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高考时代，我们如何学外语？
【外语怎么了，外语何去何从？在高考改革方案未出台之前，围绕外语（英语）考试调整的争论不断，同时，牵动着学校、家长、学生们的心。日前，上海师范大学校党委书记陆建非教授发表了一篇关于英语教育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了六个问题：
英语是什么？
什么叫社会化考试？
什么是中学英语学业考试？什么是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学外语的年龄到底几岁为宜？
如何在教和学的过程中同时培养和强化跨文化交际能力？
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到底多少词汇量为好？】
最后，陆教授还概括了英语学习的八个趋势。下面是陆教授的精彩演讲。
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要表明，今天我参加这个会议的身份是一个老师，是一个教英语的老师和一个英语研究者，不是党委书记的身份，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平等的学术研讨会。
因此，以这样的身份发言呢，我觉得可能更得体一点。
会议的由来，我想是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以及决定颁布之后，在我们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公报颁布之初，海外媒体不太看好，只觉得好像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或者叫做“雷大雨小”，但三天之后颁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之后，海内外媒体非常地看好，国内的民众也叫好，因为在整个的决定当中，提出了全面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这预示着一种站在历史新高度上的新出发，并将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我们几代人。
尤其是在第十二大板块第四十二条有关中国教育的改革，大概有723个字。其中有一段话是讲到“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就这么一句话，其实说的是“外语”，没说“英语”，但是大家把矛头就指向了英语，“等科目”，也没具体说是哪些“科目”，而媒体和公众，包括不少行政部门就是冲着外语中的英语，发起一场大论战。
再说，大家对什么叫“社会化考试”，什么叫“一年多考”等等，解读也各不相同。因此我想，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的英语教育和教学又一次被推进了公众的视野。
首先我想讲一下公众和媒体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高考改革方案公布之后，特别是网民对此问题热议不断，众说纷纭。有些网民提出要把英语从神坛上拉下来，神坛啊，英语的地位够高的。
还有很多人发出自己的担忧。更多的人认为，英语的这样一种变化，无非是英语考试的变革和变化，是好还是坏呢？
当然，这中间也有些误读。更多的人担心英语的地位被削弱，我想这“更多的”中间必定有我们更多的英语老师和喜欢英语的学生，民众不会有更多的人说这话。
在我们国家教育体制中，英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在与世界接轨的今天，我们到底如何正确对待英语这样一个世界公认的国际性语言的工具。
不仅仅是高考，其实中考也在改革，因此“高考英语改革”、“北京高考”、“高考改革”等关键词在网上不下有上百万条。
我查了一下，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微博当中写到，“喜闻北京出台2016高考改革要点，语文从150分上调到180分，英语从150分下调到100分，真好！很少表扬北京，这次不仅表扬，而且大赞并发自内心。削弱英语教学的刚性要求，降低英语考试权重分值，增加母语教学刚性要求和提高母语考试权重分值，应该是下一步考试改革方向之一，坚持！”
这个论调出来之后，在网上也引起了议论。就我本人而言，完全不赞成。因为他的身份是语文出版社社长。
当然也有些网民比较理智，说应该标本兼治，关键在于体制变革，有些网民提出基础教育阶段应该加强国学教学和国学的学习，英语是国际通用的交流语言，不能忽视其重要性。
这个评价我觉得还是比较客观的。当然也有很多人问，英语为什么会变成全民学习的哑巴语言？是不是实行社会考，一年多考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一些同志提出外语退出统一高考不是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的步子变小，而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举措，这种观点也是蛮新奇的。
