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不是学校和老师的产品 | 头条
美国学者发现：教师经验、课本质量、班级规模、学校硬件设施等，与学生成绩没有太大关系。学生的成功75%的来源于社会经济、原生家庭、文化背景，而这些都不是教师可控的。
高考成绩一公布，部分学校又开始炒作高分考生，6月26日，湖南省教育厅召开严禁高考炒作座谈会，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严禁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
实际上，这一“禁令”并非湖南省开先河，早在2017年，教育部就对高考成绩提出了“10个不得”。今年整体上执行得较好。虽有少数学校跳出来吆喝，绝大多数名校都没敢公开露面，措辞也极其委婉。
笔者为这一“禁令”叫好的同时，也不禁思考：过去的学校，都不会大张旗鼓宣传“业绩”，近十年，怎么个个跟企业似的，疯狂兜售“能力”了呢？仿佛考上多少个名校就成了一所学校有实力的唯一象征。面对这种浮躁而不良的心态，我们不禁要问，学生考高分读名校，究竟跟这所学校和老师有多大关系呢？
周彬曾访问一位高中教师，这位教师以“培养三十个能考入清华或者北大的学生”为目标，并以曾培养了八个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为荣。当问他是如何培养出来的，老师竟无言以对。
值得玩味的是，这位高中老师所在学校的校长对此不以为然，他说：“这七八位学生，是他一个人能培养出来的吗？还要再培养三十个，这不知会抢多少教师的功劳，伤了多少教师的心！”
这位校长意识到这种说法抢了其他老师的功劳，伤了其他老师的心。而颇想追问的是，这位校长在批评老师“揽功”的同时，自己是否意识到：当他的学校大肆宣传升学成绩时，也抢了家长、小学教师、初中教师乃至其他社会教育工作者的功劳，伤了他们的心呢？
如果一所炫耀自己培养了多少学生上北大清华的中学，却说不清楚用了什么样的培养方式，那它会不会只是占了一个“好的教育口岸”，不过是有更多、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有机会招收学习基础更好、学习条件更优越的学生而已？
如果是这样，学校和老师只是在中考和高考之间充当了“传送带”的角色，而他们却错把“传送带”当成了“生产线”，错把学生和他们取得的成绩当成学校的产品。时至今日，很多学校甚至没弄明白，学校的核心产品是什么，老师的职业定位是什么。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老师让同学们用“发明”和“发现”造句，一位小朋友说“爸爸发现了妈妈，他们发明了我”。
这个笑话提醒我们，如果非得说学生是产品，第一应该归结于他的父母。从遗传学看，父母提供的生物学基础是孩子一生成长变化的前提。另外，孩子出生以后，还有相当长时间在父母身边，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对学生的影响也不能低估。
所以，这意味着学生不是学校的产品，学生的素质、成绩也不是学校的产品。美国学者科尔曼发现：教师经验、课本质量、班级规模、学校硬件设施等，与学生成绩没有关系。学生成功，75%的来源于其社会经济、家庭、文化背景，而这些不是教师可控的。
一方面，人的成长是生长中实现的，而不是从外部塑造的。另一方面，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学生不仅有生命，而且有情感、能选择、能创造。所以，尽管会不同程度地接受社会环境、学校教育的影响，但走出学校的他们，终究是自我选择和自我塑造的结果。
换句话说，教育只是帮助，而不是塑造了他们；教育不是提供了人才，而是为人才的生长创造条件。“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学校、教师不过是为学生创造了教育环境和发展条件。
虽然“学生是学校的产品”的观念没有公开，但教育却一直循着这样的潜规则。比如“生源大战”，抢好的生源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原料”，以便“加工”出更优质的“产品”；比如应试教育，就是以社会期望的“型号”对学生“塑造”，学校成了工厂，学生成了物件；再如升学率炒作，升学状元的炒作，成名学生的炒作，学生实际上成了代表办学水平和质量的产品。
对优秀学生的成长和成才，学校往往贪天功为己有，表现出不应有的狂妄和骄傲。
当我们走进学校，很多学校领导会指着名校友的照片唾沫横飞，称这些取得卓越成就的名人都是从他们学校走出去的，是他们培养出来的，却不知这些校友对学校和老师不以为然和各种鄙夷。
与此相应，既然学校承认学生是你的产品，你就该承担更多学生不够理想、产品不合格的全部责任，有了问题你就要担当。但是这样一来，社会的毛病全都要教育吃药，板子都要打在教育、打在学校身上，社会对教育的苛责也随之而生，学校和教师被无限的社会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教育失去独立和尊严。
因此，我以为理想的样态可能是：“教育不去贪学生成才的天功，也不承担学生不成才的责任”，既不狂妄自大，也不含冤叫屈。
当然，学校好大贪功，将学生当成没有生命的产品，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和管理行为错位。
