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减负并非“害了孩子，肥了教辅，误了国家” | 头条
不久前，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研究者陆一的一篇文章——《害了孩子, 肥了教辅, 误了国家：”教育减负“为何越走越偏？》（点击可阅读原文）刷爆了朋友圈，引起各方对于“教育减负”这一话题的再次热议。
本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也撰写了文章，剑指“应试教育”，以下为原文摘录。
“减负”是近段时间大力推行的教育政策之一。但随着政府推行“减负”、治理课外培训机构持续发力，教育界内外的质疑之声不绝，为应试教育辩护的声音也迭出，如：
“应试教育是一种政治正确”
——江苏某地的教育局长陆建国
“历史终将为应试教育平反”
——北师大王策三教授撰文
“减负是‘害了孩子, 肥了教辅, 误了国家’”
——网上某热文
此外，一些国外案例被不断引证，是日本“宽松教育”失败和西方“快乐教育”的“骗局”，成为中国不能减负的“前车之鉴”。
教育的真相与价值在自媒体的操弄中被极大地混淆，制造着家长的焦虑。要为减负和素质教育辩护，首先需要澄清关于西方“快乐教育”和日本“宽松教育”的真相，拨乱反正，以正视听。
关于西方教育最为蛊惑人心的奇谈怪论，就是所谓“快乐教育”是西方国家糊弄底层人民的骗局，所谓“底层快乐教育，中层素质教育，高层应试教育”。
声称底层民众的学校实行低质量的快乐教育，培养劳动者；中产阶级子女的学校实行素质教育，而上层社会子女的精英学校，实行严格的应试教育，刻苦训练，以培养社会的统治者。如按此说，中国的老百姓应当庆幸不已，我们都在享受最高端的教育了！
讨论学业负担和评价教育质量，要有两个基本的区分。
首先，是义务教育还是高中教育。
减负优先关注的是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小学生的生存状态。由于高中教育直接面对大学升学，教育竞争最为激烈，各国概莫能外。
那些“美国家长狂推娃”的网文，用美国最顶尖私立高中“4小时睡眠，4杯拿铁咖啡，4.0的GPA成绩”，来反证中国的应试教育并不为过，是一种蓄意的误导，以制造焦虑。
即使在美国，非哈佛、耶鲁不上的也是一个很小的群体，（其中华人占相当比例），并不能代表高中学生的基本面貌。许多公办州立大学的水平也很高，对本地居民收费优惠，是他们的首选。
其次，是关于教育分层的问题。
在存在阶层差距的现实中，所有国家都存在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分层与教育分层。教育公共政策的目标，无不是致力于弥合和减少这种差距。
在这方面，而不是制造或助长在学校中阶层的隔离。由于美国多种族和移民社会的特征，学校经费来自房地产税，使得不同社区的学校教育质量差异极大。
许多城市中心以少数族裔学生为主的中小学，巩固率、毕业率很低，校园风气松弛，学业成就不达标。然而，这并非是针对特定人群、具有特定目标的教育模式，只是不合格学校和教育失败。
2002年小布什总统签署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到奥巴马签署的《让每一个孩子成功法案》，就是要让更多的学校学业成就达标，这个目标至今仍没有实现。
类似地，中国偏僻的西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也有许多基本不开音体美、不开英语，学业成就不达标的学校；同样，它并不是针对贫困地区的独立的教育模式。而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的教育哲学和教育模式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由于资源和师资的差异，在实现的程度上不同，譬如前者可以开出100门选修课，后者只有30门；前者会组织学生去国外游学后者只是在国内，等等。
事实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义务教育，无论欧美还是亚洲国家，主流的价值观和教学模式，都是以儿童为中心，重视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重视体育和生活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社会适应性，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等等。
这种教育，名之为“快乐教育”并不严谨，极易产生歧义，似乎是只顾玩乐的放任教育；名之为素质教育，则与中国的概念不好区分。为行文方便，在此还是暂且称之为“快乐教育”。
实际上，这是一种自由宽松、自然生长的教育，是一种低竞争、低压力、低管控、低评价的教育。与中国中小学生极长的学习时间、过重的课业负担、频繁的考试排名、激烈的竞争、众多的近视眼和睡眠不足等等，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丹麦的教师告诉我们，在幼儿园和小学是没有竞争概念的，学生需要学习的只是接纳、合作、感恩、良好的行为习惯等等。一位五年级学生的家庭作业，是读20分钟课外书。丹麦的中学校长告诉我们，初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帮助学生顺利度过青春期，学生在九年级之前没有考试。
