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邀请你加入我所喜爱的经济学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北大国发院MBA Author 薛兆丰
我1998年开始给报刊写经济专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文章中都刻意回避用“我”字。
因为我对经济学的态度是：我是一个学习者、运用者和分享者，如果足够幸运，还有可能成为一名贡献者。
我写的文章介绍的是经济学思维方式，不是说“我觉得怎样”，也不是“你觉得怎样”，而是“经济规律觉得怎样”。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阅历的日渐丰富，我逐渐认知到一个事实：经济学可以有很多种。
因此，我特意在这篇文章的题目里加上“我所喜爱的”这几个字，意思是这仅仅代表我个人，不作为经济学的标准答案。
定了这个文章题目之后，我开始回顾和总结自己是如何在经济学的“超市”里“采购”的。我发现自己是无意识的、自发的、朴素的“采购”在先，有意识的总结在后。也就是说，我所喜爱的经济学的以下几个特点，是在长时间里逐渐形成的。
01
以“现实问题”为导向，
胜过以“黑板问题”为导向
我喜爱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经济学，不喜欢以“黑板问题”为导向的经济学。
北大和得到App讲课的启示
我2010年从美国回到国发院教书，第一门课是“法律经济学”，后来增加了“经济学原理”课。
从一开始，我就保持一个习惯，每周邀请班里8位同学茶歇聊天，加上我和助教，刚好10个人。人不能多，才能保证每位同学都能充分交流。
时间大概两个小时，聊什么都行。聊完以后，我就知道同学们是怎么想的，遇到了哪些用经济学的视角可以分析甚至解决的问题，然后我就把这些问题补充到课堂里去。
到2016年，罗振宇老师邀请我到“得到App”上开设语音课程，每天给用户讲10分钟经济学。每天10分钟就是每天3000多字的输出，当时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任务，而且我普通话不标准，说话也不流利。
我们虽然是朋友，他还在帮我卖书，但我不想浪费他的时间，甚至拒绝见面。
后来终于见了，我就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我不是你要的人”。他回答说：“我请同事到北大课堂里旁听过你的课，觉得你可以试试，如果不符合我们的标准，那当然也不会让你上线。”
后来这门课终于在2017年上线。我是在没有讲稿的情况下，对着麦克风一句一句地讲课。用户听到的每一讲的10分钟的内容，都是我大概1个小时“挤牙膏”一样挤出来的。
这门语音课的用户来自不同行业。徐小平老师、马东老师、俞敏洪老师、大董师傅、王小川先生等等都在听。
而根据这门语音课推出的教材《薛兆丰经济学讲义》——最近刚刚推出了修订版——的早期购买者中，还包括了一位地址是“某省某县某公路某修车铺的对面”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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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就在于它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而不是以黑板为导向的。所以我后来就越来越关注那些与真实生活问题有关的经济学知识了。02
以解释为导向，
多过以改造为导向
我喜爱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经济学我所喜爱的经济学的第二个特点是，它是以解释现象为己任、心存敬畏的经济学，而不是以描绘蓝图、改造世界为己任的。或者说，它是以解释“实然”为己任，而非以渲染“应然”为己任。
解释世界 vs. 改造世界
前些年，北京堵车严重，我在专栏文章里建议过，实施拥堵费的办法能缓解甚至解决问题。这并非我的发明，一百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A. C. Pigou就讨论过，99 年前Frank Knight 在 “社会成本的诠释中的若干谬误”这篇文章里就明确建议过。为此事，我还跟国发院胡大源教授的团队一起做过实地调研。调研下来才明白，拥堵费涉及的因素太多。这件事情也让我对改造世界变得更谦恭，改造世界绝不是经济学的逻辑通顺就可以大刀阔斧推进的，别太书生意气。
比如，在商业领域，我们经常看到商人会划分销售区域，跨区销售的商品，就被称为“水货”。“水货”不是假货，是真货，它只是跨区销售而已。
海关打击“水货”，理由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它逃避了关税；但厂商自己也打击水货，这就难以理解了。
不同地区之间的经销商互相竞争，打破区域间隔，货品便宜了，销量增加了，这对厂商和消费者不是双赢吗？美国最高法院就曾经判决这种分区销售限制是违反竞争法的。
经济学家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才开始明白厂商为什么要进行分区销售，表面上这是阻碍竞争和维护垄断的行为，实际上能有效地促进竞争。
这背后就是真实的经济学分析，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使然。科斯曾经揶揄说，经济学家一遇到自己看不懂的商业行为，就往反垄断上去靠。这是很好的提醒。