当管理者锁定学生，学生质量就成了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导致重结果轻过程。至于学校和教师如何影响学生发展，是否人道、是否科学，都得不到应有的研究和考察。当教师把全部力气用在加工和塑造学生的时候，机械重复的训练难以避免，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尊重学生、发挥学生主体性就只能成为美好的愿望。
再有个原因就是，教育评价体系的不完善。不容置疑，办学条件好的学校更容易获得优质生源。更优质，意味着学生的智力条件和原有基础相对出色，家庭学习条件和社会学习环境相对优越，学生更容易成才。
显然，以学生的质量作为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的评价标准，并不公平。评价中的“马太效应”，加大了学校差距，伤害了普通学校的积极性。
现在也有另一种说法，就是“教育的产品是服务”，但服务本身亦非产品。
马克思说：“一个歌唱家为我提供服务，满足了我的审美需要；但是我所享受的，只是同歌唱家本身分不开的活动，歌唱一停止，享受就结束；我所享受的是活动本身。”
歌唱家实现了对听众的服务，但我们不能说服务是他的产品，他的产品应该是声音。服务只是功能，服务需要一种中介产品来实现，中介物才是真正的产品。
刘绍棠有一篇文章《师恩难忘》，回忆小学学习时，老师如何教他语文：
“田老师先给二年级和四年级同学上课，叫三年级学兄把着一年级学弟的手描红。描红纸上是一首小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他还编出一段故事……我学习四年，听了上千个故事，有如春雨点点，滋润着我。”
刘绍棠记住了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对他产生了影响。故事中，田老师的劳动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改造教材和补充教学内容，用讲故事使教材情境化，适合学生理解，通过补充行为习惯养成的新内容，增加教学内容的教育性；二是激发学生的学习活动，在情境中思考和理解，发展想象力，理解道德行为，受到审美教育。
课程其实也是一种影响人的环境。什么是环境呢？这是一名学生的教育经历：
“杰弗，这个需要开动脑筋，看你是否能够解决？”老师说。我走到黑板跟前很快列出了方程。老师开玩笑地说：“我们真幸运，班里有这样一位天才！”
当我回到座位时，听到有人在骂我，有人发出不屑的声音，有些同学朝我冷笑或翻眼。我才意识到，这所学校不一样，同学们并不认为学习好就“酷”。
渐渐地，我学会了装聋作哑。
在这里，他人的行动和态度成了影响和改变人的环境。
前几年，看到推评“全国中小学十杰教师”的一位老师的材料：
她新到一所小学当班主任，发现同学在早读时间很吵，而且迟到的多。
开始，她批评干涉，却是徒劳。新的一周，当同学们走进教室时，发现她端坐讲台，旁若无人、声情并茂地朗读。同学们好奇地围在周围，很快，一些同学被作品吸引，一些同学回到座位，拿出课本和喜爱的东西。
一个月以后，班上再没有迟到的学生，教室响起的读书声。
一些老师说：“现在的学生根本不爱学习。”这是很多老师痛苦的源头之一。我们不讨论是否符合事实，但是我们可以扪心自问：
我们爱学习吗，我们爱读书吗？当我们告诉学生学习的重要意义时，我们是否做个标杆？
我们是否敬畏知识？是否坚信知识对人类和个体的意义和价值？在共享人类历史文化遗产时，我们是否赋予知识以生活意义，使学生意识到知识改变命运的巨大力量，从而使学生对知识产生渴求和敬畏？
其实，教育的使命和学校的责任只有一个：为学生创造一个自在、自信的学习环境。在这里，老师们安心工作，学生们安心学习。由于个人和团体的价值观不一样，每个人心中的良好氛围也不同，领导需要处理好分歧、期望和现状的关系，最终提升学习环境。
校长，最应该为一所学校的氛围负责，就像老师必须对他的课堂负责一样。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不得以升学率对地区和学校进行排名，不得下达升学指标。”这只是一个禁止性规定，在禁止性规定以后，我们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指标体系评价学校和教师。
没有明确的“立”也就难以实现真正的“破”。立什么？立以课程为主对象的教育评价体系：
二是通过对学校和课堂上的课程表现和实践的形态与质量，考量学校和教师的课程水平和质量；
三是通过学生在课程实践中变化的增量，考查学校和教师课程的效益和价值。
这样一来，如果用课程评价学校和老师，我就不仅会问你教过多少优秀学生，而且会问你都做过什么，你为这些学生提供了什么样的课程，你在开发和实践这些课程有什么样的追求，付出了什么样的劳动等等。
当然，笔者也乐观地期望，学校评价课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可以引导社会、学校、家长把精力全都用在关心和建设高质量、高水平的课程建设中，而不是一门心思用在如何对学生“榨油”上。
课程合理了，学生的成长自然也就产生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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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陈大伟
来源丨成都陈大伟（ID：cddxcdw）
责编丨陶小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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