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努力提升上海经济发展的确定性

7月16日《解放日报》刊发要闻文章，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军谈当前上海经济形势。张军教授从疫情冲击对于上海经济的影响、新冠疫情与2003年的“非典”对于经济影响的差异、上海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以及如何确保上海的核心功能在外部冲击下正常运转等方面对当前上海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下为访谈全文。

最重要的是确保流动性和畅通

记者：怎样看待疫情冲击给上海经济带来的下行压力？

张军：今年4、5两个月，因为疫情管控需要，上海经济受到了较大影响。人流、物流基本处于静止状态，对经济活动和收入的创造非常不利。

其中，失去流动性对服务业影响最大，比如说餐饮业、娱乐业、旅游业，因为它们的目标消费者足不出户。即便可以通过手机终端来购物，但是物流停止也会对消费造成比较重大的影响。封控管理不久，上海就实行了特别通行证管理的模式，允许恢复部分物流，情况得到局部缓解。

相较服务业，制造业受到的影响稍小一些。因为一般来讲，制造业都有一定的库存缓冲，包括原材料、中间品。但是整体来说，制造业还是面临封控或者封闭管理导致的物流不畅问题。生产的东西运不出去，需要的中间品、零部件运不进来，出口交货的合同无法在规定的时间里装船……所以短期内经济负增长是必然的。

反过来，这启示我们，一个城市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确保流动性和畅通，人、财、物、信息都要流动起来，这好比人的血脉。我们是市场经济，而且是开放的经济，所有影响流动性的政策，包括疫情等突发事件，短期都会对经济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记者：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和2003年“非典”有什么不一样？

张军：今天中国的经济和2003年完全不在一个量级。跟那时相比，今天的服务业更发达，整个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开放程度更大，复杂程度更强，供应链更长。

从统计数据上看，“非典”对GDP的影响像一个脉冲：指标突然降下去，然后很快又起来。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广度、影响深度肯定更厉害，会在长期产生影响。现在不论是人类对病毒的认知还是疫苗，都还在起步阶段。将来不仅是中国，全球都会面临防疫常态化问题。换句话说，不要指望病毒会从我们身边突然消失。将来我们应对它的手段会很多，会有更好的疫苗出来，直至我们面对新冠像面对流感一样。

韧性意味着面对冲击有反弹的能力

记者：如何增强上海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张军：不同于纽约、香港等其他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特点是制造业占比相对较高，约占GDP的四分之一。因为有制造业，上海经济受到疫情冲击的程度会相对缓和一些，如果仅有服务业，情况会更严峻。

如果说有韧性，可能制造业的存在是一个原因。首先，制造业没有那么脆弱，很多行业可以在闭环情况下运行。另外，制造业的自动化程度更高，有些产业已经可以用机器人来取代人力。这也是将来的一大趋势。

当然，韧性不仅是指面对冲击时有足够的缓冲空间，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控制住外部冲击后，有反弹的能力。除了现代服务业，上海制造业里有很多出口行业，现在恢复得都比较快。

对服务业而言，要想尽快恢复，最重要的就是改善疫情的监测能力、流调能力、核酸检测能力等。上海地方财政的状况相对较好、医疗资源丰富，这也是加快经济恢复的一个重要保障。

记者：如何确保上海城市核心功能在外部冲击下正常运转？

张军：现在上海的服务业当中，金融、贸易、航运这些核心功能，技术手段已经高度现代化，大量的交易活动都在线上进行。当病毒袭击或者封控时，只需要少量人员在现场值班就可以维持运转。

这当中有一个技术性问题：如果人不到现场，在家能不能处理这些事务？“9·11”的时候，美国也面临这个问题。当时华尔街要关闭，整个金融系统的运行就会受到影响，所以美国也在讨论。因为从数据安全考虑，法律不允许员工从家里接入金融机构的内网去执行线上任务。这些核心系统虽然可以自动运转，但依然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在现场。不过我想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应该能够解决。

这也提醒我们，上海作为金融中心，需要有完备、高效的灾备系统，包括资本市场、商品期货、基金证券等金融运作都需要有。很多机构可能也建立过一些，但以前没有机会测试，这次疫情提供了一个契机。比如上海黄金交易所的负责人曾经谈到过，交易所除了上海的交割中心，还有一个备份交易中心在深圳。这是考虑到万一上海遇到突发事件，他们可以动用外地的备份交易中心，确保黄金交割合约的履行。

创造科学透明可预测的政策环境

记者：下半年上海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是什么？

张军：对经济的恢复和稳定来讲，最大的敌人就是不确定性。比如，你要出去吃饭、办事，或者想去外地旅游、出差，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被隔离，这就是不确定性。如果确定了，你就可以提前做好计划，该去哪就去哪；但是如果有不确定性，你就会推迟决策，把支出往后推。对每个人是这样，对整个经济来讲也是。

经济恢复需要一个确定的、可预测的政策环境，无论是对家庭、投资者、创业者，还是企业，可预测性都很重要。所以上海首先要创造一个科学的、透明的、可预测的政策环境。这样，做生意的会来，商务旅行的会来，旅游者也会来，本地老百姓吃喝玩乐也能做出相应的安排，即使局部再有疫情反复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消除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

我非常期待上海有关部门梳理一下疫情以后的政策环境，把能清理掉的政策尽快清理掉，正本清源，让政策更加清楚、透明，让人们不再受各种小道消息和噪音的干扰。建议市政府重视这个问题，通过固定的政策窗口或者热线，让政策一目了然，降低人们在上海生活、投资、置业、经商的不确定性。

记者：对于推动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张军：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各领域的创新应该走在全国的前面，应当率先借这次疫情冲击顺势推动本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质性减少政府干预，尊重市场规律，走上内涵发展的道路。说白了，内涵发展就是不再由政府从投入端去推动经济的增长，而是允许和鼓励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政府就是要把政策环境做好，致力于消除各种不确定性，并从制度上更加鼓励公平准入和公平竞争，减少政府部门的无谓干预，把更多的选择权交给市场主体并有效保护他们的权益。

这样的转变已经到来。2013年成立上海自贸试验区时，就是想借自贸区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改变政府部门对经济的管理模式，更多地放权，确保市场主体的自由，提高经济活动的综合自由度。这些制度创新应该更大规模地在全市推广，让上海经济变得更有活力。

走内涵发展的道路，必然要和全球中心城市拼人才。更多的人才到上海来，上海经济肯定会发展得更好。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那么除了硬件建设，最重要的是环境建设，包括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以确保人们在上海择业、创业，生活无后顾之忧。环境建设是一个久久为功的长期课题，在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分配等若干方面，上海还有许多需要努力改进的地方。在我看来，上海的未来或许就在于能否解决好这些令普通人焦虑的基本问题。

来源 | 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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