我还喜欢举另外一个例子。
北京和上海两点之间什么路线最短？当然是直线最短。但北京到上海的高铁为什么不是直线？因为那样修的铁路不是最便宜的，至少是很贵的。为什么？
因为目前这条奇怪的、弯弯曲曲的路线才是最佳的，它是无数人的利益、历史的沉淀、未来的考量综合起来确定的。
多年以前，我可能就是一张口就要把铁路修成直线的经济学学生，现在慢慢或许有了进步。
03
一般经济学理论，
胜过特殊经济学理论
我喜爱适用范围特别大的“一般经济学理论”，不喜欢适用范围特别小的“特殊经济学理论”。
我指的就是阿卡姆剃刀法则（Law of Occam's Razor）或者叫简约法则（Law of Parsimony）。
一个理论越简单，生效所需要满足的条件越少，它的解释范围就越大，解释力就越强，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就会被揭示得越透彻。
以简单的边际收益递减原理为例，它指出了人们在有限的资源下，在不同用途之间取得收益最大化的步骤。
这个原理没指定资源的种类，也没指定收益的形式，也就意味着它没有被指定只能用于某些问题的分析，其应用范围可以极大。
这个边际效用递减为什么不能用于学习时间的分配？显然可以；用于警力的分配呢？显然也可以；用于药物研发资源的分配呢？显然也是可以的。
我喜欢把手上的理论数量减到最小，同时把它们适用的案例数量增到最大，这样学习和运用经济学会更加引人入胜，让人豁然开朗。
要运用阿卡姆剃刀原则，要用简单的原理把复杂多变的事情解释清楚，前提是必须先把原理学清楚，把如何应用原理搞清楚。马东老师曾经说过：“想明白才能说明白，说不明白就是没想明白。好好说话，从思考开始。”这是很好的忠告，适用于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领域。04
大致的对vs.精确的错
我喜欢“大致上对”的经济学，不喜欢“很精确但错”的经济学。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所研究的对象是整个经济体，是个多中心、多利益、多对策、多措施的混合体。
哪怕是最准确的预测，它本身也很可能被提前知晓，预期被消化，从而使预测结果扭曲。这可能是经济学中的“测不准原理”。这时候，“大致的对”就比“精确的错”更可取。
我们宁愿要方向性的正确，哪怕正确率不那么精准，也不要那些貌似很科学和精准，但方向上错的预测。
我喜欢拿萨缪尔森本人犯过的一个错误作为例子。萨缪尔森是数理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他正式把数学模型引入经济学分析，使经济学变得更科学、更结构化、更优雅。
在萨缪尔森早期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各个版本里面，总有一个章节讨论混合经济的好坏。他运用他的数学模型和当时可得的统计数据做出了一个预测：苏联的经济很快就会追上美国。
但是1989年苏联经济崩溃，真相大白——苏联的经济根本不能跟美国的经济相提并论。萨缪尔森从此就去掉了书中的这一章。
相比之下，当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强烈地认为，计划经济的可持续性有问题。他们虽然没有精准预测出计划经济能维持多久，什么时候出问题，但他们的预测是基于人性的特点的，方向是对的，哪怕只是大致的对。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英国女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给一幢大楼剪彩，问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在危机发生之前预测到它？
一群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联合研究后给女王提交的郑重答案是：经济学家集体丧失了想象力，以致忽视了系统性的风险，而为数学而数学的做法，更放大了他们的缺失。请注意，缺的是想象力，而不是数学模型。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了我所喜爱的经济学。而我喜爱什么样的经济学，基本也就决定了你们将来在我的课堂上会学到什么样的经济学。所以今天的分享既是给你们介绍我自己对经济学的学习心得，也是我未来给你们上课的开场白。薛兆丰
薛兆丰，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法律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原联席主任；
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博士；
长期关注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得到App开设《薛兆丰的经济学课》；代表著作：《薛兆丰经济学讲义》《商业无边界》和《经济学通识》。《薛兆丰的经济学课》已经超过60万人加入，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学课堂。为了庆祝这件事，这个五月，新同学可享受60元优惠，339元拿下408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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