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2019，120年，两个“甲子”。
“我和我的祖国”，走过了千年未有之变局，破除了时空编制的藩篱，实现了斗转星移的进步。
在这样一个时间，“新校长传媒”想和你一起，重温这个话题——一个国家的强大，为什么总是离不开与时俱进的教育？为此，我们站在7枚“时光切片”上，邀你一起，去发现“教育何以强国”的底层逻辑。
不难知晓，从1900年那个国弱民贫、列强环伺的华夏，到今天这个自信富强、朝气蓬勃的中国，教育的进步如影随形，带来一个国家“底盘支撑力的提升”——它赋予国民知识，更塑造民族气质；它提升一国生产力，也同步提升国民创造力、社会包容度……
事实上，唯有不断迭代的教育，才是推动国家科技、文化、经济、政治、国防等各个领域全面发展的真实动力。
所以，我们更应重新打量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中国在近代被欧美和日本大幅拉开差距，恰恰就是没有及时开展教育普及；而后来的奋起直追，也正是借重了推动大规模现代教育所迸发的系统力量。
大道不言，但深嵌在历史深处的无数细节，却自含逻辑。
1900年春天，梁启超因为戊戌变法失败，已经在日本流亡了2年。
在料峭的春风中，这位27岁的青年尝尽了寄人篱下、饱受歧视的苦涩滋味。他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救国，从来不能寄望“他人”。
在他耳边，“日本友人”提起中国，左一个“老大帝国”，右一个 “东亚病夫”。屡受刺激之下，他愤然提笔，写下了传世名篇《少年中国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然而现实是，“中国的少年”已经大大落后于欧美和日本。据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到1900年各个国家的识字率数据。19世纪，欧洲小学教育大规模发展，基本教育成为强迫性的公民义务。1870年到1900年间，德国的文盲率从2%降低到0%，意大利的文盲率从59%降到33%。1900年，欧洲国家的平均识字率为77%，法国是80%，英国是90%。当时的日本，教育也刚刚经历一番脱胎换骨，小学入学率从1872年的28%猛增到1900年的90%以上，超过了英国。也是在1900年，日本正式普及4年制的免费义务教育，之后又延长为6年制。而当时的中国，识字率不足10%，孩子的教育几乎全靠私塾完成，科举制度仍在执行，直到1905年才被正式废除。1900年，清政府上演了耸人听闻的一幕。慈禧听信任的大臣们说，义和团团民能“刀枪不入”、“枪炮不伤”，信以为真，试图借义和团力量“扶清灭洋”，向世界上11个强国同时宣战。6月6日，八国联军开始了武力行动。这支几万人的部队，在2个多月后的8月16日攻陷北京城。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中被抢掠的珍宝不计其数，“圆明园”再遭劫掠，终成废墟。1900年，就在执掌一国政权的慈禧还在相信有人能“刀枪不入”、“枪炮不伤”的时候，德国的普朗克提出量子理论，为人类认识物质世界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弗洛伊德借出版《梦的解释》，把心理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希尔伯特在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提出了23个著名的数学问题，为20世纪的数学研究指出突破方向；杜威提出“生活就是学习”的“教学合一”的教育基本原则；亨利·福特在底特律已经完成了福特汽车原型车的制造；莱特兄弟正一次次做着总数超过1000次的风洞试验，为人类的第一架飞机飞上天空（1903年）做最后的冲刺；刚刚就读博士的爱因斯坦，正在琢磨5年后震惊世界的相对论……
打量一下1900年的世界，我们会发现一个“三足鼎立”的格局——全球人口共16.5亿，7600万人的美国贡献了全球GDP的23.6%，经济全球第一；英国GDP只占全球18.5%，全球第二，但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依然称霸世界；5600万人的德国GDP占全球17.9%，全球第三，科技水平却世界第一，在即将大放异彩的新兴工业——像电气、化学、光学工业——中独占鳌头。中国有4亿人口，GDP却只有世界总量的6%；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工业产值只占世界总额的0.7%。1900年，中国只有3所公办大学，北洋大学（1895年创办，天津大学前身）、南洋公学（1896年创办，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和京师大学堂（1898年创办，北京大学前身）。这一年正月，北洋大学签发了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钦字第一号考凭”，颁予该校首届毕业生王宠惠，他后来曾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外交部长。可叹的是，中国的大部分孩子们，还将在私塾里熬上30年，直到1930年代，私塾才被现代意义的学校大面积取代。这年9月18日，早晨微雨，杭州西湖旁的满陇桂花盛开，香气阵阵涌来如浪。
