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位诺奖得主齐聚北京，中国的新时代他们这么看
3月24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七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相继登场各抒己见，聚焦世界新趋势，共话中国新时代！
3月24日，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再次亮相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
这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长期关注中国，早在2014年12月，提前出版的美国《名利场》杂志2015年1月号就刊登了斯蒂格利茨撰写的“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争论，今天，他又分享了自己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经验的思考。
斯蒂格利茨对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赞叹不已，“中国不仅从集体经济转为市场化经济，还从一个新兴经济体转型成为了一个比较发达的经济体。”那么，中国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斯蒂格利茨认为，有三大原因。
第一是坚持务实主义。类似中国这样的转型，是全球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无法直接借鉴过去的经验。中国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一边走，一边解决问题，而不是要一口气把所有的问题全解决。
第二是坚持制度创新。一个成功的经济体，一定要有成功的制度。这个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要让微观经济体逐渐发展。中国这方面有很多制度创新，比如说价格双轨制、合资企业等，都是制度创新。
第三是坚持渐进发展。中国政府相信改革是一个一直进行的过程，“在每一个十年，它的改革进程都会大幅度改变。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是合资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中国强调要推动创新经济，让大学的科研机构、新的私营企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斯蒂格利茨也指出，动态地调整政策和不断学习非常重要。“一个阶段的改革，意味着这一个时期的制度可能是有效的，但并不代表下一个阶段它依然有效。”他建议，中国一定要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动态地发展产业。同时，中国必须先培育强有力的国内金融市场，再渐进地融入国际资本市场。
3月24日，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再次出现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斯宾塞表示，能够参与中国改革的进程，尽其所能帮助世界与中国进行联通，是一段非常宝贵的个人经历，也倍感自豪。
2001年，由于在“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迈克尔·斯宾塞与其他两位学者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近年来，斯宾塞多次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提供了不少真知灼见。
斯宾塞认为，中国是在国际舞台上非常积极和重要的国家，而且能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朝着同样的发展方向迈进。“中国能做什么？我觉得回答可以比较直截了当，有三到四个领域中国有非常主要的贡献。”
首先是维护多边体系。“我们如果试想一下这些大国之间只做双边协议，那这些小国肯定在夹缝中难以求生。”
第二，中国在运用财富和能力做投资方面非常成功。中国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可以帮助他们改善基建。中国用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做得非常辛苦，但也非常成功。中国的投资能力是一大财富。
第三，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很快，体量很大，中产阶级的购买行为在转型升级。这种切入市场的能力，是正在追赶中的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第四是技术的优势。中国目前是技术的创新者，尤其是数字化技术站在了世界前沿，引领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包括AI应用和机器人技术等。发展中国家需要切入到这样一些技术板块，中国有这个能力去提供。
斯宾塞认为，技术已经成为整个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数字经济领域，目前事实上还没有任何谈好的框架或者条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空白。中国在保持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同时，也要审慎地考虑通过国际合作、国内监管等对这些技术进行更好的监管，以解决数据泄漏等方面的问题。
3月24日上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参加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题为“中国梦和美国梦”的深度对话。
席勒的研究遍及金融市场、行为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等多个领域，是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奠基人之一。2013年因在资产价格实证分析方面的贡献，他和其他两位学者一起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席勒表示，叙事经济学是传统经济学家关注不多的领域，但诸如“中国梦”“美国梦”这样的叙述或话语却对市场运行和大众经济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非常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认为这鼓励了个性化发展和个体创造性，营造了乐观的情绪和自信的态度，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席勒认为，习近平主席为“中国梦”赋予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将个体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连接，也刺激了中国的消费热潮。他还特别指出，习近平主席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强调，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
席勒介绍，“美国梦”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美国人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1931年在其所著的《美国史诗》中第一次用到“美国梦”，但直到他去世之后，这一概念才真正开始流行。席勒认为，“美国梦”和“财富梦”虽有交叉，但并不一致，“美国梦”并非关于房子、汽车或是高薪的梦想，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共同梦想。但在流传过程中，“美国梦”却有些被滥用，犹如病毒一般，内涵发生了“变异”。席勒教授认为，不应将“中国梦”和“美国梦”相互对立，两个梦想有着相似性，应该尝试共同成就。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不是第一次全球化时代，在以前也有过全球化，但这次的全球化是不一样的。”埃里克·马斯金认为，本轮全球化所形成的国际分工，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贫困问题。表现在本轮全球化把无技能的人排除在外，尤其是农村的劳动力，未能从全球化分工当中受益。
