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 沈国麟 易若彤：同频共振：西方战略传播的基础设施和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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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论文原载于《西北师大学报》2023年第2期。如需获取全文请参阅刊发杂志。

作者 | 沈国麟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 | 易若彤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俄乌冲突中，互联网平台对于俄罗斯声音的屏蔽和钳制，以及西方媒体界、企业界和文体界对俄罗斯的抵制反映了西方战略传播的同频共振，这种同频共振是在触发了西方共识机制的情形下形成的。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宣传到最近的俄乌冲突的舆论攻势，西方战略传播围绕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理念为表征的抽象人性论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协调行动模式。在战略竞争和军事冲突中，西方战略传播的优势更多体现在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的同频共振。西方战略传播的同频共振需要“硬件”和“软件”的支撑。就硬件而言，西方国家的优势正在受到中国的挑战，某些方面已经被中国赶超。就软件而言，凭借着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传播实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话语系统成为西方国家向全世界进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方式、维护霸权的手段和资产阶级推扩其统治思想的“糖衣”。这套话语体系通过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媒体和文化教育机构的传播和诠释变成所谓的国际社会主流价值共识，同时也是西方战略传播的重要资源。

导语

2022年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2月24日，俄军开始对乌军东部部队和其他地区的军事指挥中心、机场进行炮击，俄乌冲突爆发。北约国家纷纷指责俄罗斯军事侵略乌克兰而对俄罗斯进行了各种制裁，在政治、外交、金融、能源等各种制裁手段中，对俄罗斯舆论传播的限制和屏蔽引人注目。如欧盟禁止“今日俄罗斯”（RussiaToday，简称RT）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Sputnik）的新闻信息产品在欧盟全渠道，包括有线电视、卫星、IPTV、平台、网站和应用程序上传播；推特（Twitter）宣布欧盟区外对俄罗斯国家控制媒体内容进行标注和限制浏览；Meta公司宣布在欧盟区外对俄罗斯国家控制媒体的Facebook主页、Instagram帐户以及Facebook上包含这些媒体链接的帖子降低流量；谷歌禁止RT和其他俄罗斯媒体在其网站、应用程序和YouTube上收取广告费用，限制俄罗斯国家媒体在其平台投放广告；Netflix暂停所有未来的项目和来自俄罗斯的收购，停止制作俄罗斯电视剧；Snapchat公司停止向所有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实体进行广告销售，遵守针对俄罗斯企业和个人的所有制裁；微软公司也表示不再展示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产品和广告，并在其应用商店中下架RT相关应用程序，停止俄罗斯境内任何微软产品和服务的销售；Telegram在欧洲和美国封锁了俄罗斯国家控制的新闻网络。

俄乌冲突伊始，推特、Meta、谷歌不约而同地制裁俄罗斯，反映了信息战在现代军事冲突中的重要地位。信息战、舆论战直接影响人们对于战争的认知心理，进而影响战争的启动、进程和结果，是现代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全球平台传播时代的到来，当前的信息和舆论主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流通和展开，因此，社交媒体成了信息战和舆论战的主要阵地。推特、Meta和谷歌这些互联网巨头公司对来自俄罗斯的信息进行封锁，抑制了俄罗斯对于俄乌冲突的战略传播和事态解释，客观上消解了俄罗斯在军事冲突中的正当性，帮助了乌克兰和其背后的北约军事集团／国家。但这些互联网公司并不隶属于该国政府和北约组织，也没有接受统一的指令封锁来自俄罗斯的信息，为什么行动却出奇地一致？这背后有什么机制在统一协调全球社交媒体对俄罗斯的封锁行动？

一、同频共振：西方战略传播的共识机制

现代军事战争包括物理战和心理战两种基本的作战样式。物理战指运用物理学手段进行作战，其目的是造成对方的身体伤害，也不排除为了达成身体伤害，先行毁坏物体的可能。而心理战则是运用物理手段所承载的精神信息，攻心夺气的一种作战方式，目的是造成对方的精神屈服。物理战和心理战相辅相成、互为手段和目的。尤其在现代战争中，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给对方造成压力、影响对方认知的心理战甚至超过了消灭对方的肉体，占领对方的土地的物理战。不管是逻辑认知、语言认知还是心理认知都离不开信息的获取和传播。近年来，美军先后提出“战略传播”“思想战”及“认知战”等概念。而俄罗斯军队则提出过“思想战”“战略心理战”“战略信息战”及“媒体战”等概念。这些现代军事思想和概念，其实是把现代战争中的战略传播和信息战划了等号。