这是浙江大学开学的第二天，学校在细雨中召开了勿忘国耻大会，校长竺可桢在会上宣布，由于日军已经逼近杭州，一周后浙大集体迁往天目山上的禅源寺。
此时，这位47岁的气象学家、哈佛博士无法预料，随着日军的步步入侵，浙大和他本人将遭遇怎样的命运。
11月下旬，师生们没来得及和禅源寺里可爱的猫咪告别，便又匆匆迁往浙西建德。从离开杭州开始，竺可桢带领师生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6省，行程2600多公里，于1940年初，到达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并在那里坚持办学长达七年之久。
1938年夏天，浙大来到江西吉安泰和，竺可桢在这里发掘出“求是”二字，作为校训沿用至今。也是在这里，因为战争时期医疗条件不好，竺可桢的幼子竺衡和妻子张侠魂在半个月内先后因患痢疾去世。
8月10日，全校师生为张侠魂和竺衡开追悼会，全场呜咽，万分悲怆。原本20分钟的送葬路程，走了整整一个小时。
正是在这段颠沛流离、国恨家仇的西迁时期，竺可桢为浙大集聚了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卢鹤绂、束星北、谈家桢、贝时璋等一批在国内外颇具盛名的科学家，并培养出李政道（1943年入学）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叶笃正、谷超豪和程开甲等著名校友。1937年，中日之战是一场工业化强国和农业国之间的不对等战争。当时的日本人口7100万，不足中国人口4.8亿的1/6，但经济总量是中国的3倍。日本1922年就制造出了第一艘航母，到1937年共有航母4艘。1937年，日本生产了1580架飞机，9500辆汽车，744门大口径火炮，330辆坦克。中国在这方面的数字，均为0。中国落后的工业水平，严重制约了武器生产。国内虽然也有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等，但根本没有形成闭环的军工产业链，汉阳兵工厂所用的枪管钢、炮筒钢、子弹钢等，皆需从德国采购，附近虽然有个汉阳铁厂，但产品质量无法满足要求。除了钢铁，武器生产所需的木材、硫酸、酒精等，也全靠进口。1937-1945年的8年间，中国共生产钢4.5万吨，日本为5022万吨，德国1.8亿吨，美国5.13亿吨，中国不足日本的千分之一、美国的万分之一。1936年，中国有108所大学，共有大学教师7560人，职工4290人，在校生41922人。由于日军入侵，这些大学被破坏者大半，加上一些学生投笔从戎加入抗战，到1938年在校大学生人数下降了约一半。1937年，中国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为43.4%，比1929年的17.1%大幅上升。当时，抗战是中国面临的头号问题，1937-1945年间，军费占政府预算的比例平均为63.55%。尽管面对各种困难，但“教育救国”几乎成了举国上下的共识，教育投入仅次于军费。抗战8年，中国教育事业竟于战火纷飞中有了很大发展。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大学生增长到83498人，翻了一倍。如中央大学，1937年有学生1072人，到抗战结束前的1944年，增加到3837人，教授也从133名增加到290名。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而成的，1937年迁往长沙，1938年又迁到昆明。在云南的8年间，毕业学生约2000人，有两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80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2人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朱光亚、邓稼先 等在“两弹一星 ”中发挥关键作用，有力托起了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1937年，自行车开始成为我国几个大城市的时尚，上海、天津和沈阳有自行车厂，但年产量极小，只有几千辆。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有70条公交线路，各类公交车共900余辆。同期的北京，公交车不足100辆。那时，汽车在美国开始慢慢进入家庭，1937年销售了350万辆汽车。美国当时每5人有一辆汽车，而德国每50人才有1辆汽车，于是政府下令要为要为普通人生产一种只卖990马克的经济型汽车，大众汽车公司也因此于1937年成立。而当时的英国，老百姓则在电视方面拥有绝对的幸福感。1936年11月，人们通过电视收看节目最先在伦敦出现，伦敦有200多个家庭拥有电视机。到1937年，英国BBC公司播映英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大典时，英国已有5万观众在观看电视。1978年，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元年。
