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导演丁雨晨：我是带着愤怒拍片的
文 | 二毛 x 丁雨晨
图 | 导演相册里翻的
2023 年 3 月，上海，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这场对话临近尾声。
我从包里掏出一本书递给丁雨晨导演，他接过去后说了一句我始料未及的话：
「谢谢啊，今天刚好我 33 岁生日。」
如果说那本书在那个时间点上凑巧是一份礼物，那么这场对话也可以说是他在接触广告满十年时，不吝分享给我的一份礼物。
因为倘若他不愿意说，那么我肯定无从知道，在《老杜》《放焰火》《大唐漠北的最后一次转账》等诸多作品背后，作为导演的他置身现场时，他脑海里降临的冰与火、诗与歌、抽离与反叛。
我也更不知道，他走上导演这条路，是来自于一种「愤怒」的情绪驱动。
这种愤怒让他坚毅和清醒，也曾让他矛盾与自省。
而要说起来，早在 2016 年，我们曾因为一个项目有过一次交集。
确认要做这场对话，则是六年之后，杭州深秋的一间小酒馆里。
那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期间有一幕聊到《老杜》的反响，他打开微博，给我看消息通知栏里，一排排没有来得及点开的小红点——那是一群陌生网友对他表示感谢的 @ 、评论、赞和私信。
他跟我说，看到这些，拍片这么多年，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感受到，广告是可以与人发生联结的。
以下是我们的对话，从去年秋天发起，在今年春天进行，然后这个夏天呈现给你。
愿你看的过程中，也能想起生命里，那些「冰与火」降临的时刻。
对话内容则主要涉及：
那些拍片过程中有如神助的时刻。
那件穿上就有一种敢死队感觉的衣服。
那个真正找到拍广告感觉的瞬间。
那段革命般的友情。
那种愤怒的情绪底层来源等等。
01.
奶奶，我拍的广告
终于上电视了
二毛：像我们写文案，往往第一句话是很难写的。
对你来讲，拍片子的时候第一个镜头会有什么讲究吗，或者说有一些工作上的习惯带进去？
丁雨晨：对于一条很重要的片，我通常都是辗转反侧的，尤其在开拍之前。
就有点像一个年轻男孩爱上了一个女孩时的紧张，你想给她送一个礼物，你选了好久，花了好多心思在挑选。
最终你揣着一个你觉得能买到的最好的礼物到她面前，在交给她的时候，你突然会觉得这个礼物好糟糕，好羞愧。
当你把这礼物颤颤巍巍递出去的那一刻，你其实已经紧张到极致，也羞愧到极致了。
就在那个时刻，你看到她的表情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她那个反应就是第一个镜头。
你会知道你们之后有没有戏，你就知道这条行不行。
二毛：有没有那种情况出现，就是拍起来前面不顺，但想着通过后期可以调一下，把一部分压力转嫁到后期。
丁雨晨：有。
这⼏乎可以说是⾏业洞察了，脚本不⾏靠执⾏，执⾏不⾏后期救，后期不⾏再怪时间不够，你一直在寄托别的东西。
但怎么说呢？
就像杭州法喜寺上天竺门口往外走的大牌子上，写的李叔同那个「莫向外求」。
如果你这个就是一直在向外求，弄不好的。
二毛：还记得第一次让你真正找到拍广告的感觉是哪一次吗？
丁雨晨：给海飞丝拍的一个广告，鹿晗代言的。
当时我还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我终于好像在拍广告了。
因为我奶奶会问：丁雨晨，你最近拍了什么？我在电视上能不能看得到？
她对电视上能不能看得到，是她对广告这件事情最朴素的一个印象。
但是我很难跟她解释，「奶奶，我拍的广告电视上看不到。」
二毛：在她眼里，广告就是要上电视的，电视这个媒介还挺神圣的。
丁雨晨：是啊，如果不上电视，那还叫什么广告？
而且这也是我在做广告初期，一直在面对的问题。
我家里人就总是问：丁雨晨你在拍广告，电视上播的哪一条是你拍的？
所以当我终于拍到一条我奶奶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广告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我终于拍上广告了。
这个事儿如果再多说一点，就是我这一代的导演，是出现在一个媒体发生巨变的时代。
那对于还停留在电视广告的那一代人，我无法跟他们解释我做的东西叫广告。
你看我刚开始拍第一条片的时候，是房地产微电影最盛行的时候，用的机器是 5D Mark II。
它已经变到了拿个相机就能拍片的时代，所以我们是在一个解构的时代出生的。
而那个时代也赶上了互联网开始有大量的视频制作需求，视频制作成本也在无限地下降。
那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拍一条片子，其实是没有地方去真正花钱投放的，所以它才看重内容，看重创意。
这种自发的传播状况，作为我这样的一个新人导演想要出来，都是要先讲内容的。
所以我是先思考内容，再去学习制作的精度，我跟老一辈的导演创作完全是反过来的。
二毛：那你拍了这么多商业广告，回想一下的话，哪一条给你自己带来的商业价值是最大的？
丁雨晨：如果这个商业价值是作用于我的话，应该讲的是我成长的节点吧。
万事开头难，我觉得第一条应该是在杭州拍的《啪啪神器》。
因为它让我认识到了在几乎没有推广的情况下，广告是可以靠内容传播出去的。
虽然浅尝辄止，它让我看到了这扇门在哪儿，当时也是因为那条片，第一次有杭州以外的团队和公司来找我。
第二次应该是盒马生鲜，就是《观音送子》那个系列，这个是让很多人知道了有丁雨晨这样一位新导演。
再一次质变就是《大唐漠北的最后一次转账》和《8000公里T台秀》。
然后就是《⽼杜》，它让我更加接近了真实观众⼀些。
二毛：大家认可你，你觉得你身上是有哪些点吸引到了他们？
丁雨晨：我觉得是一种可能性。
在《大唐漠北》之前，大家看到我的都是比较偏搞笑的片子，对我的定义是比较开脑洞的导演。
而那次给大家看到的是我有转变，因为《大唐漠北》跟之前我的那些风格完全不一样，《8000公里》也跟之前不一样。
之后我又第一次拍了 3C 类产品的的片子，也是 2019 年年底，还有一些快消品的东西。
从那个时期开始，作品变得比较多面性，就感觉商业广告上面，我走的路不那么死。
02.
