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丨彭希哲：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年龄结构

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年龄结构

发表期刊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14-24页）

作者简介

彭希哲 教授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导读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全球性人口发展趋势。由于传统的老年定义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人口变动包括人口老龄化的客观现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老龄社会的认知和相关的应对策略，我们对于老龄化及其挑战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有建构的成分。更新老年定义及其相应的指标体系不是一个数字游戏，一个重要作用是改变人们的传统理念和思维定式，消除对于老龄化的过度解读，从而推动新的社会共识，为积极应对老龄化创造更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更理性的社会氛围，并逐渐推动应对老龄社会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的重构和完善。重新定义“老年人”的概念，需要充分认识我国未来数亿的年轻（或低龄）老人是巨大的人力资源。老年人自身蕴含的经济产出能力、文化传承和社会价值等资源，可以通过社会经济参与方式呈现并发挥作用。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将与智能化、数字化等现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相同步。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发展正在重塑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促成传统的劳动就业方式发生持续性的嬗变。这为我国老年人口持续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外部动能，为挖掘老年人口中所蕴藏的丰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创造了新机遇。

内容精选

摘要：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最直接的人口学结果，而老年人定义的确定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判断，并直接通过劳动力市场等制度或政策安排，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全球性人口发展趋势，巨大的老年人口数量、快速的老龄化进程与显著的地区和城乡差异是中国老龄化的最主要特征。应当动态调整老年人的定义和分类依据，避免过度解读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充分认识老年人口中所蕴含的人力资源，积极推进老年群体广泛的社会经济参与。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年龄结构；老年定义；社会经济参与

2020年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大陆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持续发生许多重大的变化。按60岁及以上标准计算的老年人口数量第一次超过少儿人口，成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伴随我国年度出生人口数的持续下降或稳定在低位，“十四五”期间1962年以后，特别是1963年及整个六十年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都将依次进入老年，使得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速，向深度老龄化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最直接的人口学结果，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不言而喻的影响和挑战。

01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

全球性的人口发展趋势

世界人口的年龄结构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各个国家的差异也不是很大，总体表现为年轻人口占绝对多数。直至1865年前后法国的老年人口（60+岁）比重达到10%，法国成为历史上首个步入老龄化的国家。大部分的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开始逐渐进入老龄化过程，东亚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紧随其后，直到老龄化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人口发展趋势。联合国预测到21世纪50年代，全世界将有超过150个国家或地区，即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或地区，属于老龄化社会。

人类社会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主要源自人口转变的历史进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健康状况的改善，教育的普及，特别是女性受教育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普及，等等，都是推动人口转变的根本性动力。生育水平的不断下降、健康水平的不断改善和预期寿命持续提高，是人口老龄化的最基础的人口学原因。就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人口迁移流动也会对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产生巨大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目前大多在欧洲，但一些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正在迅速赶上。人类社会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阶段，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差别只在于出现的早晚和进程的快慢。

02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

人口老龄化首先是一个人口现象，其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上述国际比较说明，中国的老龄化程度目前在国际上还不是最严重的，但中国巨大的老年人口数量，快速的老龄化进程与显著的地区和城乡差异成为中国老龄化的最主要特征。

快速的老龄化无疑使得应对老龄化的挑战会更加严峻和复杂。简单地说，西方国家可以在100年左右的时间慢慢地适应老龄化的发展，在此期间逐渐调整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逐渐地改变产业结构，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能有一个相对比较宽裕的时间来适应老龄社会。而在中国，快速老龄化与我国的快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同步；年轻的社会保障制度才开始初步成型，就在老龄化的压力下面临调整和改革；人们刚刚还在欢呼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创造人口红利，马上就面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持续减少，人口负债已经出现。总之，我们的社会观念和相关的社会制度体系只有很少的时间来适应这种人口发展态势的巨大变化。

除了这两个基本特征之外，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有很显著的地区和城乡差异。如果说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999年、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那么上海早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了，而西藏等省区至今还没有达到老龄化的标准。近几十年的人口迁移使得老龄化的这种地区差异更加明显，也是造成我国城乡老龄化程度倒挂的重要原因。

总体而言，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乃至人类社会的常态。它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口再生产模式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必然结果，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已经不可逆转地向老龄化发展，由此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的国情。人口老龄化绝不是一种短期现象，无论今天或是未来，至少我们现在的每个人都注定生活在一个老龄化社会，那种“年轻”的社会已经一去不返了。老龄化的影响涉及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是全方位的。对老龄化的认识和应对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老年和老龄化的定义，老龄政策的性质和内涵也取决于对老年人及老龄化的界定。

