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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美关系的演变既受到大趋势的影响，又受到小周期的作用。从2023下半年开始，中美关系进入一个以加强对话与交流、谋求稳定与缓和为特征的小周期。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出现小幅调整，加强接触和交往，在经贸问题上采取较为务实的态度，调整对华政策定位；中国对美政策在坚持斗争的同时，也根据形势变化引导与塑造美国对华政策。旧金山元首会晤对推动两国关系的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目标，并在管控分歧的基础上推动合作重返双边关系议程，有助于界定中美博弈的边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取决于美国能否务实确定其对华政策的目标，及在经贸与安全领域对华竞争的合理边界。中国处理对美关系，既要立足大趋势，又要用好小周期。（注释从简）2023年下半年以来，中美关系呈现出趋稳、缓和与改善的迹象。美国对华政策在维持基本思路和政策框架不变的同时，在战术层面作出一些调整，如加强对华接触与交往、对双边经贸关系表现出较灵活的姿态、在开展对华竞争的同时谋求有限合作等。中国对美政策在坚持斗争的同时，更加重视塑造美国对华行为，一方面针对美国的遏制打压予以坚决回击，另一方面也因势利导推动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和中美关系改善。2023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是拜登执政以来中美两国间最重要的外交事件，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的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有助于界定中美博弈的边界。中美关系的演变既受到大趋势的影响，又受到小周期的作用。美国基于两党共识强化对华遏制打压，中国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而坚决斗争，中美战略博弈呈现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这是大趋势；同时，美国又会出于内政外交需要阶段性地缓和对华关系，以谋求中国在美国关切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中美关系在一定时间内趋向稳定甚至有所改善，这是小周期。2023年中美关系演变就是大趋势和小周期共同作用的结果。2024年是美国大选年，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外溢效应增强。大趋势、小周期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共同影响中美关系，其走向尤其值得关注。01美国对华政策：变与不变2022年11月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后，尽管受到“飞艇事件”的冲击，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仍出现小幅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加强接触和交往。拜登执政的前两年，受所谓“美国对华接触失败论”的影响，加之外交重点放在修复同盟体系、拉拢盟伴牵制中国上，在对华交往方面采取冷处理态度。在2022年11月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中，拜登表达了加强对华接触的意愿。从2023年6月开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总统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参议员舒默、加州州长纽森等相继访华，中美推进并启动在亚太事务、海洋、军控和防扩散、外交政策规划等领域的机制性磋商，并建立商贸、经济和金融工作组。美方加强对华接触的最重要举措是拜登邀请习近平主席赴美举行元首会晤，并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对稳定双边关系、扩大两国合作面具有重要意义，也向动荡不定的世界释放了积极信号。峰会之后，美方保持了对华接触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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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一直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军教授思考的重大学术问题。在自主知识体系形成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青年经济学者正在经历研究范式的深刻转型，从“文献驱动”转向“问题驱动”再转向“思想驱动”。对此，张军教授早在2009年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John

人工智能作为全球性的技术挑战，正在超越单纯的科技维度，走进全球治理议程。近日，一场主题为“人工智能最新发展趋势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圆桌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计算机科学、技术哲学、国际问题研究等领域的专家齐聚一堂，聚焦前沿创新，共商全球治理。技术背后的叩问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科资深教授彭希哲在致辞中表示，前沿科技的创新不仅带来了丰厚的技术红利，也将诸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挑战推到了前台。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既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在不断叩问技术背后隐藏的人类主体性、科技伦理、社会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深层问题。就类脑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发展，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大数据学院院长冯建峰教授提出，实现通用人工智能至少有两种路径：一是“功能类脑”，以深度神经网络为基础，根据功能人工设计结构；二是“结构类脑”。为此，复旦大学成立了亚洲顶级脑影像中心，积累了大量健康和疾病大脑数据，希望通过对比分析，建模和理论研究找到实现AGI的理论和算法基础。大语言模型的演化方向香港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主任郭毅可教授认为，人工智能的飞跃实际上才刚刚开始。在他看来，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思维的编码与解码。目前的大模型主要通过信息压缩和向量化实现语言理解，缺乏抽象能力、主观价值和情感意识。他认为人性化的语言模型是未来大模型发展的必然趋势。大语言模型如何演化为世界模型？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MOSS系统负责人邱锡鹏教授指出，语言对于通用人工智能而言极其重要，而目前的大语言模型存在很多不足，未来的研究方向是如何将大语言模型演化为世界模型，即一种能够模拟和理解环境，并能够进行决策和预测的模型，实现“具身智能+世界模型”的目标。前所未有的伦理挑战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不仅引发一场深刻的范式变革，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伦理挑战。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杜严勇指出，在国家和国际组织层面，尽管相关战略和相关伦理规范出台频繁，但大多还难以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形成强有力的约束。目前的人工智能治理有三大特点：一是治理服务于国家战略；二是伦理治理受到普遍重视，但治理体制不完善；三是科学家、企业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伦理治理，伦理学家话语权不强。未来应加强伦理委员会建设，结合具体场景实现伦理和技术的融合，提高学术团体与学者自律，并让伦理学家发挥更大作用。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迎春研究员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安全，通过备案制和评测机制等管理大模型。未来需要进一步构建评测科学体系，发展多学科融合的评测技术和工具，也应继续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推动相关基准对接和推进跨文化对齐工作。通过构建发展和安全的双基座，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一个安全的基础。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科技与社会研究室副主任李辉研究员通过全球专家的多样视角，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本质和治理规律，强调技术理解的重要性以及全球领导力在定义和推动人工智能治理中的作用。全球治理格局的关键变量人工智能发展正成为影响国家间力量平衡和全球治理格局的关键变量，背后既有国家间的战略竞争，也有全球治理合作。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明昊教授指出，地缘技术是探讨技术与国际关系的交汇点。当前，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日益加剧。这场技术博弈不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也是全球性的。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姚旭指出，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当前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路径，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与安全监管并行。全球主要行为体都在加大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投入和支持，除了政策、技术和产业的结合外，人工智能发展的未来将极大依赖于数据的质量和可获取性。本次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主办，“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平台首席专家蒋昌建主持。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自1993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成为国内高校智库建设的先行者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探路者，是首批上海市重点智库、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智库，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网络治理和科技创新等领域，形成了一系列面向世界和国家需求的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成果。来源｜上观新闻

2024陆家嘴论坛于6月19日至20日召开。本次论坛主题定为“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设有8场全体大会，议题涵盖当前经济、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为了更好地解读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特邀请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全景式剖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缘由，探讨其提升能级的发展条件、核心要素，以及具体的实现路径和方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在于统一大市场，统一大市场的活力在于内外双循环，而内外双循环的发展动能在于新质生产力。”孙立坚强调，新质生产力和统一大市场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要素。这是最重要的生态环境的保障。明晰手中的牌，再打出一手好牌。对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而言，要达到宏微观的有机统一，孙立坚认为，必须要重视和构建协同发展的新格局。01提升人民币话语权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金融强国背后是金融安全的需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肩负金融强国的重要使命，需进一步提高能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要求我国审时度势、因地制宜，把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新的突破，努力缩短我国国际货币地位与经济地位之间的差距。“长期以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使命，与人民币国际化是保持一致的。”孙立坚指出，即对标人民币跨境使用场景的开拓，吸引更多外国企业和消费者，丰富业务使用场景。伴随经济体量的日益增长，我国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却尚未建立起与贸易体量相匹配的本国货币跨境使用比例，相对缺乏跨境业务定价权及话语权。过去一段时间，全球贸易的兴旺发达，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动能。发达的国际贸易中心，拉动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发展，同步带来巨量的金融服务需求，进而带动国际金融中心的欣欣向荣。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此前发展时机尚未成熟，相对缺乏跨境货币话语权，因此跨境贸易业务量越大，美元积累得越多，却在不断强化美元的地位和影响力。“这种局面的扭转刻不容缓，具有较强的紧迫性。”孙立坚呼吁，必须解决人民币跨境使用问题，来匹配我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力要求。02多重驱动共同发力当前，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增长新引擎、贸易升级新标志。在此背景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已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其发展空间还可进一步扩大。在孙立坚看来，从“量”到“质”进阶，这便需要三大驱动力持续发力。具体来说，一是上海要打造全球科创中心。如没有科创中心，便还得依靠海外技术来支撑国内贸易，继续从事标准化、附加价值低的货物贸易。服务好科创中心，需持续提升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的竞争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地位，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务比例方面，即海外资本进入中国，再由中国来主导配置金融资源。在这个过程中，需重构对债务与竞争力之间关系的认知。二是打造统一大市场。拥有统一大市场，便拥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全球货币主导权的地位。通过海外投资替代，中国可以升级货物贸易，取而代之朝向服务贸易方向转变。具体来说，企业在海外使用中国技术，开展海外生产，最后再将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销售，让人民币能够通过消费输出到海外的业务市场场景中。未来，海外投资将会带来中国贸易顺差的下降，同时也可将供应链出海，拓宽服务贸易场景。利用海外投资与统一大市场，将人民币作为资金贷出去，同时中国民营企业通过专精特新的服务贸易，带来更多销售回款，建立人民币回流机制。在高附加价值的情况下，比起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下的人民币资金回流可带来更为丰厚的回报。三是重构协同效应。在新动能新格局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需与“五大中心”（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同步发展。上海需延伸经济中心，主打科创和金融服务的同时，还应探索如何形成协同效应，助力长三角形成互相分工的产业链模式。03“五大中心”协同发展加快建设“五大中心”，是党中央赋予上海的重要使命。孙立坚认为，上海“五大中心”的协同效应，能够形成的前提条件是拥有三张“好牌”。第一张“好牌”，需求端方面，中国拥有巨大的流量经济和市场。普惠带动更广泛的消费场景增加。借助普惠的方式，创造更加丰富的人民币跨境使用场景，形成与美国错位发展的新格局。第二张“好牌”，供给端方面，诸如比亚迪、大疆等产业领头羊对国际产业链的影响力大幅提升。如此一来，供给端的先发优势与需求端的流量经济结合，形成嫁接中国数字、绿色赛道的新型供求关系格局。第三张“好牌”，有为政府对数字化基础设施环境的有力建设及改造。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这“三流模式”的建设，可以为上海“五大中心”建设深度赋能。此外，孙立坚强调，比起微观渠道的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依靠开放打造，更加需要先从宏观入手，建设好生态环境。微观层面的渠道、机构和产品的创新，以及确保资本流动的市场开放等举措，带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全球排名中的提升，确实至关重要。但忽略了生态环境的培育和优化，就容易出现合成的谬误，导致一线虽放开，二线却守不住的系统性风险。04统筹推进三大任务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中央交给上海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增设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央交给上海的三大任务，需将其当成一件事情来统筹推进。”孙立坚指出，具体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科创板助力打造中国服务贸易的全球竞争力。科创板拟上市企业的标的质量，需进一步严格把关，确保生产链的核心技术尽可能降低对海外技术的进口依赖。通过服务贸易输出，外国人购买需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可持续丰富人民币国际化的场景。二是临港新片区是中国企业海外进出的桥头堡。新片区发展跨境等新兴金融，便是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打造双循环的桥头堡。未来，新片区着力打造的发展模式，类似“一带一路”，是服务贸易出口的模式。三是进博会将统一大市场的衔接作用充分发挥。进博会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共同开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以及共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长三角样本的新航程。通过进博会，展示中国技术、中国制造，以及中国消费的活力，让世界包括中国海外投资的企业，重新回流到中国市场。以上三个方面的持续完善，如能组合打出循环的效果，人民币的双循环便可逐渐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便将拥有更加丰富的业务场景和服务渠道。来源|《国际金融报》排版|伊楠猜你喜欢孙立坚：日元过度贬值弊大于利，美元走强日央行独自出招或效果有限孙立坚：发挥协同效应探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新动能孙立坚：日本央行取态谨慎