战略传播是“组织有目的地利用传播来完成任务”。战略传播的定义更加强调“战略性”。战略是指“在操纵和规划各种资源和各派观点以执行组织的大战略时，在活动开展层面做出的一些规定。”战略根植于军事思想。2004年9月，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发布的《战略传播专题报告》指出：“战略传播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至关重要，为了理解全球的态度和文化，政府可以运用多种工具，在人们和组织机构间开展国际对话，为决策者、外交官和指挥官就公共舆论对策提供咨询，并且通过传播策略影响态度和行为。”此后，美国国防部《军事及相关术语辞典》修订了该定义：“战略传播”是美国政府为理解并接触关键受众，以便创造、强化或保持有利于增进美国政府的利益的政策和目标的环境而进行的有针对性努力，这是与国家权力的所有方式同步且协调一致的。由此可见，战略传播概念自提出伊始，其核心价值就是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的，是由国家主导的系统性、协同性的传播行为和策略。

战略传播旨在塑造战略影响的传播行为和策略。围绕着明确的战略目标，战略传播需要对所有资源和渠道进行多层次多元化的协调与整合。美国是全球第一个明确提出“战略传播”概念的国家，在美国政府的文件里，战略传播就是政治军事手段，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公共外交，进行战争动员和军事行动范围内的心理战。在美国国防部的报告中明确写道：“通过运用协调一致的项目、计划、主题、信息和产品，统合国家权力的所有工具来理解和吸引关键受众从而扩大美国的国家利益。”该报告多次使用了“alignment”“coordination”“synchronized”“integrate”这样的词汇，表达协调、协同、统筹、整合等概念和意涵，可见战略传播需要统筹协调各种资源来达到战略目的。

在俄乌冲突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约在武器供给、情报支撑、网络战配合、先进技术支撑、极限施压与制裁等各个准战争层面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尤其是在信息战和舆论战层面，西方国家在遏制俄罗斯信息的传播、制裁俄罗斯媒体、钳制俄罗斯发声方面显得空前一致。除了上文所提到的著名社交媒体对俄罗斯的限制外，法国媒体Arcom暂停《今日俄罗斯法语频道》的播放。芬兰把《今日俄罗斯》从系列节目中删除。澳大利亚、加拿大、乌拉圭、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家也纷纷封锁俄罗斯媒体的国际传播和俄罗斯用户的信息消费。迪士尼和华纳兄弟公司暂停在俄罗斯上映电影。2022年3月10日，美国白宫召集大约30名在美国TikTok、YouTube、推特等社交平台颇具影响力的博主开会，向这些“头部网红”“网络大V”介绍俄乌局势和美国、北约的对俄政策。

西方企业巨头也加入到制裁俄罗斯的行列。苹果在3月1日宣布暂停在俄罗斯销售其产品。英国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和壳牌在内的石油公司也已宣布将退出俄罗斯。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停止向俄罗斯出口汽车，并将停止在俄罗斯的生产。爱立信和诺基亚停止向俄罗斯客户交付产品。超微半导体公司（AMD）和英特尔停止向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销售产品。万事达卡（Mastercard）和维萨卡（Visa）宣布停止在俄罗斯的业务。瑞士银行、NFT等多家银行冻结或封锁了俄罗斯用户的账户余额。马斯克的SpaceX公司拥有和运营的Starlink向乌克兰提供互联网服务，以对抗俄罗斯的网络攻击。

制裁蔓延到了文艺体育界。文体界的众多名流包括好莱坞演员库尼斯（MilaKunis）、法国芭蕾舞名角希莱尔（LaurentHilaire）、瑞士网球明星费德勒（RogerFederer）等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发声支持乌克兰。好莱坞明星夫妇莱弗利（BlakeLively）和雷诺兹（RyanReynolds）在社交媒体上拥有超过7500万粉丝。他们倡议为乌克兰难民提供100万美元的捐款，并鼓励他们的粉丝跟进。国际体育组织显然在这次冲突中没有保持中立。