03

老年定义的再讨论

目前作为社会常识的老年定义是指60岁或65岁及以上的人口，这一标准来源于联合国。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定义老年的年龄起点为65岁，其主要依据是当时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同时也受德国的老年救济法令的影响。1982年联合国“老龄问题大会”重新设定老年定义为60岁及以上，原因是要将老龄化趋势日渐显现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定义范畴。此后就一直是这样两个标准同时在执行，我国主要使用60岁的标准。

重新定义老年的最直接的科学依据来自老年医学特别是有关衰弱的研究。衰弱是多项生理系统的累积衰退并导致对外界压力较为敏感的一种身体状态，涉及神经肌肉、内分泌、代谢及免疫等多系统的病理生理改变。国内关于衰弱的研究以医学领域为主导，近年来也开始出现从社会科学的视角对衰弱开展研究，成为重新定义老年的重要的科学基础。

就人口学和公共卫生来说，年龄别死亡概率是用来研究人的生命周期过程中死亡模式的，也可近似地看作健康状态。我们可以以人口在成年以后年龄别死亡概率超过千分之十作为一个分析的转折点。

由于传统的老年定义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人口变动包括人口老龄化的客观现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老龄社会的认知和相关的应对策略，我们对于老龄化及其挑战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有建构的成分。更新老年定义及其相应的指标体系不是一个数字游戏，通过突破传统上聚焦于生理年龄的单一静态标准，形成维度多元、层次分明和动态调整的老年人界定标准和分类依据，一个重要作用是改变人们的传统理念和思维定式，消除对于老龄化的过度解读，从而推动新的社会共识，为积极应对老龄化创造更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更理性的社会氛围，并逐渐推动应对老龄社会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的重构和完善。

04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研究需要有新的视角

现代人口科学主要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门有特定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学科。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分析是人口学和相关社会科学重要的研究领域，各种分析指标和研究方法也在几十年间一直引导着我们对人口变动的认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府人口政策的走向。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不仅有两个同时进行的重大转变，即经济体制变革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更与中国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直接同步。在巨大的社会经济转型和科学技术变革的大背景下，传统的人口概念、理论、指标和分析工具已经无法准确刻画及解读中国新时代人口发展态势。由西方学者主导的诸多人口理论更无法有效诠释中国的人口规律及其与发展的关系。

在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教育的普及使得平均的工作年限自然缩短，同时在每周实际工作小时也不断减少的世界大趋势下，人们在生命周期中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时间必然是持续减少。与此同时，人们的寿命不断延长，而需要养老金支持的年份增加了。这种趋势一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人们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乃至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非经济性的创造性活动和更多的闲暇。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制度性的适应性改革，也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人力资本利用率的下降。如果没有退休年龄的相应延长或实际社会经济参与的提升，每个个体一辈子的劳动创造和经济收入就可能难以覆盖一辈子支出，从个体和国家层面都会出现问题。

一个非常可能的趋势是，在传统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活动参与率持续下降的同时，以往被大大忽视的老年人口（主要是年轻的老年人口）的经济活动参与却不断提升。老年人口继续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其一是通过延长退休年龄，让更多的年轻老人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其二则是通过老年人口广泛的社会经济参与，在经济建设、社会生活、志愿者活动和家庭照料等领域继续发挥作用。纵观世界，延迟退休甚至取消强制性的退休年龄制度已经成为先期进入老龄社会的国家和地区的基本趋势。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退休年龄都在65岁，许多国家都有进一步延迟退休的政策安排。2021年4月1日起，日本政府正式实施《改正高年龄者雇佣安定法》，把退休年龄上升到了70岁，并鼓励企业和员工将退休年龄延迟，甚至终身工作。

农耕时代没有退休的概念，退休制度的建立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其本身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也构成了劳动就业市场和劳动者工资决定的基础，让老年劳动力在逐渐丧失就业能力的年龄体面地退出劳动力市场，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到了信息化时代，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正在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和劳动就业市场，也正在创造个人的知识积累、社会资本、工作能力在任何年龄都可以发挥作用的社会场景。退休的概念可能会也应当慢慢越来越淡薄，或者在内涵和外延上都会重新解构，我们的社会也要做好准备。这些变化和趋势也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如何利用传统的人口学指标开展研究，而老年定义的重构以及更多行为指标的引入，将有可能使得我们对老龄化的认识发生重大的变化。

