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伯：美国霸权衰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暨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举办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与评估2021研讨会，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吴心伯教授应邀出席，就美国霸权衰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这一主题发表观点，以下为发言文字。
学者、前外交官、前国际组织官员等参与百川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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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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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伯：美国霸权衰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一般来讲，霸权在不同的阶段，它对国际秩序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我们如果从霸权的上升期、全盛期和衰落期来看，在霸权上升期，它的特征是扩张性，在这个阶段它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是引领性和建构性的。什么叫引领性？就是霸权在上升的时候，它会在理念上提出一些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比较先进的东西。建构性就是它能够有一些机制上的建构，这就有点像美国从一战的和平原则，一直到二战结束联合国体系的建立。
第二个阶段是霸权的全盛期，这个期间的特点就是霸权的霸道性，对国际秩序的影响表现为公共性和包容性。所谓的公共性就是它开始提供公共物品，霸权体现出一种公共性，或者是利他的性质，同时也有包容性，就是尽可能地把其它国家甚至包括它的对手纳入到国际秩序中来，比如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把中国纳入WTO一样。
到了霸权的衰落期，它的特征就是内向性、内卷，对国际秩序的影响表现为自私性和破坏性。所谓自私性，这个时候它考虑的不是国际秩序，而是美国自身的利益。破坏性，这时候它要对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破坏、重组和改造。这是我们观察霸权在不同阶段对国际秩序影响的一些特点。
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长和平》这本书中讲到，过去的经验表明，大国意识到它要开始衰败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时刻，早在物质力量本身耗尽之前，它就会表现出古怪甚至绝望的行为。古怪甚至绝望的行为，这是特朗普的典型特征。霸权要开始衰败，这是历史的必然，只不过当下正好在美国身上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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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衰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方式主要有两个：一是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和意愿下降，导致秩序被弱化；二是出于一己之私对现有的秩序进行重组和改造，使得现有的秩序遭到破坏。今天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从冷战秩序演变而来的，冷战结束之后这二三十年，它受到两股力量的推动，一个是单极化，一个是全球化。因此后冷战时代具有三个特征。第一个是美国主导，这是曾经的单极时刻。第二个是包容性，就是冷战的时候这个国际秩序是割裂的，但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希望通过全球化把这个秩序推广到全球，所以把中国、俄罗斯这些曾经不在西方秩序之内的国家纳入进来。第三个是合作性，因为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基础上。全球化需要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合作，促进经济增长；全球治理也需要国家之间合作。所以这是后冷战秩序跟冷战秩序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包容性和合作性。
今天美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改造，也是朝着三个方向。第一个是巩固美国的主导地位，这是没有变的，只不过从特朗普到拜登，在理念上的提法是不一样的。第二是开始有排他性，跟前面讲的包容性已经不一样了，所谓排他性，就是要将对我构成威胁的国家从这个秩序中排除出去，这是美国当下正在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看到七国集团又重新复活，而且越来越活跃。美国也在考虑建立新的多边经贸机制——特别是在数字领域，但把中国排除在外。第三个特点是对抗性。为什么要对抗？就是它感觉到来自中国的挑战越来越大，所以在中美之间把竞争放在第一位，合作退到次要的地位，竞争就是对抗的一个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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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现有的国际秩序走向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现有的秩序，后冷战秩序得到维持，并且不断地演进，其中一个是联合国体系，另一个是全球治理体系。联合国体系是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后冷战时代开始建立起来的。如果这两个体系大致上能够得到维持，并且我们对现有的政治体系、国际机制进行改造，使其不断地演进，将是最理想的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就是往后倒退，进入到一种准冷战秩序。所谓准冷战秩序，就是联合国还存在，但是西方的集团化在加强，无论是七国集团还是民主十国，都会形成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实体，在很大程度上会取代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经济上部分脱钩，这已经在发生，从技术到供应链，甚至到市场等等；安全上的冲突加剧，比如印太战略四国机制，也是现在的一种趋势。
第三种可能性是完全倒退回到冷战秩序，这个阶段联合国的作用消失。如果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3个国家对付中国，联合国的作用就不会显现。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的外交战略，包括结盟关系、伙伴关系等都需要进行新的考虑。经济上大部分脱钩，可能在贸易的有限领域还能保持一种沟通。安全上冲突升级，不管是通过代理人战争也好，还是大国之间直接的有限的军事冲突，都会形成现实的风险。
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应该怎么办？王毅外长今年8月24号在与荷兰外交大臣通话的时候表示，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各国都应该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尤其是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阻止世界走向分裂。对中国来讲，上文分析的三种可能性，要争取第一种可能，就是确保现有的联合国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为第二种可能做准备；坚决避免第三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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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经济上积极推动国际经济合作，抵制和弱化脱钩倾向。二战以后美国为什么能够塑造世界经济体系，能够有那么多同盟关系，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市场的效果。所以中国应该是从以前利用世界市场，到现在与世界分享我们的市场，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其次，在政治上要强调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积极推动国际事务合作，弘扬多边主义，抵制集团化倾向。要先跟别人讲共同的价值观，再讲中国特色。在西方不断地把我们划分为异类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强调跟别人不同，这实际上就是自己把自己边缘化。不能仅靠经济利益来跟其它国家发展关系，还是要多讲共同价值观，积极推动国际事务合作，弘扬多边主义。这次的阿富汗问题我们就做得很好，美国人甩锅，我们发起阿富汗邻国的会议，考虑怎么支持阿富汗的发展，这就是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践行多边主义。
最后，要在安全上减少大国冲突的风险。我们现在最大的牌是经济牌，政治上的影响力其次，安全是最弱的一张牌。如果发生大国冲突，美国的盟国除了个别国家，几乎毫不例外会走向中国的对立面。这也是美国甚至日本这些国家内部的鹰派势力希望看到的情况。国际关系中，安全利益是第一的。所以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力量对比迅速变化的阶段，减少大国冲突的风险，这是关键。
文字来源 | 大湾区评论，原标题为 【百川回归】中国外界环境的变化与评估2021研讨会：失序中的国际秩序
微信编辑 | 赵娅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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