世界跆拳道联合会撤销普京荣誉黑带九段称号；世界及欧洲跆拳道联合会的赛事将不会在俄罗斯举行。国际柔道联合会暂停普京（柔道黑带）作为其名誉主席和大使的职务。国际游泳联合会（简称国际泳联）撤销了2014年授予普京的国际泳联勋章。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建议各体育组织不应该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体育赛事。国际足联（FIFA）2月28日取消了俄罗斯人参加国际比赛的资格。国际排联（FIVB）决定取消俄罗斯2022年锦标赛的举办权。英国多家剧院取消了俄罗斯芭蕾舞团《天鹅湖》的演出。有着“指挥沙皇”之称的俄罗斯指挥家瓦列里·捷杰耶夫（ValeryGergiev）被多方要求表态，但都遭到了捷杰耶夫的拒绝；瑞典BISRecords宣布停止贩售与捷杰耶夫有关的所有商品；慕尼黑市决定革除其慕尼黑爱乐乐团首席指挥的职务；鹿特丹爱乐乐团亦宣布不再与他合作。俄罗斯当红女高音歌手安娜·涅特列布科（AnnaNetrebko）的多场演出也被迫取消。

战略传播的主要目标是主导舆论。自俄乌冲突以来，从西方媒体界到企业界，再到文体界对俄罗斯的抵制和制裁可谓此起彼伏，客观上对俄罗斯造成了国际舆论的合围之势，塑造了敌视俄罗斯的舆论环境。这种在“第二战场”上的舆论攻势，削弱了第一战场上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合法性，从而在战略上进行了传播动员，客观上达成了战略传播的目标。但西方媒体界、企业界和文体界的这种“合唱”并没有一个机构在背后进行指挥和协调。美国政府没有刻意协调、指挥西方的媒体界、企业界和文体界，北约也没有专门组织在背后协调各媒体、公司和文体明星。在第二战场上的反俄大合唱体现出了同频共振的特点。

共振一词最初来源于力学的强迫振动。当驱动力的频率跟物体的固有频率相等的时候，受迫振动的振幅最大，这种现象叫共振。同频共振指的是物理系统在特定频率下，会比其他频率以更大的振幅做振动，相同的频率会引起共振。引申到精神领域，同频共振指的是思想、意识、言论和行为处于同样频率引起共振、共鸣和协调一致的现象。在俄乌冲突中，西方战略传播呈现出了同频共振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在俄乌冲突伊始，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企业、社会组织、有影响力的个人纷纷公开抵制和谴责俄罗斯；第二，抵制、谴责俄罗斯的话语框架比较一致，即罔顾北约东扩的事实，认为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侵略”行为，不仅对乌克兰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也对世界安全形势带来了威胁和震荡；第三，这种抵制和谴责短时间内在全球舆论场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西方舆论的同频共振突显出其背后的西方共识机制。

当代意义上的“西方”通常指由西欧人建立的一组国家，包括西欧诸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组国家具有共同的宗教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在政治上奉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奉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层面信仰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很多时候，“西方”的概念还扩展至东欧、南欧、北欧、东亚等一些具有相同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国家。北约是西方最主要的军事政治联盟。北约宪章指出：北约成员国是一个价值观共同体，承诺维护个人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准则。因此，北约不仅是一个军事安全联盟，而且是维护西方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的战略工具。

美国学者丹尼尔·哈林（DanielHallin）在研究越战的著作《没有审查过的战争》（UncensoredWar）中提出美国新闻舆论“同心圆”的理论模型（见图1）。

