性的思维已经从理论和临床上转移到了创伤的领域，无论是个体的创伤还是一般性的创伤，直接的或是代际传承的创伤。这都呼吁我们要改变精神分析性的思维和技术。这些年来，我对精神分析理论和临床的思考，都是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为基础，我也特别借鉴了英国分析师温尼科特和比昂具有革新意义的晚期著作，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关键术语上。这两个关键术语就是分析师或者说是治疗师在病人的经验现实里面，以及在分析性过程的强烈影响中依然能够“临在” Presencing，也就是在那里（being-there），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刻的病人与分析师之间的内在相连 interconnectednes，或者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能够打造一个新的病人-同-分析师的实体，我们也可以说是二位一体(two-in-oneness)。这样我们才可能深化地进入到与病人最深处的情感现实合一(at-one-ment)的那个时刻。为了说明这种精神分析的工作方式，我今天会介绍一个困难的分析性治疗案例。在这个治疗当中，病人呈现出了内心深处的死亡和空虚，这是由于病人是在一个精神上”死亡”的母亲身边长大的。这个精神上死亡的母亲,就正如法国精神分析师安德烈.格林（Andre Green）所描述的那样---这并不是说母亲真的死亡了，或者说母亲突然去世了，而是说这个母亲她沉浸在一个充满了死亡、哀伤以及抑郁的内部世界之中。因此，病人的人际情感世界被母亲的精神死亡以及淹没般的空虚感支配着。一个人在这种“死亡”母亲的影响下，要么会被她吞噬性的、令人窒息的内心世界所困住，要么就算是成功挣脱了这种死亡的影响 ，他们在自己的人际空间中也可能是麻痹的、瘫痪的、失能的，因为他们面临着好像再次会陷入母亲死亡这样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所以他们无法形成亲近的、有爱的，以及亲密的关系，因为每一次的亲密接触，都会唤起他们“死亡”的母亲在自己精神和身体上所产生的一种压倒性的、淹没般的体验。此外，在母亲这种情绪上死亡的强烈影响下，儿童产生了一种想要母亲和自己重换生命这样的一种绝望，但是又很强烈的需求，他倾尽全力想要治愈她，想要让她复活。他怀着巨大的渴望想要修复这样一种核心的基本关系，他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修复自己，修复他的自体self。用Green的话来说，他是“在死亡母亲的统治之下幸存的一个囚徒”。我会跟大家描述在这个过程中，我所进行的探索和我所经历的挣扎，也就是为了在治疗中，在这种淹没般的死亡和空虚感中去寻找到对来访者深刻的理解，并且试图在分析中幸存下来所进行的探索和挣扎，同时要和病人在一起,体验并且在这样的一种湮灭和死亡中幸存。这里的重点，首先是在治疗中这种令人窒息的、摧毁的过程中的病人-分析师的幸存，特别是分析师他有能力并挣扎着在那里，和病人在一起，并且在这种巨大的、吞噬性的死亡的氛围之中，有能力并且挣扎着保持着活力。然而，如果没有抵达同病人绝望和痛苦的内心最深处体验那个合一（at-one-ment）的那一刻，也就是病人和分析师心对心、心与心相连、意义非凡的那一刻，我们就无法完成这一场长达数年的挣扎。这是一个精神分析的案例，这个病人是在一个我们所说的“死亡”母亲身边长大的人，这个母亲对于他爱的能力以及发展情感亲密、情感亲近的能力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病人叫亚当，他是一位33岁的肿瘤学家。他来分析的原因是他觉得和女人建立持续的关系感到无能。在30岁之后，他就开始对这点感到隐约的不安，他不确定这是源于社会对他的期望，还是他对自己的期望。由于亚当相貌英俊，非常聪明，所以对于与他而言，要找到共度良宵的人并不难，但是，这些关系通常只会持续一两晚，之后他就会结束关系。就算是偶尔会有旧情复燃的时候，这样的关系很快也会再次结束。他形容自己在工作的领域上是专业而高效的，不过在情感上是有点疏离的，但是，他把这个特点看作是他自己的职业特征。亚当是独生子，他的母亲在欧洲经历过大屠杀，但是在那些年母亲经历了什么和发生了什么，他几乎一无所知。在分析的第七年，他才敢向母亲询问关于母亲家庭的一些细节，也是在这一次询问中，他才了解到母亲曾经有一个兄弟被征兵入伍，然后失踪了。而亚当母亲的母亲（亚当的外婆），他一直以为她在大屠杀中被杀害了，但事实上她（外婆）在战后留在了欧洲，在亚当六岁的时候知道了她死于癌症，但是在此之前，外婆实际上是音讯全无的。母亲没给他母乳喂过奶，当他出生的时候，母亲的手患了严重的湿疹。因此，除了给亚当做一些清洁工作之外，她几乎不触摸亚当。母亲总是生病，母亲患有溃疡、甲状腺机能亢进、高血压、慢性便秘，还经常做噩梦，饱受折磨。他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母亲经常在夜里做噩梦、尖叫，亚当会偷偷地溜到厨房，把母亲藏起来的饼干吃掉。这让母亲非常生气，母亲会骂他很不乖、没心没肺的。从童年开始，他反复做同一个梦。在这个梦中，有一个时钟就像节拍器一样滴答地作响，母亲的尖叫声会在这个背景中回荡。亚当的母亲有洁癖，所以每次回家之后，亚当就得换鞋、换衣服、一遍一遍地洗手。母亲经常和邻居吵架，也经常会和亚当父亲那边的亲戚吵架，因为母亲自己是没有家人的。她也会和父亲吵架，她会觉得父亲是站在自己亲戚那边。亚当回忆起自己是如何试图阻止母亲的尖叫和哭泣，他想要分散母亲的注意力，让母亲平静下来，他很害怕母亲的这些尖叫和哭声会被外面的人听到，这样的话就太丢人了。