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嘉宾 张维：大学书院导师制推进通识教育的措施探讨
张维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南京大学金融工程博士后，现任南京审计大学学务委员会主任，负责南审四大书院建设与学校招生、就业等学生管理工作。
张维教授主张 “精于学问、勤于真理”。近5年来，在《金融评论》、《经济学动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等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30多篇，主持并完成省、厅级级课题6项，主持和参与国家级课题和省级重点课题3项，主持横向课题20多项，发表多篇教学研究论文，获得教学科研成果奖励3项，出版专著《金融服务贸易开放与金融发展》、《中国证券市场制度演化及其效率》、《中国对冲基金报告（2013）》（中国首部）等3部。
张维教授是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保险学会理事、江苏资本市场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金融学会副会长、江苏保险学会副会长，担任弘业期货等多家金融机构的学术顾问。
作为南审资深的金融专家和学校管理人员，一直致力于推动通识教育在大学人才培养中发挥作用。
我对教育人生的梦想：得天下英才以育之，乃人生最大幸福。
我对教育改革的期望：教育改革成功需要知识分子舍得！
年会演讲题目：
从学生管理模式创新，看大学的生源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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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书院导师制推进通识教育的措施探讨
——以南京审计大学为例
南京审计大学学务委员会 张 维
（特别提醒：本文引用需征得作者同意。）
一、前 言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经济总量已经成为全球第二。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则饱受批评，与“人民满意的教育”目标还有不少距离，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极不适应，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之痛，也是中华民族之痛。
那我们的高等教育现状到底如何呢？根据教育部2014年的统计数据，我国高等教育在校学生规模达到了355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7.5%；高等本科院校1202所，其中，研究生培养单位571所；我国每年招收超过720万的高校学生，毕业生每年超过650万。
根据2015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显示，入选全球大学百强的部分亚太地区大学（位次）分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26）、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33）、中国北京大学（42）、日本东京大学（43）、香港大学（并列 44）、中国清华大学（并列44）、澳大利亚国立大学（52）、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55）、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并列56）、香港科技大学（59）。大陆地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位列前50位，其中，北京大学超过了东京大学，展示了中国顶尖大学的实力。
上述数据能证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成就吗？答案则不一定。我们现在仍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1]，高校面对社会各界的批评和质疑仍束手无策，大家几乎每天可以在新闻媒体上看到对高等教育的批评声音。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有一个客观事实是，在中国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的知识分子群体绝对称得上中国的“精英”，但高等教育的成效却做出了相反的回答，我们更不能说高校知识分子群体不努力。过去20多年来，高校的“985”、“211”、各种学科平台和专业平台项目的竞争如火如荼，国内高校的排名大战甚至催生了“大学排名产业”，应该说高等教育领域的每一个参与者都没有懈怠和轻松，但是，结果却不能令人满意。
要回答上述问题，可能仁者见仁。但是，高等教育的上述现状直接导致了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不能得到保障，也是大家公认的客观现实。无论是顶尖大学还是一般大学的各种毕业生，都被社会（包括我们高校自身）质疑他们的能力和素质问题，城市中等收入以上家庭孩子出国留学已经成为趋势，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不信任，这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怪现状”。
面对这种“怪现状”，中国高校管理者都在积极的反思与行动。当前，随着国家高等教育的投入不断增长，以及引进境内外大学进入国内高等教育等等措施，已经在推动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改革，高校的内在改革压力在不断增加。
