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禁赛，孩子如何在教育新政中胜出？（附日韩“减负”经验）| 头条
两会召开，再一次将“减负”话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各方声音也接踵而至，有人对此愤懑不满，也有人对此客观冷静，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也欢迎您留言分享。（PS：文中附日韩“减负”实践案例及思考，扬长补短，共勉。）
中小学生减负问题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算是终结了最近的争论。
教育部刚下了《十项禁令》，包括：包括严禁学校自行组织选拔生源考试；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严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等等。
教育部还让小学生三点半下课，将更多时间交由家长负责。
这一切都 34 42204 34 14445 0 0 7162 0 0:00:05 0:00:02 0:00:03 7165围绕着减负，据说很多家长意见很大，认为禁令将降低学生素质，为保持素质，又不得不上补习班，小学生三点半放学，要照看，要教育，减负措施都增加了家长的负担。
在说我的意见之前，先说说教育的几个层次：
初级层次：脱盲，具备听说读写能力，有逻辑能力，具备各学科的最基本常识。这是初中毕业的层次。
中级层次：前精英阶段的竞争，用更专业、更艰难的知识，竞争进入精英俱乐部的门票。这是高中毕业的层次。
高级层次：进入公认的优秀大学，获得精英证书（即大学毕业证书），得到更好的工作，更高收入，更漂亮的配偶以及更高的社会阶层。
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期望，毫无疑问，是达到最高层次。我把孩子送进学校，希望学校还我一个精英，孩子课时长一点、作业难一点、多参加竞赛，这些负担是必须的、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得期待的。
义务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是初级层次。教育很昂贵的，初级层次完成的成本越低越好，一切减负，都有利于降低成本，同样的设备，同样的老师，同样的钱，可以做更多的事。参加各种高难度的竞赛，并不是初级层次该做的。
教育初级层次与高级层次，其间的巨大鸿沟，就是各种愤怒燃烧的地方。
对这种愤怒，我的看法如下：
义务教育少花钱多办事，减负替纳税人省钱，也能够完成教育的初级层次，挺好，没什么可反对的。尤其是净纳税人，更应欢迎。
孩子的教育，更多地交给家长和市场，三点半以后的时间，以及各类补习班，家长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教育孩子，拥有更多主动权，有想法有规划的家长应该感到开心。
当然，学习是辛苦的，孩子开始学习尤其辛苦，我不认为轻轻松松，快乐地玩一玩就能学会知识，自律、磨练、承受压力、痛苦地思索、一次次面对失败和错误，这是从一开始学习就得传递给孩子的，这种能力内化为品格，才是终极学习，才是支持终生学习的技能。
一个老师，面对几十个学生，能完成这工作吗？不可能。在义务教育里，老师只能粗放培养，用纪律与威信不停重复知识点。水平高的老师起的作用也有限。
在同等条件下，真正拉开孩子差距的，是家庭教育。孩子的高度，最终由家长的智慧与财富决定。善于学习、聪明的家长，每天花时间点拨孩子，孩子自然开窍。有钱的家长，能为孩子请最好的补习老师，孩子也会领先。
孩子应该成为精英，孩子也应该在各类比赛中争胜。但做到这点，家长需要付出足够多的成本，时间成本或金钱成本。教育本来就是这么艰巨的任务。
义务教育的减负与禁赛，那些生气的家长哇哇叫：这样的话，我培养一个高素质的孩子，就需要花很多时间与金钱。拜托，这本来就是你该做的，有什么可生气的。你的时间与金钱，不愿意给孩子，或者，你没有时间与金钱给孩子，孩子成绩差、素质低，你没尽责，应该羞愧难当，有什么脸怪别人呢。
谁也不欠你一个好孩子。
- 韩国 -
如何走出“在娘胎里就补习”的阴霾
文/姜英敏（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2018年3月1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姜英敏，在《我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发布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姜英敏深度剖析了韩国减负思路与政策变迁：韩国从治理与限制培训机构发展的思路逐步转变为开放更多元的渠道，为学生提供更多可能的。通过自由学期制；改革高中、大学升学考试制度；高中多样化政策等行动，韩国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
01
韩国基础教育政策的发展史相当于课外补习的斗争史
在韩国，被称为“学院”的校外教育机构影响了无数人的人生。
孩子刚入幼儿园的那一刻起，父母就带着他们辗转于跆拳道、钢琴、英语“学院”；小学到高中期间，则要浸身“学院”进行学业补习以应对考试竞争；等到上了大学，韩国人要去“学院”接受培训以获得专业资格。即使是工作以后，网络技术、插花、料理等五花八门的兴趣“学院”也是韩国人经常光顾的。韩国甚至有为准新娘设立的、专门学做家务的“学院”。
在这些“学院”中，以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为对象、学业补习为目的的“学院”数量最多、影响最大，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已成为正规教育无法小觑的存在。学生放学后直奔“学院”补习至深夜是家常便饭，一些有名的“学院”入学考试竞争激烈，学生还要进行额外补习才能考上。临近升学考试的时节，不少学生干脆白天在学校睡觉和写“学院”的作业，晚上去“学院”补小灶，“学院”在极端情形下替代学校教育成为学习的主要场所。
