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当年的美国传教士
当年，在山东的美国传教士究竟有多少，或许已无从考证。而翻阅近现代史，我们看到，山东与传教士，尤其是与美国传教士的关系，更是纷繁复杂，而谈到二者，人们也不由联想到布道、办学、商贸、甚至教案、集中营等一系列字眼……
让三寸金莲首次走进学堂
一场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尘封多年的中国国门。
因为长期的闭关锁国，在当时的中国民众眼中没有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等之别，凡是高鼻、深目、白肤的外国人都一概是“洋鬼子”。
１９世纪中叶，伴随着山东烟台的开埠，那些金发碧眼的官员、商人还有无数手捧《圣经》的传教士接踵而至。
当时，这些官员、商人忙于在山东“淘金”，传教士则热衷于布道，进行思想渗透，而设立学校是其手段之一，山东的女子学校教育就在此时发端。
而中国的“三寸金莲”能够破天荒地进入专门的女子学校，与一个叫郭显德的美国传教士密切相关。
郭显德１８３５—１９２０ ，本名亨特·考尔贝德。美国宾夕法尼亚人。１８６０年，毕业于美国遮费森大学，三年后，受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派遣来华传教。１８６４年３月到烟台并创建烟台长老会，为首任牧师。
１８６６年，郭显德因看到山东“学校太过古老、落后”，而在烟台创办了男女分校的时髦的西式学校，男校称文先学校，女校称会英学校。
由于，此前没有女子进入学校的惯例，再加社会上流传着国外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对学生挖眼剜心用以制药之类的恐怖说法，因而招生十分困难。
为消除人们的疑虑，郭显德特意宣布：“学校实行免费教育，并提供食宿吸引学生。”可即便如此，女子入学者仍然寥寥无几，据说当时会英小学只招了６名“大胆的女生”。
伴随社会风气的日渐开化，加之经过多年中西文化的融合，西学和西式教育逐渐获得中国人的认可，尤其是在清政府实行教育改革、大兴学堂的热潮中，在山东的教会学校不仅数量增加，规模扩大，教育程度也逐步加深，还出现了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学校、孤儿院、甚至现代大学。
１８９０年，美国传教士赫士夫妇来到山东传教，以教织花边为名在烟台办起一个女子班，１９１６年改为有学制的学校——培真小学。
同样是在美国传教士的帮助下，山东还出现了聋哑学校。１８８７年，由美国传教士梅理士夫妇来到登州（现在的蓬莱）创办“登州启喑学馆”，这个针对聋哑孩子成立的特殊学校是中国成立最早的聋哑学校。
梅理士夫人在梅理士逝世后，聋哑学校经费一度紧张，为此，她毅然把丈夫的抚恤金全部献给了学校，同时回美国到处做工作寻求支持中国聋哑人教育事业，她的这次“美国募捐之行”得到了几十所聋哑学校的捐献，以及大量私人捐助。
１９１６年，一群在泰安的美国传教士创建了“阿尼色弗泰山孤贫院”。共和国成立后，“孤贫院”更名为“泰安市社会福利院”。
在山东教育史上，美国传教士对山东影响意义重大的还属山东的高等教育。
山东齐鲁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其前身是登州文会馆。
登州文会馆是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夫妇于１８６４年创办的。狄考文夫妇创办登州文会馆之初，就公开宣布：“我们虽是美国传教士，然而，在山东开办这个文会馆，其首要目的并非布道。”
狄考文夫妇说到做到，在登州文会馆课程设计上，不专门教授英语，神学课程也寥寥无几。“三分之一时间讲授儒学和中国史鉴，其余大部分时间教授现代自然科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学说。”
１９０１年，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创办山东大学堂，而这个大学堂就是按照登州文会馆的模式用一个月时间创办而成的。
左手《圣经》，右手《论语》
美国传教士在山东办学，无疑促进了山东教育事业的发展。但与此相对，美国传教士在山东制造的教案，也时有发生，最具影响的便是“济南教案。”
１８８０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莫约翰、洪士提反等人选定济南泺源书院附近的一块地面，准备设立教堂、医院，推动教会在济南的发展。
消息传开，济南当地士绅，尤其是泺源书院的先生非常气愤。７月１３日上午，济南市民在泺源书院先生带领下，成群结队涌向教堂工地，“即将房内物件损失，并重殴承作工头”，在济南市民的压力下，官府将该房封闭。
济南教案发生后，莫约翰将此案通报美国驻华公使安吉立，请其直接与总理衙门交涉。清政府软弱无能，只能妥协退让，并命山东巡抚陈士杰设法速结。最后以退还房价，赔偿损失结案……
