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手、推手、充沛的“武德”和互联网：哈萨克斯坦何以至此？
文 | 文龙杰 复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因天然气涨价引发“爆点”，中亚地区大国哈萨克斯坦近日爆发大规模骚乱，有人员伤亡，全国一度进入紧急状态。无论当事者还是长期追踪和研究哈萨克斯坦的观察家，都未料到如此规模、如此烈度。这位中亚地区的优等生怎么了？引发骚乱的原因是什么？将对所在的欧亚地区及包括周边国家造成何种影响？该国局势引各方密切关注。为何祸起西线？
此次骚乱源于针对天然气涨价的抗议，最初始自哈萨克斯坦西部产油区曼格斯套州的扎瑙津和阿克套。此前供给民用的天然气价格一直低于成本，为解决燃气生产企业亏损经营的问题，哈政府提出从2022年1月1日起改为按交易所价格交易。自2022年1月1日起，哈萨克斯坦曼格斯套州液化天然气价格由每升60坚戈（约合人民币0.88元）提高到120坚戈（约合人民币1.47元到1.68元），翻了一番。
天然气价格上涨，会引发物价上涨，涉及家家户户，此种“广泛性”使参加抗议者人数巨大。其实此前哈萨克斯坦抗议活动零星不断，但因所涉及的议题覆盖面并不广，规模都很小。例如此前的“多子女家庭”抗议也曾引起全哈关注，哈总统也出面回应并出台改善措施，但该议题不具“广泛性”，故未酿成大乱。
但此次祸起西线，除了天然气这个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背后“中心-边缘”的结构性矛盾。
要知道，得益于丰富的石油资源，曼格斯套州尤其是阿克套的人均工资在全哈排名十分靠前，经济上的考虑绝非最主要原因。但这里虽“仓廪实”却历来是政治社会问题的多发地。仅举几例规模较大的——2016年5月，阿克套发生了阻碍时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农业改革计划的游行。尽管纳为此大为恼火，斥责宣传部门未向民众做好政策解释工作，但最终也不得不“妥协”修改了土地法，致中哈有关合作难以推进。
而提起扎瑙津，哈民众恐怕首先想到的就是2011年的骚乱。2011年12月，扎瑙津的失业石油工人冲击当地举行的哈独立20周年庆祝活动，焚烧建筑物，并与警察爆发冲突，引发大规模骚乱，造成14人死亡，80多人受伤。
这种“不稳定”性与当地单一的产业 /社会结构有关，但更与其一贯的彪悍尚武的民风和与“中心”的疏离、对抗脱不开干系。
关于哈西部向中央“叫板”的基因，哈、俄和欧美的不少研究者往往会追溯到部落这一层面。哈萨克斯坦在部落上可分为三个玉兹。“玉兹”在哈语中的本意是部分或地区，其基础是个别氏族和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指哈萨克民族相对独立发展的三个部分。玉兹的产生和演变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哈萨克人最早于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逐步形成了大、中、小三个玉兹，这是由游牧经济的分散特点所决定的。大玉兹（乌鲁玉兹）、中玉兹（奥尔塔玉兹）和小玉兹（基希玉兹）亦称大帐、中帐和小帐。
包括阿克套在内的哈西部地区属于尚武的小玉兹部落，与大玉兹、中玉兹的关系历来是臣服、合作、挑战、并峙等因素的重奏和变奏。
放到历史语境下，就很容易理解哈西部为何盛产与总统（中央）对着干的反对派。眼下的这场骚乱祸起西线，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什么会扩散至阿拉木图？
尽管1月3日，曼格斯套州政府与抗议者展开对话，将每升液化天然气价格降至85坚戈至90坚戈（约合人民币1.25元至1.32元），4日又降至50坚戈（0.735元）每升。但示威者仍要求与哈总统托卡耶夫对话，并提出更多诉求，骚乱蔓延到包括阿拉木图和首都努尔苏丹在内的多个城市。即便随后政府总理于1月5日辞职也未能平息态势。
祸不旋踵，从哈西部的阿克套、扎瑙津，到南部的阿拉木图、奇姆肯特、塔拉兹，再到北部的努尔苏丹、库斯塔耐、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虽骚乱规模大小不小，但在各重要地区均有“动静”。事态为何发展如此之快？
这一方面缘于哈整体的社会经济形势“不振”，另一方面也与哈当局治理能力不足有关。
从统计数据上看，如今哈经济总量较1991年增长了1.5倍，人均GDP增长逾12倍，居民实际收入增长3.3倍（1996—2020年），贫困人口占比从1996年的34.6%降至2020年的5.3%，失业率从1994年的7.5%降至2020年的4.9%。不但是中亚地区的优等生，甚至放在整个后苏联地区也很亮眼。
