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地区的历史、面临的矛盾及未来走向

作 者 | 沈 逸 教授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

中东地区的历史、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及它未来的走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今天关注它，不仅仅是因为20年前美国打了伊拉克战争，并且在8年之后又遭遇了重大挫败，还因为现在中国外交的目光也已经投向中东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准确地理解中东地区的历史发展，以及该地区内生的规律性、机制性的东西，对我们认识和理解这些国家的行为和未来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简单来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东地区的特殊情况：这是一个有自己独立的文化起源和政治发展进程的地区，但又被欧美的西方式现代化在第一轮扩张过程中人为地干扰和中断，甚至引入到另一个发展阶段。

有一点请大家记住，中东地区是有自己独特的文明发展进程的，理论上说如果不被打断，那么它应该能够进化出一个具有自己独特文化属性的文明形态。但是当奥斯曼帝国将整个阿拉伯地区，我们现在称之为“中东”的这些地方，全部纳入其控制之下，随后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差不多同一时期，西方国家的殖民进程开始扩张，并且全面进入这一区域。

就像引起争议的所谓“近东”“中东”“远东”这三个概念一样，它们其实就是西方国家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以自己为坐标轴，表述自己在东面方向上先后进入了哪些区域，要解决哪些问题。英国有所谓的“东方学”和“东方问题”，说白了就是要解决奥斯曼帝国的问题——如何对这个帝国进行有效地切割、区分，然后从中攫取利益、实施有效统治。

为了清楚地理解2003年的问题，我们稍微往回看一看，把时间坐标拉到1914年一战爆发的时候，当时奥斯曼帝国是站在德国这一侧的，战争爆发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以“圣战”名义号召全球穆斯林和他一起投入到对奥斯曼帝国敌人的交战行动中。

一战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军官（图片来源：网络）

这就给英国方面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英国、法国有大量来自殖民地的士兵信仰伊斯兰教，如何避免他们被煽动，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此外，长久以来英法等国一直在对阿拉伯地区实行渗透，此时他们希望策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特定地区，尤其是阿拉伯地区民众起义，利用奥斯曼帝国内部所谓既统一又分裂的状态去最大限度谋取战略上的利益。

由此就促成了一系列欧洲的军事和外交行动。

从1915年开始，英国就尝试和控制麦加地区的谢里夫·侯赛因取得联系，同年3月，谢里夫·侯赛因的三儿子费萨尔和英国代表签订了“大马士革议定书”。从7月开始启动了非常著名的所谓“麦克马洪和侯赛因的通讯”。在其中英国画了一个饼，承诺谢里夫侯赛因如果能够成功策动泛阿拉伯的反奥斯曼起义，英国就可以在阿拉伯半岛承诺他的地位。

对于谢里夫来说，他的野心和目标是重现历史上的阿拉伯帝国，也就是在伊斯兰教出现到早期扩张时期，曾经短暂出现过但持续时间不是很长的，几乎包含所有阿拉伯人的庞大而统一的政治实体。

但事实上，在对侯赛因做出这样一种承诺的同时，英国的东方问题专家塞克斯和法国的驻贝鲁特总领事皮科特在1916年3月份签订了非常著名的《塞克斯－皮科协定》，该协定包含了将奥斯曼帝国的中东属地瓜分成为三大板块，分别交由英国、法国、沙皇俄国占有，而不是像之前承诺的那样，把整个阿拉伯的属地交给侯赛因。

我们今天看到的中东地区的版图，这些相关国家的边界主要是在《塞克斯－皮科协定》中确定下来的，以至于后面当21世纪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主打的一个口号就是“不承认塞克斯－皮科边界的合法性”——要打破现有的中东国家之间的边界，把它们重新统合成一个泛阿拉伯国家。

