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ED专访 | 保罗·安德鲁的建筑世界
编辑 | 王炮炮
感谢艺术8和法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合作处对此次专访的支持。
保罗安德鲁的名字对于如今的中国人或许并不陌生，他设计的北京国家大剧院方案曾经饱受争议，2007年自落成却从未缺少过访客与观众。十年之后，那些旧日的荣耀与非议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渐趋于平缓，这位79岁的法国建筑师看上去仍旧有些头发乱糟糟、身材高挑清瘦，喜欢在笔记本上不知疲倦地记录着。
但透过这些表象，安德鲁却似乎不再“专注”于建筑。近几年，他仍然会参与一些项目，但却不再有北京国家大剧院这样的大型建筑，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中小型的，更易于把控品质的设计；他开始书写和出版一些小说与随笔，有人称他为诗人；他开始绘画，那些画有着纷杂而晦涩的线条，就像是一个个思想争斗的漩涡；他对戏剧和音乐也有着充分的兴趣……
保罗安德鲁纸上丙烯绘画作品 © 艺术8
绘画、建筑、写作，正是安德鲁内心世界的三个方面，它们彼此并没有明确的联系，却都可以让安德鲁从中捕获一些能量，感受一些自由。它们像是不同的谜题，却都潜移默化影响着他，尽管他的很多想法都无法说清楚来由。绘画是最重要的，安德鲁有着超过60本的建筑草图笔记，那是他的思考方式，是大脑、眼睛与手的复杂循环。
他会放弃建筑吗？
在这样的年纪，他是否仍然是那个雄心勃勃，充满欲望的建筑师，那个在29岁就以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号航站楼的设计名声大噪的青年？在超过50年的职业生涯之后，他的思想，他对建筑的看法又是否有所改变？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进行了关于保罗·安德鲁的专访。去完整的分析与度量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若是以建筑师的身份来追溯安德鲁的一生，毫无疑问，有三个项目于他意义非凡：法国夏尔戴高乐机场一号航站楼、大阪海洋博物馆，以及中国北京国家大剧院，而在采访中，安德鲁也谈及了有关建筑的独到见解。
法国夏尔戴高乐机场一号航站楼
“它是我的第一个项目，那时我29岁，却主持设计了可能是法国最大规模的建筑项目。航站楼的统筹、设计，对我来说充满了冒险和挑战。它在1974年后投入使用，在那之后我仍然服务于这一项目长达30年。但我们的确改变了机场的方式，戴高乐机场一号航站楼，它是一种超越。”
© Paul Maurer
在设计戴高乐机场一号航站楼时期，航空业发生了众多重要的变化：宽体飞机刚刚投入使用，超音速航空器的研究也在进行中。不仅仅是还未有过以建筑师为主导主持整个航站楼设计的先例，甚至还有众多关于航站楼设计的规则与技术难题亟待解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也是现代社会进程中建筑师群体最为活跃的阶段之一。
© Paul Maurer
航站楼设计最突出的问题便是交通动线：车辆、乘客、行李的动线如何组织？飞机的动线与随之增加的服务性交通工具的动线如何协调？航站楼是拥有清晰指引性的建筑空间，它需要将那些复杂的动线紧凑而有机地容纳于自身结构之中，而让乘客能够不迷失于空间中而感到精疲力尽。
© Paul Maurer
© Paul Maurer
将这些动线高密度地重叠在一起，尽量减少旅客的行进距离，是一号航站楼的设计目标。年轻的保罗安德鲁籍籍无名，却又有着想急于证明自己的雄心。1967年3月，戴高乐机场一号航站楼，至少是它中心的圆形部分，已经基本成型。围绕着中心大楼所组织的交通东线构成了视觉上似乎极为复杂的空中连廊，却同时给予了乘客最为直接而便捷的行进路线。同时，阳光被引入到了大楼的核心空间。紧接着，1969年9月，敲定2号航站楼的通道基本方案的第一张草图完成。
航站楼的设计方案向人们展现出了安德鲁作为建筑师的卓越才华，由这里开始，尼斯机场航站楼、阿布扎比机场、上海浦东机场航站楼……他在整整三十五年的机场设计的时光中克服了无数困难，同时创造出了机场建筑空间崭新的形式，他成为了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机场设计建筑师。