但数据反映出的成绩主要得益于2000-2008年间国际石油价格居于高位，其间维持了近10%的增长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也使哈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出口占到了哈萨克斯坦出口的73%，这一比例甚至远高于以卖油气出名的俄罗斯。
尽管已独立30年，但哈萨克斯坦的工业体系建设并不完善。畸形的结构使哈萨克斯坦经济缺乏韧性。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油价下跌，哈经济大幅下滑，国家遭受重创，至今仍未恢复至危机前水平。在这种背景下，过去高增长所掩盖的社会问题陆续暴露出来，各类抗议不断。而年轻人在哈人口中又占比较高，根据哈官方2021年12月发布的消息，哈萨克斯坦在去年秋季举行的人口普查显示，哈总人口近1917万人，其中男性占比48.71%，人口平均年龄为31.94岁，17岁以下人口占比33.97%，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59%。
这样的人口构成使哈社会在变革意愿和动力方面偏于积极，社会危机爆发阈值也因此较低。在这种背景下，哈自2019年3月开启权力交接，又逢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失业冲击，各种矛盾积聚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故此次抗议活动在短短时间内席卷了哈境内多地，形成了全国规模。
这也是为什么哈总统托卡耶夫1月5日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保持理智，不要听信意图破坏社会稳定和团结的挑衅及煽动言论，并专门劝告年轻人，不要自毁前程。
不过与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已相继在2020年发生危机相比，哈萨克斯坦作为优等生，其危机已是“迟来”。
治理能力不足
如果说互联网时代为普通民众带来的是自由、个体力量的增长及观念上的激进，那给国家带来的则是治理上的挑战。如果不能回应这种挑战，即在治理水平上没有实现更新换代，就出现了治理赤字，从而滋生出抗争、游行甚至革命。
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中亚相对更封闭的土库曼斯坦相比，问题或会显现得更清晰些。哈、吉两国是在互联网方面最开放的国家，土则仍固守在“前互联网时代”或“早期互联网时代”。为什么哈、吉两国民众享有的自由更多，反而会爆发大规模的骚乱？不恰当地套用一下托克维尔之问，“为什么在旧制度最繁荣、最开明的时期，革命却加速发生？大革命为什么在压迫最轻的地方首先爆发？”
答案在于，哈、吉两国民众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但国家治理却落后了；在土库曼民众与治理者虽都“落后”，但彼此却是合拍的，未出现治理赤字。
纳扎尔巴耶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2017年1月的年度国情咨文中提出“第三次现代化”计划，该计划除涉及经济、营商和投资外，还特别强调推动国家制度建设的“现代化”。可惜，历史留给这位政治家的时间不多，而其所在的国家也没有为此创造合适的条件。
按照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概念，哈萨克斯坦历史并不长。尽管哈萨克斯坦自独立以来一直试图建构起国家认同，但并不成功，反因过于着急而催出副作用。在政治精英层面，前现代的部族政治和理念依旧起主导作用，出于维护政治利益的需要，政治精英第一身份认同仍是玉兹部落，而非国家。而在大众层面，由于在建构国家认同中一直过度利用民族主义，反而产生了“激进”的副作用，对外表现为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对内则表现为逆反和轻易否定既有政策的解构和虚无主义，总之表现出一种强大的破性坏性力量，而非建设性力量。
由于哈萨克斯坦广袤的土地和稀少的人口这一对基本矛盾，又由于哈萨克人不事稼穑，居无定所，哈萨克斯坦在历史上一直没有建立真正的统一行政体制。甚至在苏联初期，哈萨克斯坦仍被“一分为二”。哈中部和南部属于传统的中亚，而其西北部和北部则较为俄化。如今的这种统一行政管理体制是在苏联时期建立起来，满打满算也未到100年。
苏联时期，三玉兹在哈政治格局中力量基本持平。哈独立初期，出身于大玉兹的纳扎尔巴耶夫为提高哈萨克族的主导性，团结中、小玉兹挤兑俄族，在帕累托效应下，大、中、下三玉兹在政治地位上都获得了提升。
