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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考文的新约和合本圣经

狄考文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字东明,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来华宣教士,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翻译家,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先驱





看见上帝在说话:狄考文的新约和合本圣经


作者/陈中陵


新约和合本有五次纪录「巴不得」三字于圣经内,南方读者(包括港台)初阅时常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其实此语为华北用词,即恳切盼望之意。特别的是,此用语绵延近百年,在当代华人教会中,竟成属灵用词。

提到新约和合本圣经的用词,就必须从翻译圣经的团队说起,尤其是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美国北长老会狄考文牧师(Rev.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狄考文1836年生于美国宾州,1863年初抵山东芝罘(今烟台),1908年逝于中国青岛,葬于芝罘美国人公墓,来华45年,享年72岁。

狄考文在华的贡献,除了创立登州文会馆(山东基督教大学-齐鲁大学前身),当属文字传教的事工,尤其晚年在新约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工作上,鞠躬尽瘁、不捨昼夜。他曾说:「我的一生都献给了圣经的修订工作,这项工作花费了我大量的心血,不过这大概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1890年第二次在华传教士大会决议,合作翻译一本属于中国人共同使用的中文圣经,狄考文被选为官话(今称国语或白话)组的主席,团队中的传教士,除狄考文,尚有富善、林亨理、陈克拉克、文书田,各人随即分头着手新约圣经的筹备与试译。首轮会议是1898年9月7日至11月19日在狄考文位于登州(今蓬莱)家中举行,每位成员首先认真修订或翻译自己所负责的部分,之后把翻译好的文稿交给其他人校阅,之后再把他们的修改意见分栏写在对应文稿的旁边。由于争辩激烈与坚持己见,译经工作的速度显得极为缓慢,两个半月密集的成果是《使徒行传》的中文译本,并于隔年试行出版。

狄考文在委员会中具有支配性的地位,是官话的提倡者,曾撰写《官话教程:以方言为基础》,使之成为众望所归的官话译经领袖。富善牧师(Rev. Chauncey Goodrich)提到与他朝夕相处的狄牧师时,曾说:「狄考文博士擅长说山东方言,他笔耕不息地预备,致力于翻译一部使所有的人都可以明白的圣经,择其爱而固执,像是一块花岗岩,而且他是与生俱来的领导者。」早期中文译本均採用文理(文言文)翻译,强调中国文学书写特性;官话译本有别以往,属于在华首次尝试的白话译经文体,狄考文不得不格外谨慎与坚持。

相对地,由于行使他的强烈意志,以及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所以狄考文难以接受别人的意见。也因为狄考文固执己见,反而为官话和合本圣经,展现出与日常生活中较平易的语言,不单为读者所理解,更被听者所明白。简单的说,狄考文坚持和合本圣经所有的句子,必须符合口语的表达习惯,使用普通语言,不用本地土话与方言,最终实践圣经的口语流畅性。

最后十年在世的工作,狄考文一直是以新约官话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工作为主,这是一项费力且艰苦的工作,不像牧会佈道可以接触人群,也不像学校教育可以传授学生。但狄考文深知文字的影响力,尤其是让中国人可以看见上帝至今仍然在说话。上帝不只是西方人的上帝,也是中国人的上帝。

译经委员会在烟台召开(1906)
右第四人为狄考文其左(右三)为王元德,左第三人为富善


1907年新约官话和合本圣经出版,口语译文准确,但文字流畅性不足,此后又屡经修订,至1919年《圣经全书》出版时,与初版相比,改动甚多。遗憾的是,狄考文的辞世,使他无法参与及见证旧约官话和合本的翻译与出版。


狄考文在去世那一年11月份的《教务杂誌》(Chinese Recorder)發表〈官话圣经翻译的心得〉写道:「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圣经翻译的令人满意,每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和语言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有人想要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侷限性,那麽就让他加入到圣经翻译委员会里面来吧!」他深知传教士与宣教差会赋予圣经翻译的重要性,因为这工作不单是中国基督教传教事业的起点,更是核心问题之一。

官话和合本的成功,除了有共同合作的传教士伙伴,还有从旁协助的中国助手。早期中国助手默默无名,顶多有姓,但在官话和合本译经团队中,却为中国教会历史留下了多位中国助手(甚至是中国籍牧师)的名字,像是:刘大成、张洗心、王元德、李春蕃。

无法容忍只是把中国人培养为外国人跟随者的狄考文,以师徒制方式教导来自山东昌乐的王元德(字宣忱)。王元德在1903至1908年间担任狄考文的助手,也在狄考文逝世后开始研习神学。富善牧师称赞他说:「王先生是一位头脑敏捷、见解深刻、思维缜密的年轻人。他博览群书,官话本的所有优秀书籍都读过。而且能很快的发现句子结构中的错误,并坚持把他们改过来。我想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受到狄考文博士性格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此项工作的热爱。」

王元德后来独立将新约和合本圣经再行修订,1933年出版《新约王宣忱译本》,更是被华人圣经学者于力工、刘翼凌等人推崇。这第一本完全由中国人翻译的圣经,在序言中描述当年新约和合本译经团队的现场实况:

每逢夏季,各持译稿,集烟台东山安歇楼,荟萃一室,各抒所见,互资考证。时而和乐可亲,时而争执纷纭,时而拍岸大叫,负气四散;少焉含笑以归,从头商量。每定一稿,恆滔滔雄辩,数日不决;终以西教士为主体,但求原文(希腊文)之苟同,难计文字之工拙。如此者历五年之久,余未尝一日或离也。书既成,印行海内,毁誉参半,余实未惬于心焉。


埋首官话和合本的狄考文牧师,在中国山东生活了45年,完成外国传教士在华集体翻译的最后一版中文圣经。他为翻译圣经尽心戮力,更为上帝打过那美好的仗。他一生最大的盼望,就像他最锺爱的一句圣经经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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