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替逃费病人背锅”，别光为医生感动 | 今日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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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则旧事成了新闻。大年初一，为了抢救一个高危产妇，浙江宁波一家医院的产科医生连续做了4个小时手术，保住了大人和孩子。但产妇没有道谢，还选择了逃费。按照医院规定，医生们不得不部分承担2万多元欠款。消息传出，很多网友一方面赞美医生道德高尚，为此感动，另一方面则谴责产妇道德败坏。如何看待这个事件？
逃费固然不对，但可恨之人或有可怜之处
医生恪尽职守，保住大人和孩子，对产妇一家有再造之恩，结果产妇却选择了逃走，让医生承担罚款。这种近乎“恩将仇报”的举动让网友愤怒不已，不少人认为对这种“恶意逃费”应该严惩，否则医生再也不敢救死扶伤了。
不过，产妇逃费不一定是出于恶意。一个被忽略的细节可以作为佐证，这位产妇住院时，家人是交了5000元的，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占医院便宜。医生也承认“如果只是平平安安生下孩子，这些钱也差不多够用了”，但碰上了紧急大出血，抢救加住院，费用到了2.7万，产妇才选择逃费。
逃费固然不对，但她和很多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一样，是一个几乎被医保忽略的群体：灵活就业的大都没医保，有医保的也常常断交。即使有新农合或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异地报销不仅难，比例还低。大病保险、城乡医疗救助基金都不完善，“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返乡啃爹娘”，才是很多人异地就医的真实写照。
在这种医保水平下，虽然产妇逃费道德有亏，但过于苛责她却也显得不近人情。
需要注意的是，别让“背锅善举”成为阻碍先看病后付费的借口
先看病后付费是国际惯例，实行这个模式，困难家庭不必等到凑够钱就敢进医院，普通人也能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但不少医院却一直反对，坚持先收费后看病，他们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担心逃费。
此次“医生背锅善举”不仅让他们有了一个强有力的例证，甚至让不少网友也对“先看病后付费”产生怀疑——怪不得医院要先收费后看病，否则逃费都是医生和医院埋单。
实际上，我们在过去的专题中已指出，因为担忧逃费而反对先付费后看病是杞人忧天。以全国最早的试点城市山东济宁为例，2010年地开始实行先看病后付费，到2013年1月，累计受益人群84万余人，并未出现1例恶意逃费的患者。
在大医院的试点也好于预期。成都市二医院是一所三级甲等医院，试点先看病后付费一年后，也仅出现236例逃费者，逃费患者不足1%。医院也称总体上好于预期，能承担风险。
那先看病后付费不能执行的症结是什么？还是我国医保统筹水平太低，异地报销难，再加之医保支付制度不合理，外地患者集中的大医院，如果实行先看病后付费，资金周转可能出现问题，逃费并非症结所在。
即便有“逃费”现象，“让医生背锅”也是没有好处的下策
病人欠费逃费是不是我国独有呢？当然不是，而且如前所述，一些试点的逃费情况并不严重，医保统筹水平提高后还能进一步改善。实际上，美国的“逃费”现象可能比中国更严重，这是因为美国医疗费用之高举世闻名，以及医保制度和相关法律制度设计存在问题。有研究显示，无法支付医疗费用一直是美国个人破产的主要原因，超过60%的破产与医疗费用过高有关。
高昂的医疗费用是美国个人破产的主要原因
但即便如此，美国医院针对逃费想的办法也不是“让医生背锅”，而是先想尽办法从病人处入手——
比如，有的医生会给立即付款的患者“打折”，鼓励患者早缴费；有的医生会把治疗的具体花费尽可能提前告诉患者，避免患者对医疗费用产生异议而拒绝交费；有的医院则会为患者制定一个详细的还款计划，如亚特兰大市的一家医院，有的患者每个月只需支付25美元；有的医院把债务交给“债务公司”追缴，有的医院觉得这样成本太高，愿意给患者更大的折扣；甚至还有执业医师机构建议，患者可以用服务偿还欠款，比如水管工可以用维修水管服务抵债。
当然，这些可以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近年随着医疗费用进一步上涨，逃费问题让许多美国医院免不了破产倒闭。但这至少也给国内医院提供了一种思路，如果病人一逃费就“让医生背锅”，即便医生再怎么令人动容地宣称“病人虐我千百遍，我待病人如初恋”，这种做法肯定是会对医生团体的士气和工作效率形成打击的。
如果中国医院能够突破医疗指导价等相关制度的约束，能够多采取些灵活办法——比如让宁波逃费产妇能够“分期付款”，比如医院认为一个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务工家庭确实困难、愿意给予产妇一定的折扣，比如产妇一家可以用服务偿还债务，“产妇逃费医生背锅”的悲剧可能就不会上演。
担心逃费欠费，不妨给私营医院一个机会
或许有人会说，私营医院注重营利，对病人更会挑肥拣瘦，把可能逃费欠费的病人推给公立医院，怎么会主动接受这类病人呢？
中国的私营医院确实存在上述现象，不过这也是私营医院的无奈之举。虽然有鼓励社会办医的政策，但我国私营医院并没有和享受和公办医院同等的待遇，没有同样的待遇，私营医院也只能先为生存而战，也不可能大范围顾及弱势群体。
但并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私营医院都是这样，中国台湾的长庚医院是一家非营利私营医院（非营利不是不营利，而是股东不参与分红，利润用于服务和医院自身发展）。长庚长庚医院建立之初，打破了台湾医院的很多陈规陋习，如改革医师薪酬，收入与工作量挂钩，禁止医生收受红包，取消住院保证金。
长庚医院虽然以趋利为目标，却提升了整个台湾的医疗水平，增加了公众福利
由于服务良好，仅3年后，长庚医院就开始盈利，“大大鼓舞其他社会力量投资办医”，公立医院和私营医院开始良性竞争。随着竞争日益充分，全民医保体系建立，台湾医疗体制逐渐从此前的“政府兴办医疗机构直接提供服务”模式，转向了“政府筹资补需方、民营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的模式。在该模式下，台湾的医疗服务质量、宏微观医疗绩效以及患者满意度，均居世界前列。
长庚医院也不怕欠费和逃费。在长庚医院，病人只要填一份保证书，就可以接受治疗，如果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可以向长庚医院的社会服务处需求协助，满足一定的条件，医院就会减免费用。
长庚医院在厦门开分院时，也依旧坚持先看病后付费的模式。时任厦门长庚医院行政中心特别助理何国豪表示，“我想我们一定要以人为本，先解决患者的病患，钱的事情可以后面慢慢谈，至于患者会不会逃费，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医院如果不先救人，不把对生命的尊重摆在前面，我们又怎么能称自己是个平民化医院、公益性医院？况且如果真是穷人，通过一定的证明手续、社工访查，医院也可以免费。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员朱恒鹏认为，台湾全民健保制度的成功揭示了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完善的医疗保障体制有赖于一个以民营医疗机构为主体、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医疗服务体系。
第3485期 本期责编 刘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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