在英国小学从教的上海教师发现，他们并非每天布置作业，有时每周才做一次作业，而且学生似乎愿意交就交，没有交也没人催。参观过美国学校的老师发现，课堂上老师和学生都显得不紧不慢，教学设计也比较传统和单一，以讨论、交流、书写等环节为主，没有想象中的高效和新潮。
一位美国老师介绍，美国的小学、初中其实没有真正开始学习，真正有挑战性和竞争性学习从高中开始。美国基础教育的精华是每天下午课后围绕体育、艺术、社会实践而开展的丰富多彩的活动。
英国顶尖的私立学校伊顿公学，下午时间学生全部在在运动场上。对体育的高度重视和推崇是覆盖欧美各类学校的，有研究视为是反智的“蓝领文化”对学校文化的改造，但它似乎是更为符合儿童天性、因而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教育行为。
有人认为，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升学和就业竞争激烈，因而难以实行“快乐教育”，只有小国寡民、高福利的北欧国家才能做到。
其实，北欧五国总人口达2200多万，人口也不太少了。8300万人口的德国，中小学实行半天上课，下午组织学生去参观美术馆、博物馆、踢球、看电影，或者到野外散步。
可见，这种自由宽松的教育在绝大多数国家是基本现实，既非小国寡民才能够享受，也不是阶级分层的骗局。它背后，是从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启动的一场整体的教育转型，从而告别19世纪形成的以知识灌输为主、学科中心的教育模式。
其基本特征是从国家主义到儿童中心，以人为本；从升学教育到培养公民；从学科中心、知识本位到生活教育；从教师中心到学生中心，从课堂教学到学会学习，学会生存。
近年来，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刺激，互联网时代和智能机器人的挑战，重视培养创新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教育改革正在加速，都是在继续解构课堂中心、考试和分数至上的传统模式。
东亚国家与中国相似，具有重视考试和分数、望子成龙的儒教文化传统；但是，对东亚国家教育的认知也需要“拨乱反正”。今非昔比，这一陈旧传统正在巨变之中。
PISA2009测试的数据显示，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竞争强度均已大幅低于上海。上海学生每周作业时间平均为13.8小时，OECD国家为平均5小时多，芬兰最低为3小时多、日本4小时多。
同为PISA第一梯队，韩国、芬兰学生的作业时间是上海的1/4，日本学生的作业时间是上海的1/3！加上校外辅导和私人家教，上海学生每周校外学习时间平均为17小时左右，远远高于OECD的平均值7.8小时。
韩国的教育改革是个典型。多年来，韩国教育的哲学观和价值观是“发展教育”，就是培养能为国家做贡献的杰出人才，国家和社会对拥有优秀学历的学校、学生优先分配资源，学生、父母、老师和地方团体都投入到学历竞争和成绩竞争中。
它在推进教育普及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收获教育异化的苦果。单纯成绩和学历的竞争让学校变得嫉妒、仇视和攻击；考试成绩竞争，破坏了全面素质教育理念；炽烈的课外培训，给国民造成极大经济负担。据韩国SBS新闻报道，在OECD成员国中韩国学生的幸福感最低，学习压力最大，自杀率也是最高的。这样的教育会被看成失败的教育。
进入2000年，以创新和人性的创意为目标的人性教育政策成为韩国的主流观点，从而脱出“发展教育”的窠臼，它被定名为“幸福教育”。
实施“幸福教育”的抓手是“自由学期”制度，即在初一、初二学年选择一个学期，取消期中和期末考试，实施灵活弹性的教育课程，开展讨论、实习等学生参与型的教学以及多样化的体验活动，以发展自主学习能力和适应性，帮助学生探索未来的职业前途。
至2016年，韩国的3204所初中已经全部实施自由学期制，学生的幸福感明显提升。
台湾的小学已经相当生动活泼，完全没有“小升初”的问题和压力，实行半天学习，一、二年级下午全部放假，三、四年级下午放假三天，五、六年级下午放假一天。2014年起实行12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不再采用在校成绩，也没有基本水平测试，75%的学生实行免试入学，25%为特色招生。取消了中考后，初中阶段的教育气氛也在明显改变。
亚洲国家中，日本“宽松教育”的变革成为关注的热点。对其历史和事实的深入揭示，比我们在媒体信息中看到的要深刻得多。
国内关于“宽松教育”比较权威的研究，是华东师大吴伟、赵健的《日本“宽松教育”：历史脉络与理性审视》（比较教育研究，2018年第4期），以及21世纪教育研究院于2018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
在这次会议上，日本驻华使馆参赞、日本学校的校长、在华留学生等提供了第一手的资讯（见《日本“宽松教育”的真相与思考》，21世纪教育研究院官网）。
“宽松教育”的提出，是日本针对六七十年代基础教育的“畸形化”（被喻为“考试地狱”），对严重的“填鸭式教育”弊端的矫正和反拨。