据韩国国家统计厅2012年的统计，全国中小学生以提高学业成绩为目的“学院”学习参与率达到69.4%，补习费高达19兆韩元，相当于1140多亿人民币，为当年韩国教育预算（约52兆）的36%。
学生及其家长相信，惟有名校学历才能保障未来，而仅靠校内学习是无法达到这个目标的，为学生私人定制的“学院”补习才是通向名校的敲门砖。
为了改变激烈的升学竞争给学生带来的重负，也为了改变公共教育质量得不到国民信任的状况，更为了避免全民补习之下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韩国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出台改革政策。包括禁止补习、取消优质高中、改革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对“学院”进行管控等，但迄今收效甚微。
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深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之局限，终于提出涉及整个教育体制的全方位改革计划，试图彻底扭转由考试指挥棒控制基础教育的局面。
02
颁布《促进公共教育正常化及限制提前教育的特别法令》
2014年，韩国颁布《促进公共教育正常化及限制提前教育的特别法令》，要求包括“学院”在内的所有基础教育有关机构不得对学生进行超出教育课程范围的、或早于学生所在年级的教育。
号称“史上最严”的该法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
①禁止提前教育
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学院”、教习所和家庭教师（个人教习）等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目的实施超出教育课程范围外的提前教育。
②禁止超纲考试
在学期内或结业、升学考试中，不得出现超纲或需要提前学习才能回答的考试内容。
③禁止在招生中超纲考察学生
在各级招生考试或考察中，不得出现可能加重学生学业负担的评价形式和内容。
④禁止“学院”、教习所或个人在宣传广告中出现诱发提前学习的信息。
02
实施初中自由学期制
韩国自201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初中“自由学期制”，即根据地方或学校情况指定初一或初二的一个学期为“自由学期”，该学期内上午上课、下午参加体验学习活动。
体验学习活动主要分为四大类：
一为职业探索活动，通过系统的职业特性检查、专家讲座、职业参观、职场体验等活动让学生认识自己的个性特征和发展潜能从而自主规划自己的未来。
二为主题学习活动，以希望加大学习难度的学生，主要通过宪法、金融、经济、经典讨论、实验性数学、STEAM科学等领域的主题探究学习活动来提高学生的能力。
三为艺术、体育活动，通过演出、戏剧、艺术设计、足球等多样的艺体类活动帮助学生发现自己该方面的素养和潜力。
四是学生社团活动，以文艺讨论、科学实验、天体观测等学生感兴趣的活动为基础来设计教育活动，以此培养学生的潜能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整个自由学期，学校取消一切考试，使学生在没有学业负担的情况下尝试认识自己和世界。韩国计划自2018年开始在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将一学期的自由学期延长至一年。
04
高中多样化改革
韩国的高中布局从20世纪70年代取消重点高中，采用分派入学的平准化政策，到21世纪初期重启重点高中——“特殊目的高中”，再到2008年以后高中多样化，在半百年的时间里历经曲折，形成多种办学模式、办学特色并存的特点。
目前韩国的高中主要分为如下种类：
①普通高中：全国最普遍的高中类型；
②特殊目的高中：特殊目的高中就是精英类高中，分为外语高中、国际高中、科学高中、艺体类高中、达人职业高中，培养在特定领域具有优秀潜质的学生；
③职业特色高中：由于韩国近年来大力加强职业中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甚至在2013年的教育部业务报告中提出要将所有地方大学和大专变成职业高等教育机构，因此职业高中学生的高等教育升学率也是比较高的；
④体验类特色高中：体验类特色高中是在大自然学习，并以实习为主的高中，主要针对那些无法完全适应一般意义上的高中的学生；
⑤自律型公、私立高中：自律型高中是指不完全遵循国家课程，用灵活多样的课程设置吸引学生的高中。韩国的高中正越来越走向多样化，以适应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实现“为所有人接受适合自己的高中教育”的长远目标。
05
建立“先就业、后学习”制度，完善终身学习体系
与高中多样化政策相呼应的，就是搭建“职业教育立交桥”。
近年来韩国不断淡化中等与高等职业教育之间、普通与职业教育之间的鸿沟，在尽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前提下，创造制度条件，使学生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职场与学校之间自由往来，真正实现终身学习。
首先，建设高精尖的职业高中，改变韩国社会对职业学校的偏见。
例如“达人高中”是国家资助的“精英型”特殊目的职业高中，邀请韩国的顶尖企业参与课程设置、实习、专业指导，学生在校期间不仅要获得相关专业的职业资格，到世界著名企业免费实习，还要具有外语能力、社会服务、学业等方面的优异成绩才准予毕业。
其次，建立高水平的终身学习专科大学，专门开设面向成人的学位课程、面向在职人员的学分课程和非学位终身学习课程。
最后，为在职学习者便于进入高等教育体系，设立“在职申请者特殊入学”制度、“企业委托培养”制度、设置“企业内大学”等。