有神明在握着我的手
把它拍出来
二毛：你刚刚提到《啪啪神器》那条片子是让你认识到广告是可以靠内容传播出去的，但是真正走进广告这扇门，其实还是有点区别的。
有没有哪一条广告是你在拍的过程当中，感觉到得心应手，就好像有如神助一样？
丁雨晨：我觉得所有被大家认为是好片子的作品，都是有很大运气成分在里面的，就是你说的如有神助。
《大唐漠北》是，《8000公里》也是，《放焰火》也是，还有《小朋友》也是。
包括《老杜》，都是这样的。
这些你让我回忆起来，都有些不可思议。
像拍《放焰火》的时候，原计划是一直拍手，不同的手。
所以找演员的时候，我要求最大的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有舞蹈基础，或者是有话剧基础，我们压根儿没有根据脸去选演员。
等到了现场第一个镜头拍了一只手以后，我突然觉得不够。
我就跟摄影师说你把镜头往下摇一下，把脸带上，突然画面出现了，非常质朴、非常真实的脸，是完全没有想到的。
而且为什么每个人能够这么情绪饱满，我觉得也是个玄学。
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如果真的再来一遍，也不一定能够拍得那么好。
《大唐漠北》当中奇幻的地方就更多了。
做完拍摄计划，副导演⼀直劝我删戏，4 天不可能拍完的。
但当时就有⼀种信念是⼀定可以，在拍摄的过程中也是。
⽼兵中⼑后，流⺠拿着钱何去何从那场戏，已经只剩下了 15 分钟天⿊。
监制都已经觉得完了，得多拍⼀天了，因为是完整的⼀场戏，不是⼏个镜头的事。
但那⼀刻，摄影师王天⾏⽴⻢换了⼿持，所有群演冲上去躺下，演员跑着回位，几个景别⼏乎都是只拍⼀遍的情况下，把这场戏在极限时间⾥拍完了。
结尾那场唱军歌的戏，本来预计傍晚拍，但沙漠转场真的很夸张的难。
我和摄影师站在沙漠深处，有⼀种和故事⾥同样的悲怆感，望着远⽅等⼤部队到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了。
⼤家讨论过后，当时做了⼀个现在看来完全⽆法理解和想象的决定，我们先回去拍军营中送钱和⽼兵送别的段落，等到天亮再回来拍军歌⾏。
于是演员经纪孤身⼀⼈，和⼀种群演在沙漠深处练习正步和军歌。
还有后期的时候，也是⽆数⼈以难以想象的努⼒完成了这条⽚。
甚⾄最后唱的军歌在录⾳棚，我⼀个教⼩朋友唱歌的朋友，还帮忙组织了⼩朋友的爸爸们⼀起学习了⻄北⽅⾔版本的发⾳，⼀起录制了⼀遍。
包括在前期聊脚本的时候也是，很多东西都没有想过要往那个方向发展，然后突然就讲出来了。
还有演员的选择，如果再来一遍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遇到这些演员。
还能不能像当时那样三天三夜不睡觉，所有人跟打了鸡血一样在工作。
我回顾这些的时候觉得没可能。
所以当时在拍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条片子并不是我拍的。
只是在这个时候需要这样一条片，我只是恰巧被选中参与到这个项目里，是有神明在握着我的手，把它拍出来的。
二毛：这些细节如果你不主动讲，我想很多人不知道。
那我记得你之前说过，拍了这么多条广告里面，如果只能选一个代表作的话，你应该会选《大唐漠北》，《老杜》出来以后，你还是这么认为吗？
丁雨晨：如果从内容层面上来说是各有各的点，但如果只是从一个完成度来说，《老杜》更加地成熟。
但是你说它能不能被替代，如果说让我这辈子什么片子都扔掉，只选一条，我也很难说会选哪一条。
《放焰火》，或者是《小朋友》什么的都挺好的，我可能割舍不掉任何一个，每一条片都是一段时光的凝结。
但未来，还一定会是继续喜新厌旧。
二毛：《老杜》拍出来后反响很好，有没有想过把它从一个微电影，发展成一部真正的电影？
丁雨晨：有，电影公司和剧场都有来问版权的。
但我还有些迟疑，因为我觉得好的东西不应该再次重复。
虽然它背后的设定很庞大，天堂办公室背后有各种各样的部门，什么姻缘部、因果报应部、托梦部。
就是在那个故事后面，我们七荤八素地想了很多东西，但都没有真正出现在片子里。
这个故事能被影视和戏剧方面的专业人士认可，这也是我比较欣慰的地方。
但我个人是打问号的，就是我要不要把它再重复一遍。
二毛：从版权的角度来看，《老杜》的版权是在哪一边？
丁雨晨：毋庸置疑是小度的，广告肯定是客户的东西。
二毛：我听说《老杜》那个片子里演王德发的那位老人，好像是你在三亚，还是台湾遇到的？
丁雨晨：万宁。
当时他在一个冲浪店的开业仪式上打碟，就真的很帅。
我就上去跟他要了一个微信，我总觉得某一天会拍到，所以后面就把他喊来了。
二毛：那其实是一个缘分。
丁雨晨：是。每一条成功的片子背后，就是把你生活中积攒的所有缘分都用掉了。
到了一个点之后你一定要告别它，然后走向下一段旅程，等你再积攒一批缘分，到了某一个点再把它们一起释放掉。
所以这个就可以回答你的那个如有神助。
这个背后的点就在于你是不是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有没有享受生命中的一些东西。
03.
