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大：攀登者“黄埔军校”，撑起中国登山界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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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6月19日《新华每日电讯》成风化人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伟
珠峰“新身高”数据处理正在加紧进行，5月27日，中国人又一次登上世界海拔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峰顶，举世瞩目。无惧风雪、不懈攀登的背后，一所大学的登山队也在悄然引发关注。
60余年来，中国地质大学培养出6000多名登山人才，撑起中国登山界的半壁江山，是名副其实的攀登者“黄埔军校”，师生们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天涯海角、边疆大漠，踏遍了全球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两极。
8名登顶珠峰队员与2名高山摄像师在珠峰顶合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供图
攀登者的荣耀，书写登山运动传奇
在2020珠峰高程测量中，共有12名来自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校友。从4月7日进驻珠峰大本营开始，他们在这座世界最高峰上，停留了52天，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今年的登山测量工作非常艰辛，5月我们冲顶了3次，前两次我亲历了冲顶测量整个过程，在海拔七八千米的地方，我们要冒着大风，背负着20公斤左右的仪器设备，奋力向上攀登。第三次冲顶，我因为前两次的体力透支，不能继续登到8300米，只能在7900米的地方携带我们的仪器设备静候，有些遗憾。”国测一大队副总工程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海洋学院教授陈刚说。
作为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队长，同为地大校友的次落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是他第四次登顶。对于2020珠峰高程测量攀登队队长袁复栋来说，这是他继2008年之后第二次登顶珠峰。
“他们在这次的测量过程中确实不容易，因为天气原因，可以说是‘三上三下’。第三次抢到了最后一个窗口期，成功登顶。通过他们传回来的视频可以看到，风非常大，而且珠峰顶上可占用的位置和资源也很少，测量非常危险和困难。”地大体育学院院长董范说。
“这次登顶珠峰，还有一重意义——再次鼓舞全国人民、特别是湖北人民、武汉人民取得抗疫最终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董范说。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彻底消除的情况下，人们更需要这种勇攀高峰、永不服输的行动和力量鼓舞。
董范也是中国登山界的明星，今年59岁的他，经历并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登山运动的快速发展历程。常年从事户外运动、保持健身习惯的董范，身材健硕，看上去不像年近六旬的人，只能从肤色中看出这个汉子经历过风霜洗礼。他曾带队登顶珠峰，并在4年时间内带队“打卡”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两极极点，是一名令业内人士尊敬的攀登者。
2016年4月，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在向着北极极点前行路上。资料照片，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供图
去年走红的电影《攀登者》，还原了我国登山队1960年、1975年两次登顶珠峰的经历。董范听地大老教授朱发荣讲过多次。朱发荣是新中国第一批登山人，与《攀登者》电影中吴京扮演的角色原型王富洲等人一起，被国家派往苏联学习登山。学成回国之后，朱发荣从事登山训练教学等工作，为中国登山运动培养了一批批人才。
1960年6月7日，人们在拉萨用鲜花欢迎登顶凯旋的王富洲（右）、贡布（中）和屈银华。新华社发
