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死刑犯的忏悔和救赎

他，在一审被判死刑。我是从二审介入辩护的，我还记得他跟我的第一次谈话，就何盘托出了此前隐瞒的真相：为了扛罪，他成了“主犯”，从《起诉意见书》的第四被告跃居第一被告，而作为主谋的第一被告，退居第五被告，一审只判了十五年。

二审历时一年，我大约从北京飞广州见了他十次，会见笔录光打印出来就有一百多页。我还做了几百页的卷宗分析和几万字的办案手记。虽然，被告人家属能给予我的律师费是零。但强烈的寻求真相的渴望，却促使我坚持下去。我总相信，司法还有公道。

记得二审开庭时，法庭座无虚席。我在法庭调查阶段迫使本案的真正主谋汗如雨下，语无伦次，我也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本案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我甚至为我的被告人争取到了受害人家属的谅解书。主谋逃脱最严厉的制裁，而受指使找人的被告人，没有动手杀人，也被判死刑，这不公平，我很想让事情成为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可惜，省高院的判决，在媒体预测的几种走向中，选择了最不可能的一种，无视出现的新证据，维持原判，让一审判决一错再错。得知判决的那一刻，我真的对二十多年来学习和研究的法律产生了信仰危机。这个掩耳盗铃式的判决，让我心灰意冷，心情沉重。

今天，我飞到广州，就是想见一下，已经被二审判死刑的才29岁的郑展江。

我是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去看守所见他的。我曾经跟他说过，二审发回重审，是大概率的事件，但维持的结果，令所有关心此事的人都感意外。

我没想到，他见到我的时候，反而用故作轻松的姿态安慰我。“吴律师，我知道你尽力了，法庭辩护非常精彩，事实也已经很清楚，高院维持，也许是我的命。”

“向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还有机会，你不是主谋，你也没有动手杀人，而且被害人家属有谅解。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我会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不予核准。”我说。

“没关系，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我现在后悔的是，没有早点把真相说出来。但二审阶段我决定说出事实，就一直没有改变过，就算我明天被执行死刑，也不会变了。如果有另一个世界，我希望在那边见到死者，当面跟他忏悔。”看得出来，他的悔罪非常诚恳。

“判决书里不提谅解书的内容，也不写为什么不采纳谅解书，我认为程序上是有根本问题的。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也会注意到。”我还是试图给他希望。

“我有罪，虽然是有人指使我去杀人，我自己不敢动手，但我帮他们找了人，如果我判死刑，我也认了，希望家里可以变卖所有财产，赔偿受害者家属。但凡有一线生机，我都会出去报恩，给邓杰兴父母做牛做马。”

我接过他的话：“据我所知，邓杰兴一家经济条件也不好，他母亲知道儿子的死讯后，茶饭不思，每天对着遗像哭泣。暴瘦了几十斤后，得了胃癌，现在已经晚期了。他父亲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好。但他们都很善良，愿意谅解你，只是对真正的主谋逃脱死刑倍感遗憾和伤心。”我说的是实话，虽然我只是代郑展江向死者家属求情，希望获得谅解，但当时也没抱什么希望。但邓杰兴的父母还是宽容地出了谅解书，他们耿耿于怀的是，主犯萧某只判了非法拘禁罪。

“吴律师，我知道你的付出，所有人也都看到了你的努力。但对方财大势大，在一审时就已经买通了很多办案人员，翻案难度是很大的。检察官就跟我说，你选择说出真相的时机太晚了，有些事情已经认定就很难挽回。所以，我也没有想不开，至少我凭着良心说了实话。现在恨就恨主谋背后的那几个人，还逍遥法外，我即使背黑锅，死了也心有不甘。我现在只请求他们在执行我死刑前，让我见一下我的家人，见见孩子，不知道是否会批准。”

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他家人和孩子的照片给他看，隔着铁窗。那一刻，他流泪了，我也流泪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郑展江从二审开始真诚悔过，以讲出全部真相的方式，对死者忏悔，却得不到司法机关的认同，想必邓杰兴在九泉之下，也无法瞑目。

最高人民法院但凡认真审查本案，就会发现疑点重重。主谋是一个竞选落败的村官，先后出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代价，找人去把竞争对手，被评为“广州好人”的邓杰兴，绑来干什么？有很多证据显示他们曾经在广西找过好几帮杀手，是杀人而不是非法拘禁。当时寻找的地方，都是抛尸地点，而不是藏身之所，这还不够明显吗？受雇之人，全程听从主犯电话指示，才会动手杀人，如果主犯要求非法拘禁，受雇之人怎敢擅做主张杀人，而且事后还去要尾款？可惜，郑展江成了背锅侠，被判故意杀人罪，主谋却只定了个非法拘禁罪，怪哉！

只要他一天不被执行死刑，我就一天不会放弃。他以忏悔换救赎，我就要以真相兑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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