我的夏天过去了
炎热潮湿又令人怀念的夏天
二毛：你导演的作品里，有些片子的音乐我很喜欢。
像《老杜》，肯德基的《位子》，还有给联想拍的《上场》，我想问你平时听什么类型的音乐比较多？
丁雨晨：我其实是一个不听音乐的人，完全不听。
生活中我去健身房、开车，我也从来不听音乐的。
我开车要么就是听 bilibili 上面的各种频道，要么就是完全不听。
我网易云里的歌单只是我的口袋，是用来收录我平时生活中打动我的瞬间的。
其他可能的还有一些我觉得很有故事感的歌，所以我觉得我听音乐主要还是作为功能性的使用。
二毛：那给广告片配乐一般是你来主导，还是身边的人给你建议？
丁雨晨：都有。
像你说的《位子》，在当时就会立刻想起一些音乐人的嗓音，虽然我不是很熟悉他们具体的曲子，我就会去具体搜索。
但音乐人那嗓音给人的感受，就像那故事里两个年轻人一样的，特别易碎，又很坚韧。
二毛：这很有意思，你自己不太听歌，对音乐还很有感觉，就像有些东西你看过了，记在脑海里，等需要的时候就把它调出来，所以你是那种记忆力特别强的人吗？
丁雨晨：我是一个比较情绪，或者说是感觉记忆的人。
我会记得某一个时刻大概的情绪是什么样，那个感觉是什么样，情绪和场景是糅合在一起的。
我自己喜欢听一些歌，也从来不是因为这首歌的旋律什么的。
通常是在一个什么地方，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什么样的气氛之下，听了一首什么歌。
所以那首歌如果是当时突然一下击中我，通常都是包裹着所有的东西的，这种歌你拿出来单独给别人听，不一定会好听。
但是它放到片子里面就无比地合适，因为它其实是一种气氛。
二毛：你现在能不能回忆一下，你最早的记忆保留在什么时候？
我可以先说我的，我是农村长大的，现在能想起来的最早记忆是我四五岁的时候，当时在田里玩，看到天空中飞过来一架飞机。
那飞机五颜六色的，压得很低很低，我就吓得往家里面跑。
实际上现实中我们是不太可能看到那种飞机的，我总感觉这件事被我的记忆加工了，但很奇怪，我总记得那一幕。
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最远的那个记忆是什么？
丁雨晨：我在一个铁道口，吃完饭我爷爷奶奶就带我到铁道口那儿扔摔炮、看火车。
他们老说爸爸妈妈会坐这辆车回来。
二毛：你在拍片的时候会把这种记忆，或者这种画面放进去吗？
丁雨晨：不会，画面不会。
但是那些回忆会带着感觉，我会把感觉放进去。
比如十年前的一天，我在台北上一个暑期课程的时候。
有一天在淡水的街头，当时阳光很晃眼，街头人又很多，而我其实刚刚经历了一个情绪异常起伏的时刻。
平复之后，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一行字，「我的夏天过去了，炎热潮湿又令人怀念的夏天」。
十年后，我把这个感觉放到了《老杜》里。
二毛：你当时到台北做交换生时，学的那个专业是话剧吧？
丁雨晨：我进大学时是学播音，后面转到编导，我做话剧纯粹是一个社团行为。
但是那时候我们这帮人都主要做原创，不像其它学生社团的戏剧，都是按照别人的本子排一遍就得了。
当时我们都是自己写戏，我们会投稿，还去北京大戏节演了两年。
第一年我是纯做演员，第二年除了演，我还参与了编剧，后面又变成了导演。
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戏剧，都是自己做原创。
到台湾去交换其实是暑期的一个活动，我们交换的学校叫世新大学。
但是那个学校我一天都没有去，我天天去台艺大，到他们的戏剧系去混，跟了他们一个暑期的课程。
在那里有好多东西是刷新我认知的，例如他们那边没有像「解放天性」这种说法。
但是每一个训练背后，我反而感觉到这个东西好像就跟我们说的解放天性有点像，去相信直觉，不要被条条框框给束缚，给了我更多概念背后更本质的感受。
但我后面回忆起来，当时在学校里做话剧和我后面拍广告都是一样的。
我都是从演员变成导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有某种必然性。
二毛：你现在想想，演话剧的那段经历对你成为导演带来的直接帮助是什么？是更了解演员在想什么吗？
丁雨晨：演戏的演员和做广告的演员有很大的区别，我只看脸跟感觉。
很多导演是看演员的戏好不好，但我是不看这些的，我只看他的脸，看他整体的一个感受是不是我想要的。
我看任何东西都是看它给我的一个感觉，我看场景也是，我听歌也是，我都会给它归结到某种感情和情绪上去。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自己是意识流导演的缘故，我都是跟着某一种感觉在定东西。
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这个演员是不会演戏的，一点演技都没有的。
但是我会帮着他去演戏，像《左右》里面的那个女孩就是一个平面模特，没有任何表演经历，来了之后啥也不会，但是她有足够的真和质朴的感觉。
演员如果演不好的话还会有坏习惯，我反而更讨厌那种。
那这种不会演怎么办呢？
我觉得戏剧的好处在这里就出现了，就像所有的戏剧表演大师都有一套自己的行动方法论。
无论是斯坦尼，还是梅耶荷德，或者说我们中国的戏剧，再或者说是那一帮搞马戏的，他都有自己的一套关于怎么靠行动带出情绪的方法。
比如我要她演什么，我就会拆解哪一个动作是最重要的，然后我就卡着她的头，真的是带着她，「一二三向右转，然后抬眼，然后笑」，把这个节奏带对。
带三遍之后趁热打铁，「来，咔」，对就对了，不对再来一遍。
有时候我会在旁边不停地狂喊指令，直到她完全失控，不会再想自己想表现什么，只是下意识地跟着你的指令在做动作的时候，反而出现了一些非理性又直觉性的表演。
我的经历里面我并没有学会怎么启发演员，我学会的是怎么有效地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东西。
04.
