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下看”和“往上看”——能人主导的教育变革下，公立学校该如何突围？
希望在公立学校的话语体系中，多一些“老师，你有什么问题困惑？”“我能为你提供哪些专业发展上的帮助与支援？”这一类的满足、成全，少一些逐级下压、层层发包分派，少一些“你不怎么我就把你怎么”和“你怎么我就奖赏你什么”的“棒子+胡萝卜”式管理、指导。
在香港期间，看到内地同事在朋友圈发布“全覆盖”检查带来的忙碌、压力，感觉甚是恐怖，以为被骂退的督导评估换了个马甲又杀回来了。犹记当年，为了迎接省级督导评估，日以继夜，人仰马翻，全校上上下下折腾很久，“一个都不放过”。
其实，督学们也就两三天行程，扣除半天反馈，一两天分头看资料、听课、看特色活动、与教师、家长和学生访谈，仅此而已。但过程中经历的荒唐悖谬，留下的疲惫、沮丧、无意义感，经久不散。
而且，督导评估的可怕，更多还在于潜在的比较。督学代表政府，对一所学校及其校长和教师的印象、评价如何，后果可大可小。因为校长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必须向上级很好地证明自己，能够带领学校不断发展进步。因此，督导可称之为“高利害的评估”。
我不反对评估，也认可评估对于教与学的促进作用，但我不接受高利害导致的变形和变形之后的“恶”。
结束香港工作回到内地后，我亲身经历了“全覆盖”自查准备。确实很细致严格，但远没有当年的督导评估那么繁复，巡堂、查教师备课本、查学生作业种种，的确做到了注重教育教学常规的落实和规范。
不过，“全覆盖”的主要压力不是来自检查和评估本身，而是结果“与绩效挂钩”。查实存在硬伤就会扣分，即便没有硬伤也要评分、排名。评估当中，如因某位教师个人的不足不当而扣分，不是教师一人接受处罚，而是所在学校当年被扣分降等，甚至直接影响到校长和全体教师的绩效工资等级。
自2001年课程改革开始，就一直强调对学生、对教师、对学校要更注重过程性评价。可实施中的实际情况是，高利害的终结性评价，被分解成过程中更详尽的高利害终结性评价。精细化管理加上过程中的多次评核，这就是过程性评价？是，也不是。它是否带来了更好的教育实践？是，也不是。
一个高控制度的组织，容易产生并依赖强人政治，用碾压性的权力、能力和智识令多数人服从跟随，让一切迅速呈现更好的样子。当下的各种标准来自于他们，大多周全完备，道理都对都很好，不过，实践者在执行过程中内心的疑惑、不解、艰难也被轻易掩盖了。
起点处的自觉程度如何？
当强大的外力消失时，那些许诺的好还在吗？能保持多久？
预想中的好是否兑现成了更好的教育教学行为，令教师和学生受益？
这些是我评估一项新政新规时非常在意的，也是公立学校一些匪夷所思的“恶”的来源。当下，上级为了让一些“自认为正确”的事情引起学校及教师的重视，一律与绩效挂钩，因为这种简单直接的方式至少“看起来很有效果”。
说一段我的亲身经历。许多年前，因为教师们对备课方式极其不满，认为日常为应付检查的备课耗费了大量时间，却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没有多大作用。学校管理者也觉得改革契机到了，便发动、组织骨干教师就备课方式改革展开研讨，想制订新的备课制度，既减少教师无效劳动，又能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那次讨论延续了很久，非常激烈充分，最后制订的新备课制度比起原来的备课制度，更为完善，也更为严苛。优秀教师们从个人成长经验出发所提炼出的备课方法，的确曾经助力他们的成长，但所有的好加起来，却成了更沉重的负担、更精细的限制。而且这份严苛是对所有人的，包括参与制订的每一位同事。
其实，从我成为一个熟手教师，就已经感到处于“往下看”的趋势之中了。所有的能人、强人将以往累积的好和自以为的好，转为订立精细的规定限制。目的就是为了让最差最弱的那一部分人不得不按要求做“好”，即所谓的“保底”，从而开启了整个行业“往下看”的趋势。
比如，少数人屡屡迟到，就设立打卡考勤制度；
因为少数人请同事代打卡，就换上指纹打卡机；
因为有人用指模蒙混，就与时俱进使用钉钉追踪……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教育变得更好了吗？
更令人沮丧的，是专业立场的日渐丧失。媒体和大众振臂一呼“学业负担太重”，马上下令不许考试，再下令不许布置作业，接着是关闭或者限制校外机构发展……
教育作为一个专业，是否能透过“学业负担太重”的感觉，厘清负担过重的原因？
是否有勇气直面原因、真相，通过社会参与，寻求多方基于理解的合作？
是否能抓住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变革的关键，寻求问题的解决？而不是把一个专业技术问题+政策问题，全当作政策问题一声令下、一禁了之。只求立竿见影，只求大众一时痛快，而不针对原因的解决方案，往往在轰轰烈烈之后一切如故。
让人警惕的还有无限地越界
让人警惕的还有无限地越界。当教育从业者以“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为重要”之名，想着法子教育家长，我时常担忧守土有责的教育从业者，疏忽了自己的责任担当，日益缺乏寻求自身改进优化的内在动力。
由最糟糕的那个人决定制度规则的尺度、下限；放弃专业立场和社会参与一味迎合大众；在越界中疏忽自己的责任担当……这些一直在拉低我和我的同伴，让教师们疲于应付，不得不做看起来正确，以及别人认为重要的事情。面对无数的“应该”和“必须”，“不允许”和“一票否决”，挣脱不易，超越越来越难。
事实上，对于多数教师而言，提供专业发展上的支持，帮助求取以达到更高的专业水准和人生境界，也就是激发“往上看”的内在动力和提供“向上看”的机会平台，同样甚至更为重要。
说说核心素养。当我们一再检讨，中国内地学生在文化基础方面付出太多时间精力，不利于全面发展，试图将重心向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方向挪移时，是否意识到，我们对于教师专业发展的支持，同样是只重知识技能，忽略教师的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的。
假“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之名，由强人、能人列出重点内容和关键技能，令老师被动接受、跟从服从，教师只能在强人、能人的所谓顶层设计之下，去证明、去表现自己多么符合优秀、多么符合美好。
这种由能人、强人一厢情愿主导的，单向强制、压制的专业发展活动，行的是控制之实，甚少考虑教师的处境、需要和兴趣，因为缺乏教师真实的参与投入，当外力消失之后，那些期望出现的行为就会消失或者变形，甚至从未出现。缺乏自主发展机会和内在动力的教师，却要去鼓励支持学生的自主发展？我不相信。
同样的，一个需要不断与持份者多方互动的行业，放弃社会参与，整天沉迷于自说自话，一味自我感觉良好，面对批评质疑毫无专业的担当和坚持，却要带领学生履行社会责任，在实践中解决社会发展问题？我不相信。
希望在公立学校的话语体系中，多一些“老师，你有什么问题困惑？”“我能为你提供哪些专业发展上的帮助与支援？”这一类的满足、成全，少一些逐级下压、层层发包分派，少一些“你不怎么我就把你怎么”和“你怎么我就奖赏你什么”的“棒子+胡萝卜”式管理、指导，鼓励并帮助教师自主发展，提高教师参与社会多方互动的意识和能力。
这就是我对强人和能人主导的教育变革的期许，对公立学校变革以及成功突围的期许。
徐莉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教师
首届楚天卓越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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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徐莉（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教师，首届楚天卓越教师）
责编丨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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