但随着以俄族为代表的外族政治精英离场，纳扎尔巴耶夫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开始大量启用大玉兹精英，三玉兹的平衡格局逐渐被打破。与此同时，随着大玉兹权力集团的扩大，其内部开始出现掣肘纳扎尔巴耶夫决策的问题，有集团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势头，最典型的就是纳的相关政令在大玉兹的大本营阿拉木图无法畅行。
做哈萨克斯坦的总统，还是大玉兹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选择了前者，因此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超脱部族利益，开始启用位于北方的中玉兹精英以平衡大玉兹的势力，这一点在迁都努尔苏丹后尤其明显。毫无疑问，此举伤害了大玉兹的利益和“感情”。
西部的小玉兹一贯离心离德，大玉兹又明阻暗挡，纳扎尔巴耶夫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种种努力事与愿违，并埋下了各方撕裂的祸根。此次骚乱之所以在阿拉木图集中大暴发，也反映出了大玉兹与纳扎尔巴耶夫之间的微妙关系。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都无法超越其时代。
谁的图谋？谁的机会？
美国从不避讳自己在中亚的利益和目标，而且在各种场合和文件中说得很明白，即促进中亚国家的独立性，也就是摆脱对俄罗斯的军事和安全依赖，防止形成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所以，美国在中亚国家策动的抗议活动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当中亚国家明显倒向了俄罗斯时，美国会策动以颠覆亲俄政权为目标的反政府抗议，即颜色革命；一类是，当中亚国家推出了亲俄的某些具体政策时，美国会策动一些规模可控的抗议活动，向政府施压，以改变相关政策，例如关于土地问题的各类抗议最终导致哈中相关合作夭折。
此次骚乱，看不到美国获得了什么利益。反而俄罗斯通过维和将军事力量投送到了哈萨克斯坦的地面，遏制住了纳扎尔巴耶夫此前开启的去俄化进程，恢复和加强了哈对莫斯科的依赖。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地时间1月6日凌晨表示，已请求集体安全组织成员国帮助哈萨克斯坦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即发布公告称，作为集安组织维和部队的第一批俄军主力已抵达哈萨克斯坦，效率奇高。另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独联体事务委员会主席卡拉什尼科夫1月5日就表示，俄罗斯有义务响应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的请求，通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来镇压恐怖分子，比托卡耶夫宣布的时间还要略早。
目前，自俄罗斯6日的“闪电”行动后，其他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维和部队也已陆续乘俄军伊尔-76运输机进入哈萨克斯坦境内。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数据，俄罗斯将派出3000人，白俄罗斯派出500人，塔吉克斯坦派出200人，吉尔吉斯斯坦方面有约150人，亚美尼亚派出100人。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俄罗斯，其他国家派兵维和的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俄罗斯一国军队进入哈境内，与集安条约组织进入哈境内，在法理上完全是两个概念。
其间，俄白哈三国还有过密切互动。按照白俄罗斯队1月5日总统新闻机构的通报，白总统卢卡申科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哈萨克斯坦局势进行了磋商，而后又联系了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这样体现了三国非同寻常的关系，但中心还是在莫斯科。毫无疑问，此次受益最大是俄罗斯。将有离心而去之势的哈萨克斯坦又“拉回”和“控住”。
