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甫：媒体融合的政治逻辑

近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副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涛甫教授应邀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知名学者学术讲座”并担任主讲人，以媒体融合的政治逻辑为题，从前因背景、现实情况、内在逻辑等方面阐释了他对于媒体融合的思考。

首先，张涛甫教授提出，应从政治角度来把握“媒体融合”问题。中国媒体处于特殊的政治场域和历史文化之中，媒体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身份定位，决定了中国的媒体制度。中国媒体的政治功能发微于延安，无论是解放日报的改版，还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都意在廓清媒体与政治间的互构关系——媒体逻辑从来都内嵌于政治逻辑之中，这一制度和思想绵延至今。

在此视角下，张涛甫教授进一步指出，媒体融合绝非不同媒介形式的叠加，如讨论仅局限于技术和业务之维，则恐有将问题简单化之虞。传媒政治深度影响着执政党在当下传播格局中重建文化领导权和话语权的战略部署，进而决定着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与意识形态安全。“媒体融合”对于执政党而言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在意识形态场域注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这势必倒逼执政党将改革的重点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层面，转向中华民族的精神向度和更为复杂的思想建设之中。面对“媒体融合”，执政党必须有所作为，勇夺舆论场的“入口”。
要明晰媒介融合的逻辑，必先回看来时路，探明前世，方知今生。张涛甫教授将中国媒体演进分为五个时代：分别为“前市场化时代”“市场化时代”“门户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以及“智能传播时代”。
在前市场化时代，中国媒体主要发挥政治功能。改革开放后，大众文化逐渐繁荣，九十年代后传媒业经历了市场化改革，为求生存，逐渐开始承担娱乐和经济功能等功能。进入互联网时代，传统主流媒体的强势地位前趋解构，既往“沉默”的受众被技术赋权，压抑的表达欲求在互联网空间喷薄而出，成为内容生产的有生力量。至此，机构媒体和个体都只作为（移动）互联网的结点而存在，传媒业从“固态”走向“液态”，舆论场的“入口”难以捉摸。在此背景下，草根政治迅速崛起，并在互联网空间肆意蔓延。张涛甫教授认为，正是互联网的破茧之力打破了既存的权力秩序，虽为中国社会开辟了新的权力空间和表达空间，但也对执政党的舆论引导工作造成巨大挑战，进而造成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问题。

基于以上问题意识，亟需推动“媒体融合”再造传播格局。十八大以降，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媒体融合”进行了系列论述，系统阐释了其“宣传舆论战略思想”，可分为四部分：理念、内涵、路径、战术。具体来说，“理念”即以“人民为中心”；“内涵”包括“争取舆论场主导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建学科话语体系”三个层面；“路径”则融会“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推动新媒体主流化”和“发挥县级融媒体的托底作用”；同时，亦须作出系列战术安排，使得以上理念、内涵和路径得以化为实践。

过去十年间，通过对网络舆论场的规范，非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野蛮扩张得以遏制，“国进民退”渐成大势。张涛甫教授将这一现象标志着新媒体头部平台从“脱嵌”走向“回笼”，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主流化”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主流化”，既存在稳定的“主流化”者，亦存在“机会主义”者，还有面对严格的网络规制而主动向主流靠近的“反向融合”者。

讲座最后，张涛甫教授描述了“媒体融合”完成之后的传播新格局，并强调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传播格局由头部媒体（中央级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等，腰部媒体（省级媒体）和底部媒体（县级媒体）构成。其中，“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传播和国家治理的“托底”工程而存在。只有主流媒体的“上游”影响，没有基层传播结构的支撑，则“头部”媒体的影响力势必难以触及国家传播网络的末梢。正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加固了基层传播的底座，拓展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下行通道，扭转了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中上游部位“空转”的局面。

总之，“媒体融合”是执政党基于意识形态安全考虑而设计的系统性改革工程。藉由“媒体融合”改革，执政党正在重新打开被那些被商业化头部网络平台阻塞的传播“入口”，推动传统主流媒体与网络空间的广域联接，畅通传播渠道，改变意识形态传播受阻的被动局面。

来源 |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排版 |  陈姝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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