这个模型包含着三个圈层。中心圈是“共识圈”，代表着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如自由、民主、人权等，这些价值观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媒体的报道不会对这些价值观提出异议；外圈是“失范区”，即被整个社会认为是失范或者敌对的议题，如共产主义，媒体不会给予共产主义任何正面或者同情的报道；中间圈是“合法性争议”的领域，一些社会争议议题因为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而在媒体上进行争论时，媒体才有可能进行“客观、公正、平衡”的报道。当一个议题处于中心圈和外圈的时候，媒体报道相对一致；而当进入中间圈（合法性争议）的领域，媒体就会显出多元竞争的态势，议题才有可能被讨论。这个同心圆模型是根据美国政治和新闻体制的特点归纳总结出的美国新闻舆论的特点。三个圈中的议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特点是由美式民主政治体制所决定的，扩而言之，整个西欧和北美国家，在新闻媒体方面具有“最相似的体制”（mostsimilarsystems）。在这种体制下，西方媒体在报道相关政治议题时会呈现相似的“同心圆”特质。

在哈林有关美国新闻舆论的同心圆模型中，中心圈和外圈其实是一体两面，当整个社会维护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时，那些“失范”的价值观和议题自然被当做“敌对势力”而对待。换言之，中心圈和外圈代表着西方社会的共识，俄罗斯出兵乌克兰，触发了西方舆论背后的共识机制。首先，北约意欲吸收乌克兰加入，其实在战略上已经把乌克兰纳入了北约战略安全范围，俄罗斯出兵乌克兰，触及北约的安全共识。其次，俄罗斯出兵乌克兰，触动了北约的战略共识。北约成立时流行着三句话，很好地概括了北约成立的宗旨。第一句话叫keeptheGermansdown（摁住德国人），即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第二句话叫keeptheRussiansout（挡住苏联人），即把苏联挤出欧洲；第三句话叫keeptheAmericansin（留住美国人）。苏联以及以苏联为首的华约联盟是北约的主要战略敌人。如今，华约已经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亡，但俄罗斯作为苏联解体后的最大继承国，依然被北约和西方视为苏联的影子，被当作西方战略利益的重要威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对于北约不仅是安全威胁，而且在能源、经济、地缘政治等各个方面都构成了威胁。第三，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和冲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触及西方的价值观共识，以同情“弱者”乌克兰为主调的西方舆论把矛头指向了共识中的“敌人”俄罗斯。北约不仅具有强大的军事能力，而且具有凝聚西方世界共识的能力。概言之，俄乌冲突触发了西方世界的安全共识，战略共识和价值观共识；这种共识机制协调了西方舆论同频共振的反俄“大合唱”。

 二、西方战略传播的基础设施

战略传播需要国家信息传播能力的支撑西方世界共识机制的同频共振也需要工具和设施的保障。随着二战后信息技术的不断迭代，信息传播的渠道、形态和方式等层面都涌现了颠覆性的革新。信息传播速率的提高和圈层化的加强进一步形塑了西方世界的共识，为战略传播能力的建设打下了基础。在互联网时代，战略传播的实施需要一系列基础设施的支持，这些基础设施影响甚至决定了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全球传播速率。俄乌冲突发生以来，俄乌双方均遭受了网络攻击，手段包括攻击对方的基础设施，造成网络瘫痪；通过黑客手段攻入敏感机构，泄露大量文件信息，旨在造成敌方社会混乱、通信中断，削弱其政府军事及民间机构的协同作战能力。这都说明实施网络攻击的战略传播目标需要基础设施的支持。笔者把互联网时代战略传播的基础设施分为初级基础设施和二级基础设施。初级基础设施主要指物质性的设施，包括光通信设施、通讯卫星、基站、手机、个人电脑和平板电脑等。二级基础设施指的是传播信息内容的节点、平台和系统，是非物质的基础设施，包括操作系统、浏览器、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等。初级基础设施和二级基础设施构成了战略传播所需要的设备和系统支持。本文将对全球战略传播基础设施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和特点分析。