穿上这件衣服
有一种敢死队的感觉
二毛：你现在有自己固定的合作伙伴吗？像摄影师、编剧、制片之类的。
丁雨晨：有。
这么多年，经过这样一次一次的磨合，大家还能在一起工作，那真的是经得住彼此的考验的。
二毛：我看到外界有些说法，说Achill明晰制作其中也有你的一部分。
丁雨晨：不是，一点都没有，还是之前跟你说的，它真的是一种革命友情，这么多年一路走下来的。
一是朋友之间的友情，也有工作之间的配合。
在工作中我觉得毛毛（指明晰制作创始人），他也有很多自己独特的地方。
他不是一个特别正经做制作的人，他也不会（笑）。
他野路子出来的，和我一样，甚至审美也比较堪忧，现在好多了。
但我说的审美，不是说学艺术史或者美学理论里面的一二三四。
他有一个很朴素的价值观，靠他丰富的社会经验跟阅历。
他会觉得这个牛逼。这个好。这个不好吧，靠！
二毛：他会有一些自己最直觉的判断。
丁雨晨：他会有一些这样非常质朴的感受，带给他一种非常直接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是非常真诚的，没有投机倒把。
虽然他可能没有那么有体系感，但是他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他敢冒险，不会拘泥于一些传统的制作方式，同时我觉得他把所有的心思放在制作上。
我给你看一个东西你就懂了，就是群演的衣服。
像我们拍《老杜》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钱有限，我们没有服化组，只有一个找服装参考的造型师朋友当时找了参考。
但执行就是靠 Achill (指明晰制作) 的小伙伴 Mika 跟胡小宝两个人采买的，其实她俩还是影片的监制。
在现场就是这两个人把所有群演的衣服搭出来，然后一套一套、一组一组这样放在一起，结果反而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大型造型组。
我们都是设定过这个部门是什么样，做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定好之后真的会这样买 100 多双新的鞋子给群演去穿。
就这一点放到整个广告体系里面，也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跟他合作下去的原因。
二毛：你跟他的革命友情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
丁雨晨：2016 年吧。
其实 2016 年不是革命友情了，是完全敌对的状态。
我第一次跟他拍片时，我指着他骂，我说我特么再跟你拍，我是大傻 X。
二毛：那个 flag 等于是白立了，没想到一下合作这么多年。
丁雨晨：对。
二毛：你是 2017 年搬到上海的，对吧？
丁雨晨：2017 年年底。
二毛：让你决定搬到上海的原因是什么？
丁雨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二毛：是因为上海这边的广告制作更成熟，还是因为其它原因？
丁雨晨：广告在上海，这是当时很强烈的感受。
二毛：你是杭州的一个导演，像上海一些一线的创意公司，有时候会把后期制作外包给杭州，但应该很多都是习惯用自己比较熟悉的导演。
你作为一个外地的导演来上海的话，一上来就那么顺吗？
丁雨晨：当然不顺了，我是绝对苦出来的。
我第一条片是我大学老师给我的一个房地产宣传片，我自己写了 16 分钟的脚本，也没有 PPM 的环节。
预算只有 5 万块钱，计划拍 3 天。
当时我还用了大机器拍，我是又当导演，又当制片，又当美术，场景都是我自己去聊的，甚至下雨的洒水车都是在路上等红绿灯时候拦的。
剪辑是我在完全不会的情况下来自己剪的，连字幕包装都是自己做的，而且完全不懂的情况下，就这样硬搞。
所以一开始的经历里面，相当于是一个人做了一条片子的全流程。
第二条片 2 万块钱拍一天，第三条片 4 万块钱拍一天，因为我只能拍得起一天，我拍了 24 小时。
我早期基本上都是隔几个月才能有一次拍片的机会，所以每一次我都有一种破釜沉舟的感觉。
我微信头像是一件「一番」的 T 恤，我从刚开始拍片到现在我一直都在穿。
但凡在拍片遇到难处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是一场硬仗的时候，我都会穿那个。
穿上这件衣服，或者说那种心态，有一种敢死队，或者是破釜沉舟的感觉。
我不努力就不会再有机会拍片了，所以我一定要拍片，一定要把它拍好。
当时的那种情况真的有点蛮横，就是有一种谁不让我把今天这个拍完，我就跟谁拼命的样子，我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走过来的。
我也没有师傅，也没有做过执行导演，或者是副导演的经历。
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个大学长，算是带我真正入行的大哥了。
当时他公司里有活了我就过去给他帮忙，一路走过来，我觉得这种难度，跟从杭州走到上海一比的话，好像也没什么。
而且如果你要我做总结，我从一开始拍广告到现在，思维逻辑的深处就是一种反叛，我最开始拍广告是带着愤怒的。
二毛：带着愤怒拍广告，愤怒的情绪来自于哪里？内驱力是什么？
丁雨晨：在杭州做演员的时候，经常演那种房产微电影里的摄影师啊设计师什么的。
