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 | 复旦大学2023智库周:复旦发展研究院校庆报告会——学科融合视角下的国家发展动力
2023年5月26日,复旦大学2023年智库周系列活动暨复旦发展研究院校庆报告会在智库楼106会议室举行。本次报告会以“学科融合视角下的国家发展动力”为主题,共分为四个专场和一个特别分享,来自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下属中心及孵化机构的14位专家学者,围绕国家发展的主题,从安全治理、人口教育、环境能源、科技文旅等角度,做了精彩的主题报告,并进行热烈的互动交流。复旦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张怡在线上做开幕致辞,副院长黄昊、研究员王帆担任主持,百余位来自学界、政界和业界的观众线上线下旁听了本次会议。以下为报告会观点摘编,供读者参考。
开场
张怡
复旦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开幕致辞
国家发展动力是非常宏大的研究范畴,我们可以从跨学科的角度,从多视角多维度的方法进行研究。她认为,当今世界已经进入逆全球化的动荡期,找到最核心的比较动力,并保持可持续的发展状态,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动力,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至关重要。面对世界动荡变革的不确定性,中国有一个确定的坚强领导核心。张院长最后表达了对报告会圆满举行的祝福,并寄语各位专家学者和与会人员有所收获,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王帆
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特别专题:
代表发展研究院介绍国家发展动力研究
国家发展动力是复旦发展研究院于2019年研发的基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学术产品。“国家发展动力”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立足中国发展实践,以“发展”为核心视角和战略取向构建新时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研究团队将“国家发展动力”定义为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形成的,确保国家存续、促进国家发展、增强国家实力的推动力量,并将之分为存续性动力和驱动性动力两大类。存续包含持续力和活跃力。驱动性动力包含生产力、发展力和创新力。根据三种驱动性动力在国家发展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可以将国家划分为“生产驱动型”国家、“发展驱动型”国家以及“创新驱动型”国家等三种类型。五个力动态变化并相互影响,形成了“国家发展动力链”。国家发展动力链的和谐程度和运转效率,成为影响一国发展稳健程度与速度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各国均可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全球并不存在唯一的最优动力链。
这一理论既可以用于揭示中国国家发展的经验,也可以用于对特大型城市创新发展的讨论。对此,我们形成了两个重要报告,即《上海“五个中心”新一轮发展战略:打造国家发展动力引领城市》和《上海构建全球科技创新策源地研究报告》。此外,我们还举办了2022金砖暑假班、中韩领导力项目和复旦拉美大学联盟年会,希望能把理论架构和发展实践结合起来,在国际青年学者中展开讨论,为相关国家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除此之外,研究团队还以“国家发展动力”主题,开发一系列学术产品,包括高水平论文、系列研究报告、指数体系、编著译著、课程体系等,我们期待在未来能够开展广泛的学术合作,推动专题问题的研究,产生更多的学术探索和争鸣。
第一场
沈逸
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
叙事变迁、焦虑驱动与心理代偿:
中美战略博弈的深层机制研究
研究中美战略有两大挑战。一是寻找中美之间新的可能性;第二个是重构中美相互理解的逻辑框架,重审中美关系的驱动因素。我们发现美国的很多战略并不完全是基于利益的深度精确计算而作出的理性选择,这就意味着需要改变传统的政治学叙事模式。美国的很多战略决策起因于由负面情绪导致的焦虑性驱动,这是由其国内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结构决定的,这一点是在传统中美战略博弈中某种程度上被忽视的,没有被充分注意到的新的现象。美国的战略利益很多时候并不表现为美国国家利益的实质增长,而只不过是一种群体性的心理代偿。美国的这种战略焦虑本质上源于中美实力对比在过去几十年间超乎美国想象巨大变化。中国应该充分考虑到美国精英层的决策逻辑,为由于美国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导致的不确定性情况做好准备。
江天骄
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主任助理
星链、星舰与太空规则新动向
从太空规则的历史沿革来看,196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外空条约》至今仍然是外太空治理的主要条约,它以和平利用为基本原则,禁止任何国家把外空当作领土范围,包括禁止实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开展军事演习等等。冷战结束后各国和国际组织针对太空治理展开了一系列实践,包括法律承诺、资源性的协议框架和针对焦点问题的专门讨论。目前看来,各国对外空的安全问题很难达到统一状态。大国之间的分歧和公地悲剧导致了大量环境问题。此外,军民两用性增加了技术难点。目前外空最新的规则趋势是聚焦卫星的拥堵问题和包括安保、可持续稳定等在内的竞争合作问题。2020年英国率先发布并随后受英美共同主导的“负责任外空行为”议程是目前国际规则制定的最新动向。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太空规则诉求完全是围绕自己服务的。在星链大背景下太空问题越来越复杂多样;太空规则存在长期被美西方强势话语主导;国际舆论道德压力较大等局面下,增强中国自身的影响力参与到太空治理和太空安全合作中来,是非常紧迫的任务,也是智库研究的重要使命。