在有了《塞克斯－皮科协定》之后，英国觉得还不够，后来还弄出了《贝尔福宣言》，在巴勒斯坦地区引入犹太人，在阿拉伯和犹太人的矛盾上做文章，形成又一个新的“地区支点”，从而持续地制造矛盾，实现所谓的“一直分裂”原则——首先把阿拉伯从奥斯曼分裂出来，再对阿拉伯世界进行不断地分裂，从而确保当地处于持续的纷争状态。这种持续的纷争状态能够给英国法国这样的域外国家对这个地区直接或间接的殖民统治提供最大化的便利。

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当中，英国主导确立了所谓“委任统治原则”，把奥斯曼帝国下辖的领土，比如伊拉克、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这些地区被称之为“A类委任国”，或者叫做“A类地区”，这些地区可以暂时以独立国的形式存在，但是行政相关事务由相应的“受托委任国”予以“指导”和“援助”，事实上就是把这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控制形式在国联框架下予以合法化。

凡尔赛条约的签订（图片来源：网络）

这样一来产生的后果就是阿拉伯地区原有的政治生态和文明的进化进程被打乱了。

通过委任统治的形式，曾经处在单一的政治共同体下的泛阿拉伯地区被人为地建构成了一个所谓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出现了一堆主权国家。其中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如果按照欧美讲的“单一民族建国”的民族国家定义，阿拉伯作为一个民族的话，那么整个阿拉伯地区应该是一个单一国家。而到了这里却是根据地理位置、资源分布、人口进行了人为切割，形成了20多个政治实体，由英法搞殖民统治的官员划定了主权国家的边界。

比如说，你去看约旦和沙特的边界，会看到一条非常大的折线，历史上有一个故事叫“丘吉尔的喷嚏”——当时英国的殖民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曾经炫耀说，“我在花园里面花了一个下午在地图上仔细地画好了约旦和沙特之间的边界”，他画线时打了个喷嚏，手一抖“啪”一下两国边界就成了这个样子。

这种“细分化”在当地引发了两种反弹：一种是基于民族主义路径的反弹。20世纪50年代，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殖民体系迅速瓦解的时候，阿拉伯国家普遍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出现的所谓“泛阿拉伯运动”，认为阿拉伯是一个民族，希望能够实现政治上的联盟，甚至是国家的统一。20世纪50年代，一度出现过若干个阿拉伯国家相互之间合并成立一个新国家的运动，但持续时间都不长，因为在英国的“分而治之”过程中，对这些地方原有的民族宗教矛盾添油加醋、火上浇油，使这些矛盾持续喷发，因此这轮运动也就没有了结果。

第二股思潮是20世纪70年代，以伊朗伊斯兰革命为起点。所谓的“伊斯兰教复兴”就是尝试从文化、宗教这个角度重现古典时期阿拉伯的荣耀，同时也追求一种政治上单一组织的形态。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从阿拉伯自身的发展来看，现代化的进程是被以殖民进程的方式简单粗暴地植入当地，所以阿拉伯世界对于外来殖民势力的反抗、对自身道路的探索以及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伊斯兰教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要素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极其微妙的张力。

我们再把时间坐标调到1945年之后，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阵营化的博弈，整个中东地区是他们博弈的一个焦点；中东地区的这些国家在不同时期、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在美国和苏联之间相互变换他们的结盟关系。但是对于地区发展而言，中东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上需要取得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务实发展，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被冷战时期阵营之间的敌对矛盾、甚至是中东地区爆发的冲突和战争给压制了——现代化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冷战结束以后，对于美国来说，它在中东地区客观上需要什么？这个地区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建立怎样的秩序？美国给出的答案是，在2003年以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当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后，面临的一个选择是“见好就收”，正如后来那些比较激进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对小布什的批判或者说是推脱——他们认为“我们新保守主义支持你去打伊拉克，你就应该踹门而入、干掉坏人，然后拍屁股走人，剩下的事情让国际社会替美国去做”——他们说的拍屁股走人，当然是指小布什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降落，宣布战斗任务结束之后，美国就应该立刻马上撤军，后续的战后重建任务应该交由美国的盟友或当地人自行完成，美国不沾任何东西，但这显然是美国更做不到的。