就有⼀个⽉，我在 6 条不同的⽚⼦⾥穿着同⼀套⾐服，做⼏乎⼀样的表演，挠挠头想不出⽅案、扔纸什么的。
我就在想，这都在⼲什么？！
我人生中第三条片，4 万块钱拍了 24 小时，那个开始，我再出去把我的片子给他们看，你们条件这么好，我是一个完全都没有办法靠这个吃饭的人，拍得都比你像样！
这个就是一开始愤怒的来源，这是我最开始非常真实的感受。
二毛：是你在做演员的时候，你觉得有些导演在糊弄，你来拍，你一定可以把它拍得更好？
丁雨晨：我没有觉得能拍得更好，没那么正向。
我就觉得有种观众在吐槽中国足球的感觉，还不如我踢呢，就只是这样。
二毛：你是那种真的上场去踢的人。
丁雨晨：恰巧有了机会去上场踢了。
所以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伟光正」，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解构解构再解构，我对所有的东西，解构的本质就在于反叛。
重构都是建立在反叛上。
二毛：你这种反叛，会伤害你身边的人吗？
丁雨晨：当然会，所以我现在也在反思。
但我很幸运，我身边充满了爱我的人，无论是朋友、家人或者伙伴，他们会对我真的很好。
比如说毛毛经常会觉得自己很受伤，我也会觉得自己很委屈，但是也会有一些瞬间，彼此感动。
比如有一次，是拍《老杜》拍到第二天晚上，那天晚上我真的嗷嗷大哭，从来没有过。
因为那天就是拍不下去，进度无限延迟，感觉这个片子拍不完。
我后来回到酒店，躺到床上就特别崩溃，我觉得我在辜负所有人。
所有人把最好的东西都掏出来了，制片组也是，创意团队也是，包括客户也是，但是如果拍不好就是我的责任，我那天特别难过，给他打电话。
相反毛毛那天他特别沉稳，因为他平时是急眼了就大喊不拍了的。
但他那天晚上就说，没事，拍吧，总得拍下去。
我觉得我有些时候会为了一些我认为的大道理，伤害到身边的人，或者说有些反叛会让人不舒服。
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对每个人都很坦诚。
我可以把我很真实的性情，无论是最难以启齿的柔软的情感，或者说一种承认自己错误的坦诚，或者说对别人的不设防，我可以很坦诚放在别人面前，我也收获了很多别人对我的一些慷慨。
我有经历过一个阶段，把自己逼在一个套子当中的阶段，感觉自己隔绝了。
二毛：那个阶段大概是什么时候？
丁雨晨：2020 年到 2021 年的时候，感觉对别人都不太好，对制作人都不太好。
从 2022 年开始反思很多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样只会把别人和自己逼死。
2019 年之前，我是一直很快在往上走的阶段。
你知道广告是一个喜新厌旧的行业，看到一颗星星一直在往上走，大家最好的资源、最好的案子都会朝你涌过来。
但是总归有一刻，你会由于这个市场或者自己的能力到达一个峰值的时候，突然卡住。
那时候身边的人也告诉我不能这么一意孤行，不能不考虑别人。
我当时的看法是我得考虑片子，但是只考虑片子的东西，就会伤害很多人。
当你顺的时候，别人只会忍一下。
当真的在某一个时期，你的片子看起来投入跟产出没有成正比的时候，别人开始对你有失望的时候，一切一下就滑走了。
我重新思考与人这件事。
我得到他们面前，不是那种表面的道歉，而是说用一种真正道歉的态度，让他们看到我在对自己之前那种不考虑别人的行为，在做出一种反思跟扭转。
我要更多跟大家站在一起，或者说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事情。
当然同时也会要求出东西。
但这件事就变成了，我要去找到一个不可能找到平衡的平衡。
就是在这个修正的过程当中，我要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个导演，虽然我是导演这个角色，但是在现场，每个人都得照顾他的感受。
导演的根本就是描述一种关于「联结」的感受，对人性的，对存在的，努力成为一个很亲近的人，这个事情很重要。
同时也让别人理解我，因为如果我的情绪失控这件事情我无法把握，我就要让别人觉得我情绪失控这件事情只是对当下这个时刻，觉得我就是一个比较咋呼的工作状态，但是是可以被理解的人。
这个就是我重新再收拾自己的状态。
这样下来以后，我自己会觉得更加松驰，收放自如，就是我现在这个阶段要做的事。
因为我不可能再要求自己像新手期一样，要求每个片子都得到一个突破式的飞跃，太难了，之后只会越来越难。
以前只会要求这个片子有一点好就是好的，就可以，现在要求是这个片子里不能有一点坏才可以，这件事情多难。
二毛：你这段分享挺触动我的。
有个问题追问一下，你会不会有那种感觉，生命当中以前会有某个人跟他相处得很好，或者你还觉得那段友谊蛮珍贵的。
但是突然有一天发现两个人渐行渐远了，可能是因为创作理念的冲突，你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丁雨晨：当然有。
但如果观念不发生改变，再来一遍，还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味道。
二毛：你能够接受两个曾经很要好的人，很好的友情关系，到后面因为一些事情或者是因为一些理念渐行渐远？
丁雨晨：人生的必修课，不是说怎么去相遇和拥有，是学会怎么告别。
05.