所谓“以退为进”，便是外语从高考当中先退出，但却要从现实当中再前进一大步，那就是使外语学习变得更加多元，尤其是要成为一种辅助性的语言，成为一种兴趣，成为一种梦想等等。
2013年11月3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这实际上是交大的，颁布了《2013年英语教育网络的调查报告》，其中有45758名网民参加。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9成的家长认为我们的孩子要学语文，学习传统文化比学习英语更重要。
但是孩子在学习英语当中投入的精力依然超过语文。有七成的家长认为，孩子学习英语就是为了要升学，非常功利。
另外根据调查，儿童接触英语的年龄也越来越提前。47.38%的孩子从3岁到6岁开始接触英语，12岁及以后接触英语的孩子比例仅为6.56%，三岁以后开始接触英语的比例最高，达到16.23%。86.39%的家长称自己的孩子在上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英语了。
我想从3岁一直学到博士后，甚至在工作的时候仍然坚持学，中国孩子学英语的时间，确实占有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年龄跨度比较大，确实体现了一种终身学习的志向和一种反复折腾的现状。
当然，也有一些是反对的声音，比方有网民说，如果英语退出高考的话，会使中国失去许多搞高端科技的潜力人才。
凡是高深科学技术的知识，哪样文献不是用英语的？尤其是理工科的。也有网民说，“你（指英语）是一种信仰，给我带来力量：现在英语依旧是国际通用语言，学好以后会有很多好处。
反而高等数学算什么？谁用得到那个东西啊！有个叫刘达的网民说，“取消了英语也不会学好语文。国学回归传统，因为我们的教育方式有问题，学习时间再多也没用”。
还有个网名叫姚远，他说，“不喜欢外语，但如果外语退出高考，那将是中国的一种悲哀，竟然把最实用的一门语言给取消了，为孩子的前途而感到担忧。读书的时候不好好学，到了真正要找工作的时候就该发愁了。”
他那个工作我估计是指外资、独资，合资公司的工作，也包括在海外的企业。还有个网民说：“气死人了，为什么把我最喜欢的英语给取消了，每次考试我数学最不争气，英语最给我长脸。虽说已经毕业了，但这个举措还是理解不了，取消的原因是什么？”
另外一个情况令人惊叹，尽管英语遭遇不平，退出高考，不少人试图给英语降降温。但是今年英语培训老师的岗位反倒成了大热门。
这些培训机构对英语老师开出的底薪是每月5000块以上，工作一年以后，月薪全部可以达到1万，最高的可以到3万。
一名前来求职应聘的英语专业的学生充满信心地说，现在的教育模式不发生大的变化，英语教师肯定还会继续火下去，干好了肯定有前途。
因此，我想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后高考时代，或者叫后高考年代，提升英语学习的关键是什么。
根据网上的调查，其实有不少人认为是效益和效率的问题，而并不是考试本身出什么问题，任何一项大规模的考试，无可能做到完全主观化，即不可能相当准确而全面测量和描述我们的实际状况的，尤其是语言考试，当然，尽可能地放大或调动应试者的主观能动性、实际应用能力等，文化因子也可多一些，但是摆脱不了标准化的模式，无奈是一把尺子，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沪上一些高校的专家、学者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除了要改革高考英语之外，大学四、六级的考试以及大学公共英语课的教学，都应该实施真刀真枪的改革。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开研讨会的一个目的吧。高考不考，学校少教，那么，今后中小学英语课堂的教学会不会放水，一些中小学的担忧是必然的。
大学的招生从来都是实行选拔性考试，讲区分度的，所以不管是高考也好，其它类型的考试也好，都需要提供一个科学的参考标准，来帮助大学鉴别学生的能力，如果英语不考，拿什么去鉴别他们，或者说，大学怎么来鉴别他们语言综合能力，他们的外语情况到底怎么样，这是老师和专家担忧的问题。
包括一些报纸，现在也逐渐地从以前的一种误读，一些盲目的报道，聚焦到一种共识，即英语教育应试化的改革应该成为重中之重。
我想，即便不是英语教育行当里面的，他们也都提到了应试教育其实并不是只在英语这个学科里，其他学科也有，这是中国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通病，所谓通病就是常见的，很多地方都出现的一种毛病。
因此，仅仅把语文的分数提高，把英语的分数降下去，能解决问题吗？或者，有些省市喊英语滚出高考，甚至还有一些城市提出我们要考中国历史，因为我们爱国等等。这样的宣泄和愤懑能解决问题吗？