亚当的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工作时间很长，回家很晚，有几年他是出远门工作的，周末才回来。因此亚当经常一个人和母亲呆在家里，忍受着母亲的情绪、她的疾病、她情绪的爆发、痛苦和孤独。他很害怕把朋友带到家里来，也害怕自己去朋友家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他18岁开始服兵役时离开了家，退役之后他去到了另一个城市读大学，然后就再也没回到父母家住。我们的分析持续了七年。在今天的呈现当中，我会重点关注生病的、凋零的母亲这个部分，这是我们分析的核心。分析大概一年之后，亚当的情绪就没有那么疏离了。这也在他与女性的关系中慢慢地表现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在医院他对病人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尤其是他跟一名病人的交往是很特别的、异乎寻常，这是一名癌症晚期的年轻女性。他试图把她拉向生命，增强她生活下去的意愿。他称赞说她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实际上这在她瘦弱的脸、头秃着的状态下显得额外的引人注目。他和这个病人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当这个病人的小儿子问起妈妈的病情的时候，他感到很难过。他没有办法告诉这个孩子他母亲的病情有多严重，因为这家人坚持让亚当不要告诉这个男孩真实的情况。她去世后，他参加了她的葬礼，出现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严重的抑郁反应。然后，他的内心似乎有一块堤坝要决口了。几个月之后，他对另外两名女病人也产生了强烈的依恋。先是一名比较年轻的病人，然后是一名比较年长的女性，这两位都已患癌症而且正在接受强化治疗。她们都在接受这种很密集的化疗，他会陪她们去做所有的这些治疗、检查、甚至陪她们去别的医院。他很支持这两个病人，而且会尽他所能去增强她们的体能还有精神力量，而且一天24小时，随叫随到。在分析的第三年快结束的时候，一位孤独的、年长的女性，也是一位内科医生，来到他所在的医院接受手术和治疗。她就成为了当时亚当一心投入的目标。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对她的照顾之中。当她要住院或者去另一家医院接受新的治疗时，他会陪床好几个小时，他会阅读每一条可以找到的、跟她病情相关的信息。当她病情有所缓解的时候，他就陪这个病人去她出身的地方做了一次告别的旅行。他们两人一起拜访了这个病人的故人以及她曾经去过的地方。后来当她的病情恶化时，即便她是在其他科室接受治疗，他也一直在医院陪着她。他每一个空闲的时间都跟这个病人呆在一起。他十分投入到她的疾病之中，投入到她临终前剧痛的状态之中，也投入到她即将死亡、即将凋零的状态之中。他所有的时间、他的关怀、他的感受、他的激情和承诺都只奉献给了她---给了这个病重的、即将凋零的女人，他为了她的生命而战斗。当她变得越来越虚弱，陷入了漠然和死亡的状态，她的眼睛合上了。他无法忍受这个病人正在远离他的感觉，他也无法忍受她即将逝去的感觉，无法忍受她正在“任由她自己死去”的感受。他恳求她睁开眼睛看看他，不要死去，不要离开他。在这个时候，生与死的挣扎是绝对占据主导的。为她的生命而战这件事情，让亚当全心投入持续了一年多。整个过程中，尽管他每次分析都会来，但是我们的分析似乎变得毫无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似乎被所有的事件所席卷，我好像只能在那里，在那些与治疗、癌症治疗相关的大量细节之中，我觉得我说不出什么真正有意义的话。我在想，我是不是也承受着一个孩子绝望地努力着，却什么都做不了、无能为力的那种感受。这个孩子努力挣扎着想要被母亲接纳，但是母亲却已经身和心都病入膏肓了。我的诠释听起来好像越来越微不足道、毫无价值、很空洞。我所说的这些话好像未能抵达到哪里，好像也没有办法触及到什么，好像它落入了一片空虚，无法激起任何的情感共鸣。分析中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进行关联的事情，好像没有办法进行交流，好像我们也没有空间去进行理解和反思。任何东西都无法对抗这个与死亡抗争的封闭的世界，我们也无法闯入这个封闭的世界。我最终变得很沉默，无话可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也越来越清晰地了解到，正是分析所提供的这种抱持、保护和涵容，让亚当能够完全投身于这个凋零的死亡事件，这是他以前从不敢做的事情；这让锁在他体内的创伤性的过往得以在分析中大量地重新活现，在那里，有一个病得奄奄一息的他者的阴影，压倒、吞没并扼杀了与之相关的任何人存在和生存的权利；这也使得拯救和恢复垂死女人生命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幻想得以实现。事实上，这个内容我只听到过一次，是在一次特别困难的分析之后。这次的咨询之前两周，亚当去进行了预备役，这次刚好是他返回医院我们进行的那次分析。除了他的三名病情逐渐恶化的病人之外，他还碰到了一位儿时的女性朋友，这位女性朋友是他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她也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他一整天的时间马不停蹄地在不同的病床间奔波，当他来到分析的时候，他就发狂地说：“我认识的所有女性都患有癌症。”