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如何打破唯考试、唯分数、唯智育的教育现实？

有人说2019年是中国教育的大年，国家集中发布了多个最高级别的文件，从学前教育到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的确非同寻常。

而在2018年10月的全国教育大会上，总书记还提出，“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事实上，“五唯”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教育生态不健康的一个最集中的表现，指向了对“教育生态”的治理。

联系此前国家发布多个最高级别的文件和克服“五唯”的总方针，我想就更本质的问题——教育生态，进行一番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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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教育生态？

教育生态的概念来自自然生态、生物系统的生态概念。就教育生态而言，我们似乎很难对它做一个清晰的界定，但都知道它是多元主体交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系统，包括政府、学校、家长、培训机构、企事业单位、媒体等等各方面，体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社会、市场、家长、学生不同的教育价值和利益诉求。

我个人认为在区域健康的教育生态当中，如果评价是“指挥棒”的话，学校系统则是区域教育的“底盘”。一个区域的教育稳不稳、乱不乱，关键是学校系统、教育结构、升学制度等等是否健康合理。

一些地方突出的问题首先是学生的学位不足，尤其是在学前教育，高中教育也有这个问题。然后是公办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比例，由于学校系统不太健康，导致了严重的择校竞争和家长的焦虑。

晋中市提出教育生态有六大要素，分别是“教育结构、教育政策、教育环境、教育治理、教育评价、教育质量”。如此来看，破“五唯”的核心是教育评价问题，但是单方面很难破解，因为教育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不可能就教育论教育，受到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的价值观、用工制度、劳动力市场等等很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我们不可能忽视这些影响，这就是教育系统或者教育生态系统治理的难度和复杂性。

例如，最近深圳有一些烦恼。一是中考综合评价太过复杂，引起了家长的抗议；还有高中学位不足的问题。

深圳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城市，而且是高学历、高技术人口集中的城市，它现在普职比是4：6。我们知道几乎所有大城市是倒过来的，普高占到60%左右，但他们只占40%。因此，深圳这些高学历、高技术的家长十分不满。这个问题表面上是学校结构的问题，但是背后是学校管理体系的问题。为什么高中发展迟滞？因为它的高中是归市教育局管的，区教育局缺乏积极性。

最后解决的方案，是在深汕特别合作区的赤石片区建一个高中城，新增约6万个公办普通高中学位。这反映出我们前期的教育规划，对城市人口发展和学校布局，缺乏具有前瞻性的科学考量。

说到什么是好的教育这个主题，今年6月，美国的未来学家、MIT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尼葛洛庞帝和任正非的谈话中谈到了教育。尼葛洛庞蒂说，“说到全球教育最好的国家，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组。一组以芬兰、瑞典、挪威为代表，这些国家在教育方面做得非常好，但是他们不怎么考试，每天学习时间更短，每年的学习天数也更少，根本没什么竞争压力，所以那里的孩子学得非常好”。

而另外一组就是中国。“中国教育讲究反复训练、练习，还有非常多的考试，可能有一半的孩子在这一过程中就被淘汰了……我觉得第二种方式不可取，而第一种方式将逐渐成为全球的标杆。”我认为的确如此，这两种教育系统的优劣是很容易评价的。

芬兰教育，九年级以前没有任何考试，基本上也没有多少作业。北欧国家都差不多。我在丹麦访问曾问过一个五年级的学生“今天的家庭作业是什么？”，学生回答说“读20分钟的课外书”。北欧国家的教育已经形成了低竞争、低控制、低评价的“三低”教育生态，而这带来了“两高”的结果——高幸福感和高创造力。

北欧国家教育中有着一些值得认识的重要价值。那里没有特级教师、高级教师，没有职称没有绩效工资，对教师没有评价和激励。所有到访的中国老师都会反复问他们“没有激励，教师能好好工作吗？”后来，一个50多岁的数学老师回答说，“当我的学生长大以后带着他的孩子来到学校来看望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激励”。有人说北欧国家太小了，我们学不了，其实主要还不是人口多少，而是这些国家是全新的社会形态，基于高度信任，有着高待遇和充分保障的高福利社会。

最近公布的PISA2018测试中，芬兰的排名落到了第七。这次PISA测试有一个重要的效果，就是大家重新认识PISA的价值，开始思考纯粹的学业评价到底有多大的说服力。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创新的国度以色列，排名第39位，上次是第43位。但真的能说以色列的教育很糟糕吗？显然不是。因此，对于PISA测试的结果我们还是要以平常心来看待。上海的教育真的是世界第一吗？其实，上海在PISA测试中得到两个世界第一，一个是学业成绩是第一，还有一个是学习时间第一，是用全世界第一的课业负担换来的。但这种教育品质是不是好的？

