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你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普法日阅卷记
前段时间，我们就天津杨松发故意杀人案召开了一次研讨会。有人称杨松发是“活着的呼格”，因为同样是尘封了十几年的案件，同样是证据严重不足，程序严重违法，同样是可能另有真凶，但呼格死了，杨松发却活着。他已经服刑十六年，不求减刑，一直喊冤。
今天上午，我跟赵律师一起从北京乘车去天津，参加最高人民法院的视频接访。这个程序很奇怪，最高人民法院接受申诉后立案前，先进行视频接访，跟律师网络聊天一下，再确定下一步是否启动再审。明明最高法院在北京，我们也在北京，却要我们跑到天津，来跟北京远程视频连线。
达到天津二中院是十二点多，接访定在下午一点半。上次来这里还是盛夏，如今，萧瑟的苍穹下，枯叶飘零，刺骨的冷风吹得我们直打寒颤。经过漫长的等待，大约两点半，我们终于在视频这段一睹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芳容。等这一天，太久了。
我的口头陈述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关于杨松发没有作案动机，没有作案时间，遭受刑讯逼供，作案工具不符，现场足迹不对……中间穿插中年轻的法官对我的询问。看得出来，她对杨松发没有作案时间的问题很关注，追加了几个问题，希望我提供更多的无罪证据。最后，我特意提出关于阅卷的问题，因为天津二中院不给我们阅卷，对申诉影响很大。
我曾经多次就杨松发案来过天津二中院，拿着杨松发的委托手续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申诉案件阅卷的规定，要求阅卷，均被拒绝。拒绝的理由，是天津二中院有内部规定，2010年7月1日以前的刑事案件，需要原来的承办人同意才能阅卷。而承办人就是不同意。
这一次，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很明确说，申诉案件，原审法院应当给律师阅卷，希望二中院能配合。她还说，全国各地法院对申诉案件，现在都是会给律师阅卷的，天津二中院不能以内部规定不让律师阅卷。我当场表示感谢，并希望二中院的工作人员帮我们协调。因为这次接访有全程录音录像，在场的工作人员只能表示会跟领导请示。
接下去，就是漫长的几个小时等待，从三点多一直到五点多，我们都在阅卷室干坐着。档案室同意，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尚方宝剑”，承办人也不得不同意，但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仍然无法确定今天是否可以阅到卷。我甚至一度怀疑，到了一个假法院。
档案室的墙上，果然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电子档案查阅管理规定》，其中第三条规定，“查阅2010年7月1日以前归档的刑事案件、行政案件、接待案件、申诉案件等档案，仍需经审判业务庭或案件承办人同意后方可查阅。”这就意味着，只要承办人不同意，律师就永远不可能阅到卷。但承办人在什么情况下同意，什么情况下不同意，却没有规定。
时钟指向六点，法院的人全部都下班走了，我们依然还在档案室等着。终于，我们被批准阅卷了，但高兴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最终我们发现，可以阅的只有审判卷，而最为重要的侦查卷却不能阅，说要侦查机关批准……
今天是普法日，也是第四个宪法日。我心里却觉得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