（一）初级基础设施

光通信是以光波为载波的通信方式。目前，全球互联网的数据和信息主要通过光纤光缆传输其中，95％以上的国际数据都是通过海底光缆进行传输的，海底光缆已经成为了当代全球通信最重要的信息载体之一。海底光缆是类似于电缆的组件，但包含一根或多根用于承载数据容量的光纤。截至2020年3月，全球大约有426条海底光缆在运营中。包括日本的富士通（Fujitsu）、中国的华为海洋网络（HuaweiMarineNetworks）和美国的英飞朗（InfineraCorporation）等公司在内的海底光缆总长达到了110多万公里。此外，亚马逊、谷歌、脸书和微软等科技巨头与内容提供商，正在海底光缆市场中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它们推动着海底光缆系统的新项目实施和路线调整。据统计，仅谷歌一家就在全球范围内投资了超过15条海底光缆。在全球光纤光缆企业榜单中，10强企业来自美国、意大利、日本和中国，其中中国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包括长飞、亨通、烽火通信、中天、富通。全球光传输和网络接入设备排名前10的企业则分别来自芬兰、日本、美国、中国和德国，包括华为、讯远通信、中兴、诺基亚、烽火通信等。其中，华为牢牢占据龙头位置，在光传输和网络接入设备的全球市场份额达到20．49％。

通信卫星是一种通过中继器来传递和放大无线电通信信号的卫星，它创建了地面上发射站与接收站之间的信息通道，相关企业主体包含卫星制造商、卫星发射商、卫星系统运营及服务商、地面设备制造商等。目前卫星运营排名前五位的国家是美国（2944颗）、中国（499颗）、英国（368颗）、日本（205颗）、俄罗斯（169颗）。如果按运营公司拥有的通信卫星数量排名，排名第一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在轨卫星数量为1816枚（约占37％），其次为拥有288枚卫星的英国一网（OneWeb）公司和拥有189枚的美国行星（Planet）公司。

作为移动设备接入互联网的接口设备，基站是无线电台站的一种形式。就基站的数量而言，中国的5G基站数量最多，有115万个，占到全球的73．7％，其次是韩国（25万，16％）、美国（10万，6．4％）、德国（3万，1．9％）和日本（1万，0．6％）。初级基础设施还包括终端设备，主要发挥作用的是手机、个人电脑和平板电脑。在全球手机市场份额中排名前10位的有5家中国公司、2家美国公司、2家韩国公司，包括三星（28．25％）、苹果（27．83％）、小米（12．64％）、华为（6．25％）和Oppo（5．37％）等。而个人电脑和平板电脑占据全球市场份额前列的公司包括苹果、华硕、联想、戴尔、华为等。

（二）二级基础设施

二级基础设施是互联网时代数据和信息传播的软件载体，包括操作系统、浏览器、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平台、传统媒体等。无论桌面操作系统还是平板操作系统，市场都被Windows、iOS、OSX、Android等美国系统彻底垄断。而手机操作系统市场则由美国主导，韩国、印度和芬兰各占据一部分市场份额，代表性的系统有Android、iOS、Samsung、KaiOS等。此外，在浏览器、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全球市场中，Chrome、Safari、Google、Bing、Facebook、YouTube、WhatsApp、Instagram、Messenger等美国公司的产品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互联网时代，国际媒体在网络平台上的影响力成为评价一国传统媒体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准。无论考察传统媒体自身网站的影响力，还是搜索引擎的影响力，抑或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影响力，美国媒体都占据了前十名中的绝大多数席位，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CNN和美联社等。而在最具影响力的全球媒体公司中，以康卡斯特（ComcastCorporation）、迪士尼（WaltDisney）、美国有线电视运营商（CharterCommunications）、耐飞（Netflix）等为代表的美国公司也占据了国际信息传播的主导地位。

通过对全球数据和信息传播的初级基础设施和二级基础设施基本情况的梳理，可以归纳出西方国家战略传播在硬件布局方面所呈现的特点：首先，西方国家在二级基础设施方面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在初级基础设施方面则受到中国的挑战。近年来，中国的光通信、通信卫星、基站、手机、PC机、平板电脑等互联网时代的初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能够与西方国家一争高下；而在二级基础设施方面，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仍然占据着显著的优势，非西方国家的影响力还不能与西方国家匹敌。其次，西方的初级基础设施和二级基础设施在战略传播实践中相互配合，呈现互嵌状态，实现了集群化发展。在俄乌冲突中，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凭借着在初级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为乌克兰提供情报、网络信号等方面的支持；凭借着二级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对俄罗斯国家媒体的信息进行封锁，西方国家的传统媒体也异口同声地对俄罗斯进行攻击和批判。在基础设施的支撑作用下，战略传播得以实施。最后，二级基础设施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西方世界同频共振的战略布局的重心，在战略传播中起到核心作用。俄乌冲突作为新型的全球社交网络事件，具有信息爆炸、全民参与、全程直播等特征。不论是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平台、传媒集团，还是操作系统、浏览器、搜索引擎，都在西方战略传播的信息互通和共识机制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利用在二级基础设施布局中的压倒性优势，进一步促进了舆论上的同频共振。