3、所有极星车型、沃尔沃EX30、雷诺达契亚春天、宝马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5月金融数据显示，2024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4.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52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26万亿元，同比少增2.1万亿元。值得注意的是，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301.85万亿元，同比增长7%，增速比上月末低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64.68万亿元，同比下降4.2%，增速仍然为负，上月末为同比下降1.4%。市场普遍关注的是M1为何出现负增长，M2增速为何放缓？二者之间增速的差异反映出怎样的市场流动性偏好与政策效果？对于这些问题，孙立坚教授予以解答。问：我们看到近期央行发布的5月金融数据中，M2增速放缓，而M1却出现负增长，您怎么看待两个数据增速之间的差异？孙立坚：首先，需厘清两个不同层次货币的概念：M1的增速，即与整体流动性有关，如果企业销售回款与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情况改善，货币流通速度提升，那么央行就没有必要一而再的投放基础货币，当然，目前它还与与人民币汇率因素高度相关。有了货币流通的循环保障，央行就可以适度收紧银根，确保币值稳定。而M2等于M1加上流动性更弱一些的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存款等，其指标的变化往往还与金融机构的信贷水平有很大关系。在我看来，目前M1负增长应是暂时性的现象，与近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运行的措施有关；而M2增速放缓则可能是长期性趋势，与金融服务渠道的多元化有关（和大企业通过链金融方式向上下游提供自身的內源融等金融手段创新所致）。它反映出得是一种新型的金融更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形成良性循环的高质量发展的表现。影响M1和M2变化的货币政策，它肩负两大重任，一是完成国内目标，主要是落实两方面的工作，以达到物价（金融）稳定和增长（就业）趋稳的双重效果。具体而言，一是要保持适度的流动性来支持财政发力与化债工作，盘活存量促进资金流转；二是二是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增量问题。另外，货币政策也要兼顾对外目标的实现，即汇率稳定将有助于我国以贸易和对外投资为主体的国际收支平衡和其结构优化，也会有利于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机会和其效果的提升。问：那么在您看来，当前M1负增长和M2增速放缓的具体原因是什么？M1和M2之间的“剪刀差”反映出怎样的货币政策导向与效果？孙立坚：我们刚刚提到，M1的水平反映人民币的流动性水平，它与汇率水平的均衡和稳定密切相关。目前市场的普遍共识是美联储的降息将会延迟，美元“高息+货币走强”的结构出现，非美货币因此出现贬值趋势，例如日元汇率低至历史低点，导致日本政府大量动用外汇储备进行汇率干预。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带来挑战，需要防范人民币空头力量带来的贬值压力与汇率波动。可以看到，近期M1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管理措施在生效，从而有助于防范因为货币过度贬值带来的输入型通胀的风险。而且，目前非美货币市场都在不同程度地采取干预外汇市场的手段，如果能采取国际协同，效果会更加明显。至于M2增速放缓的原因，我并不认同这只是市场去杠杆、经济活动能力和意愿降低所致的一种解释，相反，我们应该看到宏观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所已经开始显现出的效果。尽管宏微观指标之间的“温差”目前依然较为明显，它们的趋同还需要一点时间。从物价指数来看，CPI呈现温和回升的态势；PMI中企业生产指数为50.8%，继续保持扩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保持在较高水平。这两方面指标都反映出实体经济在向好发展，具体表现在货币和金融端，就是实体经济持续向好，投资渠道以及优质项目增加，从而带来信贷增长、M2增长趋于稳定的效果，说明市场对货币需求的增加是基于其自身造血能力回复和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带来的结果，而不是经济低迷时依赖银行放贷得以生存的状况。在粗放型的实体经济发展时期，信贷大量投放，货币乘数高、“输血”密度和宽度大，但相当一部分资金没有形成销售回款，甚至还产生了僵尸企业也混在其中的后果。中国M2/GDP比例一直高企不落的原因，除了反应出我国间接金融体系主导的结构因素以外，还有就是凸显了地方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信贷扩张乃至后期这样的流动性泛滥催生了房地产泡沫和土地财政无节制扩张（今天地方债务压力不断加大）的恶性循环的特点。而当前M2增速放缓，则反映了实体经济循环更加通畅、更高质量的发展。一方面，这是当前国家治理地方投融资平台效果的体现。在经济恢复发展过程中，信贷支持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信贷要有针对性，货币扩张不能仅仅用来解决债务问题，对于没有造血功能的企业应该让其退出市场，以进促稳。信贷的增长不能只是用来还旧债，而是要确保用于服务新质生产力，要与产业政策、与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方向匹配。因此，M2增速放缓本身也是经济结构调整、产能优化的结果，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的一致性与协调性在增强。问：今年前五个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和对实体经济的贷款数据反映出整体信贷水平有所降低，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速度减慢。您刚刚提到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要有针对性，可否具体谈谈当前增速放缓的信贷资金如何更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孙立坚：当前，信贷增长放缓是因为有许多项目可以通过销售回款、利润增加进行回血，从而支撑下一轮的投资，因此货币流通速度在不断提升。信贷投放精准滴灌的情形下，信贷资金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和优化，就更容易产生销售回款，从而实现“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利润增加-金融部门更加精准滴灌”的良性循环。因此，当货币的“造血能力”增强后，其输血功能就可以相应减弱，这表现为M2增速放缓。M2增速并非越高越好，增长过快就说明可能有一些资金并没有创造价值，形成了难以化解的债务。当前的高质量发展不再是“借新钱还旧钱”，M2/GDP的比例也理应有所下降。提高经济发展（GDP）质量，使得货币得到反复使用、流通速度增加，居民也更愿意把资金从存款导入到理财、消费金融等之中，避免金融资金空转。因此，我认为未来M2增速放缓并非只是“缩表”的一种体现方式，而是资金循环畅通、金融体系多元化发展、市场活力增强的标志，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在强化，M2增速下降的趋势还将会继续存在。当然，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的情况下，未来需要更加强调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确保货币流动性水平与行业监管治理效应相协调。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孙立坚教授提供资料排版

胡珂玚猜你喜欢张军：在原创性上不必焦虑，要看到我们的进步张军：为什么中国的技术创新总被低估？张军：为什么中国经济总是可以同时为相反观点提供证据新书推荐

2024年6月7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顺利举办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大国兴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研究”开题论证会。本课题在复旦发展研究院“国家发展动力”自主知识体系框架下推动，研究院多位青年学者将在陈周旺教授指导下全程参加课题研究。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顾东辉教授、复旦大学人事处处长熊易寒教授、文科科研处副处长肖卫民、处长助理严明、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副院长李辉教授、课题首席专家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周旺教授，与课题组成员代表、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昊、子课题负责人代表田雪梅教授、汪仕凯教授、周蜀秦研究员、毛瑞鹏研究员参加会议，房宁教授、倪星教授、郎友兴教授、何俊志教授、张树平研究员、姜佑福研究员等知名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应邀参加会议担任论证专家，齐聚复旦大学文科楼对课题研究开展深入交流。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顾东辉教授在开幕致辞中向陈周旺教授团队表示了祝贺，并向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各位同仁的鼎力相助表示感谢。顾东辉教授期待此课题可以结合各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经验和各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经验，并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独特的中国经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在开幕词中向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和各位与会专家表示感谢，并指出，近代大国兴衰是当代政治学最重要的议题。如何从近代大国兴衰的历史中总结出可以供中国式现代化借鉴的经验至关重要。苏长和教授希望围绕此课题研究可以建立专业团队、发表重要著作、占领学术高地。与会课题组成员和专家学者就课题设计、内容、规划等事项进行了深入交流。与会专家学者对课题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课题的研究设计、整体思路、研究内容和理论目标都高度符合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要求，以研究团队的实力也完全有能力在该课题领域取得重大优秀成果。专家们一致认为，课题意义重大、目标务实，整体安排体系周全、亮点突出，特别是课题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组织驱动”的模式，这是对学界已有的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创新。在子课题的落脚点上，专家们也一致认为，该课题案例选择充分，紧扣“现代化”和“启示”等重要内容，既有针对世界上经典大国兴衰进行研究的维度，也有针对后发国家现代化进行研究的维度。同时，专家们对课题的深化研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专家们认为，课题应该提出真问题、做出真研究、形成真成果，对各国现代化进程和大国兴衰的历程要进行深度总结、认真思考。有专家指出，如何把握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决定各国现代化路径的重要因素，把握好国家兴衰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理解近现代大国兴衰问题的关键。复旦大学人事处处长熊易寒教授在闭幕致辞中向所有与会的专家学者表示感谢并指出，该课题不仅选取了比较的视野，而且用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普遍经验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启示，在当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熊易寒教授也期待该课题可以为中国发展自主知识体系，为未来中国的发展路径作出重要启示。来源｜复旦国务学院猜你喜欢回顾