我注意到有一家媒体说：世界是平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英语已经不仅仅是一门交流语言，更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与科学的重要载体。只有将中华文化植根于大文化的背景下，我们的文化、艺术、科学、经济等领域才能真正走出去。世界经济，文化，科学等领域的精华才能真正学回来。
事实上，很多人不管英语退不退出高考，都利用晚上时间，花重金去恶补，去充电，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梦想。所以有些评论讲改革层面不应该传递英语不再重要的信号，我非常欣赏这句话。
主导改革的层面，无论是领导也好，专业机构也好，学校也好，不应该传递英语不再重要的信号，我想今天这个研讨会，大家从各个视角和维度提出真知灼见，非常及时和必要，特别是要形成一个认知的高度。
有些省市把英语的听力给取消了，这是很可惜的。因为在我国，对英语考试听力部分的探索是艰辛而长期的，走到这一步相当不易，而且很成功。
口语考的人就更少，其实大学四、六级英语考试是有口语考试的，但是蛮难测定的，因为要充分激发应试者的主观能动性不那么容易，这里还有一种心情和心理的影响，包括交际对象身份的高低、现场的氛围、你的性格、甚至音量、肢体动作、表情、眼神、教师的引导等等。
因此很难设定区分度。口试甚而是一种表演，是一种即兴的表演。但是把听力取消了，很多专家觉得很窝囊。如果“听”都不考量的话，那你怎么开口“说”。首先是听懂，听不懂你的发言，你怎么启动交际和保持沟通呢？
而且至少“听”它是一种receptive skill，是一种接受性的能力，如果没有receptive skill，那么你怎么来培养自己productive skill，一种复用和产出的能力。
因此，把听力给取消，非常无知。原先是一大进步，中国是考听力的，很多国外的英语考试，如在欧洲，是不考听力的。
但是欧洲人的听力比我们要强一点，因为英语相对而言，与他们的语系更接近一些。
所以，上述信息供大家了解。特别是媒体很关注这次大学英语四、六级的改版，或者说“变脸”，其中增加“译”的内容，是“汉译英”而非“英译汉”，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它实际上也考虑到“英译汉”相对容易，因为汉语是你的母语，读懂英语，要组织汉语相对容易一些。但“汉译英”更能看出一个人真正的水平，在更多的场合我们需要的是“汉译英”的人才。
而只有“汉译英”的人才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走向世界，孔子学院的生命力更强。不然你说，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中国要成为文化大国，却没人把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翻译成英语，传播全球，那怎么办？
四、六级改版变脸后的第一次考试结束后，考生出来了，看上去他们很窝囊，觉得很闷，没考好，我觉得只是不习惯而已。
以后如果坚持的话，我觉得把汉语翻成英语，应该不成问题，但现在觉得很难。因此面对这样一个“汉译英”的改革，我们也有很多人反对，当然，更多的是外行的反对。
当然，也有人说语文素养的全面下降与英语的强化是同步进行的，此消彼长，不能把英语得分的分值与数学、语文同等对待，这一观点也是比较偏激的。
他们认为语言有高低贵贱之分，就是要把母语的分数提高，可能想表达一种自信，一种文化的自信，特别要故意的把英语的分值下降一些，就像浇一盆冷水，至少可以使你降降温。
那么提这方面意见的专家也好，老师也好，确有不少，但几乎没有是在教英语或研究英语这个行当中间的，所以有更多的英语专家和老师说高考降低英语分值难撼应试教育之本。
接着，我想表达这样几个观点。第一，我个人觉得，英语仅是一门国际语言，这是我一个很独特的观点。
因为16世纪末，莎士比亚活着的时候，讲英语的人500万不到，今天把英语作为母语的人大概有4亿；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并经常使用的人差不多有3亿5千万；把英语作为外语而且能够流利使用的人，差不多有1亿；大家知道有70多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者半官方语言，而这些国度里居住差不多16亿人。
进入新世纪，媒体统计过，学英语的人至少在十10亿及以上；全球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人具有不同程度的英语交际能力；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在看英语播出的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70%到80%的网站使用的是英语；80%以上的经贸信息在网上传播的语言是英语。