 三、西方战略传播的话语体系

如果基础设施是战略传播的“硬件”，话语体系则是战略传播的“软件”。话语是指在一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个体或群体运用语言及其他媒介进行的交往实践。话语体系包括术语、意义和传播方式。话语具有建构事实乃至改变世界的能力。话语绝不仅仅是一种中性的表达工具，而是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权力是支配资源的能力。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不仅要争取物质资源的支配权，还要争取精神资源的支配权。话语属于上层建筑的领域，是精神资源的重要标志。拥有话语权，意味着拥有了对人、事、物的定义权、解释权和评判权。西方国家在数百年的全球殖民和扩张历史中，不仅占据了人类物质资源的支配权，也逐渐掌握了人类精神资源的支配权，具体表现为以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为载体的精神资源或者知识话语生产系统成为人类精神世界的中心。这一套系统定义、解释和评判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其背后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关系和价值观，它阐释着非西方世界生产和生活实践的正当性。

西方的话语体系及其掌握的话语权是西方战略传播的重要资源。西方话语体系不仅是符号系统和交流工具，同时也是西方思想理论、历史道路、发展模式、政治原则、制度规范、价值取向等本质内容的外在总体反映和实践方式，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意识形态立场和价值渗透性。当今，在多重话语体系并存的国际舆论场域，西方国家依然占据了世界性的话语主导权。14世纪以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罗马法复兴等开启了西方现代化的进程。西方国家不仅抢占了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发展先机，其话语体系也在几百年间不断发展与打磨，为西方战略传播提供了理论架构和实践动力。

（一）西方话语体系的发展历程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基本逻辑影响之下，被西方社会奉为圭臬的核心价值观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个人主义为观念根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价值目标，包含“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关键词，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与强权逻辑的推动下，将其视作全人类的价值观。这套发源于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价值观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世纪时期，传统宗教伦理中的普世主义开始萌芽，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得到发展，并逐渐成为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和阶级利益的政治话语工具。为了削弱封建阶级和教会统治的权威性、增强自身革命行为的合法性，资产阶级创立了一套包含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在内的人权话语。在资本主义取得飞速发展之后，又将这套代表国家利益的学说通过殖民等方式灌输给其他国家。凭借着经济、科技和军事方面的绝对优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的方式将非西方国家强行纳入话语体系中，制造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承载的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宣传自由和民主等价值观，一方面为实现国家利益服务，另一方面也为话语体系的核心框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1940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呼吁美国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的兵工厂”；20世纪50年代，学者丹尼尔·贝尔提出，发端于19世纪人道主义传统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已经走向衰落，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趋同，这一观点后被总结为意识形态终结论。此后，美国的历任政要都将这套观念作为战略思想武器向世界各国兜售，将意识形态视作与社会主义阵营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根本，一直以来保持着天然的制度优越感。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西方核心价值观念的构建路径处于全新的历史环境。一批西方神学家发起了“全球伦理”运动，提倡构建具备基本性和普遍性的全球伦理。1993年，基督教界发起《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提出全人类都应当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得到世界各宗教响应。大批西方学者围绕“普世伦理”，丰富完善了西方话语体系。最典型的如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提倡后发民族国家通过效仿自由民主制来实现现代化，达到人类社会政治制度发展的终结。由此，西方核心价值观的框架正式形成。这些学说逐渐成为西方进行价值观输出和普遍化扩张的理论基础，体现在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制定和实践中。在全球市场化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市场不仅输出商品和资本，还售卖标识、声音、图像、软件和联系。西方国家通过消除异己因素、建立同一化的市场制度和法律条款，以各种手段和措施引诱来制造世界对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认同，非西方国家则被动卷入西方价值体系。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将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话语体系打造为当下文明世界唯一且神圣的游戏规则，渲染其权威性和正当性。在成为西方话语霸权得以确立的核心框架之后，这套价值观具有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地位和话语权扩张需求相耦合的浓厚政治色彩。