编者按复旦发展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石烁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后欧阳晗振最近在FT中文网发表评论“为何通胀在拖累拜登的连任前景”。文章揭示了导致美国通胀长期化的“供给不足”问题，进而阐释了高通胀压力导致拜登民意支持下行的深刻原因。特此转发，以飨读者。作者简介石烁，复旦发展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欧阳晗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后2024年5月30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纽约曼哈顿大陪审团判定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罪名全部成立，看似为拜登竞选美国总统增加了不少砝码。但是，美国几乎所有主要的民意调查都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对特朗普没有显著优势。甚至，特朗普在内华达、北卡罗来纳等七个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均超过拜登，领先多至5.4%。为何特朗普的民意优势难以撼动？回答这个问题或许需要我们反向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拜登治下的美国经济表现与选民实际感受产生了巨大差距。坦率地讲，通胀可能是诸多竞争性解释中拖累拜登赢取摇摆选民信任的最突出原因。01通胀让美国经济进入“空虚的繁荣”从名义GDP看，美国经济的表现不能算差。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最新估算，2024年一季度美国名义GDP增长了4.3%。但是，剔除通胀后的美国GDP实际增速同期仅为1.3%，比2023年四季度3.4%的表现至少低了两个百分点，是近两年的最差表现。导致实际增速疲软的关键原因在于高位运行的通胀冲销了相当多的经济增长成果。尤其是，同期美国国内总消费价格指数增长了3%，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增长了3.3%，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PCE价格指数增长了3.6%，远高于2023年水平和普遍预测值。结果是，美国经济呈现出某种“空虚的繁荣”。实际上，美国的高通胀并非近期才出现，而是贯穿了拜登总统任期至今。拜登上任伊始的2021年，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增速在4月份从之前的1%到2%水平一跃而到4.2%。此后，价格一路飙升，在2022年6月CPI增速冲上9.1%，通胀速度达到近40多年的最高点。为平抑高通胀压力，美联储从2022年3月起开始进入加息周期，到2023年7月共加息11次，累计幅度达525个基点。本轮加息步伐之快、幅度之大远超上一次2015年至2019年的加息周期，在美联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利率调控历史中也是首次。高通胀压力、美联储加息周期再加上经济实际增长疲软，给美国资本市场带来巨大动荡。伴随着经济指标的糟糕表现，美股在2024年4月遭遇重挫，标普500单月跌幅达到4.1%，纳斯达克下挫4.4%，道琼斯缩水4.9%。进入5月，虽然在科技和公共事业板块超预期营收的带动下，美股大幅回调，但是投资者仍然表现出异常激烈的离场情绪。美国银行在6月4日透露，其客户已经连续五周抛售股票。仅仅在5月最后一周，客户股票净卖出金额达到5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12.93亿元）。可见，投资者正在从风险偏好转向风险厌恶。问题在于，风险到底从何而来？02拜登经济学等于通胀最让投资者担忧的风险是，在通胀问题上，拜登的认知与选民的感受渐行渐远。2024年4月末，彭博新闻资深主持人克兰尼与拜登内阁高级顾问斯伯林做了一场有趣的对谈。当时，彭博新闻与美国晨间咨询公司的民调表明，四分之三的选民认为拜登要为糟糕的经济表现负责。主持人克兰尼就问如何看待选民把“拜登经济学等同于通胀”这个叙事？高级顾问斯伯林赶紧辩护说：“有很多其他的证据表明民众开始认同经济中的积极因素。”克兰尼立马抛出来更刁钻的问题：“他（拜登）如何让民众信服呢？……你们如何从现在到11月份来改变这个叙事？”斯伯林顶了一句：“你这是根据你们自己的民调讲的。”克兰尼回了一句：“这可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民调。”财经媒体与白宫幕僚的“通胀嘴架”只是困局的冰山一角，美国民众因为通胀压力而开始怀念特朗普可能才是让拜登最头疼的事情。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2024年3月发表对登记选民的调查表明，

6月13日上午，上海市召开新型智库建设工作会，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要求，研究部署新型智库建设工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嘉鸣出席并讲话。

2024陆家嘴论坛召开在即。回溯看，历届陆家嘴论坛，都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和全球金融治理贡献着智慧和力量。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近日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表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与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下一步重点解决新质生产力和统一大市场的问题，以提升其作为金融中心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活力。谈及具体路径，孙立坚认为，上海应充分利用其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优势，透过海外投资和国内进口博览会等渠道，形成强大的离岸金融中心辅佐力，改变贸易格局，通过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的优势互补，形成供应链核心力量，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升级版”奠定基础。业务拓展与产品创新必不可少。孙立坚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加强再保险业务、国际信托业务等业务创新，提升金融产品在国际市场和离岸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此外，上海需要进一步吸引更多不同属性的金融机构，来提升市场流动性、规模，以及风险分担和价值创造能力。“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具备世界一流金融服务能力的金融机构，规范的制度建设、完善的中小投资者保护机制和信息透明的奖惩激励机制。”孙立坚认为，这些对于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能级至关重要。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升级版”的打造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有望进一步加深。在孙立坚看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新动能。而区别于其他金融中心的离岸美元业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着力发展的人民币国际化要和人民币更广泛的跨境使用紧密联合。孙立坚同时强调了“五大中心”协同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五大中心的协同效应是弥补单一中心短板的关键，也是让世界更多融入中国市场、提升人民币话语权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业务量的有效途径。来源｜上海证券报作者

作者简介沈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继谷歌和OpenAI宣布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投入更多之后，微软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直接集成到其个人电脑中，苹果公司也在2024年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推出个人智能系统“苹果智能”。当大型科技公司越来越多地试图通过人工智能（AI）技术来巩固其市场主导地位，会带来新的垄断吗？美国前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在近期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担忧。关于大型科技公司涉嫌垄断的话题，是一个老问题。自微软推出Windows以来，关于如何防止大型科技公司垄断、保持市场正常竞争和确保创新活力的讨论一直存在。互联网经济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给科技行业带来了天然的垄断特性。微软、谷歌、苹果、脸书等大型科技公司都曾因为反垄断指控被约谈，甚至遭遇诉讼。今年3月，美国司法部联合16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共同起诉苹果公司垄断，“苹果的每一步行为，都筑起并加强了围绕其智能手机垄断地位的护城河”。然而，这类讨论与举措在美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下难言有多少实际效果。1998年微软的反垄断案，当时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但那之后，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面临的垄断指控并未减少。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必然伴随垄断与霸权。实质性的反垄断改革几乎等同于否定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关于反垄断的讨论，难以有现实层面的改善。这些讨论更像是西西弗斯的努力——直到今天都没有什么实质性效果。真正应该关心的问题，比如对产业工人的冲击、创造的价值如何实现更加公正的分配等，反而没有因此获得必要的重视与关注。美国一些人还在担忧，“人工智能可能落入坏人之手”。其中包括巴尔在内的部分人士更是掺杂意识形态，声称大型科技公司如果想要在中国运营，就需要“交出技术或者代码”。这种论调缺乏新意，更多是对华盛顿陈词滥调的重复。真正的业内人士都知道，美国的网络监控，无论是否使用人工智能，都比其他国家的更强悍、更全面、更彻底。例如，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能力在全球是首屈一指的。而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军事方面，美国早已走在前面。美军已经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用于日常管理，美国国防部还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工作组、国防创新小组等机构积极寻求将人工智能用于作战行动。这些事实揭示了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进行国家安全监控与军事用途管控的重要性，而非只针对个别国家。关于大型科技公司的人工智能使用，真正值得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大型科技公司如何让人工智能实现可持续的普惠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应当主要服务于使用价值的创造，而不是仅仅为华尔街的利润服务，不是让少数头部企业通过金融市场攫取尽可能多的红利。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的提供者需要节制对利润的追求，更加关注消费者价值的实现。这意味着在终端使用者层面，人工智能应当帮助创造更多的实体产品和有效服务，提升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同时，必须真正认识到人工智能发展对良性的全球一体化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客观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正需要避免的问题，是将人工智能产业“泛安全化”，再通过基于冷战思维的错误认知框架，对人工智能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施加非理性的干扰与破坏。如果做到这一点，才可能对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的良性发展，产生更加积极的意义和影响。综上所述，我们需要理性看待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和发展。虽然反垄断是一个重要话题，但在美国的经济环境下进行相应的实质性改革困难重重。同时，关于大型科技公司对人工智能技术使用的监管是必然且具有普遍性的，而不应针对某个具体国家。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关注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普惠发展，释放新质生产力，为社会创造更多使用价值。只有这样，才能让民众真正享受到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福祉。来源