有一个例子更能说明英语确确实实是一门国际语言，欧洲自由贸易协会最终决定以英语作为其工作语言，尽管六个成员国没有一个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
欧洲语言很多，投票不可能由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等主宰，结果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票数投给了英语。因此，我想讲的就是英语仅仅就是一门国际的通用语言，掌握这样一门语言对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人来说，非常必要。
此外，我觉得英语涵盖的各种信息已经突破了它的发源地。经过1500多年的演化，英语的单词已经突破了100万，它的词汇爆破式的递增，其实得益于中式英语和其它60多种将英语和民族语言相结合的语言，比如，西班牙式英语、日式英语、印度式英语、新加坡式英语、香港式英语等，中国式英语在这里的贡献是蛮大的，我们经常引用“Chinglish”这个词， Chinglish是贬义词，就是“洋泾浜英语”，即非正统的、不规范的、以中文思维方式拼凑的英语。
然而，现在确确实实有很多中外专家在研究 China English, 就是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是英语在国际化过程中与中国特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跨文化交际和宣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还可以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英语中的很多词都是来自中文。因此在讲英语的时候，我觉得不要认为这就是西方的东西，这就是美国人、英国人的东西，英语仅仅就是一门世界通用语言而已，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学习和使用。
在眼下的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和掌握英语与国家发展、劳动力素质提高等都有积极相关性。
倘若说“得英语者得天下”，或者拿英语开刀，来证明一种文化自信，这两种观点，我觉得都是极端的观点，都不可取。
“得英语者得天下”，这是夸大事实，语言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况且还有很多地方语在起着很大的作用，英语只不过很多人能说、在说、容易说而已。
或者说拿英语开刀来证明一种文化自信，我觉得是夜郎自大，也就是说你不学这门国际通用语，其实世界也不可阻挡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过一段时间，你会感到落后。
特别值得一提，英孚的“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英孚英语熟练度指标》）为我提供了许多很有意思的数据，比方，2013年，抽样调查的国家和地区有60个，中国位列第34名，得分50.77分，属于低熟练程度。
当然比2012年略有提升，在去年的54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我们国家的排名是36名，49分，更早的07年到09年版，中国的得分更低，47.62分，短短的几年当中，整整提高了3.15分，这是成年人，而不是学生。
当然，还有一些局限性，因为这是测评那些能够上网的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些人无法上网，有些人自认为英语很好，不上网，这些人就漏掉了。我想中国是这样，国外也是这样，所以，它整体的信度和效度还是可以参照的。
《201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实情书》讲到，英语技能与人均出口产值呈正相关（以能源经济为支柱的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除外）。
所以提升英语熟练程度，便视为出口强国的必要前提，而中国是一个外贸出口的大国。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靠的是什么，我想首先靠的是人口红利，其次是外贸红利，现在这两个红利都吃得差不多了，接下来要吃制度的红利，就必须要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
但是现在却把外贸红利得利于英语这个重要事实给否认掉了，接着回过头来要挤压或贬低英语的话，我觉得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EF还有一个指数我觉得和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有点吻合，其间我探究了一下关联度。英语技能低下的国家，社会发展各不相同。但是英语技能良好的国家，社会发展水平必然处于高端。