南京审计大学作为国内唯一的审计高等学校，办学特色鲜明，但这种特色也直接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提出了挑战。自2009年以来，学校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全面确立了通识教育的重要地位，学校在学科约束的条件下，在加强学生通识教育方面做出了超常规的努力。但是，受学校办学资源有限的影响，要加强学校通识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还需要在体制做进一步的改革尝试。
2014年，学校做出了全面推进书院制改革的决定，对传统的二级学院学生管理模式进行彻底的改革，依据学生住宿社区的区位特点成立润园、泽园、澄园、沁园四大书院，试图将现代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与中国传统书院人文追求目标相融合，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通识教育，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
围绕书院制的通识教育目标，学校所有部门都是书院学生的服务主体。在高校现有体制下，高校部门利益的冲突，要做到这一点很难。但是，在推进书院导师制是加强书院通识教育的重要制度设计。
本文主要对实施大学书院导师制的动因与模式、书院导师制与通识教育的关系，以及南京审计大学的探索实践做相关的分析，最后，为大学书院导师制的实施提供参考。
二、大学书院导师制实施的动因与模式
“导师”一词的含义很丰富。在佛教中，指导引众生入于佛道者的通称；又指引路人和在政治、思想、学术或某种知识上的指导者；为一种事业指示方向、掌握重大决策的伟大人物[2]。根据维基百科英文版的解释，导师（Tutor)是指某种课程的私人指导者或家庭教育者。现在，大学的导师通常指指导研究生的教师。
大学本科生要不要配导师呢？关于这个问题并没有确定的答案，而且存在较大的分歧。根据笔者跟各大学同行的交流，赞成者认为本科生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通识教育都需要导师制这种模式，可以提高高校人才培养的效果与质量；反对者认为，别说本科生甚至连硕士生都不需要配导师，因为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导师资源是稀缺的，高校不能将稀缺资源用在本科生培养上。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彻底分析一下我们大学师生关系的现状。在大学研究生培养中，导师成“老板”的现状已经成为社会批评的一大诟病[3]。由于研究生具有一定的研究素养，通常是研究生导师的重要科研助手，但是，部分导师由于科研项目较多可能需要研究生成为项目的参与者，由于其间经济关系的复杂性，是研究生与导师之间很容易成为“雇佣”关系，这一关系至今并无实质性改观。
在本科生培养中，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甚至是共同“注水”。对老师来说，本科生的基本素养不能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老师需要投入更多来培养本科生，缺乏内在动力；对学生来说，由于缺乏相关对职业生涯的设计，加之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的缺陷，很容易使师生关系趋于淡漠，师生互动成为高校本科生培养的一大难题[4]。
师生互动缺乏直接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在我国，中等教育的应试教育模式使学生极少有机会与教师之间进行讨论，学生的批评性精神和创新思维受到了极大的约束。如果我们的大学师生仍缺乏互动，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仍没有得到培养，这恰恰是“钱学森之问”的症结所在。
大学书院制改革仍会面临这一难题，书院导师制的设计目标是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大学书院制的核心是学生，书院学生的培养需要老师的指导，这是任何模式书院制都回避不了的问题。可以说，书院导师制的目标是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一目标离不开教师的参与，导师制是推动教师参与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制度。
其次，从大学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本身来看，也需要一种反馈信息和促进机制。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可以促使教师改进教学和科研工作，甚至增加科学发现和成果展示的机会，也是实现教师自身价值的有效途径。书院导师制促使教师走近学生，对教师本省的工作绩效提升是一种正向的激励。
再次，书院导师制是提高高校第一课堂质量的有效制度设计。在我国高校的现有体系下，系和专业的分割使第一课堂的教学仍是学生培养的主要途径，同时，部分通识教育课程也是通过第一课堂来实施的，但是，固有的教学模式使高校第一课堂仍是教师灌输为主，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深入研讨不够，相关知识的拓展在第一课堂也不可能完成，需要学生在书院（课外）完成上述目标，书院导师的指导是第一课堂教学不可缺少的有效补充。
根据境内外高校书院制的实践情况，书院导师制的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点对点包干模式。这一模式是导师负责一定数量学生的全部指导工作，包括学习、生活等，这一模式跟研究生导师的模式相近，要求导师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通识教育学科基本知识和一定的社会资源，学生管理的效果较好。
（二）分类指导模式。这一模式是将书院学生的需求分成不同类型，导师负责指导其中的某些类型，要求导师具有某些学科知识背景或解决某一类问题的能力。
（三）项目指导模式。这一模式是书院学生的需求可以分成不同的项目，比分类指导模式更专业、更细化，要求导师具有指导某一项目的专业知识背景或具有某一领域的专长。