者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摘

尽管市场演变与时代变化，可以说已经是当前行业发展中的重要时代背景，不过这种“变”显然也是个异常复杂的进程，即便很多方面人们已经能够看到趋势、认清方向，但对于其间各方面具体细节变化的认识程度，显然也会影响未来的每一步角色。况且，在这个变化的时代，也仍存在不变的逻辑与规律。于是，对这种“变与不变”的洞察与更深层次的洞见，将是行业高质量破局的重要认知基础，特别是在更为敏感、基础更为薄弱的保险中介领域来说，这也是寻找自身价值所在，真正在行业塑造出“价值链”的关键。在2024年5月16日至17日举办的“今日保·保险中介发展峰会”上，复旦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许闲在题为“市场新阶段的中国保险中介价值”主题演讲中，正是结合自身多年的研究，围绕当前时代“变与不变”的主要体现，探寻保险中介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价值与价值链。以下为许闲教授的演讲实录：01数字化浪潮将是行业面临的最大变化我们的市场有哪些变了，哪些不变？以及应对“变和不变”我们的策略和方向是什么？这决定了保险中介在行业中的价值在哪里，以及我国保险中介价值链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观察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会发现当下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最显著变化就是数字化浪潮，这也对当下保险中介及渠道带来非常大的挑战。从2021年我国“十四五”规划，确立建设“数字中国”。2022年原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中国银行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一个关键节点，在2025年，要审视一下各家银行、保险机构在数字化进程里取得了哪些成就。这里既涉及到新的业务流程的重塑，也会带来如算法风险、模型风险等新的风险。在“数字中国”战略中，我国提出了“2522”，以及四大维度。2022年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13个“强国”，包括网络强国、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等等。去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出建设金融强国，其中强调在金融业要做好“五篇大文章”中有两篇大文章都是和数字化息息相关，科技金融和数字金融。所以数字化是一个大背景。在变和不变的过程中，和过往任何一个时期相比，数字化是这个阶段不能忽视的重要的特征。我从9年前的2016年开始研究保险科技，当时人们对保险科技的认知还处于停留在互联网保险的阶段，并没有感到科技真的会成为这一辈人要经历的一个人类历史重要节点。去年GPT横空出世以后，2月份我便用GPT给自己画了一个自画像，那个时候GPT已经可以经过不断合适的提问在在一天内将我的肖像从不太像到有些神似了。如今一年以后，大模型的能力和一年前相比，又有了质的飞跃和差别，这意味着科技的进程可能不是沿着我们想象的进度在发展，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九年前，我们在各类论坛上非常喜欢讲的还是AI、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等，但现在更热衷的话题是GPT、大模型、AIGC。我尝试去思考被谈得非常多的GPT、大模型和AIGC，我觉得它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最里面的层次是我们用的较多的GPT，更多的是文本；中间层次是很多公司在关注所谓的大模型，或者说在打造的专业领域保险行业大模型；最外层次就是AIGC。这个进程便是这个时代行业将面对的本质问题。02围绕大模型的兴起看变化中的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整个社会还有很多变化，可能是以前没有看到过的。这里举三个例子。首先是行业监管。我抓取了在北大法网2015年至2024年3月份，关于保险有关的政策性法规和行业文件。并不仅是由保险行业的主管部门发布，收录的77个文件中包含了不同部委所发布的跟保险主题相关的文件。这里可以看到，保险从原来的细分领域，变成了医保局、卫健委、发改委、财政部等其他部门都在关注的重要行业这是大的背景行业。这其中如何协调，也是需要大家关注题。其次是渠道。作为保险中介，我们都需要思考一个问题，GPT来了，科技更加进步，我们还需不需要专业的代理人？无论能否被取代，都需要有相应的应对策略，专业中介的能力和未来服务模式肯定会发生变化。最后是产品。大模型兴起以后，行业会有很多变化，尤其是产品逻辑的变化和未来产品定价的变化。比如在车险，驾驶人行为定价，在根据驾驶习惯进行调价时，就改变了传统的保险精算，从原来因果性定价变成了相关性定价，相关性定价就会带来很多挑战和冲击。现在包括欧盟很多国家都不允许用性别定价，但如果在车险中，能根据车的颜色推断出男、女车主选择汽车的种类，那能否根据车的颜色进行相关性定价？如果这个定价成立，将挑战传统定价的模式。因此，这一方面会带来数据偏差的问题，因为不同的数据，如果数据质量不够好，可能会得出一个甚至完全相反的答案。另一方面也会带来数字歧视的问题，这也涉及到未来认知的改变。比如在健康险领域，素食主义者可能会产生某种疾病有更多的关联，人们可否基于素食者的饮食习惯进行调价？可以看出，这也会影响我们销售逻辑，不同人群、不同职业、不同地域、不同风险偏好，都是定价要考虑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大模型有没有做好准备？在《GPT与保险大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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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中药产业链共链行动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沙龙活动在山东东阿举行。活动中，“共链”各方共同签订“中药产业链共链倡议书”，旨在通过搭建交流平台、落地示范项目、打造创新生态等，推动“共链”各方实现互利合作、融通发展。各级政府部门代表、专家学者、中医药行业组织和产业链企业等与会，围绕产业促进、文化传承、地方振兴等方面，就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并进、推动中医药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激活中医药新质生产力进行深入探讨。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昊、研究员王帆受邀出席活动。在高端对话环节，与会嘉宾聚焦“传承创新，共链发展”主题展开讨论，从政策指导、科研支持、企业引领等方面分享了观点。近年来，中医药出海持续火热，相关政策不断完善。王帆研究员在对话中表示，可以让中医药文化先于中医药产业出海，用中医药文化激发海外市场和受众共鸣，形成中医药产业的互动和沟通。同时，还要借助科技力量，利用出海后当地的技术和文化促进中医药的发展。此外，王帆提出了“协同性出海”的设想。“可以考虑搭建政府、行业、企业、高校的联动平台，在标准制定、协同合作、有序行动等方面形成合力，推动产业链出海。”高端对话现场照片，来源：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据悉，本次活动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华润集团、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联合主办，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承办。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等出席活动并致辞。山东省领导，聊城市和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党委宣传部部长、分管副市长，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有关负责同志，中医药领域知名专家学者，产业链共链政府负责同志，中华老字号企业、中医药机构代表等参加相关活动。来源

2024年6月8日，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FDFRC)发布第129期CEP的调查结果。中国经济的景气指数保持不变，美国经济的景气指数从30.77上调至38.46，欧元区经济的景气指数保持不变。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认为，“中国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和消化结构失衡问题需要时间，新动能培育效果初显，但结构调整仍在进行，导致近期指数保持平衡，未来景气指数基本稳定。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力和创新赛道的良好表现带动美国经济景气指数上行。“政冷经热”和奥运会效应双重因素导致欧洲景气指数保持稳定。”预测未来3个月中国的通胀率为0.41%，未来一年的通胀率0.67%。与4月数据相比，长短期预期均上调。预测美国的短期通胀率为3.37%，1年期通胀率为3.18%，与上月预期判断相比，长短期预期均出现下调。孙教授指出，“

复旦发展研究院2名博士后获评上海市“超博”喜报丨复旦发展研究院智库研究员青年团队荣获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复旦大学消费市场大数据实验室发布报告：2023年上海拥有超5.23万个活跃直播间

日本央行将于下周召开议息会议，由于近期多位官员相继表达日圆疲软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忧，加上有消息指，日央行正讨论减少买债规模的问题，都带动日圆汇价连升3天，一度触及三周高位，但后继乏力。如何解读这些数据对于日本央行在利率决策上的影响?