而戴高乐机场一、二号航站楼的设计与建造进程，始终贯穿于他这一阶段的职业生涯之中：设计上的不断优化、航站楼的规划、建设和投入运营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规划”，一个生长着的，不断演变的规划。
© Paul Maurer
透过戴高乐机场航站楼裸露的混凝土与钢结构的表象，某种更为重要却更加隐晦的东西会显现出来。“在中心空间的交叉布局里，旅客们各走各的，互不交会；在穿越又长又暗的廊道时，你无法同时既看到廊道的这一头，也看到廊道的另一头；旅客们从路网环绕着的主楼被引向那些由飞机包围着的停机岛——所有这些使我们在互相谈论中意识到的这种东西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这段出自《建筑回忆录》中的描述或许让人有些困惑，但在明确安德鲁最擅长也最常提及的两个词汇之后却显示出清晰的逻辑。
© Paul Maurer
回忆、自由。一位热爱并经常陷入回忆中的法国人，一位崇尚自由的建筑师。
戴高乐机场设计中无意或“有意”为之的象征意义，正是旅行与离开之于乘客的回忆意味，以及，奔向某种自由的途径——这或许正是机场空间的精神内核。
© Paul Maurer
而光线，这一建筑中永恒的元素在戴高乐机场航站楼设计中的重要性也不应忽视。在一号航站楼中所经过的一系列或明亮或黑暗的空间构成了乘客行进动线中的灵活序列，而二号航站楼则更加开放而透明，在屋顶下的整个空间充满了均衡一致的明亮光线。而对于光线的探寻并未结束，保罗安德鲁一直寻求的某种简明也在随后设计戴高乐机场的火车站以及F厅时更为明确：将光线与建筑、轻质钢架结合起来，空间被重新塑造，形成各种模糊的边缘，不再仅仅是明与暗的简单对比，空间在光线的渗透中逐渐具有了更加微妙的密度变化。
“最后从建筑师手里出来的建筑总是还不算完整，余下的要充分新人地留给自然去完成，留给光线，留给时间和季节的交替，留给风和雨，留给暴风雨，留给沧桑变化，直到最终完成，与众不同，充满生机。”
Q：在你的建筑职业生涯中，曾经设计了很多机场、车站、博物馆等，这些项目的目标中最重要的是聚集和组织人流吗？
A：设计机场中重要的的确是如何组织人流。我会尝试去设计人流的循环，让空间去适应这些循环，我的设计从来都不会起始于一个确定的外观形式，组织内在的空间和人才是重要的方面。我们从不设计“盒子”，而是会去观察究竟它的内部会发生什么，而整个的建筑形体则需要将内部发生的事件和人们全部包含其中。
日本大阪海洋馆
“ 它完全由玻璃构成，被静静地放置在水面上。它的边界、它的形式与水相融合，就像一个梦幻的空间，充满了想象力。”
© DR
大阪海洋馆对于安德鲁而言是一次独特的项目经验。它不是对于某个规划的具体回应，而是由建筑师创造的规划。位于港口入口的博物馆采用了透明的球体设计，在港口进出的船只与球体中心静静放置于水面的古老船只的复制品共同构成了美好的风景。通透带来了视觉上的全新体验，博物馆即成为了观景的场所，也成为了港口的记忆与讯息的集合之地。
© DR
这座博物馆不仅仅是用来收藏藏品，同时也需要容纳各种活动，安德鲁将设计的重点放在了参观者的行进路线，参观中的探索感，以及景像质量和照明效果之中。最终，大阪海洋博物馆也成为安德鲁作品中最为浪漫而充满自然元素的项目。海港有着变幻的天气，或是被狂风与波涛汹涌的海洗礼，或是明亮的光线在地面与建筑物中投下漂亮的阴影……这座建筑处于了永恒的变化之中。
© DR
Q：在公共空间的设计中，你曾经提出过“扩张”的概念，而公共空间也总是面对着如何开放却又保持独特性，你对于公共空间的设计有怎样的理解？
A：公共空间必须能够面向大多数人开放，从这一点来说，人们可能会认为公共空间需要达到一种平均，满足所有的可能，但其实建筑师必须对于人们得不到满足的部分保持小心和警醒。当你在设计公共空间时，你必须注意到人们的需求，而不仅仅只是想推动某件事，或是让自己的名字能够被铭记。你必须要有一种责任感，你需要为什么负责，这其实是很难的事，因为你不可能了解所有人的需求，甚至人们自己也很难知道自己的真实需求。
中国北京国家大剧院
“最重要的是它所处的场地，它在北京城的中心位置，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之一，它充满了历史、文化，力量…….设计国家大剧院是一份非凡的荣耀，也是一种责任。”
© Paul Maurer
1998年4月21日，大剧院的第一张草图在安德鲁的笔记本上出现，最后一张，则是在2007年9月5日，历时九年零5个月。