如果把目光放到整个后苏联空间，俄罗斯可谓又拿下一块“旧地”，如果说2014年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已稍显久远，那2020年借平乱进一步抓牢吉尔吉斯斯坦、2020年借平乱拉紧白俄罗斯并推动俄白一体化、2021年借美军撤离阿富汗进一步增加在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存在、2020-2021年借纳卡冲突强化与亚美尼亚军事合作等一系列举措，营造出了一个新的亲俄阵营。无论是“天助”，还是“自助”，2020年至今后苏联空间的一系列变化，都是朝着于俄有利的方向在发展，在苏联解体30周年、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当口，这值得密切关注。
就哈内部而言，政治精英权力格局重新洗牌，托卡耶夫是大赢家。在平乱过程中，一向与托卡耶夫不合的总理马明被解职。此外，托卡耶夫1月5日宣布出任国家安全会议主席，此前主席为纳扎尔巴耶夫。该机构掌握着国家的强力部门和军队，此举意味着“军权”易手。再联系日前纳扎尔巴耶夫辞去执政党祖国之光党主席职务，“党政军”的新老交接均已完成。
1月6日，托卡耶夫又签署法令，免去马西莫夫国家安全委员会（KNB）主席一职，免去了萨马特·阿比什（纳扎尔巴耶夫侄子）国家安全委员会（KNB）第一副主席职务，换上了总统办公厅的人。
这一切很容易被看成新老总统之间的博弈，但这似乎与纳扎尔巴耶夫对托卡耶夫的信任相矛盾了。托是纳千挑万选定下的接班人，其忠诚度如此不堪考验吗？
1月7日夜，一直未露面的纳扎尔巴耶夫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行了电话会谈，详细讨论哈萨克斯坦局势。纳扎尔巴耶夫病危的猜测已被证伪，既然纳尚健在，托卡耶夫有能力倒纳吗？若有能力，又为何选在此时倒纳？更可能的一种情况是，纳作为集团稳定器的作用在弱化，其周围精英的权力争夺在激化。
1月8日，哈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消息称，原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马西莫夫因叛国罪被捕，这或许是精英权力争夺的一个注脚。
目前哈局势已趋稳定，哈外交部7日发表声明称，哈外长特列乌别尔季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详细通报哈国内局势，以及与集安条约组织维和部队共同开展的反恐行动进展。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记者会上称，希望哈政府尽早解决抗议活动暴露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如有可能，美愿帮助哈解决有关挑战。哈方主动向美方通报情况，这表明托卡耶夫没有完全按照莫斯科的节奏将此次骚乱的责任全部算在美国头上，其未来的外交政策在加深与俄关系的同时仍然保持一定的多元平衡。
哈萨克斯坦是我们的邻国，关系到中国西部安全与稳定；还是参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国家，关系到“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推动与落实。因此，中方一直密切关注哈萨克斯坦局势。1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致口信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势力破坏哈萨克斯坦稳定、威胁哈萨克斯坦安全，坚决反对任何势力破坏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平静生活，坚决反对外部势力蓄意在哈萨克斯坦制造动荡、策动“颜色革命”，坚决反对任何破坏中哈友好、干扰两国合作的企图。
中方同时强调，作为兄弟邻邦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尽己所能向哈方提供必要支持，帮助哈方渡过难关。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险和挑战，中国都是哈萨克斯坦值得信赖的朋友和倚重的伙伴，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哈萨克斯坦人民站在一起。
一个稳定的繁荣的哈萨克斯坦是中国乐见的，一个在外交上多元平衡的哈萨克斯坦是对中国有利的。此次骚乱表明，苏联虽然解体已有30年，相关国家的转型问题仍未能妥善解决，或者说转型进程仍在继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些国家的转型路径与绩效仍需继续关注和研究。
往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