爷爷与共和国同龄，今年已经75岁了。40多年来，他一直靠守着村口的杂货店为生，直到前些日子村里重新规划用地，他不得不把杂货店搬到了镇上。新店生意寥寥，像老树被移栽，爷爷难掩失落。“要不关门算了？你这把岁数，也该退休了。”亲戚劝他。他摇摇头。这个温和而执拗的老人的词典里，“退休”一词是不存在的。许许多多“银发打工人”也是一样。尽管已逾法定退休年龄，不再属于劳动年龄人口，他们还是出于种种原因继续工作着。这些人选择再就业，在专家看来“保障不足”“需要支持”，在网友眼中则是“和年轻人抢岗位”。最近，大家又杠了起来。两者乍一听好像都有道理。但要我说，这事没那么简单。01网友担心可能来抢年轻人岗位的，肯定不是我爷爷这样的老年人。除了经营小本生意，他们的身影还出现在工地上，工厂里，保安、保洁、保绿“三保”岗位上……有人长期打零工，有人退休后又出来谋生，拿着不高的养老金，能多挣一分是一分。还有一类老年人，他们或是专业技术人员，或是管理人员，退休后仍被原单位返聘。人社部就曾公开表示，“我们历来重视支持发挥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积极采取各项措施，鼓励支持他们在保持身心健康的同时，继续发挥优势特长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经验才智。”老年人再就业是和年轻人抢岗位吗？舆论沸沸扬扬，我去找了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他告诉我，很大程度上，这是个伪命题。“分层次来看，老年人再就业对细分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不相同。”彭希哲说，大量中老年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在于传统制造业、服务业，而年轻人更多从事IT、金融、科创等新兴行业。虽然双方在一些行业也有交集，但绝大多数老年人的就业岗位和年轻人的就业岗位不构成竞争关系。而随着新一轮“退休潮”到来，每年都有超过2000万人退休，与此同时，每年新增劳动力约为1500万人。“仅从劳动力市场的一进一退来说，老年人不但没有挤占年轻人的岗位，反而腾出了更多岗位。”既然劳动力供给在减少，为什么大学生就业还是那么难？那是因为，就业市场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不断地调整，致使大量岗位消失，未消失的部分岗位也面临人岗不匹配现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就指出，长期来看，比起总量性矛盾，“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更为深远。说到底，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和老年人的就业问题，成因不同，出路也不同。将两者混为一谈甚至对立起来，反而容易遮蔽许多更重要的问题。02你退休后还想工作吗？问现在的年轻人，十有八九会说不。不过，前程无忧《2022老龄群体退休再就业调研报告》显示，68%的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意愿强烈。其中，有46.7%是为了寻求个人和社会价值；34.3%通过再就业补贴家用、增加收入来满足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19%希望发挥一技之长，继续追求职业发展。稍稍转移视线，就会发现环球同此凉热。根据北美安联人寿保险公司最近一项调查，多数美国人将退休视为从全职工作中脱离的缓慢过程，而不是突然停止工作、离开职场的明确日期。“年轻员工往往对自己提前退休持更加乐观的态度。但随着人们越来越接近退休年龄，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很多人会期望晚点退休。”泛美退休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凯瑟琳·科林森认为。人的处境在变，想法也会改变。今时今日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老年人社交和自我实现的需求，那不如从经济的角度来算笔账。彭希哲团队曾做过测算，中国人平均从21岁起收入超过消费，直到56岁的平均退休年龄，消费开始高于收入。也就是说，人的一生只有35年时间收入超过消费。按78岁的全国平均预期寿命来算，其余40多年都处于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角色，这对个人、对社会而言都是一种挑战。“与其说老年人再就业，不如说是社会经济参与。”彭教授举例说，老年人可以在家庭里帮助子女，可以在社会上帮助他人，同样可以在市场中帮助经济活动。无论如何，要让老年人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这本身也是他们的权利。对于文化水平较低、没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来说，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并不容易。我和一名机械厂HR聊起这个话题，她一边吐槽小年轻稳定性差，没干两天就想跑路，一边说老工人经验丰富又肯干，可惜退休后再返聘交不了社保。我说，不交社保厂里成本不也轻了吗？应该更愿意聘用这些低龄老人啊。她叹气：出了工伤怎么办？很麻烦的。03理论上，老年人再就业面临的许多障碍，通过延迟退休就能解决。比如社会保障不足，如果退休年龄推迟，有劳动意愿的老年人就能被纳入劳动年龄人口，可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而不是劳务合同，五险一金也就有了保障。又如就业渠道不畅，过去有“4050再就业工程”，将来是不是也可以为“6070”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和创新创业指导服务？但这些都是空谈。现实是，面对广泛的争议和反对，延迟退休的路线图迟迟没有公布。彭教授告诉我，团队研究发现，目前反对延迟退休最强烈的大多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年轻人。这和10年前的情况有所不同——10年前不希望延迟退休的主要是50岁左右的中年人，如今则是年轻一代。我国养老金体系采用现收现付制，即通过在职人员的缴费来支付退休人员的基础养老金。理性地看，延迟退休可以减轻在职人员的代际供养负担。但为什么现在反对声音最大的，偏偏是这群离退休还很远、又有机会减轻供养负担的年轻人呢？“因为老龄化速度太快，社会变化太快，而我们的政策顶层设计和观念目前还有点滞后。”彭教授感慨。归根结底，延迟退休是一项很复杂的公共政策。如果光谈延迟退休，而不谈社会福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就业、税收、医疗等一系列配套改革举措，那要大家转变观念谈何容易？话说回来，社会观念转变迟缓也是正常现象。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明确了，各项政策协调配套程度高了，人们自然会作出正确的选择。从就业结构性矛盾到人口老龄化，越是重要的问题，越没有什么轻松愉快的解决方案。但任何改革的成效，最终还是落在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上。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其中一个发言主题就是“增强人民群众改革获得感”。这是更值得聚焦的问题。来源

Affairs），旨在基于瑞典的角度和利益，为政府及其他目标群体提供关于中国的知识支持，提高瑞典对中国的战略性认识。2023年，挪威政府也通过挪威研究委员会向挪威国际问题研究院（Norwegian

历史研讨课：天文学、数学及两个学科与人文主义之间的互动回顾丨语言学研究：创新与工匠精神的融合之旅回顾丨臭水池与玫瑰园：近代中国气味文化史回顾丨道教文学中的“内传”体例、内涵与特质往期回顾

复旦发展研究院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因日常工作需要，现招聘研究助理人员1名。关于CISSRC复旦发展研究院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CISSRC）是在充分利用复旦大学金融与保险学科的优势资源，抓住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保险中心的有利契机下成立的跨院系、跨学科的校际研究平台和新型智库。CISSRC作为中国保险学会理事单位和国际保险学会（International

2024年5月31日，复旦发展研究院校庆报告会在智库楼106会议室举行。本次报告会以“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的国家发展动力”为主题，来自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下属中心及孵化机构的10位专家学者，从智库建设、教育人才、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数字安全等角度出发，做了精彩的主题报告。复旦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张怡、副院长黄昊出席，副研究员江天骄担任主持。以下为报告会观点摘编，供读者参考。01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智库的知识政治与影响力路径报告人：王帆

2024年5月31日，智库楼迎来了一年中最欢腾可爱的一天！没错，发展研究院举办的FDDI童趣嘉年华活动如期而至，五十多位“复二代”们在当天下午齐聚于此，提前庆祝这个快乐的节日！由于上午是发展研究院的校庆报告会，为了保证活动质量和小朋友们的体验，今年的活动安排更为简单、紧凑——一场适合小学生的互动讲座，一个不限年龄的二手集市，宗旨就是让小朋友们轻轻松松学知识，快快乐乐淘宝贝！活动筹备在活动开始前几天，参加二手集市的小朋友和家长们就陆续送来了自己的闲置好物——玩具、文具、摆件、书籍、衣服、甚至还有几辆自行车！办公室瞬间堆成小仓库。而且，为了让小朋友们能有更多收获，发展研究院的“大朋友们”也纷纷友情赞助，捐出自己珍藏的盲盒手办、纪念品、书本，甚至有镀金的复旦纪念币；我们的年轻同事、助管同学，甚至来自巴西、阿根廷和埃及的三位访问学者，都主动申请担当“售货员”，要和小孩哥小孩姐们一起共度欢乐时光；茶点商家听说我们是为小复二代们准备的活动，也是精心准备，增加了各种童趣元素，还赠送了五彩缤纷的气球！我们也为每一位参加活动的小朋友准备了一份小礼物——运动制冷毛巾或者环保铅笔套装，相信小朋友们一定会很喜欢！互动讲座这次我们邀请了复旦大学旅游学系副主任、复旦大学“数字文化保护与旅游数据智能计算”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孙云龙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场主题为“跟着唐诗去旅行”的互动讲座。由于报名远超预期，最后智库楼容量最大的106教室坐的满满当当。复旦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黄昊欢迎小朋友们来到智库楼，并向小朋友们介绍了主讲人，宣布嘉年华活动正式开启！“哎呀，这ppt上加了一句‘作文小技巧’，我想这下完了，小朋友都要不想听了，过节还要来学习”“你们不要叫我孙老师，请叫我‘龙哥’或者‘龙爸’！”，一通开场白让小朋友们哈哈大笑，现场气氛立马轻松活跃了起来。随后，“龙爸”以自己女儿的一个命题作文“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为例，引发小朋友们对于读诗不能仅看字面含义，需要了解诗人的生活和历史场景的思考，正式开启讲座内容。在之后的一个小时里，孙老师声情并茂，带领小朋友穿梭至唐代，跟随诗仙李白的人生轨迹和旅行足迹，了解他在不同时期、地点创作的传世佳作，以及贯穿其中的山水风光、历史事件。为了鼓励小朋友们思考互动，龙爸抛出了一个又一个“有奖竞答”——“你们知道这些诗歌的作者分别是谁吗？”“我国人民币上有六个风景图案，你们有去过这些风景名胜地吗？”“有谁知道诗城奉节是在哪里？”“唐玄宗的姓名是什么？”“谁能背出《长恨歌》？”……小朋友们的答题热情高涨，许多小朋友们的知识储备让围观的工作人员和家长们都啧啧称赞。在小朋友们分享完“你心目中最美的风景是什么？”问题后，这场别开生面的讲座进入尾声。龙爸笑着让小朋友们给他的讲座打分，有的小朋友说“不好，因为时间太短啦，我还想回答问题！”，更多的是“一百分！”。最后，龙爸祝福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讲座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二手集市由于这次征集来的物品过于丰盛，为了保证良好的秩序，我们在两个会议室分别设置了综合集市和图书集市，志愿者给小朋友们发放了精致的FDDI代币，激动人心的“买买买”开始啦！在访问学者摊位上，小朋友们大大方方地用英语交流，外国友人则贴心地用英语+手势回应，交易达成后还用学会的标准普通话说“谢谢谢谢”！中文摊位上，售货员也会调皮地随机开考，“你的钱是不是不够啊？我给你打个八折，你该付我多少钱呀”……有的小朋友为自己的弟弟妹妹选购了小娃娃、有声书、识字卡片……有的小朋友为妈妈购买了香薰蜡烛，有的买了图书后就直接坐在座椅上投入地看了起来……这些美好的感情和品质流露让售货员们欣喜又欣慰。到最后，集市开启“大清仓”模式，一律一元，一律一元！小朋友们纷纷抓紧最后时间抢购，最终，所有物品全部售出，小朋友们心满意足地品味美食，满载而归！在去年的六一节，我们的活动主题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组织小朋友们参观了祖嘉生物博物馆，邀请发展研究院的李琴老师和杜晓馨老师分别开设了生物多样性科普讲座和环保主题绘本互动，受到了小朋友和家长的一致好评，希望我们能将活动一直办下去。今年活动的成功举办也坚定了我们持续举办活动的信心。发展研究院希望借助自身跨学科、融咨政、国际化的优势，邀请更多专家学者，为小朋友们带来寓教于乐的科普讲座，同时我们也将设计更多有趣有意义的游戏环节，并引入慈善公益，希望这些活动，能给孩子们带来美好的回忆，也帮助他们树立一个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真诚祝愿，孩子们能健康成长，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祝他们快乐，不只在儿童节。往期回顾

周祥：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探究与治理选择彭希哲：发展银发经济重在拓展银发市场空间彭希哲：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发展往期回顾

analysis了解更多论文信息请点击阅读原文或参考以下链接：https://ijoc.org/index.php/ijoc/article/view/20367排版