10月22日，邓小平抵达东京，展开了为期8天的对日访问行程。
24日下午，邓小平在日产汽车总裁的陪同下参观了神奈川的工厂。该工厂生产线刚引进了机器人，据称是世界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工厂。邓小平听说这里每个工人一年平均生产94辆汽车，他坦率地说，这要比中国排名第一的长春汽车厂多93辆。参观完日产工厂之后，他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26日，邓小平乘坐日本新干线列车“闪光八十一号”从东京去370公里外的京都。在回答记者谈感受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一个字，‘快’。像是有人在推着我们跑，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为了让中国“跑”起来，他在教育领域做了很多大刀阔斧的动作。复出后的邓小平多次说，“我总觉得科学、教育目前的状况不行。”“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他在1977年拍板恢复了已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当年570万考生走进考场，27.3万迈进大学校园。1978年6月，他要求教育部增加留学生数量，“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当年，中国送出3000名学生出国留学。12月，我国恢复增设169所普通高等学校，提速发展高等教育。此时，我国共有高等院校598所，共招生40.1万人。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告诉大家，世界正在进行一场科技革命，出现了高分子、核能、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航天和激光等全新的领域，并提了一个崭新的提法——“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之后，他觉得这个提法还不到位，1988年表述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全国科学大会6000余名代表中，有一位名叫任正非的34岁的青年。他1963年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并入重庆大学），是那个年代极其罕见的大学生。1978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55%。也就是说，18岁-22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中，每65人才有1人能读大学。作为比较，日本1975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38.4%，美国在197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第一次突破50%，全球第一。那时，汽车在发达国家已经普及。在9.63亿人口的中国，当年共生产汽车14.9万辆，自行车854万辆，手表1351万只，缝纫机486万架。当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被称为“三大件”，少数条件好的家庭才能拥有。按照当时的产量，需要差不多30年，才能为每个家庭都生产一辆自行车。上海全钢手表单价125元，永久牌自行车150元，上海牌缝纫机100余元，而且都要票才能买到。当时人们的月薪普遍只有几十元，人均GDP381元，外汇储备1.67亿美元，人均外汇储备不足0.2美元。那时的中国还不能开始建设自己的高铁，需要从各个环节一点一点补课。比如钢铁，当时虽然我国钢产量已经达到3178万吨，是1949年15.8万吨的20倍，占当年世界钢铁总产量的4.42%，但业内人士认为，技术起码落后时代20年。当年12月，作为邓小平访问日本的成果之一，现代化的上海宝钢开始建设。2000年时的任正非已经56岁。不像大多数已“知天命”的人，他变得比以往更加忧心忡忡。
这是他创办华为的第13年。1987年，他筹集21000元，在深圳的一所旧民房里创立了华为，2000年时销售额已达220亿元，利润29亿元位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
任正非与参与华为发展的五位学者
他却告诉大家：“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而且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十年以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
2年前，华为遇到发展过程中第一个大坎——随着规模的极速扩张，组织的管理机制问题愈发严重，造成了部门内耗、效率低下、浪费突出等毛病。
任正非带领高管团队来到美国，在考察了朗讯和惠普等巨头后，最终选定了国际巨头IBM，拜师学习。当时，IBM在传奇CEO郭士纳的带领下，风头正劲，创造了一段现代企业神话。
