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 “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战略”研讨会
2019年10月10日下午，由复旦发展研究院举办的研讨会“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战略”在复旦大学智库楼106顺利举行。
之后，巴西研究与计划中心的研究员Ian Prates、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后张婧亭、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博士候选人Santiago Bustelo、巴西ABC联邦大学教授Demetrio Toledo、墨西哥新莱昂州自治大学亚洲代表处主任M.I.A Amado Trejo Romero、智利大学教授Felipe Muñoz、阿根廷萨尔塔天主教大学教授Carolina Romano等七位学者分别做了主题演讲，最后，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刘永涛教授主持下，与会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Ian Prates研究员介绍了拉丁美洲国家的福利体制现状、第四次工业革命给拉丁美洲带来的影响以及拉丁美洲的人民对待自动化和机器人化的态度。
和东亚一样，福利政策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以及资本、劳工和中产阶级权力分配结构的不同，拉丁美洲国家发展出了不同的福利体制。拉丁美洲国家的福利化也经过了四个阶段，分别是到70年代的发展阶段、80和90年代的自由主义紧缩、2000年开始的左翼“粉红浪潮”以及从2010年代中期开始的右翼转向。尽管“粉红浪潮”在消减贫困和不平等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低经济增长率的问题。
如今，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既给拉丁美洲即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冲击。一方面，第四次工业革命会通过高科技、数字化以及平台经济将人们吸纳进市场经济之中；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自动化的发展不仅大量削减了基础岗位，也降低了对于高级服务人员的需求，片段化工作岗位的普及增加了收入的不安全感。拉丁美洲是否准备好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不同的群体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不同的。在自动化和机器人化的问题上，2018年LATINOBAROMETRO的调查反映了拉丁美洲国家对待机器人的态度：高学历和高技术的人更不害怕被机器人取代；农业、制造业和销售人员，以及女性和少数族裔，对于机器人更为恐惧。另外，在对待机器人的态度上，不同经济结构的国家之间也存在差异。
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张婧亭博士结合自身的经历，通过比较视角，介绍数字时代背景之下拉丁美洲与中国的社会与敏感性。发言分为“社会4.0与社会5.0”、“感性政治”、“消费与情绪”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发言者介绍“社会4.0”的概念源自于德国“工业4.0”的概念。“工业4.0”的特点是信息化与智能化贯穿于整个工业之中，又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亚洲和欧洲都积极地投入了拥抱“工业4.0”的进程，比如说中国出台了积极的政策，以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然而，出于对科技的恐惧，拉丁美洲没有能够很好地适应“工业4.0”时代，许多基础设施落后于全球。“社会5.0”相比“社会4.0”更加进步，是“超级智能”的社会，在其中拉丁美洲将面临更多挑战。
第二部分探讨了感性政治的问题。数字劳动力的广泛使用不仅改变了传统劳动力重体力的特点，也改变了人们的心理与认知。发言者强调数字时代深刻地改变了个人、群体和社会的行为和心理，因此我们也得注意情绪在政治上的作用。最后一部分介绍了情绪与消费的关系。当今，人们消费不仅是为了满足商品的功能性需要，还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快感。因此情绪对于消费购买行为的影响很大。发言者以前几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共享的经济，共享的情感》为例，说明中国的共享经济激发了消费者们产生共同的情感，而这种共同的情感又反过来刺激了进一步消费。因此共享经济和共享情感之间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中国崛起的意义不仅在于国际体系中增加了一个重要行为体，它还标志着国际环境中经济和商业规则的转变，特别是标志着自90年代以来普遍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转变。随着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贸易、贷款和投资逐年增加，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也日渐增大，但中国在拉丁美洲的作为还应有所提升。
发言者认为，与华盛顿共识不同，北京共识没有一个具体的、确定的规则，中国方案仍然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机构如IMF、WB等提供的资金一般都会附加贷款条件，如加大市场开放程度、金融自由程度等。中国提供的资金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上述资金，不用让拉丁美洲国家按照西方的意愿被塑造。但同时中国也应该明确自己提供资金的条件及规则，创造更明确的共识性知识。否则人们不能确定中国对待拉丁美洲国家的愿景究竟是什么，中国的友好意愿容易被西方的媒体所歪曲。
90多年来，巴西的发展一直在两种策略间不断地切换：独立发展还是依附发展。欠发达国家缺乏知识和资本，独立发展和依附发展的区别在于知识和资本是依赖国内的来源还是依赖国外的来源。在知识与资本、内部与外部两个维度上，国家的发展战略一共有四种选择组合：内部知识与内部资本、内部知识与外部资本、外部知识与内部资本、外部知识与外部资本。由于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之间有非常巨大的技术鸿沟，因此边缘国家或多或少地需要依赖外国知识与资本。学界一般将发展的重心放在产业政策上，但是发言者认为，只有将产业政策与外交政策的互动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发展策略。