通过这一系列改革，教育部计划直至2022年实现中等职业教育机构在读学生比例达到30%的长远目标，向OECD平均数值47%努力。
06
制定颁布《进路教育法》
《进路教育》颁布于2015年，是指尽可能地开发个人的职业素养与潜能，使其在职业世界中的个人成就与幸福感达到顶峰的教育，相当于我国的“生涯规划教育”。
韩国在教育部内设立“进路教育中心”，并要求各地方教育厅也下设“进路教育中心”和进路教育协议会，统筹安排本地区的进路教育普及事宜。《进路教育法》要求各地中小学都要配备进路指导教师，还改革教师资格制度，加入了“进路咨询教师”资格种类。
07
制定颁布《全国从业能力资格标准》
为了给应试教育釜底抽薪，让韩国社会根据能力和素养聘用职员而不再一味参考学历，韩国于2013年宣布制定《全国从业能力资格标准》体系。
首先制定出“推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信息处理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从事任何职业都需要的核心能力，然后根据这些核心能力将社会各行业的职业种类分为77种一级分类、227种二级分类和857种三级分类，汇集各行业专家制定从事各种职业所需要的基本技能及评价标准，并根据该评估标准统一颁发资格证书，陆续替代原来由各行业自行颁发的资格证书。
该标准的制定影响到职业教育学校和部分地方专科大学的课程体系，将根据《标准》陆续制定符合标准要求的课程体系。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受到该《标准》影响最大的就是高中课程，在高中选修课体系中将大量纳入全国从业能力资格标准指导下的课程，使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对未来的规划来选修课程，增加职业体验。
综上所述，韩国的教育政策改革广泛涉教育的各方面，通过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试图以此真正实现“减负”，同时也为韩国培养出身心健康且具有创新能力的新一代韩国人。但是，在受到儒家文化传统影响至深的韩国，能否真正实现国民意识的变迁则是未来需要进一步追踪的。
- 日本 -
教育减负30年反思
作者/陆一
中日两国相似的社会背景，使得日本30多年“宽松教育”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30年前，日本对“只认分数”的大学入学考试带来的基础教育应试化和学业负担过重现象大肆口诛笔伐。在人口稠密、民众普遍重视学历的东方国家，这样的“考试地狱”现象高度相似。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就一方面使家庭可支配收入显著增加，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诉求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经济条件优越起来的家长对激烈的竞争压力导致高强度的学业要求产生质疑。围绕教育如何适应经济高速繁荣，日本社会进行了大量公共讨论，减轻学业负担、改革大学入学考试的呼声甚至成了政治上的关键问题。
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了，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还要学得那么苦？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怨声载道的社会情绪迫使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发布教科答复报告《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指出“精选教育内容，旨在实现学生过上宽裕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的目标”。这个答复报告直接依从了民众缓解下一代学业压力的诉求，成为著名的“宽松教育”的标志，成为此后主导日本基础教育30年的方针。
“宽松教育”方针下的30年间，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大体包括：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缩减课本）、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例如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821课时减少至5785课时，《中学指导要领》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5天（原本6天），学生报考公立中学不能填学校志愿，只能按片区随机入学等。问题是，这些直接减负的政策手段根本没有达到减负的效果，还产生了系列副作用。
“宽松教育”的恶果：公立瘦弱，私营肥满
由于宽松教育政策只能约束公立教育部门，民众的升学需求和竞争态势并没有变化，可想而知，对更有竞争力的教育需求只能通过私营办学机构来满足。原本占据优势教育资源的公立中学只能提供宽松的托底教育，无法为想要上好学的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几乎所有志愿上一流大学的中学生都投入私立中学，随之，没了要读书的学生，公立中学的优质师资也不断流失。以从1960年到2005年考入东京大学的前20名高中为例，私立高中和公立高中，此消彼长十分鲜明。在日本，私立学校的教育费用通常是公立学校的2~3倍。
要考上好大学，仅仅上私立学校还不够，课外补习学校（日本称“学习塾”“进学塾”）专门为应试做好准备，这几乎成为日本家庭的一般常识。根据文部省官方调查，全日本中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从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44.5％乃至1993年59.5％。小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也从12.0%、16.5%到23.6％，节节攀升。
