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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贵:教育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我们内心

徐蓓 崔永元 新校长传媒 2017-01-05

        《解放日报》记者徐蓓和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同访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的文章。文中希贵校长对十一学校改革的理念和路径解读得很清晰。我个人很欣赏文章的标题“突围,突围!”的确,面对当下中国教育的困局,十一学校打的就是一场“突围战”,立足学生的需求和选择设计“突围”路径。面对不少人关于“十一学校改革难以复制”的疑虑,李希贵的回应淡定而深刻:“改革过程中最大的阻力来自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首先觉得不能改,那再好的条件也不能让改变自然发生。如果我们认定必须改,一所大城市的学校和一所山沟沟里的乡村学校,同样都可以进行教育改革。”

       

突围,突围!

——与崔永元同访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

 

        采访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是因为崔永元先生的推荐:“这所学校非常特别,甚至有点奇怪。”
        这的确是一所“奇怪”的学校:没有班级,没有班主任,学生们每天根据兴趣在不同教室“走班上课”;校园里有学生自己开办的“银行”、广告公司、基金会,还有学生设立的奖学金……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可走进学校,你会发现这里的学生阳光、自信、快乐,而且高考成绩也名列北京市前茅。
         当很多人面对教育困局束手无策时,李希贵和他的同事们选择不断“突围”:“让学生拥有自己的选择权,相信他们会因选择而生发责任,进而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栋梁之才。”这是他的突围路径,也是教育改革实践中的一招好棋。
       人生像一枚硬币,如果正面是“选择”的话,那么背面就是“责任”

         解放周末:中国的教育是一个长久以来让人关注又时感困惑的问题,好像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路径,不知从哪里突围。有人说,在你们学校看见了教育本质上的改变。

        李希贵:长期以来,我们给学生提供的课程太单一,不同能力、不同兴趣的学生都只能学同样的内容。课堂上大量的重复练习、机械训练,一刀切的管理方式,让学生在学校完全处于被管制的状态,缺少生长的空间。
        我们的突破是从选择开始的。好多问题都是因为有了选择,才迎刃而解。商场里的东西,不用粮票布票,你拿着钱就可以买,就很自由;有了自助餐,吃饭喜欢吃什么就取什么,自在了很多。具有选择权,是让学生自由呼吸的一个前提。
        所以,我们取消了班级,也不设班主任,每一个学生都有一张自己选择的、独一无二的课程表,他们每天背个书包从这间教室走到另一间教室去上课,就是我们所说的“走班上课”。

         崔永元:班主任相当于“县长”和“乡长”,掌握着班里每个学生的“控制大权”。您把人家的权力都取消了,对老师们的冲击大吧?

        李希贵:如果你们前年来,会发现很多老师非常纠结,甚至苦闷,很多人都哭过。为什么呢?他们感觉失控了啊。以前走进教室,40多个学生坐在那里,老师们觉得心里很踏实。现在你去看,学生都不在。上语文课的在语文教室,上数学的在数学教室,原来一个班的学生现在分散在好多个教室里。
       还有,没有班级了,老师也就没有原来那么大的权力。过去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要先想想是不是真的有道理、有依据,因为要是没有,学生就不一定听你的。每个人都必须服从真理。

         解放周末:这种改变的冲击非常大。

        李希贵:过程也非常痛苦!过去老师只管自己备课,我用的参考书你们学生都没有看过,课堂上一讲都是新的,学生觉得老师讲得好,有学问。现在参考书全部公开放在教室里,都放在书架上,有些书老师还没看完呢,学生已经看完了,老师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套路来教学生是行不通的。电脑都在教室里,有时候讲着讲着学生上电脑一查,说:老师,你刚才讲错了。这种挑战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
  但就算再痛苦,也不能再倒退回去,只能往前走。那时真觉得是在深水区里呛水,不知道能不能游出去。

          解放周末:最终是什么让你们坚持下来了?

        李希贵:因为这种改革的成效一点点显露出来了。有了选择后你会发现,接下来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人生像一枚硬币,如果正面是“选择”的话,那么背面就是“责任”。既然他们自己选择了,那么他们就会对自己负责,慢慢地,他们也会对别人负责,甚至对学校、对社会负责。这个变化可能一下子看不见,但它确实一点点在那里慢慢发生了,这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

           师生关系一平等,真的教育就出现了

         崔永元:把选择权给了学生,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平等。这让我想起李校长您在书里说过,教育就是从平等开始的,您写了自己做错事向学生道歉的故事。我看了这个事,当时觉得不道歉也行,因为您是班主任,权威嘛。您为什么这么在乎平等?