我会感到在那一刻，他的世界完全由为生命而战的患了癌症的女人组成，而这也强烈地影响到了我。由于我们已经两周没见了，或许我感受到的强度是更大的。我发现自己往后缩了一缩，我使劲地靠在椅背上，就好像我在试图与他保持距离，我在和这个充满了疾病和死亡的世界保持距离，竭力地远离这样的世界，好让我自己能够免除这种恐惧对我身体和精神的影响。我说：“今天的房间里满是癌症。”当亚当第二天来分析时，他看上去病了，脸色苍白。他说：“昨天当你说‘房间满是癌症’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你的恐慌。我整晚都感到不舒服，睡不着，我发着高烧，我担心过你会消失，离开我，你想要从这个治疗中走开。现在你和我在一起，靠近我的灵魂......我需要你才能熬过这一关。”在这里，亚当他需要我是一个有助益的、稳定持续、现存的在场者，他不必顾及我的自身需要以及要求；为了他，我独自在我的心中，在我的内心之中去吸收、承受着，也修通着他无法承受的那些投射，以及他的（和我的）内在的那种死亡的世界，而这就是我成为的样子。亚当全情投入到为病人生命而战的战斗之中，他完全地沉浸其中，不知疲倦，坚持不懈，直到最后......病人最终死去的时候，他仍然感到空虚，感到很挫败，感到受到了欺骗，不过不再有罪疚感。他觉得他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那种深刻而古老的罪疚感消失了。在他的病人去世后的好几个月，他都感到一片虚无，就好像他巨大的努力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只有一种徒劳和迷失方向的感觉。后来他和一名的年轻的女医生开始发展恋情，这位女医生在过去的整整一年之中一直都在帮助他，他们两个花很多时间呆在一起；他们会谈论自己，也会谈论他们的关系，有的时候他们的言辞会比较苛刻，但是他整体感觉他们是能够彼此交谈的。他们开始同居，步入了婚姻，然后他的妻子就怀孕了。对于他而言，实际上每一步都充满了困难和疑虑，但是他觉得在这个女人心中，在她对待他的关系之中，有很多爱、关怀和力量，所以他觉得他们的关系还不错。在妻子怀孕期间，他们决定停止进行肿瘤学方面的工作，因为他们觉得抚养孩子和肿瘤学两者之间不可兼得。他们决定一年之后出国，专攻另一个领域。生命力似乎温和地、逐渐地渗透到了亚当的世界之中，那种跟死亡的拉扯似乎正在减弱。尽管这些都没有削弱亚当对病人的这种投入和深刻的承诺，但是他现在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献身于她们，不像过去那样，耗尽了自己的时间和情感。他有两个相处时间最长的癌症病人，年轻一些的那个女病人感觉到了这一点，并对此做出了反应。在他结婚休假的前一周时，这个女病人看着坐在床边的他，尽管他对亚当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她很难过地说：“你去过你的日子了。”对于她说得有点尖锐的这句话，他直言不讳地说：“这难道不是我们都在努力做的事情吗---好好地过日子？”然而，这个女病人坚持说：“但你已经学会过日子了。”这样在分析结束前又过了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第二次与死亡母亲这样一个黑洞相遇---这是更进一步的相遇，也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和第一次有所不同。虽然第一次我们重点处理的是母性的那种凋零的状态，但是这一次我们处理的是母亲的母性身份给他内心留下的强烈的、深不可测的空虚感，所以他渴求也渴望着有一个不一样的母性客体存在。这一次的相遇完全集中在了他和我的关系之中，用Grotstein的术语来形容这种状况，也就是之前我们是“背景移情”，但现在则是“前景移情”，也就是说，在这种前景移情中，分析师作为一个令人满意的，但同时也是令人沮丧的拒绝性的客体清晰地凸显在前景之中。在这一年中，亚当不断地纠缠着我，要我告诉他我的感受是什么，至少是对他的感受是什么。现在，他已经不再倾其热情把生病的女人从死神那里拯救出来，所以他想要拯救生命的这种任务有所减轻，但是他所面临的是内心的空虚感和虚无感。他没有强烈的情感，没有激情，他的“爱是脆弱的”，他觉得他失去了所有的激情，他觉得分析并没有帮他解决他失去的激情和感觉这个问题，原因是我没有告诉他我的感觉。他说：“我必须要听到你说出你的感受，这样我才可以感觉到，这样我才能拥有，才能体验到这种拥有感受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才会被这些感受所触动。如果你没有感受的话，那我又怎么样去感受到这些呢？我又怎么能够去认同这些感受呢？你已经给了我这么多---你的关注、你的关怀、你的稳定，为什么不能给我这个呢？六年半以来你都能给我，现在却不能了吗？”在分析第七年的上半年，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巨大张力之下，我主要是以以下几种诠释的方式来回应亚当对于要了解我的感受的这种要求的。第一种诠释是：他坚持要让我告诉他我的感觉，源于他自己的需求的复活，也就是在他小时候，他的母亲从来没有跟亚当谈起过她自己，她的母亲的过去的经历和她的情感都是被屏蔽的，实际上他的母亲也没有给到他想要的触摸。因此，他必须知道我是活生生的，我感受着他，我能给到他回应。对于我的这个诠释，亚当的反应是，他开始尝试去和母亲谈论母亲的过去，并且他确实也收集到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前文所说的，她的兄弟、她的母亲的一些新的信息。但是，他的父亲担心去回顾这些过去的经历会让母亲感到很不安，所以很快就阻止了他这么做。