教案后，人们对传教士敌对情绪渐长，而这也让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开始了“如何更改布道策略”的思考。
李佳白是美国北长老会的知名传教士，１８５７年生于美国纽约长岛的一个牧师家庭，其父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在父亲的影响下，李佳白青少年时代曾学习《论语》等儒家经典。
１８８２年，李佳白从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毛遂自荐要求到中国传教。受美国北长老会差派来华，他于当年秋季抵达山东，在烟台、济南从事传教活动。在山东的最初几年，他采用宣讲福音的方式向民众布道，但收效甚微。
后来，李佳白在山东亲历的一次教案促使他调整传教方法。
１８８７年８月，李佳白在济南看中一片土地，企图买来做教堂。当时业主尚在狱中。他不经地方官的同意，亲自带了一帮人，于当年１１月２８日强行冲入该址把原住户驱走，抢下那块地皮。
后来业主家属提出上诉，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竟出面干涉，终于在１８８９年迫使地方官将济南城外一块比李佳白强占的产业更大的土地拨给他作为补偿进行交换。
在这次抢地中，有人告诉李佳白：“官府可以弹压民众，但不能弹压士绅。”这引起李佳白对士绅阶层的高度重视。开始准备将传教对象从普通民众转向中国上层社会人士。
之所以做出这个转变，无疑是因为他认识到：士绅阶层在中国社会具有强大的势力，而且大多数官僚出自士绅阶层，只有争取他们的支持，传教事业才可以畅行无阻。
又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士绅阶层是儒学的化身，传教士与士绅阶层的严重对立，将影响传教事业发展。”所以，李佳白意识到：“要使中国人更易于接受基督教，传教士有必要吸收儒家教义，使传教活动与中国文化相适应。”
因此，李佳白在孔子的故乡“着华服用发辫，一如华人仪式也”，同时，“一手握《圣经》，一手持《论语》，如听众不愿听基督教则另讲以孔教”。
１９２７年９月３０日，李佳白去世，《芝加哥联合报》评价道：“李佳白开创了一种不容忽视的传教方式，这种方式对中国和整个东方的传教事业产生广泛的影响。
潍县“乐道院”何成“集中营”？
早期来山东的美国传教士大都转道上海或宁波，首先在山东登州或烟台登陆，这些传教士虽多是抱着布道的目的来华，然而他们的到来却让“中国人更好地睁眼看世界”，甚至还无意间促进了中国种植业的发展。
１８７３年，美国传教士倪维思从西方引进酿酒葡萄，从而揭开了山东蓬莱种植国外酿酒葡萄品种的历史。此外，倪维思还引进首批十个品种的大樱桃栽于烟台的东南山；后又陆续从美国、日本等国引进各种新品种，这些品种到民国初期已经传到山东沿海各地。
但是，来华之初，这些在中国活动频繁的传教士，也遇到了不少阻力，首先他们多半不通汉语，对当地民情风俗更是陌生。
美国传教士文壁一开始在北京，经过一年半时间汉语学习后，自觉“了解了中国文化”，遂决定辞别北京到山东布道。
１８７１年，他来到济南，一切按照当地人的习俗生活，并到乡村散发宗教书籍、布道。但是，１８８１年，文壁一在济南患病身亡，时年３７岁。弥留之际，他感到“完成了上帝交给我的任务”，随用铅笔写道：“我主基督，我相信您的允诺，您接受了我的灵魂。”
文壁一死后，美国传教士在山东进一步入乡随俗。他们在适应东方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颇具西方文化气息的“乐道院”。
１８８３年，美国传教士狄乐伯及夫人阿撒拉来到山东省潍县（现在的潍坊）传教，并在当地教友的协助下，在老潍县东关买地建立“乐道院”（具体位置在今天潍坊市第二中学和潍坊市人民医院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对美国等实施报复日本把中国沦陷区内的美国、英国等国的旅华侨民强行隔离关押并选定潍县乐道院作为华北地区关押西方侨民的集中营。
据统计，自１９４２年３月到１９４５年８月约有２００８名外国侨民后因交换战俘释放了５００人被日军强掳到潍县集中营关押。他们当中有传教士、商人、学生等等，其中美国原任驻华大使恒安石、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博士等都曾被囚于此。
身陷集中营的人们，在受尽日军折磨的同时，也得到了当地农民和抗日部队的同情和帮助。当集中营物资匮乏的时候，潍县百姓悄悄为他们运送食物，抗日组织为其发送信件。当地人民还把美军空投的物资悄悄送进了集中营，帮助他们度过艰难岁月。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集中营中被关押者重获自由。然而，对于集中营的幸存者而言，潍坊的特殊经历已成为他们永远的、无法磨去的回忆。他们互相联络、组织成立潍县集中营营友会、建立相关网站、撰写回忆录等以此纪念那段特殊的陈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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