         李希贵:平等了之后,孩子们才变得真实起来。在老师面前不再需要伪装,全部坦露出来。当然,他一不装,你就“麻烦”了,因为问题也就暴露出来了。过去你看到的很多可能都是假象,学生表面上都很乖、很听话,实际上并非都是如此。现在他让你天天看到他真实的样子,有的学生散漫,有的学生浮躁,有的男女生之间交往过密,他们都不回避老师。有的还主动和老师商量:“我们俩互相有了好感,有点影响学习,你看应该怎么办?”老师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过去没人这么问过他。类似的新问题很多,老师只能回去重新“备课”。
        这意味着真正的教育来到了,这时候需要智慧的教育。过去学生出了什么问题,班主任更多地是用行政权力批评学生,或者打电话告诉家长,可是学生心里并不服。那是假教育。现在呢?我们有一位老师因为学生上课时不守纪律,就采用了比较粗暴的方法训斥学生。结果课后老师花了1个小时和学生谈话,也没有把学生说服。陆陆续续谈了半年时间,终于有一个下午谈明白了,老师和学生互相道歉。这个教育的过程虽然漫长,却有长期的效益,你这回把学生教育好了,他就是真的好了。

       解放周末:表面上看起来这场教育改革就是取消了班级、没有了班主任;但实际上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了一连串的变化。

        李希贵:对。我们在开始设计走班制的时候,当时想得多的是,没有了班级,怎么加强德育工作,怎么加强控制力,怕乱了。但没想到,师生关系一平等,真的教育就出现了。每个老师都是班主任,人人都真正关注教育了。以前你教数学,讲好数学就好了,学生思想工作让班主任去做,现在不一样了,学生的事都是自己的事,老师们真正从学科教学走向了学科教育。
        我们的老师现在真的很累;但他们心里很充实、很兴奋,他们觉得自己是真的在干教育事业,他们不再有职业倦怠感,因为每天遇到的问题都是新的。学生们不断给老师提出新挑战、新课题,重新点燃了老师们的教育激情。

       “你们的利润打算用来干什么?”他回答说要拿出一半利润去从事公益事业

        崔永元:我每次来到这个学校,都觉得李校长在学校里好像没什么权。有一回学校举行成人礼,都是学生自己组织的,说好给校长3分钟时间发言,校长嫌时间短,就跟学生讨价还价,结果也只得到了5分钟的发言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呢?

        李希贵:因为孩子们是学校的主人。我们给学生们选择权,不仅是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喜欢的社团,而且让他们自己管理学校。我们学校有一个“校园机会榜”,就是把学校日常管理的一些工作通过招投标的方式交给学生去做,比如体育器械招投标、食堂饭菜质量测评、图书购买年度计划等等。这些工作一旦放手让学生去做,常常会让我们看到一些令人欣喜的创造性方案。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这场教育改革给您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李希贵:是的。第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学生们渐渐有了独立人格、独立思想,随之而来的是他们的创新精神被激发出来。以前,老师总是觉得,学生只要不在眼皮底下,就是去做坏事了;老师看不到学生,心里就不踏实。而现在的事实证明,不在老师的眼皮底下,学生通过自主实践、自主学习,不仅实践能力增强了,而且充满了创造力,像我们学校的学生“银行”、学生影院、网店、模拟国际组织等,都是学生自己创办 的。
         第二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学生们有了社会责任感。有一次我问学生 “银行”的行长:“你们的利润打算用来干什么?”他回答说要拿出一半利润去从事公益事业。十一学校里有家“乐仁咖啡厅”,董事长是一名女生,她用咖啡厅的盈利设了一个“乐仁奖学金”,奖励从事公益活动的同学。在每年的颁奖典礼上,我颁的是“校长奖学金”,她颁的是“乐仁奖学金”。这真的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孩子们从为自己负责开始,逐渐建立起为家庭、为学校、为社会负责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于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

        这棵树与那棵树并不一样,我们没有权利通过竞争淘汰任何一个孩子

        解放周末:现在让很多老师、家长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怎么给学生减负。你们这样让学生额外做了很多事,会不会增加他们的负担?

        李希贵:我认为减负的概念需要重新考量。对于什么是负担,要重新认识。如果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特别有益的东西,他又喜欢去做,那不能叫负担。有一个喜欢影视技术的学生,晚上在家剪辑片子,干到凌晨2点钟,星期六一天没出过房间。他自己愿意啊,你能说是负担吗?在十一学校,重复练习、机械训练,被大大削减,我觉得那些东西应该减掉;但学生喜欢干的事,应该给他们充分的空间。

        解放周末:十一学校的这些改革和变化,让很多人觉得赞叹;但也有人觉得这种改革像是个天方夜谭,没法复制。您觉得呢?

        李希贵:很多同行也来问我,这场改革最关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的一个深切感受是,改革过程中最大的阻力来自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首先觉得不能改,那再好的条件也不能让改变自然发生。如果我们认定必须改,一所大城市的学校和一所山沟沟里的乡村学校,同样都可以进行教育改革。当然条件不同的学校,实施起来会有不一样的效果;但你要是好好根据学生的天性来设计改革的话,一定会比原来的效果好。所以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观念和内心的改变。

         解放周末:需要什么样的观念?