不管怎样，即使亚当和他的母亲有这样的对话，他觉得内心仍然强烈地渴望着听到我说出我的感受。这种渴望并没有减少。对于曾经缺失的、没有得到过的被触摸的需求也没有得到平息。他需要“接触（我的）感受”，也需要有大量的情感的回应，他需要“一种能够修复所有感觉的感觉”，而且如果我不说出我的感受，他就会停留在他内心之中的死亡与虚无之中。我给他的第二个诠释是：他好像把我置于了一种很类似于他小时候的的处境之中，也就是不断地被要求要做一点什么，来填补他人内心存在的空虚。现在他让我去面对的，正是他曾经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空虚的、吮吸的、难以满足需求的这么一个形象。我给到他的第三个诠释是：由于分析即将要结束，他即将要面临和我的分离，所以他会害怕我的在场会减少，并且会逐渐地消退。再一次，他很担心难以满足需求的、饱受大屠杀蹂躏的母亲会重新占据他的内心，因此他不得不从我这里拿走一些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会以最具体的方式与他在一起。我尝试过的第四种解释是：他很害怕感受，很害怕内心情感的苏醒，他很害怕疼痛，害怕依赖，很害怕想要某个人，因此他想要我成为那个感觉感受，并呈现我的感受的那个人。亚当听着我给的这些诠释以及很多类似的说法，他有的时候表示认可，甚至有的时候他还会进行补充。但是尽管如此，他对我、我的感受依然锲而，以及所有那些令人窒息地想要听到我的感受的坚持，一点也没有发生改变。我对此的体验是，我会觉得是一种很侵入性的，我好像觉得是共生的，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被这些感受淹没，觉得无法忍受，尤其是当我把他对我“没谈及感受”所面临的这种困境，与他生活中曾经缺乏语言和情感这种部分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状况。他说：“就是这样。”他说：“我不能再忍受这里是另一个深渊了。情感之于灵魂就像血液之于身体，我需要你的感受来让我拥有感受......我需要感觉与感觉之间的碰撞......或许,如果我发疯、散架、摔成碎片，你就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你就会变得是有情感的。也许这是因为精神分析训练，你所学到的东西是让你一定不能把你的感受告诉你的病人。”接下来，我向大家描述的这节治疗是一个转折性的治疗，也就是之前他对我无尽的、那种窒息的、不断的苛求我给到他一个回应，在这一节发生了一些转折。在那节治疗的后半节，亚当又激动地说，他说：“你没有告诉我你的感受。我曾经说过，而且你也同意，病人内心的改变也会带来分析师内心的改变。可是你内心的改变在哪里？从一开始，你是善解人意的而且富有共情的，但是你从未告诉过我你的感受。把你的防御，把你分析的防御放在一边吧。一朵花必须要有阳光和雨露才能绽放，我必须要拥有你的感受才能继续成长。我在一本书中读到，母亲赋予情感，并给它起一个名字，于是婴儿就与她的情感联系在了一起。我妈妈做不到那样。我是空的。它就得在那里！我必须拥有你的感受！我都快要哭了，如果我不告诉你，我甚至都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他听起来情绪非常激动。当他说出这些饱含情感的话语时，我感觉我的内心似乎在发生一些变化。这一次，他所说的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以一种不同的、很陌生的，但是也很触动人心的方式传到了我的耳中。这一次他所说的话不是一成不变的、无休止的、令人窒息的对我的苛求，而是越来越多的让我去信任、去相信它们是正确的，有正当性的，也是很本质的，以及对一种感觉，对活着的母亲的强烈的、深切的渴望---这些话触动了我的心。这时房间一片寂静，我寻找着一种方式来表达我内心的这些感受，然后我说，“我感到你完全正确，只是我做不到。”我悲伤地说出这句话，我深刻地感受着这种痛苦，这种被剥夺的感受，这种丧失。我期望我自己能够消除这些，但是我做不到。这节分析一直沉默，直到结束。当亚当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他踉踉跄跄地走路，走到门口的时候差点摔到。下一节来分析的时候，他情绪很激动立即问我为什么做不到。他说：“我不是找你要爱，我只是要你说出你的感受。”他告诉我，前一天晚上他非常地激动和疑惑。他说：“很激动，因为如果你理解了我的感受，就有可能继续下去，也有可能给我自己。”他还，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他对于尚未出生的孩子的爱，但他也感到疑惑，他说：“......既然我们的治疗快结束了，或许你现在就是想安抚一下我而已，所以我很怕被误入歧途，我无法忍受那个样子！对我来说太太重要了你看到了我是怎么反应的。”从这个时候开始，亚当说话的方式有些不同，他那种巨大的、苛求的、很有压力的状态缓和了下来，他那种强烈的需求不再遭遇一种空白和空洞。我以前说过的话，现在开始在他的心中引起共鸣，或许恰好是因为他所说的话已经触及、触动和影响到了我。尽管他一直在说他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但是他的话语之中却有一种悲伤的要去接受的味道，对于他和他母亲之间从未拥有过的在这一切，他所需要的感受，我也无法给予他，因为我们是一种分析性的关系，对此他感到痛苦、失落、也是真正的哀悼。他说：”我现在对这些事感到平静一些了，但这很难。如果我想要妈妈的抚摸，想要妈妈的乳汁，想要她对我回应---那是不可能的。这对我来说只是一场灾难。所以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是给了每个人我的触摸，我的美好，但是我的内心却是被封印住的。