“曾听王富洲、朱发荣等老前辈讲过，当时国际上对我们封锁打压，国家也是从综合角度考虑，要争一口气，决定成立国家登山队，挑战从珠峰北坡登顶。”董范告诉记者，为了登珠峰，当时中国登山队调动了不少资源，但仍然只有简单装备。对当时的登山运动员来说，困难可想而知。
当时，刚从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毕业两年的王富洲等人被选进国家登山队。从事地质工作的人，要常年进行野外科考，与登山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自上世纪50年代末，登山运动便被学校列入体育必修课，野外科考翻山越岭，需要强健的身体和征服大自然的智慧勇气，“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是地大人的心愿。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地大人誓要“为祖国地质事业练就一双铁脚板”，经常以班级为单位，全员参加“10公里负重行军”，这也成为学校传统的体育盛事。如今，地大的学生坚持每天集体出早操，保持着早起床、早锻炼、早学习的良好习惯。
“老一辈国家登山队只有部分老同志，国家决定培养年轻人，我有幸入选，从此与登山结缘。”董范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决定再次成立登山队后的新一批攀登者，1984年8月他入选中国登山队，经过组队训练，挑战位于青海的6000余米的阿尼玛卿山，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登山。
当年还是年轻小伙子的董范，一提登山就很兴奋，上上下下帮忙运送物资跑了好几趟，带队前辈还提醒他悠着点儿，但董范没放在心上，结果后来高原反应强烈，还闹了笑话。
“头疼得厉害，我喊了一句‘妈妈我要回家！’”董范笑着回忆说，后来这句话成了他的人生“污点”，不少人直到现在还会拿这事开他玩笑。
如果说王富洲等人是中国第一代攀登者，董范等人是第二代攀登者，那么董范的学生、有着珠峰环保卫士之称的次仁旦达，中国首位登顶珠峰的在校女大学生陈晨等年轻人，就是中国登山界的新生代。
一批批中国登山人，从地大石油系、水文系、物探系等学科中走出，经过专业训练后，成了中国登山界的脊梁，撑起了中国登山运动。67年来，地大培养了6000多名登山人才，一部中国登山史，满载着几代地大人的光辉足迹。
中国地质大学体育学院荣誉墙上张贴着获得国家体育荣誉奖章的部分登山运动员光荣榜。本报记者李伟摄
荣誉的背后，是一次次生死考验
在地大体育学院的宣传栏上，张贴着我国攀登者征服一座座高山的历史成就，登山运动早已成为这所学校的亮丽名片。
目前，这里拥有国际登山健将1名，国家登山、攀岩健将7名，一级登山运动员20余人。社会上称赞地大是“中国登山户外运动的‘黄埔军校’”，一点不为过。用董范的话来说，中国登山协会里约三分之二的人是地大校友，全国有名气的登山俱乐部开办者也多是地大人。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自古以来，攀登高峰，就是一种不畏艰险的精神象征，激励着人们前行。然而，大风、冻伤、迷路、滑坠、雪崩，还有变幻多端的天气，让登山成为一个高危运动项目。登山者经常面临一次次生死考验。勇攀高峰的过程，更是一路与死神同行。
董范在带学生攀登珠峰的途中，就曾遇见过著名的“绿靴子”尸体。登顶途中，遇见的尸体就有四五具。遇难者们这种地标性的特殊存在，也给后来的登山人一种警示。
“户外登山运动遇到意想不到的状况，是正常的，只有凭着大家顽强的意志力和团队力量，才能化险为夷。”董范说，团队在攀登北美麦金利峰途中，前面队员一条腿卡入进了冰川暗裂缝，因为是结绳一起前行，如果前面有人掉进去，后面会跟着一串掉进去。情势危急之下，其他队员立即奋不顾身地展开营救，利用绳索、使出全身力气死死扯着，才将遇险队员拉了上来。
“很多时候救别人就是救自己，在一次次挑战极限中，大家才能深刻体会到不畏艰难、团结协作理念的重要性。”董范说，身处野外，更能感受到人在大自然中的渺小。细节决定成败，攀登也在锤炼攀登者的思维，拓宽攀登者的想象，考验着攀登者处理问题的智慧，更离不开团队的合作支持。
作为一项靠天吃饭的运动，中国登山运动一路与科学考察相随，离不开地质、气象、测绘等相关学科支撑。中国地质大学曾先后在1978年、1985年、1989年按地学专业特点，编写了供地质院校师生使用的野外理论教材、实用教材及视频教材，以强化师生在地质找矿工作中身体技能和身体素质的适用性。
长期以来，在杨遵仪、王鸿祯、池际尚等著名地质学家带领下，一代代登山科考师生薪火相传，对珠峰、阿里、三江源等地进行地质考察，取得了一批开拓性成果。《西藏阿里地质》《西藏阿里古生物》等著作，填补了我国西藏高山地区相关研究的空白。在这所攀登者的“黄埔军校”里，登山不再局限于其常规意义，而是与地学科考紧密结合。