姚旭
发展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
中美欧科技产业治理竞争与合作路径
科技产业的振兴和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在突发全球性公卫事件和地缘政治冲突下,我们面临着后疫情时代的新局面。由于美国对华贸易战到科技战的直接竞争烈度方式不断变化,中欧合作的重要性愈发重要。中欧的数字科技合作既要考虑美欧之间存在矛盾,也有中欧基于良好合作基础和一些共同疑虑与发展诉求。我们应当关注欧盟对于各类风险的定位和解读。我们立足于改善中美长期竞争僵持的局面,搭建中欧清晰的沟通渠道,找到中国提出的“自主可控”和欧洲的“韧性”供应链之间的共通性,拓宽双方的合作空间。中欧未来科技产业合作的具体发展方向,有赖于更多的调查研究,找到双方合作的已有基础和比较优劣势。
许闲
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数字中国建设中的网络安全风险与保险
中国已经成为网络安全领域里面被频繁攻击的一个国家。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风险跟以前相比已经有了重大变化。第一,传统风险是一个实体可被感知的风险,但现在的数字风险是无形的数字资产或数字货币的风险。第二,传统风险其实都是被动的,但数字风险出现复杂性和动态性的问题,例如数据泄露和网络安全的风险都是很重大的损失。对网络安全风险来说,狭义的理解是造成商业破坏和经济损失的恶意攻击,导致身份盗窃、敏感信心泄露和业务中断;广义的理解则包括信息系统的失灵和信息安全的风险、资产的保密性、操作性等。从保险领域来看,首先需要评估和鉴定这种风险,如果这种损失是可被估计的,我们就认定为可保的、有商业价值的风险。现有常规的解决网络安全的产品中,一种就是企业运营的保险。针对这个保险,美国发展出了比较成熟的市场,而中国的体量则偏小。但也许未来我们会迎来比较好的发展空间,包括针对网络金融的账户安全、虚拟财产的安全、移动支付的安全、云服务的安全等等的保险产品。在未来数字经济和数字科技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会遇到一些新的风险,而有风险就可能有保险,需要把风险损失用金融机制做一个转移,形成风险管理的闭环。
石烁
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美国核聚变点火“成功”
对中国能源产业的战略启示
2022年底,美国核聚变点火实现能量净增益,预示核聚变能源革命临近。不过,我们发现,美国核聚变点火技术不仅面临成本约束,更面临国内政治经济既得利益斗争的桎梏。即便如此,美国能源部仍然将核聚变点火高调宣布为重大“成功”,这是因为美国民主党政府以核聚变点火“成功”为政绩,是为说服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增加财政预算,从而支持清洁能源产业化的发展。但是,受制于两党政见分歧、财政支持力度不足、政企信息不对称等内部矛盾,美国核聚变能源产业化仍然面临长期考验。我们认为,核聚变点火已成为美国建立“小院高墙”以遏制中国的典型案例。美国近期不断宣扬新的全球秩序叙事,强调不会限制中国现代化发展,但美国本质上从未放松过遏制中国的战略。针对美国在核聚变领域发起的对华全面竞争,我们建议,为应对外部冲击、技术颠覆式进步、发展不平衡等风险,中国应着手规划“能源强国”产业发展战略。在中美全面竞争问题上,我们建议中国应采取谨慎进取的政策方针,即不可不信;不可轻信;独立自主;全力以赴;志在必得。
第二场
李琴
长江大保护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交互作用的时空异质性
及其社会-生态驱动因素:对生态空间管理的启示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各种产品与惠益,是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连接的桥梁,各类生态服务并非独立存在,而是有复杂的相互作用。流域是一个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通过研究结论发现:近15年来,长江流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政策驱动下有所提升,其中,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固碳功能、防风固沙等都明显提升,水质净化能力有所削弱;生态保护政策对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生态空间对于提供生态产品价值尤为重要,需要进一步守好生态保护红线。同时,我们也要思考如何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优化管理来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供需关系下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是“流”。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流动性、水资源主导性和时空异质性,显著的时空异质性特征表明服务的可持续性供应需进行区域规模化管理。最后,流域绿色发展的本质是实现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平衡,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需要政府主导和市场参与。
汤维祺
上海能源与碳中和战略研究院、发展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
城市能源低碳转型的路径——以上海为例