中产家庭教育负担倍增
“宽松教育”政策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教育供给，日本中产家庭若在子女教育上要求上进，势必付出巨大——经济负担、选择焦虑和全家被裹挟参与应试成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
日本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家庭无疑为上述私营教育机构作出了巨大的经济贡献。在日本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教育支出和补习教育支出从1970年左右开始显著上升，1976年开始实施的“宽松教育”政策完全没有影响到这个上升趋势。换言之，1976至1995的20年间，家庭的教育经济负担没有下降，反而一路攀升，更可怕的是，升学率却一路下滑至1970年后的最低谷。可想而知，在此期间的学生和家庭的升学压力越来越大，对家庭经济条件不够好的学生而言，不公平也在扩大。
除了经济压力，“宽松教育”政策整体上降低了必修的教育标准，看似学生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学习的空间，其实这个年龄的学生既不充分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会需求，甚至不够了解竞争游戏规则。自主选择适合的教育资源既超出了学生的能力，也超出了多数家长的见识水平。除非精通教育和社会规则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多数家长在为孩子做学业选择时手足无措，心态焦虑。私营培训机构的营销诱惑、家长间的模仿与攀比、恨铁不成钢和病急乱投医等心态都会造成超量教育、过度补习，结果又加重了一重学业负担——不仅无效，更可能适得其反。
有一系列畅销书名叫《中学生的考试9成靠父母》，非常具体地传授家长应试技巧。日本应试学习之发达，已经不只是学生的事，应试负担已经不可避免地延伸至家长。
日本东京，考生在东京大学查看入学考试结果。东京大学是日本最知名的大学之一。 视觉中国供图（资料图片）
学业负担根源不同：超量补习的负担要回归教育规律来化解
如何判断补习是否超量？在补习产业高度市场化的今天，摸透了望子成龙、争先恐后心态的商业营销会大大异化家长和学生自己的判断。深度卷入补习市场的家长不由自主地站在了应试主义的一边。
负责任地讲，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始终离不开一对对立统一的命题：从教育者视角来说是“培养”和“选拔”，从学生视角来说是“成长”和“应试”，两者相辅相成。正如日本的历史教训所示，当教育真的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应试压力，却得到了缺乏求知欲和进取心、图安逸不勤奋、害怕担负责任、受不了批评、整体学力跌落的“宽松世代”。所以，在基础教育实践中能取得育人和应试的平衡兼顾就是最大的成功。
超量补习的发生意味着应试压倒了成长，要遏制超量补习就得重申育人和成长的主题，让真正懂得教育规律、怀有育人之心的教师和学校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获得更大的尊重。
更重要的是，限制正规学校教育的上限与边界不仅加重了家庭教育负担，还削弱了学校和教师的威信。正规学校教育要能提供足够的学业挑战才不会被轻视。学校和教师要理直气壮地承担更多课业教育而不是变相地把充实、提高的内容转移到课后家庭辅导。
每个人学习不同科目的能力不同，心智发展速度不同，兴趣方向也不同，课外补缺、拓展和提高都是自然的需求，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公立学校、公办少年宫及其师资也应该能提供这些教育，如果把这部分空缺出让给私营机构，应试压倒育人就可想而知了。
再者，符合选才规律的竞赛、测试要视作国家选才系统的一部分以充分的规模定期实施，既不能泛滥，也不能取消。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回归教育规律，摆正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自己各所应当的位置。
学业挑战未必成为负担，不能因材施教才构成负担
因材施教是最大的教育规律，每个人的学习和成长都是独特的，每个人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心智状态下能够接受的学业挑战度千差万别。
统一以某种平均水平对待施教势必形成学业负担，在这个方面低于平均水平者感觉吃力和沮丧，高于平均水平者感到无聊和无精打采。在现代学校制度下，一定程度上实现因材施教、促使学生多元化发展，成为优质中小学的标志性特征。如果能够帮助学生发现自己擅长的事，鼓励他们投身并乐在其中，“减负”便已经发生。所以，越是那些优质学校素质教育做得越好，学生学习越不苦，并不是无稽之谈。
当然，前两条还是制度上、结构上的问题，这个层面上的“减负”最深入教育内容实质，更需要时间、耐心和爱。减轻学业负担的命题到了一线教师这里绝非单纯地降低学业挑战，而是转化为要实施更好的教育——提升自我的教育教学素养，因材施教，激活学习。
“新校长传媒”投稿邮箱：2594889720@qq.com
期待您的精彩分享
你可能会感兴趣
给教师提待遇！给家长解难题！教育部长发出两会“部长通道”第一声
来源丨连岳（ID：ilianyue）21世纪教育研究院（ID：eduyanjiuyuan），中青在线等
责编丨黄春霞
你的专属精品教育生活
▼ 点击「阅读原文」，一键订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