在这里，与你一起，我再次打开了孩子的心扉，我做一个孩子的需要，我极度渴望一个拥抱，渴望着爱。而在这里，这也不可能发生，这让我感到很伤心......就像我的心脏有一块被堵住了，不得不绕道而走。虽然我也知道有其他的办法，但是很困难，而且这是不够的。”分析现在成为了一个匮乏的地方，一个为过去没有发生的，而未来也不会发生的事情哀悼的地方，但是，这里不再有虚无和完全的死亡。在这几节的分析当中，我敏锐地觉察到，他和我似乎都在尝试着体验被感觉到意义和真实的那些很重要的东西，而不再是和空虚、空洞相关的那些感受。在分析中开始浮现出分离的感受，他说：“你消除了我的怨气，我现在没什么好抱怨，没什么好哭的了。但是现在，其他的哭声---害怕我是独自一人的这样的哭声开始呈现了出来。我害怕如果没有这样和你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这一点你真的是魔法师。在这里我不是一个人，一切都不会把我吓到。你就是那个缓冲器，所以我是被保护起来的。”到了分析快结束的时候，他说：“我会想念听到我身后你那平静的呼吸。对我来说的那些部分，你的微笑，甚至大笑......我在你还有这些幻想所营造的世界中活着并呼吸，这些部分已经在我的内心建立了起来，在我的心中苏醒了过来，拯救了我。”在当年的年底，分析正式结束了，这也是他出国前的最后一个月。在与亚当在一起最长时间的两名癌症病人---年长和年轻的那两位病人---都去世了。她们两人的离世，以最决然也最具体的方式表明，从死亡的母亲身上解放出来是多么的艰难，那种罪疚感、被抛弃、沉痛、焦虑、悲伤痛苦的情感是多么的纠缠，然而，也许正是因为生命和活下去的这种权利已经在他内心牢牢扎根了，所以他可以继续向前进。在他离开的前一晚，亚当给我写了一封告别信，信中他引用了Dylan Tomas的一首诗：死亡也并非是所向披靡，我认为这对于他、我们的这段分析的工作，还有对于我自己来说，都具有特别的意义。接下来是讨论的部分：死亡和在空虚深处进行分析性的工作。我将首先阐述病人，在病人死亡和充满摧毁性力量的内部世界中，病人和分析师都分析性地幸存，活了出来。根本上，是分析师能体验到分析中的死亡和摧毁性的部分，并且从中幸存下来。多年来，不同的精神分析流派都有一个主要的主题，是分析师与病人的内部世界要保持密切的联系，从弗洛伊德（1910）那时候就开始谈到，精神分析是发生在病人感受以及被压抑的材料的邻近区域之中的。但是，如果发生了病人因为“死亡”的母亲的经历而吞噬分析师的情况，因靠近病人的世界而受到病人世界的影响，分析师的内心必然会发生一场激烈的挣扎。接近这个世界，或者处在这个世界里，意味着我们被困在，以及被吞噬在这个死亡的世界之中。保持远距离就意味着我们与病人凋零的世界，以及与深刻的、湮灭性的核心体验不会有任何情感的接触。这也意味着我们始终是停留在外面的、远离的，我们是不受到病人影响的，因此在我看来，也就不可能发生任何的改变。Green（1986）主要就讨论了当我们面对这些淹没的、令人窒息的情境有关的技术性的问题。他建议我们去改进我们的技术，关于“死亡”的母亲，有这样经历的病人，我们可能要去改变一些这种均匀悬浮的对等性的分析技术，因为我们对于这些摧毁性的力量和仇恨的诠释实际上是次要的，而且去诠释“永远接近不了这些内容的原始核心---母性原初客体的回撤”，这实际上会造成“心理洞”。Green他更喜欢温尼科特的立场，他也谈到了温尼科特“客体的使用”这篇文章。在其中一个段落里，格林在情感上很鲜明、很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个部分和分析师感受的关联。死亡的母亲拒绝再次死去。分析师经常对自己说：”这次搞定了，这次成了，这个年长的夫人真的过世了，病人终于能够活下来了，我也可以稍微喘口气了。”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那这就好像是在移情或者在病人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创伤，而这给了母性形象新的活力。这是因为她是一条千头蛇，人们都会相信每一击都可以斩草除根，但事实上，每一击都只是砍掉了其中的一个脑袋而已。那么这头野兽它的脖子是在哪里呢？回到亚当这个临床案例，我毫不怀疑，在分析的工作中，“死亡”母亲的巨大威力被遏制住了，甚至被战胜了---Green把这个死亡母亲的威力描述成千头蛇，对于她而言，移情或者生命中任何小的创伤都会唤起她的新的活力。无论是她对病人的强烈影响和不可抗拒的拉扯，还是说病人为他自己打造了一种生命而真正解放自己的能力来看，都是如此；分析师分析的工作经受住了在这段分析中，同时也是在现实中，他与分析师一起体验到的这些创伤。然而，我们使用分析师反移情中的死亡体验，来给病人一些口头的象征意义层面的诠释，在这里并没有发生---尤其在我们最困难的那一年多的分析里并没有发生，在当时那个阶段，病人完全沉浸在他为垂死的癌症病人而战斗的过程之中。我被死亡、垂死，还有挣扎着拯救的那种黑洞困住了，我似乎没有办法发挥我的功能，似乎没有办法发声，好像瘫痪了一样。这种状况主宰了那一段的分析，看上去我们似乎需要比诠释更重要的东西，才能促成病人的心理变化。那么在这里起作用的到底是什么呢？我将尝试用语言来表达我在这段分析期间，以及我之后的一些感受和想法---对在分析中幸存并且保持活力这样的一个体验的基本动力学作用的思考。在这段分析中，病人曾经是一个在“死亡”母亲身边长大的孩子---母亲在情感上和身体上都是生病的，从婴儿期起，病人就受到她内心的疾病以及这种死亡感觉的影响，对于他而言，这就像是一个拉扯的、一个扭曲的，不断吞噬着他的黑洞。