此前，我与芬兰的教育参赞做了交流，我说芬兰考了第七，会不会影响你们的教育政策？她说不会，我们不太看重这个事情，且大多数的国家都不太看重这个结果。

其实，已经有好多中国人到芬兰学习过，但他们对芬兰教育的了解我个人认为仍然是比较肤浅的。我问参赞，你认为芬兰教育的秘诀到底是什么？他讲了一段话，我归纳为三个要点，第一个是教育公平，第二个是学会学习，第三个是师资水平。

教育公平是什么概念？芬兰的一位校长说过非常发人深省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芬兰跟中国没法相比，中国人口太多了，挑一些好的培养就可以了，我们芬兰只有550万人口，所以每个人都是宝贵的，每个人都要培养出来。”这就是芬兰教育公平的价值。所以它的学校教育很均衡，尤其关注后30%的学生，把教育的“底”托起来。其实不仅芬兰，其他许多国家、地区也是如此。在中国台湾，这被称为“补救教育”，给后进学生每个礼拜增加两次课后补习，有专门的教师配备和教育经费，芬兰也是这样。

关于欧洲的教育生态，另外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是OECD发布的《2018年教育概览》。在实体经济发达的国家中，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比例相当之高：芬兰占71%、德国70%、荷兰69%，等等。这并不是我们用中考成绩筛选、淘汰出来的结果，而是学生按照职业兴趣和能力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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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有正确的价值观、政绩观

所以，要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最重要的首先是正确的价值观、政绩观。这种价值既来自国家的意志、教育方针和政策，来自人民群众对现实教育的不满，也来自互联网和智能机器人时代的挑战。继续在应试竞争的老路走下去，对民族和对儿童都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没有未来的，对此我们有着越来越清楚的认识。

我觉得我们当前改革教育的努力、教育创新，浓缩成一句话就是——从应试教育突围，改变具有150年历史的西方“教育工厂”的模式，改变唯考试、唯分数、唯智育的现实。在我国，这种改变要比西方国家更为困难，因为我们有着1300年的漫长的科举教育传统，而且还有70年前移植苏联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这是对教育创新最重要的障碍。

我们大多数中小学的教育，还是一种单纯追求分数、升学率的教育，拼时间拼命的教育。为什么学生的课业负担减不下来，有人说是因为学校减负，家长加负。我们研究院做过一次教育调查，百分之七八十的家长都认为学业负担主要来自于学校。每一个家庭中孩子晚上10点、11点还在做作业，做的到底是培训机构的作业还是学校布置的作业？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思考基础教育的功能，实行善待儿童的教育，使儿童免于恐惧的教育，使儿童能够保障睡眠的教育。善待儿童，就是保障他的休息和睡眠，给他必要娱乐游戏的时间。在这个意义上，让学生每天多玩一小时、每天多睡一小时，就是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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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互联网时代

和智能机器人对教育的挑战

另外，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我们对信息技术的重视越来越高，各个地方纷纷打造昂贵的未来学校，无不是以高技术为特征的，用大数据、人脸识别、云计算等技术全方位的捆绑老师和教师。大数据应用于课堂监测，现在正在成为一门生意。所以，在教育和技术的对决中，我们必须有清晰的价值观和立场：学校到底是应该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还是给学生更多的控制？我们究竟是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还是用21世纪的技术强化19世纪的教学？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选择。

苹果的CEO库克曾说：我不担心机器会像人一样思考，我担心的是人会像机器一样思考。考试机器人已经问世了，我们再把学生教成考试机器，还有意义吗？

对此，日本学者佐藤学说，“我们探求的不是会使用计算机的教育，而是不被计算机所‘使用’的教育；不是用信息网络来构建学校，而是通过计算机网络来编织人与人的关系，重新构建学校的公共性与共同性，目标指向‘不被科技神话所支配的学校和社会’。也就是说，学校教育应当从知识传授向知识社会的建构转变，通过新技术构建新的学习方式、新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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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路径和方法

构建区域教育良好生态的改革路径和方法，归纳了几条，有些来自中央文件，有些是我们根据地方的实践补充的。如：

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做因地制宜、力所能及的改革；

整体改变和局部改变的关系；

有限目标，例如减负的重心首先是保护小学生；

从试点开始的改革。

我们看到，在我国基本相似的政策环境当中，仍然有很多地方能够做出不一样的创举。

例如，山西省晋中市的教育改革，前些年在普及义务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好政策“救活了农村教育”。当前，晋中市教育局提出了教育下一步发展的“晋中方案”，包括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高中教育优质均衡、破除“唯帽子”的校长职称制改革、改变“唯分数”的教育评价制度，形成“党建统领、专家治校、归口管理、岗薪相随、简政放权、系统联动”的经验。前后两任教育局长鹿建平和张海荣都是优秀的教育家，张海荣还是个诗人，出版了诗集。