05

破除年龄歧视

推进老年人口广泛的社会经济参与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观点时提出，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要着力发挥老年人的积极作用。老年人口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应当是没有年龄界限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定义社会经济活动，以及如何设计相应的体制机制、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

应当看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将与智能化、数字化等现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相同步。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发展正在重塑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促成传统的劳动就业方式发生持续性的嬗变。老年人口可能已经不适合按照工业化时代的就业模式继续就业，但各种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兴的社会经济参与模式不断涌现，极大地拓展了人类体能智能的边界，也凸显了传统制度模式的局限，为我国老年人口持续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外部动能，为挖掘老年人口中所蕴藏的丰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创造了新机遇。

重新定义“老年人”的概念，就是要充分认识我国未来数亿的年轻（或低龄）老人是巨大的人力资源。老年人自身蕴含的经济产出能力、文化传承和社会价值等资源，可以通过社会经济参与方式呈现并发挥作用。在逐渐退出劳动就业市场以后公平地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是老年人口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实现和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场域。与此同时，我们在强调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时候，更应该认识到全面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包括继续工作就业也是老年人口的一项重要权利。保障老年群体社会经济参与权利和拓展老年人自我发展需求是从更宽阔视角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基础。

退休年龄改革事关国家社会保障以及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是一项十分重大和非常敏感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需要更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试点。探索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具体的时间安排和制度设计，需要协调诸如劳动立法、社会保障、终身教育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完善，也需要全体国民的深刻理解和积极支持。

在推迟退休政策大方向已经确定的背景下，可以首先尝试推行灵活退休的制度安排，并将“退休年龄”的提法逐步转变为“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最低年龄”，鼓励有劳动能力的老年劳动力尽可能推迟提取养老金，以缓和养老金提取的短时冲击效应，使得低龄老年群体由生产性人口向纯消费性人口转化的时间窗口不断延后。由于“十四五”期间大量低龄老人集中退休，并进而造成社会保障体系的突发压力，这项改革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

应当改变消极的养老观念，将“退休”的概念与“衰老”的意象脱钩，推动老年人群根据自身身体状况和参与意愿，从事各种力所能及的社会经济活动。研究表明，没有年龄歧视的参与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支柱，也是老年人口维持良好健康状况的重要途径。需要引导社会舆论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对老年人社会价值的认识，对老年人文化状况、精神世界和劳动权利等进行观念审视与意象重构，亦亟须全社会对“老龄与老年”这一命题的深刻反察与审思。

没有年龄歧视的社会经济参与体现了一个国家人口的创造性活力和认可全年龄段人口参与社会经济发展并分享成果的核心价值和社会环境，也是我国实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要支柱。让每一个成年人不论年龄都能积极地参与社会经济发展并公平分享发展成果，应当是老龄社会发展的方向。

社会观念转变和制度形态改革常常滞后于人口结构的转变，在传统制度框架中应对老龄化，其本质大多是通过干预人口发展（例如出生率等）以延续传统制度的运行，其操作空间已越来越小。进一步讲，当试图通过增加出生以求未来人口均衡发展的时候，不能只见数量和结构，而忽视人口的行为特征，特别是不同年龄人口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状况。时代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正在重塑人们的工作形态和生活方式，为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创造了新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关注不同年龄人口社会经济参与更应当成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关键领域，或者说，推进老年人口更充分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是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

伟大的时代需要也应当能够产生伟大的理论和学术成果，中国社会变迁和发展的伟大实践理应推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的创新，发展新的思想和观点，立足于发现和解决中国和世界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应对新的挑战。对人口和发展问题的认识差异和时代局限，依然影响着中国现在乃至未来的人口政策和社会经济政策。相对陈旧的社会观念和认知混沌，包括学术研究中所使用的传统指标体系及其诠释，已经成为实质性推进老年人口社会经济参与的思想桎梏。

因此，亟须以新的思路来发展中国人口科学，包括研究本文所讨论的有关人口年龄结构的议题，实现“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中国的人口迁移、家庭模式、城镇化进程、老龄化的特征和应对等与人口发展相关的社会现实都对人口学家和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创新的时代要求，这也是中国人口学者的历史责任。实施更为有效合理的人口政策和应对老龄化的政策体系，以促进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持续、协调和均衡发展，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领域。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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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排  版丨上官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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