——复旦发展研究院举办2021智库周系列活动暨校庆报告会金力：建设创新型大学，为新质生产力持续升级提供支撑张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2024年5月31日是第37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保护青少年免受烟草危害”。为提高上海市在校大学生群体对烟草危害的重视程度，科学引导拒绝烟草和电子烟的健康理念，助推无烟健康校园建设，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共青团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员会和上海市控制吸烟协会联合举办了以“拒绝电子烟

第十六届金砖国家学术论坛于2024年5月22-24日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此次学术论坛聚焦金砖扩员后如何更好的发挥金砖合作机制在推动全球治理方面的作用，鼓励新成员国更快融入金砖大家庭。共有200多位来自金砖国家的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并围绕国际秩序、经济金融、国际安全与稳定、粮食与能源安全、人工智能与科技创新等话题开展交流对话。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江天骄、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蔡翠红应邀出席论坛并作交流发言。供稿

—复旦金砖青年研究坊第一场举行新兴市场之路中止：阿根廷拒绝金砖国家正式成员资格复旦-拉美大学联盟第五届年会在巴西坎皮纳斯举行

沈艾娣教授任教于牛津大学，她第一本译成中文的论著是《梦醒子》，该书出版后即受到了国内历史学者的广泛关注，影响颇大。沈艾娣教授著作颇丰，关注的主题也很广泛，研究方法则较为一贯，无论是《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还是《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皆是采用以往学者未曾注意、不甚常用的史料，通过书写引人入胜的故事表现以往不被注意的人物，并借此回应历史中的大问题。本月她来到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并于14日下午在复旦大学做了一场讲座，题为“徐适之在那不勒斯把脉：启蒙时代西方世界的第一个中医”，本场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金光耀教授主持。在这场讲座中她讲述的主角是清代一位来自中国甘肃的医生——徐适之，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医生远渡西洋，在那不勒斯受到了当地贵族的追捧，并在与当地医生的交往中将中医技艺留在了异乡的医学世界中。如金光耀教授所说，在清代这样一位医生，如果来到了当时的松江府（即今日上海市），或许不能成名，但却机缘巧合地在遥远的那不勒斯爆得大名，沈艾娣教授的报告增进了大家对东西方交流的认识。18世纪欧洲的把脉图沈艾娣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讲座关注的两个人物：徐适之与Domenico

2024年5月20日下午，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简称“拉美研究室”）、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及复旦—拉美大学联盟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一楼会议室联合举办复旦拉美研究讲坛第四讲。此次讲座由美国布朗大学芭芭拉·斯托林斯教授主讲，题目为“中国对拉美融资的重大变化”。芭芭拉·斯托林斯教授现任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杰出客座教授。其曾担任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经济发展司司长、国际期刊Studies

2024年5月21日晚，第195期“金融学术前沿”报告会在复旦大学智库楼209会议室举行。本次时事报告主题是“中国房地产积极政策再升级与美日经验对比”，由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FDFRC）组织举办，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主持，报告人为孙教授研究团队成员温礼静。本文根据报告内容、公开材料以及现场讨论，从热点回顾、热点分析、专家解读和深入讨论等几方面展开。01热点回顾近期楼市新政密集出台。2024年5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连发三个重磅通知，具体为：第一，首套、二套房商业房贷最低首付比下调至15%、25%。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政策的通知》。1998年全面房改以来，2008年为全球金融应对危机，首套、二套房最低首付比调整为20%。2015年为去库存，首付比也曾从30%降至20%。2023年8月首套、二套商贷首付比调整为20%、30%。此次首套、二套房最低首付比15%、25%，首套首付比创历史最低，二套首付比逼近最低。第二，首套、二套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下调25BP。央行发布《关于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的通知》，自2024年5月18日起，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时隔20个月再次下调，创历史新低。本次下调与2023年以来LPR以及商业房贷利率持续走低相关。第三，全面取消首套、二套房商业房贷利率政策下限，因城施策。央行发布《关于调整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的通知》

Oqubay复旦大学讲座教授前埃塞俄比亚总理特别顾问Dan

高瑜：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与战略稳定吴心伯：合作、规则、危机管控——中美关系框架的三根“支柱”再续半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谈判受阻，前路如何往期回顾

Creation石烁：中国经济复苏如何影响拉美？张军：中国新能源车发展实现“弯道超车”石烁：展望中国与秘鲁的经贸新机遇石烁

澎湃新闻，原题为《专访张军：在原创性上不必焦虑，要看到我们的进步》记者

——复旦发展研究院举办2021智库周系列活动暨校庆报告会金力：建设创新型大学，为新质生产力持续升级提供支撑张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2024年5月14日晚，第194期“金融学术前沿”报告会在复旦大学智库楼209会议室举行。本次时事报告主题是“离美联储降息预期还有多久？——解读2024年5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2024年4月美国非农数据”，由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FDFRC）组织举办，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主持，报告人为孙教授研究团队成员李烨美。本文根据报告内容、公开材料以及现场讨论，从热点回顾、热点分析、专家解读和深入讨论等几方面展开。01热点回顾美东时间5月1日，在美联储2024年5月议息会议中，FOMC全体官员一致投票保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5.25%-5.5%，符合市场主流预期，这是自2023年7月加息以来第七次暂停加息。美债的削减上限从600亿/月降至250亿/月。会议声明指出：第一，最近的指标表明，经济活动继续以稳健的步伐扩张，就业增长依然强劲，失业率保持低位，通货膨胀在过去一年中有所缓解，但仍处于高位。近几个月来，在实现委员会2%的通胀目标方面缺乏进一步进展。第二，委员会力求在长时期内实现充分就业和2%的通胀目标。委员会判断，在过去一年中，实现就业目标和通胀目标的风险已趋于更好的平衡，经济前景不明朗，委员会仍高度关注通胀风险。为支持其目标，委员会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5.25%-5.5%的区间不变。在考虑对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进行任何调整时，委员会将仔细评估收到的数据、不断变化的前景以及风险平衡。委员会预计，在对通胀率持续向2%迈进有更强的信心之前，不宜降息。此外，委员会将继续减持国债、机构债务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从6月份开始，委员会将把美国国债的每月赎回上限从600亿美元降至250亿美元，从而减缓其证券持有量的下降速度。委员会将把机构债务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每月赎回上限维持在350亿美元，并将把超过这一上限的任何本金支付再投资于国债。委员会坚定地致力于将通胀率恢复到2%的目标。第三，在评估货币政策的适当立场时，委员会将继续监测所收到的信息对经济前景的影响。如果出现可能阻碍实现委员会目标的风险，委员会将准备酌情调整货币政策的立场。委员会的评估将考虑广泛的信息，包括对劳动力市场状况、通胀压力和通胀预期以及金融和国际发展的解读。图1：美联储5月会议保持政策利率不变来源：MACROBOND、招商银行研究院图2：美联储资产规模（亿美元）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所在5月1日的议息会议中，劳动力市场仍相对强劲，否认滞涨说法。劳动力市场继续平衡，最新JOLTS

月进行辩论5月15日，美国总统乔·拜登和唐纳德·特朗普同意在6月27日和9月10日举行两场辩论。第一场辩论将在CNN位于亚特兰大的演播室举行，没有观众，由主播杰克·塔珀（Jake