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到“死亡”母亲的强烈影响，他冻结住了自己自体的体验，冻结住了他对母亲的爱、感情、回应的渴望和需求，温尼科特认为“与此同时会出现的是一种潜意识的假设（这也可能会成为一种有意识的一种希望），那就是他能够唤醒一些，能够获得一些新的体验的机会，也许会晚一点出现，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失败的情境能够被解冻，然后重新体验到，个体就会处在一种退行的状态，这就需要有一个能够充分去适应他的环境。”确实，在分析所提供的这种抱持性的环境之中，亚当走出了这种疏离的、冻结的自体状态，重启了他内心当中最深的、最激烈的、也是最可怕的激情部分---那是他长期埋葬的内心的渴望，他渴望修复自己的原初的关系，也以最具体的、最彻底的、绝对的方式将母亲从死亡中拯救了出来，也拯救出他自己。我卷入其中，我也完全被淹没在了这样一个凋零的充满死亡的世界之中，而这正是他特别核心的体验。他迫使我去了解和感受，跟一个生病的、垂死的女人在一起是什么样的感觉；他迫使我在面对一个通过理解、接触或诠释都无法触及到，而只有通过面对真实的、垂死的这种经历才能够去触及到的这个人时，去感受到我自己的失能的、瘫痪的感觉；他也迫使我要去感受那种因为死亡主宰了我和分析，而产生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恐惧，以及意识到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感受到的无助和不堪重负的感觉。我们被这种死亡和凋零的感觉主宰，我们也被困在这种黑洞一般的体验之中，这种体验是如此的真实。我们发现什么都没有被留下，只有死亡和生存之间的相互的这种作用留了下来，它们之间在挣扎。我现在意识到，这是病人的自体，以及他的客体世界，以及他的过往交汇的一次极其深刻的体验。这种内在相连的、存在的状态对于分析性的过程至关重要，因为分析师在那里，欣然接受着病人的一些可怕的体验，而没有对此关上大门或者是回避。而分析师也努力去耐受，并且修通这些令人痛苦的感受和死亡的感觉，然后幸存了下来。这最终改变了病人存在，以及他与他人关联的基本的体验。那这种黑洞般的、吞噬性的、死亡的感觉就能够被感觉到，而且我们也能够跟它呆在一起，然后慢慢地随着时间和我们的努力，我们能够在自我-和-他者的内在相连的体验之中去涵容这些体验，然后活出这样的体验，最后从中得到恢复。然而，在治疗前五年，尽管我们面对了生命和治疗中这种大量的、淹没性的、死亡的体验和凋零的世界，也努力去抱持涵容，并幸存了下来，但是我们仍然丢失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在分析第七年的上半年，我们很挣扎地与亚当母亲的死亡给他内心留下的巨大的那种空虚和虚无的感觉在一起工作，以及与他想要有一个不一样的母亲的巨大的渴望在一起。我们似乎还没有达到“这一系列的原始核心”（Green），或者，用Tustin的话来说，那些位于他存在核心的那种心碎的体验还没有被体验到。亚当不懈地要求我告诉他我的感受，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修复他的空虚感。尽管我给了很多的诠释，但是在这种窒息的，好像很贪婪的一味的要求之下，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有当我和他为了情感幸存所发出那声哭喊呆在一起的时候，只有当我和他真的完全呆在一起，而且说出：“我感觉你完全正确，只是我做不到”这样的话时，这种令人窒息的、这种不断的坚持才会发生改变。是不是正是这一刻，我与他的那种内心的希望相遇了，那就是他希望有人真正理解他，而他可能会获救？对于这一节的咨询，我收到了很多很有趣的回应和诠释。但是，对我来说，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合一”的那个时刻，也就是当我们内在相连，一同在场，我们深化地进入到亚当内心最深处的情感核心现实的合而为一的时刻。我完全处在了他空虚的情感现实之中，然后完全深陷在一个他对于敏感的、有感受的母亲的恳求之中。当我对他说：“我感觉你完全正确，只是我做不到”，从本质上说我是在说我希望我能做到，但是我很难过我做不到，因为我感受到了---我的心感受到了---他的丧失、痛苦、匮乏、心碎和绝望的深渊，我感受到了他所说的，他的需要真的就是最正确、最需要、最根本的。对他所说的这些部分，我认为正是他所需要的，也是最正确的，也是他最基本的需要。这是一次量子的跃进，还是一种深刻的心与心的感受，感觉与感觉之间的连接。在这一刻之后，我们的治疗过程，以某种很根本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我认为在这一时刻，也只有在这一时刻，出现了病人与分析师“合一”的这种状态。它在创伤的，或者说原始的，很核心的体验层面上，能够转化这种我们所感受到的痛苦。我有点好奇，就是老师如果满足了病人那个愿望，他的那个巨大的需求，结局会怎么样呢？实际上我自己也很多次地问我自己这个同样的问题，我也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发现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也许他内心深处并不是真的想要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直接的回答，他想要的是我在内心当中抱持着他，就像抱着一个宝宝一样，然后我把我所有内心的感受都给予他回应。但是，这个部分并不是说好像是长大一点的孩子问你这个问题，然后期待你给到一个回答。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非常早期的，他与他的母亲之间没有获得的那个部分，他希望我给到他。