大家仔细去想看一下它们的经济状况，例如一些以英语作为the second language的国家和地区，当然，作为official language的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更多的年轻人是为了出国留学、移民或者打工而恶补英语或者外语，现在我觉得整个社会对英语的需求量很大，需求目的各不相同，有升学、就业、晋级等，甚至还有些人是为了旅游而学英语，尤其是那些退休的中国人。
所以我觉得对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而言，我们取得这样一个伟大业绩，其实和国民英语水平的普遍提高（尽管很缓慢）密不可分，而且借助于英语，我们看到了、触摸到了真正的世界。
因此，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政治大国毋庸置疑，军事大国这也当仁不让，经济大国已成定局，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文化大国，文化大国除了中国文化要强大、要有吸引力之外，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使中国文化真正成为世界文明中的一朵奇葩，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里就必须借助于各种外语。
作为文化大国来讲，对中外语言须同样地认可，主动积极地交融，我想这也是一种积极开放、包容多样、勇于向前的姿态。
第二个话题，我想讲讲“中国的英语教学怎么啦”，也有许多人提出的问题，学习外语的年龄越来越小，时间越来越长，考试越来越繁（烦），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确实是事实。
说实话，这里忽略了一个问题，人类先天语言能力是生物遗传的结果，所以我们说语言学的本质是认知心理学，因为语言讲到底，很多疑点和难题还未真正攻克，最后科学家想要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一定是在生物学领域内取得的，而不可能在语言学本身取得的，这已成定论。
伟大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从研究人类这一最高等生物大脑机制出发，来研究语言，建立了生成语言学。语言能力其实就是一种天生的机制，它具有遗传性，它必须要尽早地暴露在反复刺激的环境中，反复刺激而被激活，关键时间是青春期前。
这就是语言为什么要从小时候开始抓？别的什么东西从娃娃抓起大家可能不太相信，如足球从娃娃抓，毛笔字从娃娃抓，计算机从娃娃抓，但是语言确确实实需要从娃娃抓起。
但现在有许多人无视这个科学道理，实在令人不解。但我们要从一种职业的敏感性和教师的良知出发，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正因为这样，在亿万母语为非英语的学习者中，真正能够实现无障碍地跨文化交流，现在得出了结论，不会超过5%，绝大多数人的外语水平只是熟练程度不同而已，有段时间经常练就熟练了，不练了就不熟，这和母语有点不一样，而且开发期一定是在青春期之前，而不是青春期之后。
所以我今天和大家讲这样一个观点，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金钱去学英语或外语，结果大失所望，责怪自己的孩子沟通能力不行，老师没水平，等等，我想，不要去怪孩子，更不要去怪老师，就是这么回事。
如果你怪他母语学得不好，说得不好是有道理的，这是老祖宗的东西，没传承好。但是学外语原本就只有5%的人可以真正实现毫无障碍地跨文化交流，更多人只是流利程度不同而已，但基本上还是可以达到交流目的的，有那么三斧头五斧头的。
当然，现在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英语考试已经率先实现了“四化”：等级化、标准化、行政化、产业化。等级化的问题，刚才丛校长也已经讲到了，这也是一种趋势，因为要淡化分数，一分之计较，有时很残酷的。
A、B、C、D，以等级，不要锱铢必较。当然你考了89分事，可能要计较了，79分的时候可能你也不服气，还要去考，这就很折腾人。等级也是一个没办法的办法。
但是你说考试不设等级，行吗？不可能的。标准化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任何考试都是标准化考试，如果没有标准的话，你怎么做到相对的公平呢？哪怕表面的、大体的公平呢？这很难做到。
我们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问题出在过度解读考试的成绩，用行政化的手段使它成为敲门砖。
可怕就可怕在这个地方。英语一旦考了之后，什么地方都要英语证书了，处处挂钩，考职称要英语，我们学校招聘辅导员要6级，你说有道理吗，说没道理也有道理，因为要遴选，只能要更多证书类的东西。