被他问到的那一刻
我感觉被他质疑了
二毛：有些导演会把拍广告当成拍电影的一个跳板，假设有一天，你成为电影导演之后，原来的这些 Agency 再找你，你会把报价加上去吗？
丁雨晨：不会，但我会希望加制作的时间。
二毛：假设以后拍电影的机会越来越多，你还愿意拍广告吗？
丁雨晨：对，广告多有趣。
对我来说，拍广告就像是一次约会，拍电影就像是一段婚姻。
要慎重进入一段婚姻，但是你可以轻松地去约会。
不过我有一种心理确实是在变化的，就是最开始我会觉得对拍电影没有感觉，但现在我会想明确要去做电影。
广告是一个很当下的东西，它跟电影完全不是一个载体。
我们不应该把广告当成一个更弱于电影的存在，好像电影就是更高级的，广告是更低级的，不应该有这样的看法。
我觉得这两年我的广告走向了一个更加「广告」的状态，我会比原来的要求更高，因为广告里面所有人物的设定要服从于产品的设定，就是产品逻辑。
但是对于一个故事来说，它其实是在讲情感逻辑、人物逻辑，而且人物逻辑是至上的。
广告是产品逻辑的，人物存在是为了证明产品好。
如果说你的人物发展下去，与产品精神违背的话，这部分就得咔掉。
我就感觉现在我走到了一个人文主义与商业的岔口，比如拍手机的片子，我更关心每次设定的大母题之下，人是怎么样存在的。
产品应该是让人的特点显得更有光辉，更加让你觉得有人性的柔情，而不是说我在拍产品就是一个很猛的，走一种探索开创什么的。
所以当我对人有了渴望之后，我会去想，有没有机会去做一个更加纯粹的东西。
这东西很明显它就是戏，就是一部电影，它会让我们考虑的问题更极致。
二毛：你有这样的心理变化，是有什么事情触动了你么？
丁雨晨：从去年到现在，我觉得这种念头越发增长了。
虽然我一直都没有一个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也没有一定要完成的使命和命题，但我有的是对人的态度、对人的看法、对人的感受。
这些都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日益对表达有了渴望。
前不久在瑞典拍片，现场有个演员问我这一段怎么演。
他是一个美国华裔，有很强的美式幽默感。
他说，sir，这怎么演？
我说，走过来，拿手机拍照。
然后换了一个场景，又问怎么演。
我说还是这样，说完就后悔了，然后他说，「哈！还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指导！」
我脸一下就红了。
我后面想到一个破局的方式，跟他开玩笑，就说我还拍过更纯粹的，拍过一条片子里边只有人物在不断行走的，只有走。（这里指《8000公里T台秀》）
他说太牛！你怎么能这么有创造性啊！
玩笑之余后来我意识到在整个片子里，他唯一的动作就是，看，举手机。看，举手机。
我把他那些产品广告主题之外的部分剥离后，发现我用到的镜头只有这么一个瞬间，举手机。
在那个当下，我得到的冲击还是挺大的。
他让我意识到，一个演员他还是看重「我是个演员，我是个人」。
而且还是在有破冰船，有直升机，有雪橇这样不同的场景里，让他看起来像詹姆斯·邦德，但他唯一干的事就是举手机，没有任何的故事情境，就让他举手机。
我突然在想，这到底是对还是错？
如果我拍一堆人文的状态，但都是会被剪掉的呀！
就那一刻我还挺沮丧的，而且有点窘迫，被他问到的那一刻，我感觉被他质疑了：
天啊！作为一个导演，你怎么拍的就是举手机？
尽管我可以解释我是在之前的拍摄经验⾥，尽量剥离剪辑不会⽤到的⽆效瞬间后，尽可能简单的指示。
但在那⼀刻，我成为了我最开始讨厌的样⼦。
二毛：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是这样，当那个演员质疑你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你的内心对这个人本身，有了一个更立体的感受。
进而你产生了一种怜悯，或者是一种共情，你会觉得人在那个时候变成了一个工具，就是在不断重复举起手的动作。
但他的职业又是演员，演员应该是有情感的，当他拍广告，广告会剥夺他，或者说广告不需要他身上「人」的那一面，他只是一个工具化的角色，他的目的就是导向产品。
如果你要做更人文的表达，那么可能真的只有电影，或者你自己去出资，或者去组团队，拍一个理想中的想要拍的东西。
丁雨晨：你前半段对当时我说的演员的那个解释，真的是太棒了，我非常非常赞同。
但是后面你说我要不要出资，我不觉得我需要自己去掏钱制作某一个东西，那样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事，它变成了一种个人行为。
我是一个商业导演，我在做的事情是符合很多人预期的。
商业的本质其实是众人预期的交叉的地方，商业都是在讲最多人的需求，最多人的愿望，最多人的情感。
如果说一个东西只能靠我自己出资来去做的话，那这东西就很个人，它违背了我对商业最核心也是我赞同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很难自己出资做一个东西，因为我出资了，我就缺乏判断，缺乏制衡，缺乏众人拾柴的过程，所有人参与到过程里面只是来帮忙。
二毛：你享受共同促成一个作品的过程吗？
丁雨晨：享受啊，因为你一定会遇到阻力，怎去克服乃至越过这些阻力，就是一件非常吸引人的事。
二毛：你在创作当中踩过哪些坑？
丁雨晨：一直在踩坑。
就是每条片子做完之后，它都有好的地方跟坏的地方。
那些遗憾都是我在冒险的时候出现的，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无法避免的。
因为我不踩坑那就代表着停止在这儿了。
我一直踩坑，有时候踩高了我就往上一步，另外一只脚踩低了就往下一步。
一件事有缺角我觉得反而是在进步，所以我宁愿在这种片子上继续踩坑。
二毛：那你数过自己从业到现在拍过多少条片子吗？
丁雨晨：挂在新片场上的有 100 条。
二毛：你会回过头来重看自己几年前拍的东西吗？
丁雨晨：会，隔一段时间就会。
二毛：看的时候抱着什么样的心情？
丁雨晨：看看自己是从哪里走过来的，当时为什么会那么想。
然后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原来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当时真的想不到我怎么弄出来的」，就会很庆幸是在那个时候拍的那个片子。
二毛：那你现在创作的时候，脑子里会不会有一根弦，就是客户的预算摆在这里了，我只能在有限的预算里面做事情，还是说先把我的想法实现了？
丁雨晨：我有这个困扰，这个问题是现在我会卡的一个问题。
一方面我应该要成熟地去面对这些事情，得考虑它的商业性，考虑制作公司是要赚钱的。
赚钱，那 Agency 就不会赔钱，或者说就不会赚得少，这些都是一个流程下面的。
包括我刚才说的和现场的关系，也是一样，要体谅演员，也要和现场联系更紧密，我会一直在第一现场待着。
但这些事情都有它的反面，一定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比如说心疼演员，你就会失去一些可能性，我全程站在现场，就没有办法抽离出来。
很多时候你看小监视器的感受跟看大监视器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反复去看一个东西的回放，会更清楚看到问题在哪。
在现场能和更多人有连接感，但你会昏头，难有大局观，这个是它的后果。
预算这个问题也一样，我要考虑帮他们省钱，那在某种程度上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会畏手畏脚，你提出的东西就不是很纯粹地站在创作本身身上。
创作跟生意这两件事怎么去平衡，它不是一个人的游戏，应该是不同部门相互掣肘之下得到一个最合适的方案。
06.