就教育价值而言，传统的“填鸭式”重视的是基础性、系统性知识的学习；1978年提出的新的目标，是重视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以及体验式学习，培养能够独立思考、创造新事物的人才。
“宽松教育”通过缩减学习时间和教材内容，以为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与学习能力留出空间。1980年后数次修改教学计划，以1998年修改、2002正式实施的《学习指导要领》的下调幅度最大：实行“一周5日制”，并将学习内容减少了约3成，上课时间减少了约1成。
对“宽松教育”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这次修订中减少的教学内容过多，引致社会舆论对学力下降的担忧。
图1 日本两种不同教育的价值观和特征
这一担忧因为2003年和2006年日本两次PISA测试的成绩下降，形成所谓的“PISA震惊”而坐实，导致“去宽松教育”的政策调整。2008年新一轮《学习指导要领》的修订，小学增加了278个课时，初中增加了105个课时；其余内容包括加强理科教育、数学教育，充实国语和外语等语言活动，削减综合性学习时间，废止初中的选修科目等。
其实，“宽松教育”导致学力下降的事实是并不真实的。因为1998年制定的《学习指导要领》，到2002年才正式实施，参加PISA 2003和PISA 2006测试的学生只是在小学段接受过1年或4年的“宽松教育”。
PISA2009测试日本成绩回升，被视为“去宽松教育”的成效；然而，正是参加2009年测试的15岁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接受了完整的“宽松教育”（约为1994 年出生，2001年上小学，2007年上初中），可见舆论与事实之间的差距之大。
图2 日本中小学课时变化
“宽松教育”在日本是个已经过时、不被关注的话题，只是在中国被重新“爆炒”。因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够从中汲取什么？对此，日本学者也曾多有讨论，主要观点如下。
“宽松教育”是社会经济逻辑的产物，而非教育自身的选择。
宽松教育的提出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转型，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日本制造业外移，经济界认为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应当将工业化时期培养规范性人才的目标，提升为培养具有生存能力、思考力、创新能力的人才，需要改变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育”。
1978年文部科学省提出“精选教育内容，旨在实现学生过上宽裕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的目标”。由于“宽松教育”政策的制定首先并非出自对儿童的考虑，而是为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决策，这一动机和价值观本身就有问题。
反过来，社会对“宽松教育”的担忧、对“宽松一代”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是社会情绪的表达，而非来自教育自身的评价。在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全社会弥漫着不安情绪，“宽松教育”于是成为“替罪羊”。因而，日本学者建议不要在国家经济波动时实行教育改革。
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儿童学力下降，而需要关注教育背后社会的巨大变化，关注日本社会与新世界整体上的不适应。诸如对“宽松一代”的低评价，他们在行为举止、思想观念上不像老派日本人那样守规矩，懂礼貌和勤奋，比较崇尚自由和个性化，加之“少子化”和“低欲望社会”的现实，社会如何面对和适应，是超越教育的重大挑战。
不应过于看重PISA这种一次性的纸笔测试。
导致2003、2006年日本PISA成绩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参测国家和地区增加，同属“第一梯队”的台湾、韩国、香港等地参与，日本的名次相对下降。而真正完整接受宽松教育的“宽松一代”参加的2009年测试，成绩却大幅回升，可见一次性纸笔测试作为教育评价的确定性是可以质疑的。
在PISA测试之外，2011年日本参加了OECD组织的国际成人力调查（PIAAC），进行读解力、数学思考力、活用信息技术的问题解决能力三项测试。
在包括韩国、澳大利亚、美国、芬兰在内的24 个国家或地区中，16～24岁年龄层的日本人，读解力平均分为299分，位居第1；数学思考力平均分为283分，位居第3，可见学力下降之说是经不起检验的。
最近一次PISA2015测试中，日本的表现继续亮眼，新加坡名列第一，日本第二；而中国队成绩大幅下滑，总体排名第10，其中数学第6，科学第10、阅读第27。因为这一届的中国联队由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四地组成，尽管仍然是国内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但显然与单纯由上海队代表不同。