学中国古典文学要不要英语，学中医要不要英语，等等，这些其实都在探讨，但至少在我们学校涉外专业、涉外学科、涉外学院、涉外的教师要有英语水平，那是理所应当的。
比如比较文学、中外教育比较、外贸、国际导游、跨文化交际学等专业，我想英语肯定是要的。如果有人要否定四、六级考试的话，我也不太同意。
因为据我所知，在中国，比较成功的外语考试，非四、六级莫属，可以说是解放以来所有语言考试中最成功的，因为它下的成本最大，它的科学研究的含金量是最高的。
主观题尽量在增加，文化的因子越来越多，综合应用能力的测试题在不断出现，甚至关注到试题各部分的时间配置的合理性和试卷印制的科学性等问题。
时有变化，隔几年就有。如果没有四、六级的推动，我很难想象，现在的大学生能够有那么多一批批的出国，我们学校每年差不多有600多名学生出国，300多名教师出国。
这都得益于英语四、六级。当然四、六级的成绩你如果过度地去解读，那就糟了。这个成绩只是表明你某个时期的水平。
如果你六级在20岁时通过了，到45岁评教授，你外语免考，因为六级已经通过了，但那是25年前的事情了。很教条地去运用考试成绩，证书就变成敲门砖。
问题就出这个地方，而不是考试本身，这是我的观点，考试本身没错，关键是你怎么去解读、运用考试的成绩，这是我们政府的事，是行政上的权力。所以我觉得，去四级化的实质就是去行政化。
也有人讲英语必然成为一种产业，全世界都是这样，在美国不是产业吗？在英国不是产业吗？也是产业。我们在海外办孔子学院的时候，宣布是无利可图的，是公益性的。
但是外国人赚了很多钱，这就是为何很多老外从汉语的初级班学起，老是在初级班反反复复地学，因为老外学习汉语比我们学习英语更痛苦，大量培训机构应运而生，所以成为一种产业，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
关键是我们学校如何抢占市场，如何把学生从市场上、从社会上（新东方、华尔街、昂立什么的）这些地方抓回来，抓回我们的学校，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们不争气，搞不过人家。
而不是说语言培训变成了产业，可以不可以，对不对，做产业的人就是做生意的人，生意人无孔不入，只要什么地方有生意，他们绝对不会放过，钱是个好东西，但又不是个东西，被它缠住，很难摆脱。
我觉得哑巴英语其实和我们的语言政策也是有关系的，至少可以这么说，我们国家把英语作为FL，就是Foreign Language, 不作为SL，即Second Language, 甚至永远不可能作为OL，即Official Language，在语言政策上，至少是维护了我们国家的政治主权、语言主权，你要和新加坡、香港、澳门、印度、巴基斯坦这些前英联邦国家或者殖民地的英语相比那是不太可能的，什么呢?
因为他们打官司的时候就是双语，平时辩论的时候就是双语，很多政府文件就是英语，这个“语义场”很宽阔，我们仅是在课堂上教英语。
当然我不是评说语言政策，我只是说有些客观原因。政府的语言政策，在前提上规约了英语不可能“广种博收”。
当然，我也可以这么说，汉语和英语同样是两种强势语言，在进行双语教学也好，在进行双语或双语文化比较也好，很有缘分，这是巧合也是“天择”，一般认为，英语是西方语言的代表、也是西方文化的代表，而东方的代表肯定是中国语言文字和汉文化，而这两者恰巧处于比较坐标上的两级，差异大于或多于类似和相同，对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而言，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和平台来开展比较性的探索，如何交融和互补，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我们应该热衷于这类研究，特别是要在不牺牲母语的前提下，如何把英语学好，这是我们英语教学工作者和研究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分别是东西文化的典型代表，差异性还是蛮大的。
有趣的是，经过近30年的潜心研究，中国学者刘志一教授提出了震惊海内外的见解：英语的“爷爷”是中国古彝文，因为被西方学者公认是西方表音文字直接源头的西亚的苏美尔线性文字比古彝文还要晚3500年。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David Graddol在1996年《英语的未来》这本书中预测，到2050年英语的普及率可能不如中文、不如印度的普尔度语（Hindi-Urdu），甚至阿拉伯语，当然这只是一种预测，他比较看好汉语。
以汉语为母语的民族来学英语，我觉得是一种双倍获益，应双重自豪。现在回过头来讲，把英语妖魔化之后，把将母语的退化归咎于英语，我觉得这实在没道理，英语成了冤大头，板子打错了。
仔细想想，现在我们母语水平的整体下滑，国学的弱化，其实和我们的“浅阅读”、“少阅读”有关，和我们“娱乐性”、“快餐式”的文化产品的泛滥有关，和我们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有关，而和英语我觉得没什么直接的关联。