         李希贵:长期以来,我们的传统教育一直是“不见树木,只见森林”,我们希望把所有的孩子都变成一样的 “好学生”,让所有的孩子都走在同一条通往所谓的成功的大道上。但实际上,这棵树与那棵树并不一样,我们没有权利通过竞争淘汰任何一个孩子。于是,发现每棵树的生存需求和生存价值,就成为我们的新挑战。发现那棵树,就要为他搭建合适的成长平台,让学生自我认知、自我唤醒、自我发现,从而形成独立人格、独立思想,最终成为与众不同的自己,这才是教育的根本。所以,要改变中国的教育现状,只有从学生的成长需求入手设计“突围”路径,这场教育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我为什么推荐北京十一学校

■崔永元

         我对教育是极感兴趣的,又觉得教育特别没意思。为什么这么矛盾呢?

        像我这样的人,在社会上经常“欺负”我的,不是有很大权力的人,而是停车场管理员等最普通的老百姓。每当他们“欺负”我的时候,我心里会特别难受,因为我觉得我这些年干的工作就是为他们呼吁,希望他们在社会上得到公平的待遇。我的心里很不平衡,就在想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实际上是教育出了问题,因为他们始终得不到尊重,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尊重别人。这个教育,不只是学校教育,也有社会教育、家庭教育。

         想通以后,很多事我都想通了。比如大学生投毒,比如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做了高级领导,照样干坏事,这些都是教育生态出了问题。

        我对学校教育不太感兴趣,因为觉得学校教育说得再热闹也没用,考不上大学,甚至考不上好的大学,一切都免谈,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种现实。但是这个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一直在想,在寻求答案。

        我曾参加过解放日报“文化讲坛”全球五大博物馆高峰论坛,俄罗斯冬宫、法国卢浮宫、英国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中国故宫博物院的掌门人一起来演讲和讨论。那天我是场外主持人,有一个采访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问卢浮宫的负责人:“每天来卢浮宫参观的人特别多,你们怎么看待如潮水一般的游客?”这位负责人的回答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她说:“这是个哲学问题。你们觉得人很多;但我们觉得人不多。因为有很多人由于经济原因、宗教原因,以及各种各样的原因,一辈子也来不了卢浮宫,所以我们卢浮宫设有一个基金,专门用于让这些人来看卢浮宫。”我听完这段话,脑子有点发闷。如果只从博物馆经营的角度去看,我们永远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她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再回过头来说北京十一学校。我觉得李希贵校长就有点像那位卢浮宫的负责人。他想的问题不是那些普通的事,而是另一个层面上有关教育的本质问题,所以他们学校里发生的很多事都很“奇怪”。

         第一件事,我去学校见李校长,去了好几次,一次都没去过他的办公室。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办公室基本上都被学生占着。学生有他办公室的钥匙,所以我们只能在其他地方谈事。

          第二件事,他陪我到学校各处看看。有一次我们到一间教室,一开门,那里有两个孩子在自习,李校长马上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离开的时候校长又说了句:“对不起,打扰你们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一位校长这样。

          第三件事,那天我拿出一支烟在学校里抽,忽然听到有个学生说:“谁在抽烟?”然后旁边的人就说“崔永元老师在抽烟”;但那个声音毫不迟疑,接着说:“把烟掐了!”我赶紧把烟掐了。这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我们平时很少见到。我想,这个孩子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这个学校是他们的,他们说了算!我总是在想:在我上学的过程中,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会怎么办?我一定跑着去给拿烟灰缸了。

         还有一次我去参加十一学校狂欢节。应孩子们要求,我打扮成了一条蛇,校长则扮成了《哈利·波特》中邓布利多校长的模样。我们在后台,听到外面的孩子们在不断欢呼。当喊到我和校长的名字时,我们跑出去,我是倒数第二个上台,校长是倒数第一个。我很自信,我想当我和校长上台时,孩子们的欢呼声一定会更大。结果轮到我出去时,台下的雪球铺天盖地地砸过来。而我很快发现,更多的雪球是给校长准备的。我知道,谁被雪球砸得多,谁就更受学生的爱戴。

         就在那一瞬间,我真想哭!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机会上这样的学校,没赶上这么好的教育氛围。但是有多少做教育的人想过这件事?有多少人从孩子们的角度想过他们真的爱学校吗?让孩子们觉得学校是他们的,我认为这件事太重要了。因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这样,当孩子们在学校时认为学校是他们的,当他们走上社会时,他们才会觉得国家是他们的,才会真正做到“匹夫有责”,否则他们永远只是旁观者。

         其实,中国的城市中很多学校都可以办成这样,之所以十一学校凤毛麟角,一是不知道怎么办,二是不想这么办。这就是我今天隆重推荐北京十一学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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