5月9日，陈刚等人从6500米营地前往7028米营地，攀登大冰壁途中。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供图
无限风光在险峰，勇攀人生新高峰
登山危险，为什么攀登者前赴后继？
董范告诉记者，当经历千辛万苦登顶的那一刻，才能切身体会到“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攀登魅力。
不过，这些年的攀登，也让董范看到了全球变暖带来的地质变化，例如，电影《攀登者》中呈现出的犬牙交错的冰塔林，如今在珠峰已经少见。雪线上升、垃圾越来越多等现象，也让董范感到着急。2018年，董范的学生次仁旦达与其他登山者在珠峰大本营海拔5200米以上区域进行了3次大规模登山垃圾清理行动，清理食品包装袋、食品罐子、酒瓶等生活垃圾5240公斤，在次仁旦达等攀登者的呼吁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珠峰环保。
“地质人是天然的登山工作者，登山是为了亲近山、了解山、认识山、欣赏山，与山进行心灵交流，登山精神的核心是攀登、团队、和谐。”构造地质学家杨巍然认为，一代代地质工作者，一直奔走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攀登精神也激励着一代代地质人勇攀自然高峰和科学高峰。杨巍然的学生李德威教授前年因病去世，在杨巍然眼中，李德威就是一个不断攀登的人，面对青藏高原上与地质构造学说相矛盾的现象，李德威用“30年时间，8万多公里行程”去解答。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如何去攀登？
“中国登山人的精神传承，也一棒棒在交接。”董范现在需要攀登的“山”，已经变成让更多的人了解登山、喜爱攀登。
在董范等人的推动下，地大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登山户外运动人才培养体系。1998年，地大在全国高校率先开设野外生存体验课，成为首批拥有野外生存教育资源库的大学。2004年，地大成为全国首批拥有野外生存通选课的大学，直到现在，课堂常常爆满，一座难求。2005年创办了全国第一个户外运动本科专业，2007年率先招收了登山户外运动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8年11月16日，中国登山户外运动学院落户中国地质大学，成为全国高校首个登山户外运动专业学院，为国家登山户外运动培养后备人才，“登山户外运动的摇篮”名副其实。
2012年5月19日8：16，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4名队员登顶珠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供图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说，学校的地球科学学科特色与登山户外运动及高山极地科考血脉相通、相辅相成。学校将进一步整合国内外优质资源，开展包括大众户外休闲与探险、高水平竞技、户外产业经济、户外资源调查和青少年户外教育等领域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工作。
攀岩是登山运动衍生出的新兴竞赛项目，学校上世纪90年代建起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室内攀岩馆，每年到攀岩馆参加训练的学生多达5000人。如今，一批攀岩“小将”也已在国际国内攀岩赛事中崭露头角。
在中国地质大学博物馆的登山科考专题展览馆，透过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回望曾经青春而坚毅的脸庞，敢为人先、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中国攀登精神，一直在这里延续传承。
记者手记
“影像攀登者”在珠峰脚下的40个日日夜夜
首发：6月19日《新华每日电讯》成风化人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普布扎西
摄影记者：扎西次仁、边巴、拉巴、普布扎西、晋美多吉、孙非
初识珠峰
青藏高原本是一座山，每一座山峰又是高原母亲身旁逐渐长高的儿孙。
珠穆朗玛峰，板块“角斗”的产物，挺拔在世界第三极。几千年来，高原人对山的崇拜深入骨髓，这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是山外世界的诗和远方。