如果国内参测的省份更多，相信成绩下滑会更为显著。对此也不必过度反应；但在PISA2015测试中呈现的其它问题尤其是教育公平问题，却是应当高度重视的。
关注教育政策的综合影响，尤其是教育公平。
与国内自媒体认为日本“宽松教育”大方向错了，正在重新走向“应试教育”不同；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教育培养生存力、创造力、深度学习等理念与价值观并没有变化。
需要反思的是“宽松教育”改革中政策目标和手段不相符的问题：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并非靠简单减少机械学习内容就可以实现，还需要配套的课程与教学方法，这方面显然没有跟上。
更为重要的反思，是“宽松教育”本应为学生、教师、家长“松绑”，但实际并不宽松。
由于社会的竞争态势依旧存在，有升学压力的学生将战场从公立学校转向私立学校和校外补习机构，从而扩大了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的差距。因为“宽松教育”的改革对私立学校没有什么约束力，很多私立学校依旧坚持一周六日的制度。同时，由于参加课外补习对学生成绩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从而扩大了学力的阶层差距。
这一问题在中国也存在，而且情况尤为严重。
对同一件事情，出现完全不同的批评和评价，既是由于资讯的不准确和真相的缺失，也来自不同的教育价值观。重要的是，首先需要建立改革共识、理想共识，是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回答应试教育究竟是否“政治正确”？ 减负真的是减错了吗，是害了孩子、误了国家吗？
应试教育损害教育公平
对应试教育最强有力的辩护，是视它为保障教育公平、寒门子弟上升的不二法门，是一种虽不完美、但“最不坏”的制度。但是，这是需要证明和检验的。PISA2015对各国教育公平的评价，提供了权威的实证数据。
在PISA看来，教育公平不仅意味着教育资源、机会的平等，更要进一步地，要评价教育在多大程度可以减少因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而带来的不公平，从而让不同家庭背景、不同阶层的孩子能够获得同等的成长。PISA2015测试报告中，有3个关于教育公平的重要指标。
通过评价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意愿和学习动力，看各阶层孩子的差异，形成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指数，数值越大表示越不公平。这一指数世界平均值是12.9，中国大陆是18.5，美国是11.4，香港是4.9，澳门是1.7。
指的是由于学生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导致的分数差异。研究者把学生分为五个不同级别，计算每跨越一个等级，会对成绩产生多大的影响。世界平均值是38分，中国大陆为40，美国是33，香港是19，澳门是12。
把测试学校根据其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三个等级，计算不同等级间的分数差距3。从第一等级到第三等级，学校间的分数差异世界平均值为104分，中国大陆是156，美国是91，香港是79，澳门是20。
可见，无论学生个体还是学校，中国大陆教育的公平状况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反映的是在高度竞争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导致的学校差距和阶层差距。考虑到参与此次PISA测试的是中国大陆经济最发达的四个地区（上海、北京、广州和江苏省），不难推测实际的情况比数据显示的要更严重。
从数据看，即便是中国一线城市，教育公平状况都无法与日本、韩国相比。许多竞争论者的价值偏差是只计较教育绩效，而无教育公平的关怀。
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何以日本的基础教育比我们更为公平？
同样位居PISA成绩第一梯队，芬兰、日本、韩国学生的学业负担远低于中国，说明中国学生“拼时间拼命”的应试模式学习效率相当低，反复刷题的训练并没有转换成学业综合能力。所以，我们还需要探究，何以日本的基础教育比我们更为高效？
精英主义，还是大众主义？
为应试教育辩护的另一理据，是认为严格的知识教育和考试训练是国家竞争、培养优秀人才的必经之路。将基础教育纳入极其狭窄的学术性的竞争轨道，以培养科学家、拔尖人才为目标，将教育视为国家竞争的工具，体现的是一种国家功利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价值观。
任何国家的教育都具有选拔、筛选的功能，造就一批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优异人才和未来社会的领袖人才；问题是究竟是在更广泛地普及教育的基础上，以及在宽松、自由、包容的文化土壤中使他们自然生长；还是如举国体制的竞技体育那样，严格训练、层层筛选，为了筛选出少数“尖子”，让大多数人为之“陪绑”并成为教育的失败者?