作者简介彭希哲，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艾静怡，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摘要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家庭功能弱化，完善长期护理政策是未来社保体制和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重要一环。本文分类总结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长期护理政策的特征以及制度选择的可能成因，并基于我国目前长期护理政策发展情况以及我国目前大力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的背景，提出未来完善长期护理保险的政策思考。本文认为，首先应当确立我国未来长期护理保险的底层逻辑和基础，明确政策目标、政策定位及运行模式，整体设计应与国家战略及未来趋势相协调；其次完善筹资、评估和待遇方案，推进制度衔接和资源优化配置，提升长护险运行效率；然后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上平衡区域和人群受益水平，促进长护险制度公平发展；最后完善长护险配套资源建设，实现长期护理保险持续稳步发展的目标。关键词失能风险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上海要努力在推进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走在全国前头、走在世界前列，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上海的发展定位由此从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四个中心”拓展为“五个中心”。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上海科技创新中心，这一决策对于上海和中国来说有何意义？对比国际上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上海有何优势和不足？未来在新质生产力方面可以有哪些作为？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日前专访了复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秋怡。01纲举目张为“四个中心”提供支撑引领科创中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的？杨秋怡：一段时间以来，国际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尤其从现在到2050年，能否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更有效地分配可持续的成本，找到人类发展的新模式、新道路、新理念，是影响世界局势变动的关键问题。从具体表现形态来看，新型国家间关系的竞合焦点很大程度上落在超级中心城市的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的竞合上。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战略意义不仅在于对“五个中心”发展的联动，更是在于联通国内国际市场、服务双循环、为国家寻求新的战略机遇、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不能停留在“跟跑”层面、满足于简单对标，也不可停留在“并跑”层面、止步于模仿看齐，而应该着眼于“领跑”，即探索和引领未来方向，站在国家战略的竞合高度，向着引领、甚至超越国际先进中心城市的方向努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十年来，和其他“四个中心”是何关系？杨秋怡：十年来，上海市的科技创新资源逐渐丰富，服务环境进一步优化，竞争力稳步上升。具体而言，上海市研发经费投入在2010年之后呈现出快速上升态势，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由2014年的3.66%上升到2023年的4.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约两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金额从2015年底的5267、5355亿元上升到2023年底的7130、5765亿元。截至2023年底，上海累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929项，累计牵头承担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74项。上海的“五个中心”建设是一个整体，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共同支撑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功能框架。科创中心建设聚焦突破核心技术，“从0到1”解决“卡脖子”问题，从而纲举目张地为其他“四个中心”提供支撑和引领。对比国际上重要的科创中心，上海有何优势和不足？杨秋怡：对比伦敦（科技与金融互补发展模式）、纽约（特殊问题特殊指导政策模式）、首尔（公民共治型社会创新模式）、东京（基于国际枢纽与产学研高效合作的内生型创新发展模式）等国际科创中心策源能力建设的典型模式，可以初步得到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优势长板和差距短板。上海有较强的生产力、发展力、创新力，表现为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相对集中所产生的基础研究优势、多元化产业布局所形成的应用研究场景优势、对接国内国际开放市场的市场研发优势；但仍存在持续力不足、发展力不够的短板，表现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领域的投入不足，科技创新核心要素的集聚能力有待提升、科技教育和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实力不足、激励扶持政策针对性不强等。02提高全球新质生产力竞争中的影响力未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可在哪些方面发力？杨秋怡：我认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可在以下方面发力——一是保障民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动摇。支持民企在科技创新中的主导地位，给予更柔性的引导性政策和资金支持，扩大科技创新型民企数量，鼓励其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效能。二是打造符合统一大市场属性的大科研平台。整合各方基金计划，建立分类明确的大科学计划，集中资源促进跨领域跨学科的协作和交流，最大化满足不同领域的科技创新需求。三是畅通人才交流网络。开放人才政策以吸引全球科研人才来上海从事科技创新工作，同时推动大科研平台直聘并管理科研人才，要充分发挥0.88平方公里的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的集成创新优势，确保人才流动的畅通和高效。四是完善研发补贴政策和科创资金投入，增加风险投资对先进应用技术类科技计划的支持力度，多渠道解决科创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确保科技创新有合理的资源支持。五是软性立法科技伦理教育，加强对技术滥用的关注，同时将科技伦理教育全面纳入通识课的教育体系，培养科技人才的伦理意识。六是在区域协同上，上海要发挥好“中国发展轴”的“轴心”作用，发挥好上海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核心位置作用，加强与长三角苏浙皖三省在国际科技合作领域的协同创新。上海在新质生产力方面可以有哪些作为？杨秋怡：从新质生产力角度看，一个国家或城市发展的动力系统由制度、要素、产业等多因子组成，人口、地理条件、政策、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等均可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因素，影响或推动城市的进步，提升或改善城市的竞争力。在这些因子中，要素因子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支撑，不仅包括传统的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现阶段更重要的动力支撑还包括信息、数据、知识、文化等。这些新型要素不仅对城市吸引力、辐射力的变化增长有正面作用，更是激发新动能、增强城市软硬实力、实现城市发展高质高效转型升级的重要因子，是驱动城市向高水平高能级方向发展的增量性力量。上海要加强信息和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高速、稳定、安全的数字网络，支持数据安全高效地流动、存储和共享；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鼓励创新和知识产权的产出，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要建立良性竞争的人才发展机制，转变人才评价体制，留住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培育新一代原始创新力；要在推动产业向高端、智能化方向升级的同时保持中低端产业的必要占比，保障产业链韧性和多样性；要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减少企业开办和经营成本，提高上海在全球新质生产力竞争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更好地利用新型要素，推动城市向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迈进，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来源