多次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在2018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发表了上述看法。他曾在2007年因“奠定了机制设计理论的基础”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人认为，国际贸易可以解决贫困问题，理由是比较优势理论。国际贸易能够让发展中国家专注于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生产这些产品可以利用低技能工人。这样，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就会有所增长，贫困问题就解决了。
埃里克·马斯金对这种判断表达了不同见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很多低技能工人发现自己工资停滞不前，大部分国家的不平等在加剧。”
“不是要停止全球化生产，即使是可以停止的话，效果也是适得其反的。因为全球化生产已经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增长。”埃里克·马斯金强调，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底层工人的技能，让他们获得全球化生产的工作机会。
埃里克·马斯金建议，政府应制定政策，加大教育、培训的投入，对私营企业进行补贴，鼓励企业培养技术工人。只有给农民“赋能”，让他们获得谋生的“技能和工具”，进入全球的劳动力市场，才能真正解决贫困的问题。
3月24日下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针对“下一场金融危机有多远”相关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2006年，埃德蒙•费尔普斯因其“在加深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研究范围涉及通货膨胀、就业、经济增长、储蓄、税收和价格等多个领域，其最重要的贡献是经济增长理论。
埃德蒙•费尔普斯认为，诱发经济危机的因素有很多，可能由极端的情况引发，也可能由意外因素变化引发。例如，经济参数的变化、干扰性事件或者贸易战。当然，经济危机还可能是市场情绪波动引起的，市场情绪不再乐观或者加速悲观，都可能引发经济危机。而这样的情绪变动形成预期很可能只是猜测。经济危机不一定引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表现之一是银行危机，其特征是银行资不抵债，导致存款的挤兑和银行倒逼。
未来一定会有一场经济危机吗？埃德蒙•费尔普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是，他也表示，尽管下一次经济危机必将发生，但并不意味着未来的经济危机一定会带来金融危机。
“我的一名对冲基金经理的朋友曾经说过，问这样的问题就像是在问德国的坦克何时才能再次开进法国一样有趣。”埃德蒙•费尔普斯表示，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经济还在健康、可持续地发展，我们还要经历很长时间才可能遇到经济危机的部分诱发因素。如果未来经济遭遇另一场危机，我有信心全球经济体能够克服危机，继续健康前行。
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被认为是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开创者，因对分析选择性抽样的原理和方法所作出的发展和贡献，其与另一位经济学家一起被授予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赫克曼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表示，其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研究机构和院校有着很多合作，非常关注中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基尼系数虽然在下降，但仍处于较高的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导致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但与此同时，约占农村儿童总数30%的留守儿童却无法随父母进城，无法接受更好的教育和技能培训。
赫克曼指出，尽管“留守家庭”的收入水平可能有所提高，但“留守儿童”在父母陪伴和教育方面显然有所缺憾，这种缺憾可能进一步影响他们未来的发展，甚至带来代际之间更大的不平等。政府应该从政策角度，努力为所有孩子提供平等的机遇，这将有助于创造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各国（地区）的研究大都表明，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参与教育的意愿和有效性等家庭因素，对孩子的成长有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从3岁左右就有所体现，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明显，还将导致城乡发展的持续不平衡。
赫克曼还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说明，加强早期教育投资不仅有利于提高个体智商，还将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健康水平、工作态度产生深远影响。实验表明，通过为贫困地区孩子增加营养和进行定期家访这种低成本且可行性高的方式，教给孩子母亲更有效的教育方法，益处非常明显。中国发展基金会近年来一直在开展这方面的活动。赫克曼强调，孩子早期教育的重点是加强父母的作用。尽管可以借助数字化的手段，让孩子接触到更多的知识，但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互动仍是不可或缺的。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其最知名的学术成就是针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间交互作用的搜寻和匹配理论。由于在市场搜寻理论和宏观经济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于 201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今年是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第二次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产业转型”分会场上，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表示，从蒸汽机、电力、柴油发电机到现在的人工智能，新技术总会给生产带来颠覆性的影响。每一次产业转型中，有些行业会不断发展，有些行业则不可避免地衰落。引入新技术后，要确保它所带来的益处能够在经济中比较平衡地分布，而不只让部分人受益。每个新技术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会出现什么样的过渡，从而使得经济能够更快速、更有效地进行调整，不让任何一个社会群体落在后面。
人工智能将给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呢？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表示，很多经济研究发现，在人工智能时代，循规蹈矩的、重复性的工作将会消失，需要技能的工作将会得以保留。“例如在银行，出纳员这个岗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但是以关系为主的银行服务则需要人来完成，比如推荐理财产品”。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认为，在高技术性的、高创造性的行业以及服务业，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类发挥作用。
在谈到人类应该如何应对来自人工智能的挑战时，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指出，企业会自行进行业务调整，加强对新技术的应用，以保持自身的竞争力，政府也应积极与企业进行合作。对于每个个体而言，则需要确立终生学习的理念，积极拥抱新技术。这样一方面人们可以更好地适应新的技术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对新技术的接纳程度也会大幅提高。
编辑 / 丁鑫 李静
来源 / 经济日报（记者佘颖 熊丽 张保 吴浩 周琳 周明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