2020年是中国人首登珠峰60周年。同时，珠峰测量登山队5月底登顶珠峰，重新测量珠峰高程。
在珠峰山区采访的40多天里，有幸认识了皮肤黝黑目光坚毅的登山家、心思缜密逻辑严谨的测量科学家、指挥有序胸怀大山的登山组织者，还有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牦牛工、勤劳耕种笑容依旧的村民、自在放牧沐浴阳光的牧人，也有苦心经营旅馆的村民老板。
很多时候，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甚至一起分享各自的喜怒哀乐。而这一切点点滴滴逐步在我的内心世界勾勒出一个完整的珠峰山区全景图。
这张图景不仅能回看珠峰山区的过去，也能窥探其未来。
珠穆朗玛峰就像一个心想事成的“宝地”。无数登山家在这里实现登顶世界之巅的梦想，载誉而归。无数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世界演变的蛛丝马迹，开始探索宇宙的奥秘。国家荣誉、人类信心、新技术的使用等，通过攀登珠峰得以实现、传播、展现。
珠穆朗玛峰也是一个巨大的舞台，无数人在此粉墨登场。曾几何时，一心想要“征服”她的很多人，永远留在山上；曾几何时，很多人的欲望和贪婪给她带来无数的伤害。
然而，山依然在那里。
形色珠峰
4月底，拉萨河流域早已进入春季，珠峰山区依然是寒冬掠过的萧条。汽车经过时，窗外只有光秃秃的山谷和远处的雪山。
车子每往前走一点，海拔就不断升高。快到珠峰大本营，有一座陈年冰川冻土堆积的小山坡，翻过这座小山坡后，眼前出现一个平坦的坝子。珠峰大本营就坐落在这里，由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帐篷组成。
这里海拔5200米，氧气含量相当于海平面的一半。初到大本营，身体机能需要进行一次“格式化”，呼吸加速、胸口发闷、血液Ph值改变、心跳加速，人体迅速进入一次膨胀模式。
珠峰大本营是一个由登山管理者、商业登山人员、登山协作人员、科技人员、媒体从业者、高山厨师和牦牛工等组成的完整社会。
大本营最大的帐篷是一顶拱形帐篷。这是餐厅，也是最具人气的地方。还未接到任务的登山向导喜欢围坐在火炉旁，喝着甜茶有说有笑。爱玩的向导在附近三人一组进行藏式骰子比赛，气氛融洽温馨。
他们中间，有已经登顶珠峰15次（加上今年登顶）的高级向导扎西次仁，也有勇敢而默默无闻的登山修路队员。
扎西次仁是西藏登山队的高级向导，也是全国有名的高山摄影师。至今，扎西次仁和他的另一位同事创造了登顶珠峰15次的国内纪录。
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珠峰传递活动中，扎西次仁用手机拍摄并传送了点燃火炬的照片，由新华社向全球发布。此次重测中，他依然作为新华社特约记者，登顶珠峰。
为了完成好今年的报道，在大本营我们一起研究相机传输、拍摄角度等问题，也在登顶前后就摄影报道多次培训和沟通。
也许长期在色块鲜明的地方生活，他们对摄影摄像的理解比常人快速、准确。这些特征在日后高海拔拍摄并传回的作品中得到了验证。多张照片被新华社摄影部评为当日最佳照片，同时在《中国摄影报》等专业媒体头版大幅展示。
其实，高山摄影是一项名利双收的职业。一群高山摄影师在大本营的一座座小帐篷里“野蛮生长”。
这次在大本营，最受人关注的当属国测队的营地，中间飘扬着五星红旗。
郑林是第二次参加珠峰测量。2005年，刚刚参加工作的郑林有幸参与了当年的珠峰复测。他说：“时间过得很快，我一直在思念大本营的生活”。
此次，他们又是为精确测量世界的新高度而来。“珠峰任何显著变化，都对全球地学、生态等领域研究有重要指示意义。”国测一大队副总工程师陈刚在进营地时说。
成功，往往需要过人的毅力和勇气。因天气原因，存在流雪、雪崩、滑坠等威胁，今年测量登山队冲顶计划曾两度推迟。
珠峰是世界的高度，也是人类勇气的高度。5月27日，8名测量登山队员终于顺利登顶。在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峰顶斜面上，身穿红色衣服的队员开始竖立测量觇标，安装GNS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天线。同一时刻，地面6个交会点对峰顶觇标进行交会观测。
这是一次国家任务，测量珠峰意义重大。
他们标注珠峰，历史则标注他们。
生活在大本营的人，涌向同一座山峰，而每一个人却怀揣着各自的梦想。
来自定日县的牧民格桑，每年登山季都会赶着牦牛，穿梭在大本营和6500米营地之间的山路上——在登山营地间运输物资。
这条随时有滚石的山间小路，就是格桑的脱贫之路。每年登山季，他和他的牦牛，能挣人民币六万元左右。这些钱，可以用来盖新房、买家具，改善生活。