克拉玛依彭建伟局长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教育家，可以说他就是新疆的李希贵。他领导的教育转型变革包括“解冻-变革-巩固提升”三部曲，克拉玛依市从2013年开始教育转型的，到2016年市一中被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授予“全国课程改革骨干教师研修基地”，成为教育转型标杆、“克拉玛依现代化教育品牌”。

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弋阳县。弋阳通过办好农村学校，规范城区学校招生，使农村学生回流，破解了“城挤乡空”的区域教育难题。弋阳教育的另一个亮点在于改变评价方式，主要是用综合评价代替单一评价，用等级评价代替名次评价，着眼于后进生、着眼于辍学率，不评价优秀生的比例，反而评价辍学生的比例，有辍学就一票否决，这就是正确的价值导向。

弋阳教育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用良好的校风影响家风改变民风。我们开始觉得这个口号有点过于高大上了，是不是很难操作，但后来到了弋阳一看还是真的。他们的家校关系非常融洽，家长参与学校的生活，以教育改变民风，的确构建了一种新的生态。这些都不能离开局长的领导力和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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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

最后我讲一点，区域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针对当下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面向未来的改革。“PISA之父”、OECD教育与技能司司长安德烈亚斯·施莱克尔的新书《超越PISA：如何建构21世纪学校体系》中提到，未来教育发展的首要症结可能不是公平和质量，也不是教育经费或资源的低效使用，而是学校系统组织方式的落后。因为我们现在的学校系统和教育模式是100年以前、在大工业生产的时代建立的，已经完全不适合信息化时代的需要了。

我们周边国家的教育都在进行改变。我们最近到韩国考察了两次，结果非常令人震惊，打破了我们想象中的刻板印象。韩国的教育改革是非常超前的，而且是全方位的。

2013年韩国就提出了“幸福教育”的目标，实现“幸福教育”具体的措施就是初中实行“自由学期”，现在扩展为“自由学年”，整个初一全学年没有考试、没有作业，以社会体验、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为主，作为生涯教育的一部分，学生的幸福感大为提高。另外还进行了“学校再造”，通过革新学校的改革激活公办学校，形成了四个具有操作性的支柱，即民主化学校运营体制、创意性教育课程、和谐的生活共同体、专业学习共同体。

京畿道有一个创举是“梦想学校”。他们的教育厅长说，每个教室里都有一些不爱学习的学生，但每个这样的学生都有一样他喜欢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不让他学习自己喜欢的事情呢？这就是梦想学校的缘起。高中学生利用周末和寒暑假时间，自己组成跨学校的兴趣社团，举行课外学习，现在京畿道的“梦想学校”已经发展到了近2000个，类别近两百个，五花八门，包括科技类、生活类，电影、音乐剧、无人机、宠物、潜水、摄影等等。关键在于“梦想学校”由教育厅提供经费。他们认为这是抵御课外培训最有效的方式，因为学生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了。

中国台湾的教育改革也非常值得借鉴。台湾在2015年11月通过了“实验教育三法”，向社会释放办学空间，为教育松绑。

第一个是《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实施条例》，要求每个县市区拿出15%的学校进行教育改革，实验学校可以不遵循已有的教育法规、政策制度，无论是学制、课程、教材、假期还是教师，学校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方案，教育部门批准以后即可实施。所以现在台湾公办学校的实验教育改革非常活跃。

第二个是《公办学校委托私人办学条例》，即“公办民营”的改革。

第三个是《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条例》，就把“在家上学”合法化，“在家上学”成为公办学校的补充，在世界范围成为一个潮流，台湾称之为自习，通过在家庭自习的方式达成教育目标。在美国，有3%-4%的学生选择“在家上学”，这些学生往往成为美国优秀大学的首选，因为其教育质量远远高于公办学校。中国现在也有不少家庭、学生“在家上学”，但还没有合法化。

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在教育内容方面，是重视社会情感技能的培养。OECD组织去年开始，在全世界各国进行青少年的社会情感技能的测试（SSES），以后将作为和PISA并行的评价。因为PISA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只问分数不问其他表现，而社会情感技能就是对非智力因素的评价。

社会情感技能测量的核心指标就是心理学说的“大五人格”，即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2018年，苏州市参加了首次测评。这个测评结果出来以后，将会成为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

©Francis Picabia

总而言之，中国教育正面临深刻的变革和转型。全世界的教育都在换频道、换跑道、换赛场，我们必须要有紧迫感和危机感，面向未来培养创新型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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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杨东平来源 | 21世纪教育研究院（ID：eduyanjiuyuan）责编 | 芋圆 你的专属精品教育生活 ▼ 点击「阅读原文」，一键订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