美军在伊拉克（图片来源：网络）

美国在伊拉克推出的“大中东计划”，其实就是希望复刻自己上一次在日本和德国的成功经验。事实证明它忽视了中东问题非常复杂而深刻的历史经纬，不仅没能复刻奇迹，而是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地点，对一个错误的实验对象进行了一场错误的实验。

2011年之后，美国通过不懈的努力，在中东地区取得了后来被称之为“阿拉伯之春”的“重大成就”。“阿拉伯之春”可以视作美国在中东地区通过所谓“颜色革命”的街头暴乱、配合美国的动作，以一种类似政治上“休克疗法”的方式在中东全面复制和输入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尤其是政治上的多元民主制度。

这种生搬硬套植入的民主制度，出现了两个美国可能事先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第一，在意识形态和行为上能够让美国感到放心的那些被美国扶持起来的精英人物，在当地缺乏权威，在民众缺乏政治认同，没有办法把这套制度稳健而有效地运行下去。

第二，西方的选举制度，在当地和一些古老的宗教化力量相结合，比如穆斯林兄弟会、又比如说伊朗的什叶派。

美国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紧随其后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将从冷战时期延续到美国动手之前为止的中东地区本身的地缘政治稳定结构摧毁了，原先所谓的伊拉克和伊朗的“双支柱”的平衡局面不复存在。

美国极大地低估了在这样一个地区推行符合美国国内政治审美的民主计划所耗费的资源和时间，这恰恰是美国国内政治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只能用极其功利的、短期的、粗糙的方式去推动所谓的民主计划。人们看到的是美国跑到中东，先是以一种不负责任的方式在当地一顿打砸，然后更不负责任地用胶水把这些被破坏后的碎片拼贴在一起，这种拼贴的模型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正因如此，20年后我们回首看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以及之后的所谓重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冷战后美国霸权的灾难，他无视了中东地区复杂而脆弱性的力量平衡结构——正如前面所说，这种结构本身就是西方殖民体系强加给当地民众的，天然具有很大的内生缺陷和矛盾性。

美国有没有成功的希望？可以有，但是美国需要做到：第一足够大方，不计较金钱的投入；第二，能够站在当地的角度去为当地真实的利益做贡献；第三，必须保证在美国4年一次的政党轮替后，新上任的总统——无论哪个党派，能够把前面的政策坚持和延续下去，给各种要素在当地扎根发芽创造需要的时间。

而美国认为的是，它可以在一两届政府任内在中东取得巨大突破，形成一种美国理想的民主化、现代性的“新中东”，这个新中东可以成为自己可靠的后花园——美国不用担心这些国家给美国出什么难题，同时又能维持至关重要的以石油为代表的战略资源，并从这个地区获取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有利位置。

历史是没有假设的，也不能重来。20年之后，我们回头看到，作为一个任性的霸权，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以极其自我为中心的方式，近似挥霍地使用自己手上超强的权力。这种军事和技术上的优势在推翻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领导人时、在把塔利班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赶出去时，确实展现出了威力。但是当进入国家建设阶段，美国并没有做好准备，即需要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计回报地提供区域性的公共产品。显然，中东问题不可能如此简单地被解决，其蕴含的历史经纬远比美国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可以说，伊拉克战争后的20年，我们见证了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盛极而衰的过程。当我们再结合中国这20年的发展轨迹，尤其是2023年开始我们在中东地区所做的贡献，可以看到后伊拉克战争时代，新旧国际秩序的激烈竞争，而这场战争成了这个过程进入实质性展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这是之前所有人都没有预想到的，值得我们认真理解和把握。

来源 | 底线思维，原标题为“饱经沧桑的中东，容不下美国的‘植入式民主’”

排版 | 徐蕾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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