而对于每年在珠峰山区捡垃圾的阿旺扎西来说，传承和弘扬安全、科学、环保理念的登山精神是他此行的目的。
新华社前方报道组组长多吉占堆说，这是他登山报道30年的“告别赛”，也是封山之作。
西藏，一直笃信因果。每一件事不是单独的出现，而是环环相扣的结果。
登山运动是一项集体运动，很多人的名字不在最后的荣誉册里。然而他们就像大河的支流，不断输入能量，奔向大海。
我们的报道囊括了登山家、科学家、牦牛工、当地农民，以及开餐馆的老板等等，努力还原一个完整的登山故事。
影像“珠峰”
40多天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区采访拍摄，是我记者生涯中最艰难、最难忘的一次经历。
视觉盛宴和身体煎熬同步并行。
一直坚信，大自然给予我们的太多，所以对大自然，唯有敬畏和仰望。
一个月的时间，计划冲顶，又推迟，又计划，又推迟，反反复复，像极了人生。
期间，有过失落；有过同事从海拔6500米下撤时激动的拥抱；有过顶峰信号时有时无的焦急等待；也有看到珠峰极致美景时的怦然心动；更有和海拔8300米的特约记者视频通话后的默默流泪。
最终，一切以一次完美的报道，打上了句号。
特约记者扎西次仁、边巴、拉巴，出色完成了海拔6500米以上的拍摄传输任务。
登顶之日，记忆犹新。
当测量登山队的队员攀越陡峭的珠峰横切面时，震撼的画面成功传到电脑里，瞬间血脉偾张，激动不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如今的测量登山队队员们身上同样闪耀着珠峰测量先辈们的攀登精神。这种精神也鼓舞着我们，攀登自己事业的“珠穆朗玛峰”，努力成为新时代的影像攀登者。
珠峰·视觉盛宴
5月6日，登山队员们向更高海拔进发。
5月7日，在珠峰前进营地拍摄的“超级月亮”。
5月7日，工作人员在珠峰前进营地召开前方工作协调会。
5月8日，登山向导向海拔7028米的营地运输高山氧气、燃料等物资。
5月9日，撤回前进营地的队员在营地附近取冰化水。
5月9日，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部分队员撤回大本营。
5月10日，修路队员从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出发，继续前进。
5月12日，修路队员向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下撤。
5月16日，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再次从珠峰大本营出发（无人机照片）。
5月16日，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再次从珠峰大本营出发。
5月17日，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前往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
5月17日，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前往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
5月24日，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部分人员从前进营地出发。
5月26日早晨拍摄的珠峰海拔7790米的二号营地。
5月26日早晨拍摄的珠峰海拔7790米的二号营地。
5月26日，最新冲顶队员从海拔7790米的二号营地出发，前往海拔8300米的突击营地。
5月27日，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总指挥、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勇峰（右）和位于海拔8300米突击营地的测量登山队队员通话。
5月27日，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向珠峰峰顶进发。
5月27日，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队员在珠峰峰顶开展测量工作。
5月27日，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队员在峰顶开展测量工作。
来源 | 新华每日电讯
微信编辑 | 雷龚鸣 刘可
审核 | 陈华文 刘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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