在气候变化的冲击下,城市面临气候灾害和能源安全等多方面的严峻挑战。但同时,城市能源集中、能源使用环境复杂、能源供需结构特征和技术丰富多元,为探索创新的能源转型模式路径提供了条件。上海是全球为数不多兼具“成长型”和“生产型”特征的超大城市,工业能耗刚性较强的同时,交通、生活能耗与排放持续提升导致需求波动性加大。虽然其能耗和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但距离达到碳达峰的目标仍有明显的差距。上海能源转型以夯实“安全为体”,兼顾“经济高效”,坚持“先立后破”为目标,定位于加快构建以坚强,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为中枢的现代能源体系,着力推动双向转型,即非化石能源由补充能源向替代能源转型;火电由主要电源向调峰保障电源转变。为此,我们提出十二条重点策略,包括:明确发展导向,推动火电向调峰和保障功能稳步转型;加强引导激励,推广以分布式为主的光伏发电系统;打造多能互补、智能协同的新型电力系统;创新模式,因地制宜推动能源深度梯级利用;深化改革,加快构建高效电力市场体系等。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些渠道能够探索出整个的城市的能源转型,为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参考。
第三场
胡湛
老龄研究院副院长
应对人口老龄化:为什么需要中国方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事实上,我们面临的更具挑战的问题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实际上低于中国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比例,这说明中国老龄化程度高、速度快。识别老龄问题会发现,现在中国面临生育低估、老龄高峰、退休高峰和死亡高峰等多重叠加的现实。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高度来看,主要需要关注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人口的资源格局和话语权拓展的可能性。关于老龄人口的界定主要被西方学界所主导,但实际上中西方的老年人面临着非常不一样的情况。中国老年人是有族群效应的,他们需求最多,差异化程度也最大。而且我们可能正遇到最可爱的一代老年人,他们的财富水平较高,且拥有较强的家庭伦理观念。第二个问题是银发经济的问题。银发经济的发展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队列规模,即要有足够数量的老年人;第二个是财富禀赋,即老年人的财富水平要足够高;第三个是消费观念,即老年人敢花钱、愿花钱。第三个问题也是复旦团队一直在思索的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比如生死的边界、健康疾病的边界、死亡哲学和生命伦理。这些问题看起来比较抽象,但实际上将为我们具体的理论建构和治理实践提供引领。
杜晓馨
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科技类留学人员归国选择
显现出的“个体-集体”叙事张力
人才正成为国家发展的持续动力,而归国留学人才是中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归国人才的选择原因大致可以被分为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个人,包括工作压力和自我价值实现;第二个层次是家庭,包括亲情子女,还有父母赡养等;第三个层次是微观环境,比如人际关系;第四个层次是中观环境,包括城市环境;第五个层次是宏观环境,包括政治和舆论的环境,种族问题,经济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等。留学人员表述这些因素的时候不自觉地对于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我们的研究发现主要有三点:第一,科技领域的留学人员他们表达自我选择的时候,会找到结合点和平衡点。他们大多对“学成归国”持谨慎态度,因为并不认为自己的成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地步;另外他们倾向于优先考虑自己的发展需要而非国家的需要,但也会思索自己行业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发展;第二,科技类留学人员都有一种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理想。华人在境外话语体系被边缘化的处境促使他们与自己的专业行业结合,产生服务社会的想法第三,中国的个体主义与西方的个体主义具有较大差异。中国人的大致倾向是,认为自己只有通过与集体和国家保持一致的方式才能使个体达到较高的成就。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复杂的公民性和个体集体之间的新认知,已经出现在这一批青年的身上。
第四场
文少卿
教育部国家发展与智能治理综合实验室副主任
历史名人古基因组IP赋能文旅融合
目前文旅融合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对我国文化资源的高质量研究。这会导致商业利用的低俗化以及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失真。当掌握话语权的人试图往里面掺杂个人意识形态时,青少年和大众的历史价值观和国家的文明传承就会遇到很大挑战。要更具创新性地利用好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文旅产业,有赖于深入的跨学科研究。以Y染色体与名人谱系的研究为例,可以帮助历史学家解决很多历史谜案,Y染色体谱系研究能够推测任何两个男性个体之间的代际关系,满足公众寻根问祖的诉求,深受关注。因此,我们通过对不同时期出土人骨的基因组研究,建立一个个文化IP,比如尝试建立了曹操后裔的基因家谱,把这些曹氏后人的家谱连在一起,这些后代每年会举行盛大的曹氏祭典大礼。再例如我们通过DNA帮助抗战烈士寻亲,以及颅面部复原技术把烈士的外貌呈现出来,让无名烈士变成有名烈士。通过对史前人骨、历史名人、抗战烈士的古基因组组测序,我们想要打造中国乃至全人类的遗传谱系树,每个现代人都是树上面的叶子,而这些不同时期遗骨也标志在它的节点上,从而吸引更多的大众参与。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研究,能够帮助更多人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了解整个民族的文化的历史。
王启元
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首位博士后
