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神学家与布道家

作者／C．GeorgeFry

赵中辉  译

原载《信仰与生活》1971年10—12月

编辑排版 ／随手君（ID：suishouchuanfuyinjun）

北美的教会正处于布道的危机中。教会不奋兴，多数的礼拜堂里都有空板凳。大宗派的教会人数每年递减。去年头一次天主教在过去二十世纪中报告在美国的教友人数下降。在几年教友人数逐增之后，美国信义会在一九六九年发觉受洗的人数，在过去十年来初次缩减。在一九六八年，圣公会(EpiscopalChurch)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是人数最少的。据一九六七年统计美国联合长老会(UPUSA)在两年内失掉了五万教友，从国外召回了三十五位宣教士，要他们在国内传道。这一切都证明美国正处于属灵的不景气当中。造成教友人数递减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因为人吃避孕药与减低生殖率，又有人说由于敌对的文化气氛，并下一代的堕落离开教会，还有人说是进入教会太难，教规不易遵守，仍然还有人说物质生活的繁荣，冲淡了人对灵性的追求。原因是内部的，不是外部的。耶稣说，“阴间(死亡)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祂又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太16：18；10：36)。基督的意思是说基督教的信仰“总不能因受到外部严重的攻击而被打垮，它真正的仇敌，乃是那些以为是它朋友的人，它的危险不是仇视，乃是不忠，不忠是由内部开始的”(基督徒宣言，P．11)。或许教会的讲道是不劝化性的，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忠心，使神学与传道脱节。传道若无纯正的教义，则沦于无知的热狂，神学若无选召人悔改的实际目的，则退步到不负责任的怀疑主义。这种情形的结果就是一种在理智上既非纯正，感情上又不满足的信仰。一位国际联合通讯社UPI的编辑卡赛尔(LouisCasels)说，“大众不再关心宗教是因为人们不喜欢听到‘什么是不可信的’。他们愿意知道他们能信什么，而且许多教会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以警告下一结论：“当人们求饼的时候，如果你坚持以石头当饼给人，最后他们连饼也都不要了!”加尔文与马丁路德、韦斯理—样，是头一个现代的传道者，加尔文不但是神学家、教会职员、教授、著者，也是近代教会史中最成功的传道人。加尔文不仅感化了日内瓦城，他也是“欧洲的传道者”将福音主义的信仰，从苏格兰传到罗马尼亚。此项成功是由于他巧妙地综合神学与传道的结果。加尔文是一位传道人的神学家的优美例子，从他的生平事业中，吾人可得以下五点，作为我们今日传福音的鼓励。
小汉斯·霍尔拜因所绘的加尔文肖像

一、加尔文知道神学与传道是并存的，有因果的关系。在教会史中，神学的进步是传道警醒的前提(换句话说，没有进步的神学，就没有对布道的觉醒。)保罗在亚拉伯有三年之久研究神的话。(王明道先生未出去布道以先，在家念三年圣经)，然后才在马其顿各大城，开始他成功的布道工作。路德在他还没有领受福音之前，他在钟楼的书房里苦研圣经，然后他才把福音传出去，使北、中欧归向福音派的基督教。必须先有神学，然后才有一个信息可传。结果使广大群众改宗而归向福音派的基督教。加尔文的生活所根据的原则是：他先拟定他的神学，然后笔之于书，即“基督教要义”，他引用这部神学作为他见证的基础。
二、加尔文知道个人布道是基督教最紧要的工作。今天许多神学家，不太注重个人布道，但加尔文相信除了崇拜以外，荣耀神最好的方法就是作见证。所以他将他整个成年生活奉献给神，去宣召十六世纪世俗化了的教会，再恢复它原初的使命——向人传扬基督的信息。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传道，在一五三三年，他深深感到神的尊严与仁慈。加尔文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向人作见证，将救恩提供给他们，以致他们和他们所接触的人不致灭亡。当他初次抵达日内瓦时，他就写了一个问答，为的是叫青年人相信福音，同时也叫会众有一个信仰的表白，叫全体会众作见证。在他一生当中，有五次修改他的“基督教要义”，为的是要达成更清楚、更令人确信的信仰条文。加尔文是一位有紧迫感的神学家，愿意将他所得的福音分享给他所接触的人。
三、加尔文知道教义性的传道是基督教会在社会方面最适合的工作今日神学家是不太吃香的，可以说是迎风臭四十里。有一个人， 名叫怀德海，英美哲学院的教务主任，  他说：“我认为基督教神学是人类最大的灾祸之一，没有什么比基 督教神学最不像基督的。就是基督来了，也不明白神学到底是什么。"  所以现在有人提倡社会学，关心社会需要、社会公义，有些教中人士把基督教形容为“无神学的宗教”(religon without theology}  他们以为最适合的传道，是着重社会学而非神学。加尔文把这种立场予以揭穿，认为是—反自然秩序的。从来没有重生的人，想得到善行是缘木求鱼，因为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惟有好人行好事，而且义人惟独是圣灵借传福音(good news)工作的结果。为了要改良社会，必先改良个人，这意思是神学在社会学之先。社会改革乃是神学宣传的产物。福音传出去，人才改变、社会机构方充满耶稣基督之心肠、仪态与道德。加尔文方法的效果，在日内瓦城昭然若揭，由于加氏终生致力于神学的研究与圣经的传讲；使罪恶渊薮的恶城移风易俗，有目共睹。苏格兰的诺克斯称赞日内瓦城为“自从使徒的日子以来，是基督在地上最完全的学校”。日内瓦可以说是教义传播与社会改革之间的关系之示范教材。
四、加尔文知道有计划的传道乃是基督教会最普遍的工作。今日抗罗宗教会在乡间以及社会各阶层布道感到困难。困难的原因都归于传道人不均衡的计划，重城轻乡，有人建议教会，应当改造”神学，使教会的神学信仰能够容纳当代文化的潮流。可是，根据加尔文的传道经验显示出来，我们目前的困难，并非由于传道的神学，乃是由于我们未能把神学应用在传道上。加尔文深信传福音的神学已广泛应用。日内瓦的见证并非只限于一地一隅，乃是国际性的，由于加尔文的计划甚至派遣宣教士到巴西去!加氏觉得有效的传道策略是必要的，因此，他成为应用的传道神学的著名阐述人。加尔文传道方法的一部分是了解乡村布道的重要性。加尔文消磨他一生的时光在城市中，求学在巴黎，著述在巴色，逃难在斯陶斯堡，牧会在日内瓦。
五、加尔文也知道基督教会最合一性的工作，就是牧会传道。今日有些牧师仇视奋兴的布道工作。他们恐怕活跃的传道努力会影响教会的合—，而分门别派。这种观念在加尔文的生平中不受到支持。加氏的工作显示，基督徒愈为福音对世界作见证，他们彼此愈亲近。真正的教会合—的必定起源是传福音，而目的是传福音的。由于这种勇敢的见证，加尔文被称为圣灵所差遣的新领袖。加尔文最著名牧会的见证，就是他所著的“基督教要义”。加尔文工作显示了教会的牧养可以按照圣经的方法去实行，以致达成有效的教会联合运动。不论我们是谁，天主教徒，安利甘会友，路德会友、改革宗的人士，或自由教会的传统，都能从加尔文学习为主作见证的新方法，借此，在神学的技巧上，并在彼此相爱上有所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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