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教会三巨人”之一，与王明道、倪柝声齐名的中国教会领袖，却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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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会宣教士赖恩融（Leslie T. Lyall,1905-1996）曾经写过一本书《中国教会三巨人》，其中的三位即是：杨绍唐、倪柝声以及王明道。（关注公众号随手传福音，分别回复“倪柝声”、“王明道”等关键词，可查看其事迹。）
相比于王明道、倪柝声，中国教会的另一位领袖——杨绍唐，则少为人知，甚至于他的出生年份也模糊不清，在网络上搜索到信息当中，时而是1898年，时而是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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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绍唐出生在山西省曲沃县杨家庄的一个基督徒家庭。
由于山西民风保守、强悍，基督教直到19世纪末才传入山西。1878年，山西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灾，西方传教士前去赈灾之同时，也把基督福音带给当地人民。后经中国内地会传教士们不懈的努力，终于把福音的种子播撒到平阳、洪洞和曲沃等地。杨绍唐的父母就是这些传教士所结的果子，成为曲沃地区最早期的基督徒。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排外反教的义和团之乱（亦称"庚子之乱"），山西省尤为激烈，共有42位西方传教士及其家属，以及数百位中国基督徒被杀害。杨绍唐父母幸免于难，杨绍唐即诞生在这血雨腥风的年代。
战后，清政府对中国内地会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做了赔偿，但内地会坚拒不受，反促英美等国政府退还赔款，并在英美教会中筹款，在山西境内建立起多所大、中、小学校和医院等，推广教育，以开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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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绍唐从小就进入教会在其家乡所办的小学读书，1912年升入邻县洪洞基督教中学。当时该校校长是治学有方、信仰诚笃的英国传教士何清原（Rowland Hogben）。学校常常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外出向民众布道，杨绍唐积极参与其中，在宣教方面得到很好的操练，为其日后的教牧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
早在高中时代，杨绍唐就有志于将来成为一个牧师。1923年，他高中毕业后，就进入长老会在山东滕县所兴办的华北神学院（North China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神学。
华北神学院1919年创校成立，首任校长为赫士博士（Dr. Watson Hayes），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规模最大的神学院，也是基要派神学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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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期间（1923-1925），适逢"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基督教在中国受到很大的冲击与挑战。作为一个青年基督徒，杨绍唐也曾感到迷惑与彷徨，但他很快跳出理性的迷思，深深扎根于基督信仰，特别在1924年暑期华北神学院师生在江西牯岭举行的培灵退修会上，他对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部分-——耶稣基督的救赎、宝血赦罪等基要信仰，在生命中经历了属灵的更新，从而使信心更为坚固。
因优异的学业及灵命，被邀请到城市牧会，但被杨婉拒；除了婉拒留在城市，他也曾婉拒回母校任教。他的理由是，我要留在山西教会，那里更需要我，我的负担在我的家乡。
1925年，杨绍唐从华北神学院毕业后，回到山西曲沃牧养家乡教会。当时在曲沃一带有十三个教会，他以杨家庄为中心，为传福音不辞辛苦，四处来往奔波。他和内地会传教士配搭合作，使曲沃地区的教会得到稳步发展。
1926年，当"非基督教运动"演变成激烈的"反基督教运动"时，西方传教士纷纷撤离，或回国，或逃往沿海大城市避难。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教会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严峻的挑战。1928年，危机过后，中西传教士和教会有识之士，极力主张和推动中国教会的自立运动，但绝非易事。杨绍唐却知难而上，坚持留在山西，与内地会同工合作，推行自治、自养、自传之路线，使这样的自立教会在山西境内逐步建立起来。杨绍唐的灵性造诣很深，且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了解信徒的需要，讲解圣经深入浅出，老少妇孺皆能听懂，因此他深得信徒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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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前后，杨绍唐牧养晋南十三县的教会及多处聚会点，这些教会和聚会点起初不一定有专职的传道人，但兼职、带职的传道人逐渐就成为专职的传道人，所以就需要培训。但如果这些同工都去上神学，一方面经济力量不足，另一方面他们到神学院也许不适合要求，或者说学历不够。
1934年，有一次外出布道，杨绍唐被大雨困在一间旅馆内，反而让他有充裕的时间思考未来的圣工，他设立“灵工团”的异象由此开端。
