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家庭教育早已失败|观点
就中国最近二十年的情形而言，我的基本判断是：在医疗服务和教育服务这两大领域里，市场失灵最严重。中国教育的危机，不始自最近几十年，而始自明清以来。仅就目前情形而言，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来自官僚政治。其实，在大学失败之前很久，我们的中学和小学已经失败了。在这之前，我们的家庭教育早已失败了。
传统家庭教养的呈现
长期以来，家庭教育类图书一直是国内畅销书的重要品种之一，从10年前的《哈佛女孩刘亦婷》、《卡尔·威特的教育》、《犹太人的家教智慧》始，到近两年来热卖的《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虎妈”、“狼爸”等系列。家教类图书的层出不穷，一方面说明中国人重视教育，另一方面则说明，传统中国的家教智慧已消失殆尽，在不断向西方文明索取经验。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论“虎妈”、“狼爸”都不值得一读。“我也从不给这类书写序言、做推荐。”他评价说，他们是以一己之见企图获得全民认可，追逐名和利。“首先，每个家庭之间不一样，没有最好的教育，只有最适合的教育。其次，我从未见过剑桥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父母写书，推广他们的家教经验。因为成功和幸福有很多种。第三，这种书在美国没有市场，却在中国和成功学一样盛行，和我们目前的土壤和气候有关。”
家教断丧的三个不完全因素
1、废止读经
犹太人有自己的家教秘方：从小读经。小孩子稍微懂事，母亲就会翻开圣经，滴一点蜂蜜在上面，然后叫孩子去吻圣经上的蜂蜜。这仪式的用意是经书是甜的。
民国元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学校废止读经，国学大师马一浮愤而辞职。
中国哲学包含在四书五经里，五经是中国人的圣经。如果一位犹太哲学家不会犹太经典，会被视为可耻。而中国高等学府里的哲学老师，不懂五经并不会觉得丢脸，这正是废经的结果。
废经以后，古代的教育方法不会，古代的歌不会，古代的礼不会。进而，古代传承下来的教养也无人阐发。
2、女权主义的滥殇
在当代中国和西方的视野里，20世纪之前中国妇女的印象，依然停留在鲁迅、巴金等作家的笔下。
祥林嫂和繁漪等“悲惨的传统女性”—— 中国女性的这一“五四”形象已被政治运动所固化：如果“传统”妇女不是活在暗无天日的压迫当中，所谓的“妇女解放”便无从说起。
印度学者钱德拉·莫汉蒂认为，第三世界女性是受害者这一观念的普遍流行，与近代西方女权话语的兴起有莫大关系。莫汉蒂指出，这种西方自以为是的种族优越理念，无视妇女处境及“父权制”的地方性和复杂性，容易流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困境。
近年来，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高彦颐在其所著的《闺塾师》一书中，改写了“五四史观”对中国传统妇女的论述。其认为，明末清初的江南闺秀远不是受压迫和无声的，这些妇女在男性支配的儒家体系里，创造了一种丰富多彩的和颇具意义的文化生存方式，并重构了中国妇女的社交、情感和智力世界。而闺塾师——这一中国特有的社会角色，在文明传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3、独生子女与应试教育
如果说女权主义导致了“因性施教”这一传统的丧失，那么，独生子女则让很多中国家庭忽略了“因材施教”这一传统。
只有一个孩子，当然要应让他受到最好的教育。于是，千万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独生子女与应试教育的“美妙”结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择园、择校文化，迷信重点学校、贵族学校，并导致家庭教育的责任转移。
其一、转移给祖辈
有关资料表明，“隔代教育”在当代中国十分普遍，在上海有50%-60%的孩子由祖辈教育，在广州接受隔代教育的孩子则占总数的一半，加上农村的“留守儿童”，全国近一半的孩子接受隔代教育。
其二、转移给学校
学生家长将本应由家庭承担的教育子女的责任转移到学校身上。表现为：一是父母将孩子送入寄宿制学校；或将孩子寄居在教师家中，由家庭教师辅导孩子的作业及功课等。这在城市富裕家庭中较普遍。二是父母或因自己文化程度低担当不起教育孩子的责任，或因工作繁忙而无暇照顾，于是将孩子送进寄宿制学校。
那么，将孩子寄宿于学校或寄居于教师家中，家长教育孩子的责任是否得到落实呢？以下是记者对成都某私立寄宿学校有关的一个调查：
教师：“寄宿学校的确可以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可以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但寄宿学校不能包办一切，当家长的不能指望一把孩子送进寄宿学校就能立刻像样。有的寄宿生家庭条件优越，在家吃东西挑三拣四，到学校浪费粮食的情况很严重，有的家长给孩子的零花钱成百上千，方便面、零食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学生：“爸爸妈妈说他们工作忙，没时间，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爸爸成天打麻将怎么有时间？妈妈商店一逛就是几个小时怎么有时间？我看他们就是嫌带我费事。”
另外，严酷的应试教育，也导致了家庭与学校的功能错位。
一是家庭的“学校化”，表现为学校教育功能的“扩张”，即学校为了升学率，将家庭纳入学校升学的轨道，要求家长对子女的智能培养与学校保持“同步”，从而使家庭沦为学校教育的“附庸”。有些学校把应承担的智育的职能部分也推给家长。结果是家庭未能履行德育和素质教育的责任，把所有精力倾注在孩子的升学上：或陪读、或代做作业。于是，家庭变成学校。
二是学校的“家庭化”，表现为家庭对学校的“依附”，认为家庭只负责“养”的责任，而将“教”的责任推卸给学校，使学校负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将家庭教育责任转移给学校和老师。
学校与家庭的区别，决定了它们具有各自独特的功能与价值取向，两者不可替代。
文章来源：时代教育·教育家杂志2012.8_封面故事。采写：文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