（四）特殊指导模式。这一模式是满足书院学生的特殊需求指导模式，比如针对女生的恋爱特殊需求等，需要导师具有某一领域的专门知识背景或丰富的实践经验。
（五）开放咨询模式。这一模式是书院针对书院学生的所有需求，实行“问答式”指导模式，导师针对学生的问题提供指导，要求导师具有各种学生需求相关的知识和经验。
不管怎样，除了高校师生生活学习方式的影响，我们还需要面对互联网对高校教育模式的冲击，学生通过互联网可以免费获取更多的指导和知识，学生对有形高校教师的依赖性在减弱，师生关系的可靠性本身面临挑战。因此，书院本科生导师制是大学师生互动的有效机制，是大学存在性的重要体现，在我国大学当前形势下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大学书院导师制与通识教育的关系
尽管关于通识教育一词的内涵还有争议，但是，国内大学对加强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已经达成共识，部分大学已经成为了通识教育书院，比如复旦大学，也有部分大学通过人才培养方案设计通识教育课程来加强通识教育。
其实，不管通识教育这一名称的由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者已经意识到专业教育已经不是高校人才培养追求的目标。建国以后，我国提出了中小学教育的“德、智、体、美、劳”五字教育方针，实际上已经体现了通识教育的思想，跟大学生素质培养和全面发展的理念是一致的。我国台湾地区的“全人教育”理念也跟通识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全人教育”的内涵不易把握，同时，跟通识教育相近的“博雅教育”也存在过于“顶天”，没有普遍被接受。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之所以被国内高校较为普遍接受，主要还是其在海内外较高的认可度决定的，也是一种“接地气”的术语。
2010年，笔者曾对通识教育的溯源进行了小考[5]。经过几年的实践，笔者对通识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通识教育实际上体现了高校教育工作者的一种理想，大家都想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不管接受何等层次的高等教育，受教育者本身是一个有情感的人，同事，也是一个社会人，这就决定了仅仅是专业和技能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国内高校越来越倾向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顶天立地”）的人才培养模式。
南京审计大学在2009年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首次全面采纳通识教育的理念，并明确了通识教育的目标及能力、知识和课程结构，制订了全学程的通识教育体系（见图1、2）。
资料来源：蔡则祥、张维. 高校通识教育演变与课程改革创新.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0（7）：89-95.
资料来源：蔡则祥、张维. 高校通识教育演变与课程改革创新.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0（7）：89-95.
经过几年的实践，南京审计大学的通识教育体系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也集中暴露了一些问题。与许多财经类大学一样，南京审计大学学科种类较少，目前只有经、管、法、文、理、工六大学科，而且这些学科的师资力量主要满足各学科专业的专业课程教学，而通识教育涉及的文、史、哲、自然科学等学科的课程则供给不足，即使采用与其他学校合作、购买网络课程等手段，仍难以满足学生对通识教育课程的选课需求。
如何解决上述资源约束问题？很显然，财经类大学受办学资源的约束，不可能像一些综合大学具有一定规模的学科数量，除在增加通识教育课程供给的路径上继续努力外，需要对现有的通识教育体系进行改革与创新。
书院制改革是南京审计大学整合办学资源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改革，也是推进通识教育的又一大举措，书院导师制则是推进通识教育的必要制度设计。
近年来，国内大学的书院制改革出现了很多模式，诸如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独立二级学院模式、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书院模式、西安交大的住宿制书院模式、苏州大学选拔学生的书院模式等。与上述大学书院模式不同，南京审计大学探索的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全员、全学程书院模式。
笔者认为，南京审计大学的书院模式必须依赖书院导师制。书院导师是实现学校通识教育的重要参与者，通过书院导师制实现教师与学生在书院共同生活与交流，在书院社区通过师生互动的模式开展通识教育（见图3），最终实现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笔者认为，书院利用导师资源在书院开展通识教育可以弥补第一课堂通识教育课程供给不足带来的资源约束问题，同时，学校可以通过书院这一资源平台，实现导师的学业指导、发挥导师专长和促进师生共同交流，可以实现书院学生人际沟通、人格塑造、立德树人等通识教育目标，也是“生活教育”[6]理念的理想实践模式。
四、书院导师制推进通识教育的目标、难点与措施
国内高校书院的运行离不开辅导员队伍的参与，部分实行书院制的高校将辅导员称为常任导师，但是这一做法存在争议。目前，部分高校的辅导员队伍存在不稳定、待遇欠佳、年纪偏轻，一些专家担心这支队伍不能承担学生导师的任务。
本文所指的书院导师主要指进入书院的专业教师和通识教育课程教师。南京审计大学的书院制改革经过一年多的探索，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尽管还存在争议，但是，导师进入书院的必要性已经达成共识。
（一）工作目标