事实上，我也尝试着想去回答他这个问题。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他问的这个问题似乎又不是一个我们用语言能回答的问题。因为他问的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种感受，是他作为一个宝宝，他对于妈妈的渴望，给到他回应的那些感受。我的问题是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当老师中间说到，我们的治疗快要结束了，但是在我看来，它是在治疗的中间的阶段，是这个亚当给她提出很多要求的时候，她说这个治疗要结束了。所以我想问是，在治疗当中有什么具体的标志，或者说是治疗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让博士能够作出一个结论，感受到治疗要结束了？谢谢！也非常感谢诗露的翻译，翻译非常声情并茂，让我们能够抵达那个地方。我有两个点想要去回应。第一个就是关于创伤的部分。实际上当谈及创伤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来访者他怎么去叙述这样一个创伤，以及他是怎么感受到的。在这个来访者的背景中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在他第七年分析，他去问他妈妈，他之前并不知道他妈妈的家庭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直以为外婆在战时就已经死亡了，在那之后他才知道外婆是死于癌症的。但是，无意之间他选择了作为一个肿瘤的医生，就好像他虽然不知道，但是他好像又知道，他好像无意识之间选择了这样一个职业和背景，我们说这个部分和癌症其实有了一个很紧密的联系。所以，当我们去探讨一个人他的创伤的过程的时候，也许有很多无意识的部分，但是也会看到，创伤可能能在我们的幻想或在我们的内在世界有很多部分它是隐藏起来的，也许不是外显出来的，但是它可能能够在治疗当中、发生的历程中、在这个历程中显现出来。第二个关于结束的这个部分。实际上。一方面我们谈到他的这个结束跟他决定要出国有一些关系，但现在回来看的话，我在想我们好像也是以某种比较好的方式去结束的。原因是因为实际上在那个阶段，他已经开始真正地去生活了，他也开始和一个女性结婚，他又能够去建立这样爱的关系，他们后来还有了两个孩子。这是他能够作为一个人去好好的生活，我觉得这可能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点。老师好，我也有一个问题。我想先说一下其实听这个案例的时候，第一段和后面那一段都有让我特别触动的点。我想问的问题是和第一年的经验相关的，也就是作为分析师，当我自己被卷入其中并且完全淹没在这样一个垂死的、凋零的世界当中的时候，这其实是亚当在经历的这样一个经验。那么当分析师体验到这样一种我独自在内心去吸收、承受和修通他无法承受的、投射过来的这样一个死亡的世界的时候，提到了我自己去修通它，后面实际上是说了这样一个结果的，正是因为分析师或者老师，她可以去接受并且去转化了它，所以亚当也从这样一种“死亡”的母亲世界中存活了下来。所以，我会一直好奇和关注的点是：作为分析师，我们怎样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去存活下来？去修通这种吞没性的非常巨大的死亡的经验？谢谢！我想你说的这个部分真是特别困难，但是也是我今天主要想去谈到的一个部分。因为当我们和来访者的内在世界进行工作的时候，总得有一个人，他是能够去抱持、涵容这些内心世界所呈现的各种元素的。来访者他是没有这个能力去抱持和涵容的，他会把这些东西投射出来，安置在我的心灵当中，我就得找一个方式去，找到一个出路来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所以这确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具体在这个个案当中，实际上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中间的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谈到亚当在成长的过程中，当他还是个小孩的过程中，大家还记得那个细节，就是他在妈妈尖叫的时候，他躲在了厨房去吃妈妈的饼干。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是多么的害怕，他也被那种尖叫、妈妈的哭泣所压倒了，觉得有很淹没的感觉。但是妈妈对此的反应是，他是个坏孩子，他没心没肺。但是当他把这样一个材料带到咨询室中的时候，在分析中，我并没有像妈妈一样说你是个坏孩子，我跟他去说的时候，我说的是，你在那个时候你是多么的害怕呀，你是多么的对此感到恐惧呀，所以他在这里就有了一些对同样事情不同的体验，然而慢慢地他就能带来越来越多的体验，能够渐渐耐受这些部分。我会觉得我也给到了一个足够好的解释，从开始他对这段体验是”我好糟糕、我是多么不乖的一个孩子“，到这个体验是可以忍受的。虽然这个过程去忍受它很困难，但是在咨询和在分析的历程中，我们就能慢慢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去改善这种体验。我们也谈到他很害怕，因为他觉得身边的人都患了癌症，好像都会离他而去，他也许会对我有这样的体验，他也许担心我会离开，我们去处理这部分的这种方式就是我们去谈论这个部分，对这个部分进行工作。而这个部分它不仅仅是动用我们这个心智与大脑部分，实际上也要动用到我们情感和情绪，才能真正去触及这个创伤性体验。你刚才问这个问题实际上特别核心。因为我在分析中也许我给到他很多很棒的这种很精彩的诠释。但是诠释本身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去触及到他那些非常核心的体验，实际上要触及到他核心的体验需要一些别的东西。