IBM拿出一个计划，报价20亿元人民币。华为一位副总裁心痛地说，这相当于华为一年多的利润了，我们砍砍价吧。任正非反问道：“你砍了价，你能对项目的风险负责吗？”
看到任正非不还价，郭士纳肃然起敬，沉默了一会，他只对秘书说了三个字：“好好教。”
从1998年到2003年期间，IBM向华为派遣70位高级顾问，每人每小时收费在300美元到680美元，再加上往返机票、食宿，以及其他费用，加起来5年花了20亿元的“拜师费”。
2000年，还是华为进军海外市场的起点。公司在五洲宾馆为出征“将士”办送行大会，打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标语，透着悲壮。当时，华为在全国各大高校巡回招聘博士、硕士等高学历人才，起薪在5000元以上，干得好还有股份和分红可拿。
从1999年开始，我国大学扩招的步伐大大加快，从1993年到1998年，6年间从92.4万缓慢增长到108.4万，1999年到2005年，6年间便从159.7万猛增到504.5万。200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1.2%，共有高等院校1041所，共招生220万人，在校大学生共556万。
国际上有个常用的标准，将高等教育发展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毛入学率低于15%时属于精英阶段，15%-50%属于大众阶段，超过50%就进入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是在2002年进入了大众阶段。
出国留学人数开始井喷，2000年出国留学3.9万人，2001年增长到8.4万人，2002年达到12.9万人。当年出版的畅销书《哈佛女孩刘亦婷》，作者是刘亦婷的妈妈，讲了女儿被哈佛大学录取前所经历的人生历程和学习心得，恰好撞上了风口，大卖数百万册。
2000年，我国人均GDP为959美元，钢产量1.28亿吨，汽车销量208万辆，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
温饱已经不是问题，早在5年前，粮食生产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变得供过于求。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决定用保护价收购。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开始购买私家车，一直卖得很火的“老三样（桑塔纳、捷达、富康）”在越来越挑剔的消费者眼中，很快将失宠。
随着经济的发展，让人操心的不仅是生产问题，需求不足也开始出现。1999年，为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我国开始实行“黄金周”制度，通过旅游来带动消费。
1999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花坛《世纪花种》
当年国庆节是第一个“黄金周”，共有2800万人出游。原来是奢侈品的旅游，开始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生活必需品。
全球开始流行一个新的词汇，“知识经济”，是说经济将主要建构在知识上，人们主要生产知识、消费知识。大部分国人对汽车、电脑等有形的物质产品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对主要消费知识的概念显得难以理解。
1998年，我国开始停止实行了几十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实行住房分配商品化，从那时起，“房价”一词开始走进国人的生活。2000年时，北上广深等城市的房价仅有几千元，那样的日子让很多人无比怀念。
2008年8月1日，一个炎热的夏日。一早，列车长徐颖像往常一样，赶到北京南站去上班。这位27岁的天津姑娘知道，自己将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上午10：41，一列和谐号列车满载乘客，缓缓驶出新落成的北京南站，约15分钟后，列车时速已达到350公里——我国第一条具有世界一流水平、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正式通车运营。11：08，列车稳稳地停靠在天津站。
从北京到天津，从之前的2小时30分，到现在的27分钟，“自己像做梦一样”。为了在这一天向全国乃至世界游客展示中国高铁模范样本，她和同事们已经准备了很久——一节车厢37步走完，交谈距离保持1.5米，按时间天气调整灯光强弱……在邓小平乘坐日本新干线之后的整整30年后，中国拥有了自己的高铁，以及高铁设计、制造背后的关键技术和完整产业链条。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奔跑。2002年超过法国居第五位,2006年超过英国居第四位,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位，2008年时距离日本仅有一步之遥，并将在2年后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华为2008年销售额233亿美元 当年出征海外的战略取得重大成功，海外贡献了当年业务收入的75%，已经在欧洲的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市场取得成功。