南京审计大学在书院制改革初期曾提出给书院导师进行量化考核，对学生的就业率、升学率、读书活动、学习成绩等进行“点对点”包干指导，但是，这一工作目标没有得到通过，普遍认为量化工作目标对书院导师确实不合适。
经过多番研讨，南京审计大学的书院导师工作最终确定为对书院学生提供学业指导和咨询，同时，通过导师制引导书院师生互动，强化书院社区的通识教育功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工作难点
南京审计大学作为一所快速发展的财经类特色大学，在国内现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推行书院导师制存在以下难点：
1. 教师内在动力不足。客观原因是高校教师面临职称晋升带来的科研压力大、第一课堂教学任务重等现实问题，教师没有足够的精力参与本科学生指导；主主观原因是教师不愿意在第一课堂外去关爱学生，觉得这些工作是额外付出。此外，面对学生在书院生活中的多元化需求，教师可能也面临非专业的指导需求带来的能力不足，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教师担任书院导师工作的内在动力。
2. 书院和学院动力不足。对书院来说，学生日常事务的集中管理就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尤其还要承担学生的安全管理工作，对导师的管理工作缺乏内在动力；对学院来说，学科和专业建设任务重，在学校考核中也是“硬”指标，对与上述工作不直接相关的书院导师工作缺乏内在动力。
3. 书院资源不足。书院建设主要是依托学生原有住宿社区来设立的，而这些社区最初的设计没有考虑书院制下教师的住宿及工作场所，所以，书院面临给导师提供工作的资源约束问题。
（三）主要措施
1. 导师工作分类考核。
根据书院学生的需求，南京审计大学将导师分工分为学业导师、社团导师和就业导师，其中，学业导师包括了点对点的指导、学习指导和通识教育课程教学等。通过三类导师来构建书院社区内的通识教育体系。对不同类型的导师制订不同的工作细则，并进行分类考核。
2. 导师工作与部门绩效挂钩。
为激励书院和学院推进书院导师工作，学校将每年的部门绩效工资总量的10%作为书院导师工作的考核指标，由学校对书院和学院进行考核。
3. 完善书院功能设施。
为推进书院导师工作，学校在不改变书院社区的基本格局下，不断完善和改进书院的功能设施，为导师开展工作提供相应的设施。
南京审计大学在2014年书院制度改革后，首先聘任了4位书院总导师和250名首批导师，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书院导师。经过一年多的探索，2015年出台了《南京审计大学书院导师工作暂行办法》，出台了上述措施。
通过上述措施，各二级学院教师积极申报书院导师，2015年全校共有530名教师被聘为书院导师，各书院也积极为书院导师开展工作提供服务，书院导师工作出现了良好的势头。当然，上述措施的长期效果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五、结 论
综上所述，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大学师生互动成了一个难题。其中的客观原因有高等教育评价导向和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体制问题，也有教师缺乏奉献精神、师德建设滞后等主管原因，但是，学生成长和全面发展的需求是高校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大学书院制改革是国内高校解决上述问题的探索与创新。
书院导师制是书院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推进大学师生互动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书院通识教育体系的必要条件。高校只要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可以引导教师进入书院承担导师工作，经过长期的运行，促使书院师生互动的机制完善和习惯养成，最终推动书院师生互动和通识教育体系的完善，促进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1] “‘钱学森之问’犹如北斗七星式的大问号，高高盘桓于中华民族和我国教育工作者的头顶上，等待去破解”，见“王家新. 《我的教育观》，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第1页”。
[2] 引自汉典（www.zdic.net):《佛报恩经·对治品》：“夫大导师者，导以正路，示湼槃径，使得无为，常得安乐”;瞿秋白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大家都不免要想做青年的新的导师，而诚实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导师’的，却是鲁迅 。”
[3] 搜狐教育（learning.sohu.com)在2012年的《教育观察》（第91期）中称，博士生称导师为“老板”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性腐败。
[4] 南京审计大学党委书记王家新教授2013年通过行政力量提出加强“关心南审、关注课堂、关爱学生”（“三关”）教育，实质上是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5] 参见：蔡则祥、张维. 高校通识教育演变与课程改革创新.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0（7）：89-95.
[6] “’生活即教育’理念由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提出，对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一理念也得到高等教育界普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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