因此，我们现在要避免情绪化的抱怨、宣泄和误判。我跟市教委相关领导讲到，我的意见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当中，对于英语的认识必须要非常理智和冷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业绩和成果，千万不能小看英语在这里面所起的作用。
因此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甚至是排头兵的上海，对国际性语言的认同和推广非同小可，对全国来讲是一种动向和引领，外国也非常关注。
既然今天是个研讨会，我想还有几个问题也一并提出来，大家一起来思考和探索。
我觉得，现在问题的主要症结是很多人不明白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英语？尽管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们在讲授语言学这门课时，反反复复地说“语言是思维的形式，交际的工具”，但第三句话更重要，“文化的载体”。
而且当下讲“文化的载体”讲得太少，仅仅把它当作思维的一种形式，交际或者教学和科研的一种工具。
所以有很多专家，当然这些专家并不是英语的专家，说英语的工具性就体现了它的功利性，我非常反对这句话，哪一种语言不是工具啊！中文不是工具？也是工具啊！但中文的魅力在于什么？在于它的厚重无比的文化积淀，五千多年的文化渊源啊，在于它独特的方块字的表形兼表意的功能。
所以“文化的载体”确实重于前两句话。当然问到“英语是什么？”，我的观点是英语仅仅就是一门国际性语言，当然它主要承载着英语民族的文化，还夹杂着许多其他民族的文化。
第二个问题：什么叫社会化考试？
误读的人蛮多的，他们认为社会化等同于托福、雅思、公务员、会计，教师资格证书这类考试，无数次的报名，无数次的培训，无数次的考试，甚至为了多1分要考一生。
我觉得这是对社会化考试的一种泛读。至少教育部现在还没拿出一个方案。我的感觉是，基本上逃脱不了在教育部的指导之下，由大学和中学一起来商量怎么考，基本上还在政府的掌控之中，它只不过把一年一度的高考变成与高考分离的一年几考的统一考。
我甚至想好了一个英语名称，叫“Separate Unified Test”。如果真正变成像雅思，托福这类由社会第三方来操作的考试，我觉得目前在中国不太可行。
如真是如此，那学校在中学英语教学中扮演什么角色呢？我希望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跟政府支支招。我认为，无论怎么变，绝对不能为难穷孩子，那些有天赋的，爱英语的穷孩子。
既然语言多少带有遗传，农村孩子语言遗传基因好的也有啊，怎么会没有，就像有钱人的家里也会有呆子的情况一样，农村孩子中的天才的料也蛮多的，因为各类遗传基因的分布是呈正态的，它不会是你家里有钱，你就能成为天才。
当然有钱可以使后天的教育强化，补先天之不足。如果英语变成奢侈品的话，真正苦的是穷孩子、农村的孩子，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钱来支撑。
第三个问题：什么是中学英语学业考试？什么是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现在又提出要参考中学英语学业成绩的综合评价。观点提出来很容易，但很难做到。
中国各地的中学差距很大，即便在上海，各中学之间差距也很大，如上海中学的分数和一般中学的分数怎么能比，在读期间的考试题目都不一样，你怎么来设定能涵盖所有中学的的英语学业水平的分数，我觉得很难，以至于我现在还在揣摩，怎么来理解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如果学业考试要和课本紧紧结合的话，但政府如要推出的是英语能力考试，那就要脱离课本进行考试，你怎么考，有难度。
所以我们坚持说要推行社会化考试，最后实施的只不过是变相的高考，只不过一年考两次，甚至三次，我个人觉得意义不是太大，为什么？因为为了1分，他可以考3次，一趟一趟来。
另外，如果不从内容、题型、分数、考试模式及教学方法等方面去改革，基本上原有的套路很难摆脱。
第四个问题：学外语的年龄到底几岁为宜？
这也是一个大家探讨的问题，以前的观点是越小越好，青春期或者青春期前为宜。
现在又有专家讲小时候千万不能学英语，小时候要学汉语，英语要到中学去学，小学里不要学习外语，不然会影响母语的学习，等等。这样的话，我觉得如何开发左脑的语言功能，就又变成千年之难题。
在欧洲，很多国家的中小学生同时学几门语言，都讲得很溜啊，母语一点儿都没受到负面影响。上海有很多国际学校，那些老外的孩子中文学得相当快，讲得和我们没差别，他们在家里说母语的时候没发现有什么异样。
在欧美地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双语甚至多语的切换和共用的现象非常普遍。
第五个问题：如何在教和学的过程中同时培养和强化跨文化交际能力？