随着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西方话语体系的理念也在全球进一步渗透，并随着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出现话语转向。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曾遭到广泛的批判和质疑，而后又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重新崛起，与西方核心价值观进行了话语合谋。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的普适化，提倡所有国家都参与到全球统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来，极力推行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核心价值观理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巧妙运用新自由主义对其价值观进行包装，有针对性地设置话语陷阱，以便实现广泛的话语输出和话语渗透。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将其理念及其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打造成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实现文明进步的唯一选择，使得西方话语体系框架的全方位渗透相比以前更具隐蔽性。例如乌克兰独立后，政府采用“休克疗法”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但企业私有化和税收政策等因素使得国家经济陷入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中，进而引起政治动荡。橙色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积极谋划安排顾问和外交人员在乌克兰政府担任高级职位，制定有利于西方话语体系渗透的经济和政治措施；同时大力扶植亲西方的媒体，积极传播西方价值理念。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层面的进一步渗透则表现在西方国家力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获得时空扩张。在“天下一家”“世界是平的”的话语包装下，实质上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跨大西洋体系为基础的新的世界帝国。

（二）西方话语体系的核心理念

在针对非西方国家的外交实践中，西方话语体系的核心框架中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几个相互勾连的关键词发挥了作用，将核心理念辐射、渗透到对外政策的各个层面。这几个关键词最初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口号，成为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并作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基本准则写入了宪法。而后，这些政治口号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现代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理念，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自由贸易、等价交换原则在政治领域的反映。

“民主”起源于希腊文，意为“人民的政权”。人人生而平等”的民主，是建立在平等的等价交换基础上的民主。而资产阶级的民主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一种统治形式。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家习惯模糊民主的阶级意涵，强调人人共享，并试图将其打造成为超越阶级对立的人民自治的社会管理体制。由于资产阶级垄断了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只有社会统治阶级的少数成员才能享受到民主，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具有两重性。此外，资产阶级还通过颁布宪法、实行议会制和推广普选权等实现民主统治的途径和方式，以形式平等掩盖实质的不平等。冷战结束后，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经历了一次关键话语转型，即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变为民主与专制的对立。民主和专制成为西方国家判断敌友的一个标志。凡是施行西方式的民主就是正当的，不接受西方式的民主就是专制，是不合法的。

西方思想界一直将“自由”视作人类与生俱来且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价值。西方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经济关系为基础，崇尚拥有自行调节机制及合理分工分配能力的自由市场，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随着经济全球化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中竞争自由、贸易自由和金融自由的理念具有了更强的普适性，成为了资本主义自由观在新时代的诠释基础和依据。资本主义自由观体现在新闻传媒领域就是西方媒体一直以来信奉的自由独立、中立客观的价值观。然而实质上，媒体会通过不断报道特定的事件，制造关于特定阶级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共识，并推动共识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报道国际新闻时，西方媒体经常会以新闻叙事的客观真实作为说辞，提出要捍卫全人类的民主和自由，然而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

平等的价值观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正义学说。中世纪基督教对平等进行了传承和发展，后逐步演化为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中的“人生而平等”的观念，被近代政治思想家视作对抗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平等通过契约论的形式得到拥护，并作为一项真正的权利被写入国家法律，为现代西方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驱使资产阶级力求在自由竞争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因而过分强调机会平等，漠视结果平等。

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说”认为，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权建基于商品等价交换所带来的私有者的财产权之上。资产阶级的人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的特征。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人权外交”的概念，提倡从民主层面来促进人权的发展，高呼“人权高于主权”。人权问题就这样成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推行民主战略、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