杨绍唐于1934年夏在山西候马买地建房，创立了"灵工团"。首批学员为20人，杨绍唐亲自带领、教导他们，一起研读圣经，学习过主内团契生活。
这个“灵工团”被很多人认为是培养同工、建立同工、彼此相爱、互相尊重、在主里交通、互帮互学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灵工团”每年有定期或不定期聚会的时间，这些专职或带职的传道人、同工聚集在一起查经，或是由杨绍唐讲解一卷圣经。更要紧的，就是他们有彼此的交通，个人在神面前有什么亮光、看见、得着，在工作当中有哪些心得，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哪些失误，在神面前有什么软弱，在人面前有什么亏欠，彼此谈论，敞开自己的心门。实际上就是彼此帮助，在神面前有更多的长进。
除了灵命上的帮助、长进以外，他们也把所带领的信徒遇见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心得提出来。还有的时候是提出问题，比如当地信徒之间、家庭夫妻之间、同工之间或者传扬福音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却不知道怎样解决，那么大家就彼此帮助，提供个人经历是怎么靠主解决的，互相补充一下。在灵里面以灵相通、以爱相系。
若是问题大家都解决不了，连杨绍唐牧师也不一定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就把这些问题作为祷告的题目，散会分开之后继续祷告，到下一次聚会可能大家会有相关的体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当时灵工团的做法使得很多传道人得到了帮助，以至于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到中国河南方城传道、被神重用的内地会传道人艾得理牧师（Mr.Adeney），特意去参加灵工团，看一看灵工团的做法。后来“西北灵工团”的组织形式也是受灵工团的影响。
与杨绍唐贴身相处的美籍宣教士艾得理（David H. Adeney），毕生投入基督徒学生福音工作，杨绍唐的榜样令他受益良多。《艾得理传》提到有一天，杨牧师邀请艾进到杨的房间，与杨一起祷告，艾到达后发现，杨牧师竟然跪在陈设简陋的房内泥土地上，开口向神呼求，承认自己的软弱与败坏，恳求圣灵洁净与充满。艾说：「我才明白，一个人无论被神所用做了多大的工，他都需要不断的在神面前悔改与等候。」
杨绍唐训练这位年轻宣教士，强调要被圣灵充满，必须全然从神支取能力，最要紧的是透过研经和祷告，服事才有活力，做工才有果效，特别提到以弗所书第三章：「求祂按着祂丰盛的荣耀，藉着祂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圣灵赐下的工作，乃是认罪悔改的心，并且在爱里合一，这是杨绍唐的看见与得着，也是他不断传递的感动与信息。
圣灵充满首先，并非外在的奇事异能，而是爱慕主话语，以至顺服学习明白圣经要道。1940年出版的《圣经纲要》，是杨绍唐在绥西的沙尔沁镇（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灵修班的圣经各卷大纲笔记，杨特别在自序提到：「圣灵随时之启示光照，在人心灵中之工作，使神的话，成为生命的灵粮。」
有两个组织立志将福音沿着古代丝路，传回耶路撒冷，都是在山东潍县成立的。较早是1943年成立的「遍传福音团」，1946年则有「基督教西北灵工团」。西北灵工团同工李道生在其回忆录《走在锡安大道上》提到，西北灵工团的名字，就是由杨绍唐牧师取的，杨很关心并支持西北宣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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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杨绍唐所服事的那一带地区成为抗日主要战场。
1938年，日军侵入山西曲沃后，杨绍唐所在教会先后收留过多位中国军队的伤兵，待伤愈后再为他们换上老百姓衣服送走。此事后被汉奸告密，当时曲沃县县长夫人是基督徒，得知此事后告诉杨绍唐，叫他赶快逃走。他只好带着全家人逃往绥远的萨拉齐，避难于当地教会中一年之久。期间他在萨拉齐开办查经班，为该地教会培养不少工人。战乱期间，许多难民涌入教会避难，他与英国内地会传教士一起帮助了许多难民。
1939年，"灵工团"在候马的总部房屋尽被日军焚毁，"灵工团"被迫解散。
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南部被日军侵占。杨绍唐不得不举家迁往太原，后天津，再北平。故在抗战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平度过，并与王明道、宋尚节有亲密的交往。（关注公众号随手传福音，分别回复“宋尚节”、“王明道”等关键词，可查看其事迹。）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绍唐原本计划返回山西家乡教会继续其牧养工作，但因国共之间内战爆发，山西地区烽火连天，他只好继续留在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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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杨绍唐应南京黄泥冈泰东神学院院长张学恭的邀请，偕家南下，出任神学院教授之职。不久，应当地宣教之需，成立了黄泥冈教会，杨绍唐又担负起牧会之责。
1948年时，杨绍唐亦曾接受邀请前往蒋介石及其政要聚会的教会凯歌堂证道。他引用圣经的话指责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劝听众向神悔改，离恶行善，以求神赦免。礼拜结束后，蒋介石走过来与他握手并对他说："我们的确有很多罪，应当向神悔改，谢谢你今天的提醒！"
1948年，杨绍唐移居上海，任教于上海江湾神学院之同时，亦担任乌鲁木齐路教会的牧师。每逢寒暑假时，他还经常应邀到各地主领培灵、或奋兴布道会等，非常忙碌，但也深受广大信徒和青年学生的欢迎。
楊紹唐先生夫婦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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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杨绍唐谢绝一些海外教牧朋友的邀请，坚持留在国内。他说："主交给我的羊群，作为牧人绝不能撇下羊群而他去，我应当在此危难之时留在国内"。