北京国家大剧院对于安德鲁是一场剧变。从竞标到揭幕，大剧院项目占据了安德鲁整整十年的时间。无数次的航班、会议、难题、打击，以及在此过程中收获的喜悦与回忆已经无法准确的说出，在建成之后的各种采访中，安德鲁也面临过种种的不满与质疑。最具争议的问题便是这座承载了中国人梦想的剧院是否“传统”以及具有“中国味道”。对于这个问题，安德鲁曾这样写道：国家大剧院有中国味道吗？有，因为它只能在中国建造起来。
© Paul Maurer
国家大剧院对于安德鲁已经超越了建筑作品，而是希望来成就一个完全的艺术。无论是建筑中内部空间、大厅以及通道空间，安德鲁所要表达的，正是广阔与慷慨、宏大与通向梦想的意味。换言之，国家大剧院所提供的，是给予那些到来的人们一种途径，一种通向幸福与音乐盛宴的途径。
© Paul Maurer
光线仍然是国家大剧院设计的要素之一，在建筑中有着大片光影的对比，有光线与池水共同构筑的色调变化，也有各种各样的照明设施。这些共同带来了充满记忆的氛围，而这，正是安德鲁所感兴趣的一方面，而另一面，则是自由。
© Paul Maurer
国家大剧院项目让安德鲁达到了更多的自由。这自由是一种有关内心的秩序，“只有通过持之以恒地与自我进行抗争才能达到。我们会为一些东西所限制，比如教育，比如环境，但是对我来说，想要表达内心与情感，必须与这些事情保持一些距离，这并不容易，总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偏见，有人就会觉得黑色非常优美，红色则代表另外一种感受，一切总是充满了自我怀疑和矛盾，我们必须小心地，慢慢地从中抽离，找到我们自己思考的方式。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就变得自由了。”
© Paul Maurer
Q：你如何看待建筑与城市、人的关系呢？
A：我经常在思考的是，什么样的空间对于建筑是有意义的，其实不是结构，有时候我们会思考结构，但是结构并不是建筑，如果拿国家大剧院来举例，设计中如何组织人们，人们的行进路线，我经常会思考这些，当你可以看到充满想象力的剧院，它必须变化，对于我，建筑的责任不是让我自己改变，而是让建筑改变，我希望建筑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
通道的意义
在纽约肯尼迪机场TWA航站楼以及巴西利亚大教堂中，“沙里宁设计了垂直弯曲的通道，人们取道时看不到尽头，前方的光亮起初只是地面的反射，到最后才露出真容，光芒四溢。而尼迈耶的地下短通道则将人们引向光明，建筑的弓形结构似乎是追逐天空的光线”。
受到这两个项目的影响，通道的概念在安德鲁最为投入的三个项目中都得到了体现：戴高乐机场一号航站楼是由地面通往长期向往但又禁忌的天空，海洋博物馆是由坚实的土地通往先被吞没后又出现的世界，而国家大剧院则是从平凡生活的现实通往想象世界的真实。
戴高乐机场一号航站楼内部 © Paul Maurer
大阪海洋博物馆内部 © DR
国家大剧院内部 © Paul Maurer
Q：你认为建筑师的幸福是什么呢？
A：作为建筑师的幸福就是“当你看到你的设计成为真实，当你完成你的工作，当你看到第一个人开始进入你设计的建筑中，人们开始聚集，开始使用它，适应它，喜欢它，便会觉得很快乐。当我回到大剧院，看到它充满了人们，充满了很多学生，这是非常美妙的事情。
Q：能谈谈彼得·莱斯吗？
A：他是与我合作戴高乐机场航站楼项目的工程师。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我非常爱他，他非常优秀，我们清楚地了解彼此，有着毫无疑虑的自由沟通…..我会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
因为太过喜欢这段文字，请允许文章引用安德鲁在《建筑回忆录》一书中描述彼得莱斯的段落为结尾。
“ 1992年，我应邀在圣厄斯塔什教堂纪念彼得赖斯的仪式上讲话。之前我从未在那样的场合讲过话。我很愿意在公开场合讲讲我和彼得赖斯之间那么多的相处，可我太感伤了。有一幕我忘不了：在我讲话的过程中，当我说到他的名字，本来那是个灰蒙蒙的上午，突然，有阳光射进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照亮了我正站着的一大块地方。悲伤一扫而空，进而我感受到一种由衷的欢乐。我们从来都只是工程师和建筑师，充满欲望，服务于我们的设计。对于这些，我们有着无止境的雄心，而我们自己始终保持谦逊。活着还是死去，我们都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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