“井径灭兮丘陇残”:江南记忆与城市更新
南方城市的旧城特别具有一种风格的继承和转化。江南的很多旧城以风景优美著称,例如周庄的小桥流水;其实包括上海在内的大部分江南市镇曾经都是这样。近代开始,上海的城市空间规划的理想中,都是在旧城之外寻求新城的建设,整个城市空间兼具历史性和现代性。吴淞江航道及其两岸能够较为典型地反映当年江南城市的面貌。近代上海城市中心城区,都是围绕历史上的吴淞江故道两岸规划的。历史上的上海有一个变迁的过程,南宋时期有了“上海酒务”,唐代华亭立县,元代建府,并设上海县。今天上海人民路与中华围的轮廓是元明清城市空间的遗址,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在上海开埠之后,外国人把城外的黄浦江滩涂建设成了著名的外滩,沿着黄浦江、苏州河建立了近代早期上海现代城市。上海旧城在城市开发和拓展的过程中,由于和租界的沟通,最后在一个小小的县城墙上新辟了多个城门,并在辛亥革命后早早拆除城墙。希望今天上海对历史城市的保护,能够除却保留街镇空间外,更多地关注保护标志性的地标和建筑,把它和上海的文化地标街区改造结合起来,找到中间的平衡点。
刘丽
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数字互惠:数字化平台与乡村社区
发展的互动机制
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作为我国的两大战略,在农村地区有一个合流的趋势,这就是两大战略的协同推进。在农村数字技术和数字革命下乡之后,乡村的农业教育文旅医疗等产业加速升级步伐,乡村水利、交通、电网和物流等基础设施也在智慧化变革。另外以直播带货为典型代表的新业态进入乡村,乡村农民的综合素养和创业能力得到很大提高。在数字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会用自己的技术优势构筑数字霸权,但我们的数字中国建设恰恰就是希望能打破这样一种科技霸权,其中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数字向善,这是以数字企业为核心的实践,要坚持公共价值,强化数字技术的包容性、共享发展。数字进入农村的时候实现价值共享,大家共建共创,其实不仅仅强调了企业的伦理价值,更是为农村赋能,让农村的发展具有真正的能动性和可持续性。数字平台与乡村社区、数字互惠就是要打造发展共同体。具体而言,第一种模式是把乡村社区嵌入数字化产业的过程中。当前在农村使用较多的是数字产业的应用层。第二种模式是数字技术的商业化运用,例如海量APP在乡村的使用,这是新的数字化创业的机会。第三种模式是国家层面的东数西算,系统优化算力资源配置,促进东西部算力高效互补协同联动的过程,也是我国共同富裕战略的重要工具。在数字化平台促进乡村社区发展的方面,美团电商和阿里巴巴数据标注行业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案例演示。总之,数字技术给我们推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带来了很多机会,应当充分遵循数字互惠的基本理念,挖掘数字平台和乡村合作的潜能。
孙云龙
文旅部数字文化保护与旅游数据智能计算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江南水乡客厅建设
未来青浦将从上海的后花园转型成为上海之门,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种扮演重要角色。青浦要实现华丽转身,更好服务于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战略,就要抓住一体化示范区讲的“江南水乡客厅”这一重要概念。国务院批准的《长三角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明确要求要把水乡客厅打造为体现示范区绿色发展理念的功能样板,塑造世界级水乡人居文明典范引领区,成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集中展示区。支撑水乡客厅最重要的着力点是村,其主要功能是文旅、科普和创新,但这三者不应被分离和割裂开来,而应该形成一体化的合力。我们调研了上海的岑卜村,他们积极引入市场化机制盘活当地的文旅资源,还引入了民宿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等等新兴产业。另外调研的徐李村展现出青西片区的风貌,保留了很多未经开发的传统文化的要素。从调研可以引申出两点进一步的思考。第一点是如何合理分配旅游产生的经济效益。水乡呈现的诸多内容,其承载的肯定不是自然风景或文化建筑,而是作为主体的人。要更好呈现人的关系,凸显人的价值,就要关注利益分配的问题。第二点是我们需要重审城乡关系。传统观点认为城市集聚了所有优质资源,乡村是一个纯粹等待帮扶的被动对象。但今天我们可能需要转变思路,即城市生活并不是一种完美生活,乡村可能提供治愈城市问题的良好方案。这是在水乡客厅建设中,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总结
黄昊 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本次报告会聚集了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既有宏观层面的理论构架,也有微观层面的案例分析;既有特定视角下的学理分析,也有基于学科交叉融合的政策建议,充分展现了报告者们扎实的学术功底、严谨的逻辑思维和深切的现实关怀。现场场面活跃、氛围热烈,在报告人精彩生动的分享和提问环节的互动中,各位专家就部分问题达成共识,并开拓了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向。最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昊向与会人员表达了感谢,并期待在明年的校庆报告会上与大家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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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稿 | 陈梓培
编 辑 | 黄 晨
排 版 | 刘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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