外交政策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外部知识与外部资本的提供。如果想要发展成功，外交政策必须得支持国内的发展走一条独立的道路。其中依附于主导力量的政策将维持核心-边缘的现状，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将对于现状进行冲击。那么什么情况下，边缘国家可以独立自主地发展，或者至少是对于美国“有限依附”呢？当国际体系趋近与单极体系的时候，边缘国家没有能力与霸权国讨价还价；当国际体系趋近与多极体系的时候，边缘国家与霸权国交涉的资本就大大增强。
2000-2010中期“粉红浪潮”倡导独立的产业政策和外交政策，然而全球危机影响下的大规模经济衰退，使拉丁美洲国家又转向了自由的产业政策与依附美国的外交政策。其中，美国的南半球政策在“粉红浪潮”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但中国也是拉丁美洲的一个重要角色。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存在让美国又一次重申“门罗主义”。为何中国偏偏在此时与美国在拉丁美洲发生碰撞？此前，美国的资源都部属在中东与中亚的战争之中，但是从伊拉克的撤军让美国的外交与军事资源又有了富余。此外，美国也不能容忍任何大国对于南半球国家的干涉，美国正用尽各种方法阻止中拉合作的进行。
中国的崛起对于拉丁美洲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榜样，但其中双方还要注意一些问题。对于拉丁美洲来说，不能将中国的帮助看作一种慈善，要努力让中国认识到，拉丁美洲的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对于中国来说，和拉丁美洲的合作不能仅仅限于经贸方面，还要在支持拉丁美洲技术发展的问题上提供帮助。好的关系不仅能提升双边贸易关系，更需要促进拉丁美洲经济结构的转型，而不是将拉丁美洲仅仅看作是自然资源供应地。拉丁美洲国家的内心一直萦绕着三个问题：第一，中国会支持拉美的技术发展吗？第二，“一带一路”倡议是拉美从1940年代起就等待的“马歇尔计划”吗？第三，中拉互动会止于短期的贸易联系吗？
在过去的40多年中，墨西哥成功地从依赖石油、农产品出口的国家转型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制造业大国。石油危机和国际利率上升之后，墨西哥在80年代开放了自己的经济，损害了其长期以来用以限制对美国过分依赖的进口替代战略。在国际债务危机之后，墨西哥采取了一系列单边措施，降低进口壁垒与关税。1990年代初期，墨西哥在通讯、钢铁、铁路、航天、造船、电力、天然气、保险以及整个银行行业实行了私有化改革。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让墨西哥进一步开放了经济，大大降低了与美国、加拿大的贸易壁垒。此后，墨西哥又陆续与42个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成为了拉丁美洲最大的进口与出口国。墨西哥的贸易占到了其GDP的大约40%，在全球贸易中排名第16位，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经济体之一。
发言者介绍了墨西哥经济开放的过程、结果，以及对于墨西哥经济结构的改变。但同时也提出了几个问题：为何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成果没有在社会中平等地分配？现在的墨西哥政府有能力实施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从而来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状态吗？
智利大学教授Felipe Muñoz首先抛出一个问题：智利特色的发展模式是否存在？人们通常认为，并不存在一种智利特色的发展模式。这是由于智利几乎不推行产业政策，不干预经济发展。但是Muñoz教授认为，政府“不干预”或者“中立”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发展政策。在发展方面，智利将发展的力量放给了市场，政府在其中扮演一个协助的角色。政府的职责是为市场经济发展成熟提供所需的必要条件，如法律规则、自由竞争等等。在这一背景下，贸易政策便成为了推动发展的关键工具之一。政府通过贸易政策，打开了国内市场；通过签订国际贸易协定，为国内产品进入外国市场打开渠道。Muñoz教授也详细介绍了智利贸易政策的大致情况，包括：1.智利签订的多边、双边的贸易协定，及其优惠政策；2.智利从1990年以来国际贸易合作关系的发展历程；3.智利在全球贸易中往来最为频繁的区域和国家。
阿根廷的发展模式是一种独立的发展模式，还是一种依附的发展模式呢？来自阿根廷萨尔塔天主教大学的Carolina Romano教授谈了自己的看法。随着新兴国家的兴起，发展中地区开始出现新的权力中心，改变了之前美国及其领导的西方国家一家独大的霸权结构。尽管拉丁美洲资源丰富，但其制度软弱、腐败横行，许多发展模式最终都被证明失败，不利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2000年后，拉丁美洲国家进行了一系列一体化的进程，以抵制美国的经济影响力，构建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地区组织，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然而，由于国内问题和政府更迭，目前这一进程几近停滞，拉美国家回归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念。了解这一背景，有助于认识阿根廷的现有发展模式，尤其是其介乎于独立自主与外围现实主义之间的特征。
1989年至1999年，阿根廷开始重新评估原有对外政策的收益与代价，并尝试实施新的政策，包括放弃不结盟立场，与美国结盟，与英国重新合作等。在Nestor Kirchner和Cristina Fernández政府时期，阿根廷的发展模式更加靠近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开始加速拉丁美洲一体化进程，用一种“玻利瓦尔式“的眼光看待拉丁美洲的发展。此种发展模式，正好出现在新自由主义和美国影响力衰退时期，同时也是亚洲——特别是中国——对于拉丁美洲自然资源需求增长的时期，从而挑战了门罗主义。
现阶段，阿根廷积极发展区域合作，推动区域一体化，捍卫南方国家的多边主义，推进独立自主发展，主动融入全球市场。拉丁美洲作为一个整体，显示出了如下特点：保守的政治领导同时体现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和传统市场观，回归亲美外交立场。如今的阿根廷面临多重挑战，内部政策不确定，经济危机影响深重，还谈不上拥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此外，阿根廷的对外贸易还是基于自然资源出口，容易受到外部影响。对此，阿根廷需要确定发展策略，增强自身影响力，有效应对外部竞争。
最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刘永涛教授进行总体点评，并主持现场讨论。在热烈的讨论声中，本次研讨会顺利结束。
以上内容根据讲座记录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核。
文字编辑：彭霏霏
微信编辑：姚锦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