不过，日本和美国市场依然没有有效进展。当年，乔布斯刚刚推出iPhone，势不可挡。而华为的手机业务困难重重，一度想卖掉，只是没找到买家。2008年，遇上美国金融危机，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等3大汽车巨头濒临破产，美国政府不得不出面拯救。但中国的汽车消费依然强劲，当年销售汽车938万辆。随着汽车在家庭中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加上我国高速公路网络的成型，自驾游开始新的风尚。由于汽车增长速度太快，北京那年成了我国第一个单双号限行的城市。2008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3%，当年大学招生607万人，是1978年的15倍。从2008年秋季开始，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全部免除，彻底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当年，有18万人出国留学，有559万年轻人从大学里毕业，成为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消费者，数量创出历史新高。随着移动互联网在那年启幕，智能手机成了这些年轻人的最爱。到2008年，房地产市场走过了一轮长达10年的牛市，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普遍突破每平方米1万元。当时的中国，彻底告别了短缺经济，各个行业产能全部过剩。当年，粗钢产能达到6.6亿吨，而国内需求不到５亿吨；水泥产能18.7亿吨，国内需求不足15亿吨；电解铝、煤化工、平板玻璃、烧碱等产能也严重过剩。2019年之于中国教育，是个特别有意义的一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终于达到50%，进入普及化阶段。大学录取新生和毕业生都超过了800万人。与此同时，还有60多万人出国留学，50多万人留学归来，在世界各大名校中，都涌动着中国年轻人的身影。
规模宏大的教育，为我国提供了丰沛的人力资源。如今，我国科技人力资源超过9000万人，工程师数量占全世界的1/4，每年培养的工程师相当于美国、欧洲、日本和印度的总和，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19年，人均GDP有望超过10000美元。
从2010年超过美国后，我国一直是制造业第一大国。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中国钢产量已超过9亿吨，连续多年占据世界钢铁半壁江山。中国不仅是最大的汽车生产大国，而且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2018年销售汽车2808万辆，限购、限行，在各大城市非常普遍。
从华为最新的财报可以看到，华为2018年销售收入7311亿元人民币（1085亿美元），研发投入1015亿元，有18.8万员工，人均收入110万元，仅研发人员就有8万多人。从1998年拜师算起，20年后已是河东河西，华为销售额超过了IBM（796亿美元）。华为手机销售2.06亿部，与苹果的2.08亿部伯仲之间。
今天中国的年轻人，通过智能手机创造和分享着各种信息，知识经济的概念对他们已经无比真实，他们通过手机购买着各种服务、课程和应用。手机上的一个APP，可能就估值数亿，甚至十亿、百亿元人民币。
当下，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成了新的热点，仅最近2年，就有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几十所大学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
相信未来能够见证，在错过了蒸汽机、电力、信息等三次工业革命后，中国在这次以智能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不会再是旁观者，而是一位举足轻重的玩家。
今天的世界，各国的发展都越来越多地体现出自我觉醒、自我定义和自我创造的特征。优质教育之于我们，早已不再是少数人才能享有的奢侈品，而是开启未来的钥匙，是每个人终身都无法离开的必需品。
教育强者，国必强。回首120年，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大道不言的答案！
注：一所好学校的建设，如同一个国家的强大，需要各个环节的扎实劳作。国庆期间，蒲公英教育智库将梳理这些年来在教育理念、课程、教师培训、阅读、校园设计……等方面为学校服务的实践和心得，希望能助力更多学校的发展。敬请关注。“新校长传媒”投稿邮箱：259488972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