真正的广告导演
是处处受制约的
二毛：你觉得你现在是一个有话语权的导演吗？
丁雨晨：是，我觉得我还是挺有话语权的。
二毛：你今天回过头去想，在获得话语权这个路上，或者说一个导演要在客户面前获得自己的话语权，他应该要做到哪些？
丁雨晨：我通常不是站在导演的角度讲一个东西。
我会站在产品的角度，从它的概念一直推演出一个体系和框架来形成我的观点，这其实已经自我约束了。
但实际上我对你这个问题，我更想说的是，话语权大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通常意义上理解，导演就是很有话语权的人，他在现场就是最大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电影导演怎么样，但我觉得电影导演也会受制于资方。
真正的广告导演其实是处处受制的，处处被掣肘的。
制片方掣肘你，因为他们要控制预算，从生意的角度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还有好的技术人员也在掣肘着你。
客户和代理商，他们更会掣肘导演的，并不是说导演想干嘛就干嘛的。
广告是绝对的一个商业行为，预算越大，一天消耗的钱越多，你就越有责任，必须把这笔钱花得值了。
特别是大项目里，你需要 money shots，它们是提升整体品质的。
但是这几个提升整体品质的镜头有可能要消耗掉整个预算的绝大部分，这种花钱的比例非常夸张的东西，你必须要慎之又慎地去选择。
因为一旦弄不好，别人对你就会失去信任，产生一系列不好的连锁反应。
所以我觉得广告导演真的不是一个大众理解的有话语权的人，而且我自己的态度是导演不应该有太大的话语权。
话语权太大了，一拍脑门说的东西，可能真的会被人很认真地去执行出来，这就是浪费，相互掣肘是好的。
二毛：就是说你现在做决定要更慎重，甚至那个决定在那个时刻它不一定是正确的，都有人会去执行。
丁雨晨：对，因为怕。
不一定是出于对具体的人的怕，而是对一种所谓「权威」的怕。
我觉得人都是这样的，就是谁说话算，有的时候会盲目去做，这件事就很可怕。
而盲目的本质是不负责，只要完成，就没有过错，就是中庸。
我想要的团队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见，每个人能跟你说「不」。
但是这个「不」要建立在有探讨的，有共同的方向，是为一个更好的结果而说「不」。
二毛：那在跟客户开会的时候，你会据理力争吗？
丁雨晨：当然，而且我还是非常喜欢和客户开会的。
二毛：你有哪些开会的技巧？
丁雨晨：我没有什么开会的技巧，我就是一个比较擅长逻辑攻防的人。
我会带着我的逻辑体系去碰撞客户的逻辑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我要进行捍卫自我创作的攻击，也会找到自己的漏洞。
这个过程很有趣，我很享受厉害的客户也能逻辑非常严密的对我进行攻击，通常这样的来回，比自己冥思苦想来得有效率的多。
当然，这个攻防的过程不一定会有结果，过程中产生的新想法才是价值所在，不要执拗在争辩的输赢上，那就不对了。
如果说一定要有技巧的话，让别人先说。
二毛：让别人先说，这是一个开会的策略吗？
丁雨晨：当然，就像下棋，我喜欢后手。
二毛：你是那种能够快速抓到对方漏洞的人？
丁雨晨：也许，所以我喜欢开会。（笑）
但说到底，我们虽然站在不同角度会产生一些对立，但目的是为了共同的一个结果努力罢了。
他们站在制作的局外人的角度提出信息传达上的质疑，避免我们的制作陷入自嗨，而我要站在产品的局外人的角度，对于产品信息的感受上更客观地来看。
二毛：就是说要做到比客户更了解客户。
丁雨晨：前几年我拍手机广告的时候，这种情况会更明显一点。
我们怎么把手机的感受卖出去，我们这一代跟上一代的区别在哪儿，基本上是走到了品牌方的产品诉求上去。
所以当你用这样的方式跟他们去聊，而不是说，这个画面怎么样，我要拍一个什么运镜的时候，那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当我们在深入探讨的时候，没有人会在讨论产品内在表现的时候，提出「你这个运镜怎么做呢」这样的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自己都会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不合时宜吧。
所以在拍摄上可能是因为我跟他们讨论更多的，是产品的理解。
当他们信任我的想法，他们觉得我完全理解他们想要什么的时候，在这个基础上我再去把握其他环节，那就是我的责任田了。
二毛：你会有自我怀疑的时刻吗？那种自我怀疑的时刻你通常是怎么度过的？
丁雨晨：你需要一个新的作品去证明，这是毋庸置疑的。
解铃还须系铃人，一定需要一个新的东西来证明我可以。
二毛：你会主动去找这个新的东西吗？还是你相信那个新的东西会来找你？
丁雨晨：我觉得这是双向的。
众里寻他千百度，你一直在找，一直在试，才有最终蓦然回首的那一刻。
07.