1949年后，杨绍唐在南京、上海继续从事教学和牧会工作。不久，"三自革新运动"发起，他所领导的乌鲁木齐路教会加入其中，他自己也成为全国基督教"三自" 的委员之一。但在1952年的"控诉运动"中，杨绍唐受到控诉，被污蔑为"不拿美金的走狗，比拿美金的更具迷惑力"，并于"控诉运动"后被驱逐出南京黄泥岗教会。
杨绍唐回到上海乌鲁木齐路教会继续被容许讲道，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中，再次遭到残酷无情的控诉与斗争，并被内定为右派。此后他被勒令停止讲道，并接受监督改造。
1964年他回家探望教会，还被当地民兵押送返沪，那时他已患有冠心病。"文X"开始后，他又被定为"反X命"，交与群众监督劳动，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并经常被批斗、抄家和关押，身心灵都受到很大摧残，但他从未放弃过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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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邢福增院长在〈革命之火下的洗礼中共建国初期的教会「巨人」杨绍唐（1949-1951）〉研究指出，杨绍唐选择加入三自革新运动，是希望在政治局势下，表达爱国立场，藉此保存教会空间。
不过随着运动的开展，杨被断定并非真心拥护三自运动。即便如此，1954年的全国基督教会议，XX为拉拢福音派教会，杨绍唐被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委员会的常委，后来又升至副祕书长。
刑院长写道：「杨的策略重点在守，以保持信仰作最后底线。虽然面对的是三自，但实际上，却不能忽视党国的政策。」杨虽位居三自要职，但难逃后来的反右运动，被批判为狡猾恶毒的两面派：一方面支持三自，另一方面又不肯放弃属灵立场。
在《死在耶稣前 活在耶稣前——回忆我的父亲杨绍唐牧师》一文中，杨绍唐之子对其父与三自的关系也做了说明。
在1948年到1950年，中国客观环境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动。新旧社会的对比对杨绍唐思想影响很大，环境上的一些变化也很影响杨绍唐的思想。
解放军严明的纪律和进城干部的清廉爱民作风，与国民党军队和官员的腐化堕落成为鲜明对比。社会风气大为改观，新社会的新风气对杨绍唐触动很大。解放后妓院一律取消，妓女政府都给予妥善处置，性病在全国很快得到控制。这使恨恶罪恶的神的仆人大为佩服新社会的变化。
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对基督教领导人只要求爱国，绝对保证信仰自由。他个人以为，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何况当时社会的变革很多好的方面对他颇有影响。
后来的历次运动，杨绍唐都是重点，经过次次严格审查，各方面都没找到什么。他的罪行就是有几节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让人不要爱世界。歌罗西书3：1-4，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林后4章的话，“你们不要顾念眼所看见的事，眼所能见是暂时，眼不能见才是永远的。”这些教训都成为“帝国主义当时最毒害青年的核心内容”。
当时还说他是不拿美金的走狗，比拿美金的更具迷惑力。因此在1952年控诉运动后被南京黄泥岗教会驱逐出去。
杨绍唐回到上海乌鲁木齐教会继续站讲台，一直到1957年。
1957年反右运动时，杨绍唐被定为右派。反右运动中他“罪行”的重点仍然是在讲道中强调生命之道，在世人看都是继续施放帝国主义毒素。1966年文革后被定为反革命，监督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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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夏，其子回家探亲。杨绍唐告诉儿子：这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见面，这是主告诉我的。
杨绍唐嘱咐儿子，他死后要和父亲葬在一起。
在最后的岁月里，杨绍唐天天在屋内走来走去，唱一首庚子年很多信徒被杀后山西老信徒唱的诗：
“死在耶稣前，活在耶稣前，这样一天胜几年，眼前十字架怕它作什么，若能早死早回家，要知你爱主，先看你受苦清清楚楚不胡涂。”
1969年春节过后，上海有一股寒流经过，天气骤冷，弄堂的地面都结冰了。杨绍唐是监督劳动的反革命分子，被命令出去敲冰。
杨绍唐弯腰敲冰时，邻居一位郭老姊妹看见他浑身冒大汗，像蒸茏一样（实际上是心肌梗死的一种症状）。他头往下一扎，栽到地上去，从此就被主接去了。
1991年杨绍唐夫人去世后，其子联系家乡教会（山西翼城曲沃教会），把杨绍唐的愿望告诉他们。
以后两地教会负责人要为杨绍唐立碑，碑文内容很多。其子提醒他们，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先生的碑文只是“一位在基督里的弟兄”（A Brother In Christ）。最好不要学世人歌功颂德，崇拜甚至神化神的仆人。因此碑文改为“神的忠仆杨绍唐牧师”。
杨绍唐创办灵工团，毕生致力于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运动。杨绍唐除长于牧会与讲道外，也优于文字事工。著作有《神的工人》、《得胜与得赏》、《教会工人》和《教会路线》等书，流行于海内外，影响与惠及信徒无数。他遗留于后世的这些文字是他留给中国教会的提醒与祷告。
求主怜悯施恩于我们。阿们！
参考资料：
陈中陵，《少为人知的中国教会领袖—杨绍唐牧师的信仰故事》，基督教论坛报
李亚丁，《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维基百科，杨绍唐词条
边云波，《神所使用的人之杨绍唐牧师——神所使用的人之杨绍唐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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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手传福音，始于2013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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