当地时间5月16日，日本内阁府发布了日本一季度的GDP数据，日本消费者和企业支出双双下滑，净出口萎缩也拖累经济增长，给该国接下来的加息计划带来挑战。面对表现不佳的经济数据，日本央行举步维艰。近期，日元持续贬值，市场和日本政府的“攻防战”不断上演。与此同时，在日元贬值的走势下，输入型通胀持续加剧。为何本季度的日本经济表现低于预期？在日元持续贬值及输入型通胀上升的双重压力下，日本央行该如何作出决策？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对相关内容进行解读。以下内容由发展研究院根据访谈内容及孙教授增补内容编辑而成，供读者参考。Q1日本一季度的GDP数据今天公布了，虽然下跌并不出乎意料，但其收缩幅度却超出了市场预期：GDP按年率计算同比下降2%，降幅超出外界预期的下降1.5%；按季下跌0.5%，市场预期下跌0.4%。总体而言日本一季度经济再现萎缩，特别是私人消费支出的下降非常严重，连跌四个季度，您怎么看待这个数据？孙立坚：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日本经济，尤其是私人消费的持续萎缩，主要是由于输入型通胀的慢性化所致。日本经济的活力主要体现在其众多的中小企业上，然而这些中小企业目前无法通过工资上涨带动消费，进而促进企业利润的增长，无法形成良性循环。目前，日本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在于，由于终端市场竞争激烈导致价格无法提升，同时上游市场高度垄断，采购渠道单一，都要靠一个供应商，缺乏选择更低价进货渠道的机会。供给端上游的溢价能力全部传递到了下游的成本中，但下游由于成本上升又不敢将溢价转嫁给消费者，这就使下游的中小企业陷入了非常糟糕的状况。我举一个例子来验证这种情况如何导致私人消费的下跌：以日本国内非常受欢迎的牛肉菜品为例，牛肉产品的原材料成本、养牛成本以及有时候进口更高端牛肉成本都大幅上升，许多与牛肉相关的餐饮业，无论是烤牛肉还是和牛餐厅，现在均选择使用过剩的日本国产鳗鱼替代，这一转变反映了供给端上游成本上升，下游为了生存进行商品转换，也就是寻找价格洼地的商品进行销售。所以私人消费下降的第一个原因是利润减薄，许多店铺关闭，剩余的店铺也放弃高端产品，转而销售转换过的低端产品，这使得终端价格下压，企业销售额持续减少。尽管日本3月的物价指数（CPI）同比增长2.7%，但日本依然处于严重的通缩状态，终端价格持续下降，因而销售额减少，企业利润缩水，这些供给端因素最终拖累了日本的私人消费。日本街头的居酒屋，图源摄图网而私人消费下降的需求端原因主要还是日元的大幅贬值导致民众财富缩减。贬值的背后是日本央行依旧保持非常低位的利率，货币政策仍然保持宽松，同时日本老百姓也没有像当年渡边大妈一样，把银行的资金取出来去投资股票，民众的资金还停留在存款阶段。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处于老龄化时代，投资者主要追求的是储蓄的稳定性和流动性，而不是储蓄的收益性。因为老年人考虑到自己随时有可能生病，要购买第三方服务，所以储蓄要能够及时变现。如果他们投资于资本市场，一旦股价下跌，将直接影响他们的基本医疗需求，因此他们不再追求高收益的投资，而是要求能够随时从银行提取现金，用于购买服务或消费。人口老龄化导致的谨慎储蓄结构最终对老百姓自身构成伤害，因为即使利息降低，汇率贬值，他们需要购买的第三方服务价格却长期不变。我曾经讲过，日本服务业面临少子化、人手不足以及服务质量下滑等问题，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供不应求，没有人愿意做辛苦的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导致服务业价格居高不下。因此，日本老百姓需要支付高昂费用来获得他们需要的服务，但同时他们生活中需要购买的食品价格又因为供给端上游成本上涨而不断提高。当然我们刚刚也说过，虽然供给端上游成本上涨，但终端因为竞争激烈也不断下压价格，比如刚刚提到有许多和牛店都因为价格下压利润缩减而破产，或者转换产品并低价销售。这就出现了一个二元结构：一方面，一般老百姓在生活中面临物价水平上涨，但他们自己的财富价值却跟不上汇率影响带来的输入型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外卖行业的价格却出现了想要把控市场的订单价格，不能将溢价成本转嫁给老百姓的情况，所以这些中小企业利润下降，无法维持运营而最终关门，而民众想要的东西得不到，不想要的东西虽然价格低廉，但却不愿购买。在这种供求失衡的结构下，无论是供给端出现的供不应求的缺口，还是需求端出现的需求疲软问题，都加剧了日本私人消费的下降。总体而言，输入型通胀和日元贬值是日本经济持续萎缩的两大罪魁祸首，而背后长期性的结构性因素是老龄化问题。Q2明白了孙教授。那么我们也看到日本本季度的净出口对环比GDP的贡献仅为-0.3%，这是否意味着日元的贬值并未有效提振出口增长？孙立坚：这个问题其实与美国一季度的经济表现类似，美国一直通胀的政策也抑制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当然，日本的经济结构主要还是外向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来推动和支撑其经济增长。如果汇率贬值未能带来出口量的增加，那么薄利多销的模式将难以持续，这时候日元贬值的局限性就十分明显。按理说，汇率贬值也就是“薄利”的情况下，销量应该会增加，但在经济下行期，无论价格高低，消费者都倾向于“捂住钱袋子”，保守消费，除了基本的消费以外，没有增长消费的欲望，显示出极低的价格弹性。在经济形势较好时，价格弹性提升，薄利的情况下消费者会争相购买，但现在无论价格高低，消费者都不愿购买，这导致价格弹性显著下降，从而使日元贬值的潜在好处未能实现。日本内阁府发布的GDP内外需贡献度分析数据图源：日本内阁府官方网站当然，日元贬值的一个利好是旅游业暂时受到带动。旅游业的提振主要是因为汇率贬值可以使日本国内服务业昂贵的价格被冲销掉。尽管实际上本地物价在上涨，但由于货币汇率的变化，对于使用外币的外国游客来说，他们在换汇时会得到更多的日元，因此价格上涨被“冲销”，使得日本的服务业对外国游客看似更便宜。因此，对于外国消费者而言，日元贬值部分抵消了日本国内物价上涨的影响，这种冲销效应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从而对旅游业产生正面影响。但旅游业同样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首先，消费者选择旅游的时间较为集中，只有在假期或者空闲时间才会旅游，非假期则很少，因此旅游的周期波动特质非常强。这种周期波动的特质集中反映在过去日本的私人消费支出还不错，现在却突然显著下降，也是因为旅游淡季来了。此外，旅游体验不会重复，因此旅游业能否保持稳定的客源是一个挑战。这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现今日本的服务业质量可能很难继续与高昂的服务价格相匹配或者对冲，毕竟高昂的物价仅仅靠汇率对冲是不够的。日本服务业面临严重的人手短缺，大量外来劳工填补了服务岗位，但这些外来移民往往语言不通，服务质量不及以往。日本消费者视服务为体验，需要一种“回到家”的感觉，现在却发现服务水平下降，即使重复说明，服务人员仍难以理解顾客需求。因此，日本传统的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在新一代外来移民的服务人员中未能体现，导致服务业的质量整体下降，尽管价格依然高昂。所以现在很多消费者来日本旅游就是看看富士山，而不再是那种每到休息时间都会到日本去旅游、体验它一流的服务质量的稳定客源，当年那种日本服务业第一的体验，今天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总的来说，服务业旺季和淡季的周期性特征，以及服务质量的下降，都在削弱人们对日本高级服务体验的期待。日本服务质量一流的格局仍在修复，所以日元贬值对旅游业的提振作用当然也是有限的。Q3明白了。那么您认为日本当局是否低估了日元贬值带来的这些负面影响？毕竟此前日本一直追求日元贬值。孙立坚：这是日本当局今天非常头痛的问题。我认为日本当局已经意识到了日元贬值的弊端，并没有低估这些负面影响。然而，日本政府更愿意承担贬值带来的问题，也不愿意再回到过去升值的状态。从1995年到2012年，日本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日元升值，而安倍经济学启动的根本原因就是升值带来的长期经济通缩。事实上，日本经济的通缩与日元升值紧密相关，我们说的“消失的二十年”，实际上就是日元升值的二十年。日本政府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显然他们已感受到升值带来的长期痛苦，升值留下了长达二十年的衰退，而他们尚未经历贬值可能带来的长期灾害。因此，在日元升值和贬值之间的艰难选择中，决策层选择了贬值。同时，市场投资者已经看清楚了，日本政府“说一套做一套”，通过突然干预外汇市场，直接反向操作，让那些放大贬值对日本经济害处的投机者“踏空”，使得那些利用日元进行套息交易的投资者资金加杠杆的债务急剧增加，资金链甚至可能出现断裂。日本政府开始扮演与市场投机盘对抗的角色，但这种策略只是昙花一现，日元贬值的命运根本无法改变，日本政府对此非常清楚。Q4您认为当前日本面临怎样的结构性的经济发展问题？孙立坚：日本经济面临的最大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外向型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很难改变，因此很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日本政府目前一方面希望通过发展旅游、服务业、贸易和招商引资来提升经济活力，这意味着日本总是依赖外部力量而非主动策略去提振经济活力，但这是一种难以解决的结构性困境。日本政府目前的策略是关注供给端发展，不主动在需求端的方向努力，他们认为如果供给端做好了，需求端自然会跟上，会对日本的产品和服务有需求。然而，他们发现自己的供给端已经严重落后，感觉到日本强大的企业今天已经落后于中国，因此他们非常希望建立与美国的联盟，重新构建一个强大的产业链。现在日本正通过动用财政赤字扩大布局新产业的赛道，这和美国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一旦美国政府扩大财政赤字，老百姓税收上涨后就不会在大选中给政府投票。日本则是在“下血本”，不断扩大财政赤字、日元继续贬值来做新一轮的基建投资，迎接世界数字化企业落户日本，形成数字化产业赛道的新布局，例如台积电和英伟达已经开始在日本建立业务。所以日本政府非常清楚，结构性的经济发展问题不可能通过内需解决，现在他们的策略是通过供给端换取外需对日本的亲赖。此外，日元的贬值实际上有利于外资企业进场，这部分借鉴了中国当年的策略。1994年我们国家招商引资，也是通过人民币贬值吸引大量外资。日元贬值其实相当于在汇率上为外资企业提供间接的补贴，因为外资企业的投资成本以美元计算，但支付却用日元。2月24日，台积电出资的JASM在熊本县的第一工厂举行开业仪式。图源：路透社因此，我的结论是，日元近期还将继续贬值。尽管日本政府偶尔会干预市场，但他们绝对容忍日元贬值的趋势，认为这种局面的好处甚至超过了潜在的坏处。日本政府的策略是推动经济内循环带外循环，争夺全球产业体系的重组，目标是把全球价值链的基地从中国转移过来，以日本为重镇，这就是当前的情况。Q5孙教授，您刚才也提到日元可能近期还会继续贬值，那么您怎么看待前一段时间日本政府出手干预日元贬值？孙立坚：日本政府的干预实际上是为了让那些对赌盘（对冲交易者）踏空，因为这些对赌盘通常都是短期套利，使用高杠杆比例。他们预期日元将继续贬值，因此通过加杠杆借入日元，赌日元会进一步贬值，然后计划在未来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日元来还清借入的日元，因为借入时日元相对于未来预期的贬值还处于较高水平。这种商业策略被称为套息交易，其核心就是赌日元将持续贬值，债务成本降低。然而，当日本政府突然干预时，日元价值上升，导致这些投资者的债务成本急剧增加，如果无法偿还债务，他们的投资就会失败。因此，日本政府开始不预先通知市场即将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比如何时紧缩、何时放松货币政策，也在不预告的情况下干预外汇市场，这是一反常态的。以往，日本政府倾向于模仿美国的透明货币政策，引导市场预期；但现在他们意识到，不论如何引导，在目前高息强势美元的环境下，市场还是做空日元，因此日本政府还会采取突袭干预的措施，阻止因过度投机而造成日元大幅度贬值的的后果。所以，尽管日元短期内贬值的趋势可能仍将持续，但其波动性将较以往有所增加。Q6昨天公布的美国CPI同比增速也在放缓，但美国仍未加息，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孙立坚：我最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日本倾向于维持一个贬值的汇率，而美国则偏好强势的美元。虽然美国口头上表示将加息，但实际上并未采取行动，维持了高利率和强势美元的政策。当前美国不会依靠工业出口，只有在特朗普执政并试图重振工业时，才会从汇率政策入手，所以维持强势美元的政策是为了在大选年份确保全球金融资本集中于美国，当前的强势美元是当前民主党的金融武器。强势美元尤其能确保美国的竞争对手的资金流出，尤其是中国资本的流出方向。例如，在我进行人民币交易时，只要美元保持强势和高息货币的价值，只要对手开放程度够大，资本就会流向美国。图源：摄图网日本也容忍资本流向美国，希望弱势货币通过兑换、套息交易等方式促进短期资本流向美国，金融资本主要集中在美国，而日本则通过产业链建设去吸引长期资本，因此日美双方都在进行潜意识的合作。日本容忍强势美元使金融资本留在美国，这解决了美国财政赤字的问题，拜登政府通过强势美元资助巨额的基建投资计划，并与中国在数字产业中竞争。通过强势美元，这些资金来源就不成问题，否则美国就只能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降低国债利率来解决问题，进而担心弱势美元会给中国人民币崛起的机会。而通过维持强势美元的高位状态，中国的金融市场，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外汇市场，都出现了资金流出的溢出效应。因此，美国CPI增速放缓的情况下第七次不降息也表明，美国当前的战略选择是需要一个强势美元。我认为不应期望美国在近期会降息，降息举措可能会被进一步推迟。当然如果真的出现通货膨胀持续上升，并且这种上升是难以控制的，没有办法让通货膨胀水平持续下降而不是反弹的话，那么美联储必须兑现其降息承诺，否则美国央行和美联储、市场的信誉将受损。如果物价连续三个月下降，美联储还在寻找不降息的理由，这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今天在物价方面可以看清楚美国是如何操作的，比如说通过制裁中国提高美国的物价。美国的物价水平受到中国供应链的影响会反弹，比如来自中国的具有性价比优势的汽车产品，类似于当年日本的汽车产品，其实能够帮助美国消费者降低支出成本。所以这一回合的贸易战实际上是战略性地配合强势美元的政策。我们不能光看那些指标，指标都是结果性的，还是要看这种大国的宏观调控手段，美国在这方面的配合做得很好。Q7那么您认为接下来日本经济的走向将会如何？孙立坚：过去30年，日本在海外有很多长期资本，这些长期资本在海外建立起了强大的供应链。随着日元贬值和日本政府招商引资战略的强化，如果他们的“领头羊”都回到日本的话，那它的供应链都很会带进日本，这样的话我觉得不能低估日本经济长期走势的起死回升、回暖的可能性，而且一旦回暖的格局被构建起来，日本经济可能会进入一个长期繁荣的时代。短期之内日本也不会加息，这也是服务于日本本身的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是出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考量。至于美国为什么不配合日本进行共同的货币干预，我目前的看法是背后可能涉及更大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和结构调整的战略。来源

Stallings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院、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杰出客座教授Distinguished

作者简介沈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高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内容摘要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实现对人工智能的有效治理，不仅关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且影响国际战略稳定。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两大关键行为体，在该领域的治理理念和方式上存在差异。美国依赖技术优势推行单边主导型治理，将人工智能界定为战略竞争的前沿领域，坚持绝对安全理念，试图将监管体系按照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生态延展并聚焦于数据资源，尝试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非对称单向度的数据流动秩序。中国则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朝着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推动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朝着普惠、包容、弹性、灵活的方向发展。中国也非常关切支撑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发展所必需的数据资源，努力构建并持续完善以有序流动、分级分类治理为核心特征的数据治理架构，强调均衡考量各方利益，统筹安全与发展，以此作为推进人工智能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思路。展望未来，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各国需要加强沟通与协调，共同应对安全风险，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关键词大国竞争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机关干部交流，共同探讨高质量发展，5月15日上午，复旦大学总务处和智库党总支的党员同志在科学楼627会议室召开党建联建活动，邀请智库党总支副书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昊，党总支委员、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罗倩和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刘虹作专题报告，会议由总务处处长朱莹主持，共50余名党员参加。左-黄昊

5月10日，复旦大学文科一级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军教授应邀出席第十届中国品牌经济（上海）论坛，围绕“为什么中国的技术创新总被低估”发表主旨演讲。“无论是通过外循环战略积累外汇，还是在合资过程中通过干中学来培育人才、培育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全球竞争的战略视野，中国都是一个优秀的学霸。”01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下属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