我想接着老师这话问一个问题。听到老师说这个个案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被共情，因为确实临床上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来访，好像他会不断地要求咨询师满足他的一些愿望，咨询室也会很多次会怀疑说我这样不满足是不是是对的，真的是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我听到案例中有一个小的转折点，就是当这个来访很多次很多次要求治疗师去回答他，去告诉他她的感受。好像有一次他表述的方式是有一些变化的，他讲了一些他自己更贴近内心感受性的部分，在此之后，咨询师也能更加地理解到这个部分。我想问的是：我在临床中有时遇到的就是有一些议题反复在谈，谈了很多次，但好像确实在某一个时刻，来访他讲出了不一样的话，当然可能在那个时候，我能够听到并且去抓住那个话，给到一些回应。我好奇的是，我在思考这个历程，那个话语的出现是怎样才会出现的？是真的唯有以时间、一次次的铺垫，或者是之前咨询师给到这样的抱持，然后才能等到这样一个话语，等到这样的一个时刻的吗？实际上这个部分有两个很重要的地方。首先它确实是需要时间的，你要让一个人真正的敞开心扉去告诉你他真真正正最核心的需要是什么，这一定是需要时间的，我怎么样能够拥有那个时间呢？你至少得有这个时间。这个其实就决定于第二点，就是你需要真的和这个来访者在一起，你需要与他同在，你和他之间也是一个相互的互动的过程。可能当你也能够和他同在一点，他告诉你多一点，你又能够理解他一点，他又告诉你多一点，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逐步达到他可以说出这些话的时间的。所以这两个部分都是很需要的。我们也可以想到温尼科特他的《崩溃的恐惧》这篇文章当中，他谈到这些来访者，他们实际都很恐惧这样的一个瞬间的，因为他曾经在这个瞬间发生的时候是有着很可怕的体验，所以他觉得这一系列事情都是不可以呈现出来去思考的，是不可思考的，因为它是如此的可怕。所以要真正达到那一步，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部分，就必须一步步地来，你听到一些事情。你思考。然后你反馈，然后再听到一些东西。你再思考。再反馈。来访者的心里慢慢地就会有一种希望感，说这个人他可能真的能够去理解我的，能够真的理解我的过往，理解我的体验的，然后他就会说出更多深层的东西。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状态，确实需要你至少能和他现在呈现出的这些体验同在，然后你能够进入到这些体验当中，但是我们知道这也确实是很困难的。我想我们做为工作者，对于经典的精神分析，它会觉得如果当来访者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你这个诠释不足够的时候，它可能可能会被理解为是对诠释的阻抗。但是我不这样认为，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阻抗，如果来访者告诉你这不是我想要的，这不是我想要的，这是他很重要在告诉你的他的一个需要，他就是在给你做督导，说他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当诠释不足够的时候，说明我们需要一些别的东西，而且我们心理上的这种创伤还和身体的创伤不一样，比如身体上你的手划破了，医生会说你的手划破了，但是你告诉一个来访者说你的心碎了，这可能是不足够的，你需要做一些事情来帮助他，你需要去吸收他的体验，你需要和他一起去工作，就很像是你牵着一个在黑夜中行走的孩子的手，你拉着他，你们是一起在让他感到很害怕的街道上行走着，一起去面对那个黑洞，一起去面对这些黑暗的恐惧的体验。通过今天的讲座，我想要告诉大家，确实我们在面对的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确实需要我们做出很多的努力。因为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个超越了原来我们所学习的，关于精神分析的一些内容，我们好像在做一些超越了原来我们觉得是精神分析局限性，精神分析不做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要意识到，现在有越来越多带着创伤的来访者，来到精神分析的治疗当中，来找到我们，他们带着这些很深的创伤来，那我们治疗的深度也要匹配上他们带来的这些创伤的深度和他们的困难，我们才能真正的工作到那。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到这些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来访者他们也在告诉着我很多，他们也在教我，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不断地在我们的工作中寻求一些更多的、一些超越的、一些真正适合他们的工作的方式。我们也看到最初，其实弗洛伊德谈到，早在1919年他就有说精神分析是不适于治疗那些自恋的、精神病性的、边缘性的来访者。那我们现在也看到，实际上精神分析也能够帮到这些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