我经常会想一个东西
想着想着就想得很感动
二毛：你有过不少国外拍片的经历，这么些年下来，如果有人问你，你在全球各地拍片，或者跟国外的制作团队合作，你最直接的经验，你会跟对方说什么？
丁雨晨：书到用时方恨少，英文要学好。
二毛：你会不会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这么多年你到处拍片，可能在异国他乡的某个街头，你突然想通了一个事情？
或者是他处的某个景象触动了你，让你看清了此处的一个问题？
丁雨晨：疫情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夸张，每天在不同的地方甚至是不同的时区醒来。
比如今天在欧洲，隔了两天又出现在北京，再一天后在香港，之后又会在太平洋上的某一艘船上，就是空间的变化特别大，密集地出现在一个时段里面。
今年，前段时间开始刚出去，我就找回了状态。
比如今天在上海拍到天亮，直接上了飞机，坐早上的航班。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快落地了，两个小时就落地了，我感觉我基本上没飞，我直接睡了一觉，就到了另外一个时区。
恍如隔世，这边又是白天，那种感觉，就还挺有意思的，你会陷入一种很奇妙的意识流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思考的东西变得没有那么有规律，时间和空间本来是约束一个人最基本的单位，但它被打散了。
哇！这不就是去进行思考的一个很好的状态吗？
导演穿梭在世界各地拍片
二毛：你前面说你没有一个自己想表达的本质的东西。
那你会不会担心，一个创作者如果没有表达欲的话，他有可能也会变成一个工具人？
丁雨晨：我面对每一件事情都足够的反骨，有一个相反的理解。
但这个相反的理解并不是我在跟你抬杠，我把我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其实我们在探讨的是同一个核心的命题。
我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么创作的，所以我觉得这难道不算一种表达欲吗？
二毛：其实你是有表达欲的。
丁雨晨：对，但我没有一个想要表达的实体，我的表达欲在于我的态度，我对问题的看法。
我想跟所有人说一件事情，不要只朝一个方向、一个角度在看一个事情。
我永远想跳到你的对面，跟你说这个东西的看法，可以翻过来看。
但以这样的方式讨论，可能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我在冒犯他，在质疑他。
其实没有，我只是翻过来跳过去，看我们是不是能够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个事情，能够产生这么一个火花。
所以熟悉我的 Agency、创意，或者说客户，他们会觉得我这个方式 OK，我其实没有冒犯他们的意思。
就比如说《大唐漠北的最后一次转账》，那个老兵在最早的版本设定了，是一个特别正的人，我就不认可这件事情。
我说他的内心一定是灰色的，他一定会怀疑，但是他必须要相信，因为他不相信，他的人生会陷入到虚无当中。
还有《老杜》，中间有设想过，让老杜跟小度吃醋，来带出产品的东西。
但我就极力的反对这件事情，我说作为一个人，你怎么会跟一台机器吃醋？对吧？
但是我如果只停留在这一段，那我这叫抬杠，我必须要给出我的答案。
我要给你一个新的自洽的逻辑去说，为什么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会去迁怒于一台机器？
他其实不是跟它生气，而是迁怒于它，由于自己的境遇。
就是说一方面我在反问，但反问的同时，我会提供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有可能会把事情往前再推动一步。
二毛：你这种反问的习惯，它养成的根本来源在哪里你有想过吗？因为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是一个反问者。
丁雨晨：我自己答这个问题觉得好难，我从来都卡在一个尴尬的状态里。
学生时代我是好学生里的坏学生，我是坏学生里的好学生，感觉我都是站在对立面的，永远跟人有一种对立感。
我在那个群体里会抽离开来，在那个环境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我大学有一次在台湾的机场，第一次买到胡茵梦翻译的那本克里希那穆提，叫《世界在你心中》。
他里面讲了很多关于反观自己，如果当你愤怒的时候，去跟愤怒的自己站在对立面，去观看自己。
当时在看的过程中，可能有一种刻意的思维训练，可能让我后面慢慢习惯了这件事情，但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那本书带来的。
因为你如果本质不属于这样，你就不会认同它，那个无非是我在某个瞬间的一个触发，就是在那按下了那个扳机，让我觉得我认同了他。
二毛：那你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当你站在人群的对立面的时候，觉得是众人皆醉我独醒？
丁雨晨：不会，我只会觉得有些抽离。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冷漠的人，比如一个人摔跤了，很多人冲上去，你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那一瞬间我会抽离，我无法成为那么投入地冲上去的一个人，我就只是会走过去，问「你怎么样了？」。
但是在对面创作的时候，最经常遇到的一种情感又是感动。
我经常会想一个东西，想着想着就觉得很感动。
因为温柔跟浪漫，所以带来了感动。
我拍《老杜》的时候，拍那场他们在厨房里吵架的戏，当时那个演员很正常地演，我看着看着就哇哇大哭，眼泪就止不住。
我也不是说在那一刻就感动了。
只是在那个氛围之下，我真的看到了一个炎热、潮湿的南方小城里面，一个老头儿有一点累，又有一点无力，对于这件事情无法控制的无力感，但又拼上了自己全部的耐心和爱时，那种平静让我泪崩。
这个时候，我知道我的底色就是温柔的。
看见作品产生时的火苗，也看见作品背后举起火把的人。
这是「广告文案」发起的品牌人/创意人「私房对话」系列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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