语言能力不代表跨文化交际能力，解放前有很多国际水手，英语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讲的是洋泾浜英语，但在交流时绝对没有心理和文化上的障碍，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很强，但语言水平不高。
而我们现在恰恰是语言能力很强，或者说语言考试能力很强，但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很弱。因此在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和强化一种顺畅、得体、愉悦、有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是个重要的命题。
第六个问题：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到底多少词汇量为好？
因为在座的各位都是学外语的，语言掌控的最高境界，如要得心应手，除了文化，第二就是词汇了，因为基本的语法差不多的。
尤其是写，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查语法之类。你讲的时候差一点，外国人也愿意听，总是说你讲得好。但是我觉得词汇的多寡，确确实实有较大差别。
一般来讲，英国一个普通农民的话语中，词汇量不会超过1000字，属于不太识字的程度，在16、17世纪的时候，基本上500到800个单词就可以交流了，但现在看来不行，现在我们要有8000个单词才初步具备专业学习和应用能力。
复旦大学搞了一个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EGAP），它试图要领军，来培养具有academic English competence（学术英语能力）, 这是一个理想，挺难的，但至少要8000个单词。
原先高中大概3500个单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现在退到了3080个单词，大学要补5000个单词，才可以达到复旦推出的所谓的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这样就无疑把大学生用英语作为工具，纳入所谓的专业学习的时间给推迟了，因为在大学里还得要补全5000个单词，重任就落到了大学，而大学的时光是非常短的，仅四年，实际上就3年，最后一年忙着找工作。
1932年民国时期，那个时候的高中就是8000个单词的要求，其中复用词汇量5300个。我查了一下，日本的高中词汇是5900，俄罗斯更厉害，8000。台湾也有6600个。
我们现在降到了3000出头一点，我觉得怎么赶得上国际化程度。根据英孚提供的资料，今年我们成年人的英语熟练程度第一次比俄罗斯、甚至比越南要低。
我提出了以上6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当然可能还有更多的其他问题，我也希望听听专家、学者、老师、包括学生的意见。
以上这些问题如果解决的话，我们这次研讨会试图提出的所谓的对策也就可找到一些答案。当然了，接着还要讲趋势，这个会议的主题之一是要判断趋势，我想大概有八个趋势：
第一、外语尤其是英语依然火爆；
第二、培训机构的生意依然红火。为什么？因为有需求，尤其是在上海等大城市，英语的需求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速有关；
第三、公众和行政部门对外语尤其是英语的看法趋于冷静和理智。这一点倒是可以看得到，尤其是有关职能部门今后对成绩、等级、证书之类的的解读和运用将会趋于合理。
第四、要念好学校，外语依然是一块敲门砖。你要上世界外国语中学、小学，包括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包括我们上海师大部分专业，如果外语不好的话，你肯定是进不来的。
另外，不能说你不喜欢外语就不学了，就放弃了，迫于大潮流的推动，你想不学外语还不行呢。肯定不行。
第五、英语作为更多学科的教学语言的趋势越发强劲，尤其在大学里，双语课程、全英语课程等越来越多，即Teaching in English；
第六、对外语课程体系、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将成为改革成败的试金石。“慕课”（MOOC）将抢占市场并扮演重要角色；
第七、喜欢外语的富家孩子会有更多机会；喜欢外语的穷家孩子需更努力；不喜欢外语的孩子，机会减少，但压力也小；外语的普遍水平依然低迷。
第八、外语应用性人才特别稀缺。我这里指的是应用性人才，如高级口译、同声翻译、汉译英专门人才、外国文艺作品的翻译者等。
还有，今天在场的英语报社，比如China Daily，Shanghai Daily等，招聘专门的记者，不是上师大外语毕业生都可以去干这个活的，这是外语真正的应用型人才，依然稀缺，而且是弥足珍贵的。
以上这些想法，只是抛砖引玉，供各位参考。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