西方话语体系核心框架中这四个常见的关键词都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为标准，立足于个人主义价值观，代表着资本主义的利益。在外交实践中，以这四个关键词为代表的话语陷阱成为了西方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攻击他国制度的思想武器。对于不屈服于其话语霸权的国家和地区，西方国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价值观的冲突已经成为威胁当代国际社会安全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西方国家强行对外输出价值观的行为，非西方国家一直以抵抗的姿态来应对。不论是近代以来的反殖民化斗争、20世纪以来的反市场化运动、反和平演变，还是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都体现了不同价值观的碰撞和冲突。

西方话语体系是西方战略传播的重要资源。在当下国际战略竞争和冲突中，西方话语体系始终占据着优势地位。西方话语体系是由西方国家主导构建，代表的是西方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其核心框架以“抽象人性论”为逻辑原点，是一种超越国家、民族、阶级和时空的唯心主义价值论断。这些关键词遵循国际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被解释成具有普适性的话语秩序。在西方战略传播中，这些关键词及其蕴涵的理念被西方政要和媒体包装成合法性依据，为西方的战略扩张和冲突提供正当性的理由。战略传播最为根本的任务就是确保本组织的使命被认为是合法的。

以俄乌冲突为例，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在话语层面的博弈体现了两者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层面的冲突。西方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充分利用其话语体系中的核心理念为实现价值观的全球渗透服务。一方面，制造“反俄”的国际共识，将俄罗斯描述为“专制”“霸权”“侵犯人权”的“侵略者”。另一方面，在俄乌冲突前就不断对乌克兰民众宣示欧洲一体化的观点，培养亲西方的政府代理人；在俄乌冲突中，将乌克兰叙述为“捍卫主权”“捍卫自由”的正义方和受害者。而在俄乌冲突开始之前，国际舆论场上就充斥着西方政客散布的“恐俄”“反俄”信息，这为冲突爆发以来的宣传扩大化打下基础；通过限制外部信息来源、禁止俄罗斯文艺作品传播、宣扬民族主义思想等方式，改造乌克兰的意识形态，激化俄乌政治矛盾和族裔冲突；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通过在各平台对俄罗斯的信息封锁和对俄罗斯媒体传播的限制来进行舆论围剿，对与西方话语体系口径不一致的新闻报道实施封禁，同时营造有利于传播乌克兰“抵抗侵略”“为自由而战”的舆论环境，形成舆论一边倒的假象，试图垄断国际话语权。此外，西方国家还通过数字分身／化身等数字化方式，渗透于不同范围的社交媒体平台，企图分裂不同的舆论场，制造冲突言论，煽动民众情绪，传播西方价值观。总体而言，西方国家抢占话语权和定义权，将俄乌之间具有复杂历史背景的矛盾冲突简化为“民主与专制之争”，认为俄罗斯是自由民主的对立面，出兵乌克兰是不合法和不正当的。如此演绎之下，制裁俄罗斯、支持乌克兰成为了政治正确。

 四、结论

与一般传播相比，战略传播具有目标驱动性，即为了战略目标的达成而进行的战略行为。战略传播是战略竞争和军事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宣传到最近的俄乌冲突的舆论攻势，西方战略传播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协调行动模式。这种模式是在西方特定的政治、经济、媒体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战略竞争和军事冲突中，西方战略传播的优势更多体现在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的同频共振，这种同频共振是在触发西方共识机制的情形下形成的。

西方战略传播的同频共振是需要“硬件”和“软件”支撑的。在互联网时代，硬件指的是数据和信息流动的基础设施，包括光通信、通讯卫星、基站、移动通信设备、操作系统、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平台、传统媒体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设备、软件和节点。软件指的是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依据的话语系统。就硬件而言，西方国家的优势正在受到中国的挑战，某些方面已经被中国赶超。就软件而言，凭借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传播实力，在西方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套话语系统成为西方国家向全世界进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方式、维护霸权的手段和资产阶级推扩其统治思想的“糖衣”。这套话语体系通过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媒体和文化教育机构的传播和诠释变成所谓的国际社会主流价值共识，同时也是西方战略传播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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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研究”(20&ZD324);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构建研究”(21JZD011)。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 。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来源 | 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排版 | 陈科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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