关于拔尖人才培养的实效，“钱学森之问”已经做出了回答。有人说，我们培养诺奖人才是不太成功；但是，我们不是培养出了大批训练有素的专门人才，支撑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吗？我想问的是，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应用人才，真的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付出牺牲身心健康、童年和青春这样昂贵的代价吗？
应试竞争正在成为一场不断升级加码的“军备竞赛”，将每个家庭、每个儿童都投入无法选择、无法逃遁的单一轨道。因此，应试教育真正严重的问题，也许还不是拔尖人才或专门人才的培养，而是贻误了面向大多数人的国民基本素养的教育。分数和升学率竞争取代了学校树人育人的宗旨，教育最为本质的功能被虚置架空，令人触目惊心的国民素养低下和道德滑坡的现实随处可见，就不奇怪了。
任何国家国民教育的基本价值和功能，必定是面向大多数学生，培养未来社会的合格公民。
一个民族的基本素质，健康、文明、有文化、有教养，才是国家进步的基础，这种国民素养是无法如精英人才那样可以花钱引进的。如《人民教育》原主编傅国亮所言“国家可以不要神童，但有责任保护每一个孩子的生命健康，”培养具有美好心灵的人性儿童，具有美好心态的阳光儿童，具有美好心志的自立儿童。这就是一个国家应该有的儿童观。
正是基于这种考量，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提出要重新定义知识、学习和教育，要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
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
“教育的经济功能无疑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以及众多国际发展讨论体现出的人力资本理念。教育不仅关系到学习技能，还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而这在多样化世界中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以国家竞争和培养拔尖人才为旨，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为快速实现工业化构建的教育制度，在中小学层层建立“重点学校”以选拔“尖子人才”。它所造就的等级化的学校制度，智育至上、考试至上、唯分数的教育评价，终于在90年代之后酿成应试教育之大观，成为伤害一代又一代儿童、貌似不可战胜的怪兽。
21世纪已经过去18年了，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将会达到发展的“奇点”。今天在学校的少年儿童在走上社会时，我们熟悉的许多职业和工作技能将会消失。因此，全世界的教育都在换赛场、换频道，开辟面向未来的教育创新之路。而我们还在讨论是否应当减负、应试教育是否“政治正确”，让人情何以堪！
有人会说，谁不愿意让孩子轻松、健康，但是没有办法，应试教育改变不了啊！又要回到本文的初衷。想不想改和能不能改，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中国教育能否从应试教育突围，是一个专门的问题，我将另文论述。如果因为在黑暗中待得太久了，我们不仅习惯了黑暗甚至转而讴歌黑暗，死抱着应试教育不放，不思改革，不敢改革，甚至认为这就是最好的教育，减负就会误国害民；那么，我们就只能永远原地踏步，在应试教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走上民族的慢性自杀之路！
这才是真正的教育竞争，是决定民族命运的关键抉择！
参考资料：
[1] 我国青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小学生近视率近40%，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超过七成，并逐年增加。相比之下，美国中小学生近视率仅为10%。
[2] 韩国前教育部长文龙鳞：从发展教育到幸福教育的转变，大风号， 2017-02-08
[3] OECD官网，PISA2015数据。转自《专访PISA首席分析师：数据告诉我，中国教育出了这些问题》，外滩教育，2018-12-07
[4] 傅国亮，教师博览 2019-02-09
[5] 《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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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杨东平
来源丨教育思想网（ID：eduthought）
责编 | 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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