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谈丨计划生育政策应抓紧反思调整

【访谈嘉宾】

梁建章 携程网董事会主席兼CEO，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

李建新 人口问题研究学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凤凰评论时事访谈员 熊志

怎样评估“单独二孩”的实施效果？放开“二孩”还有多远？3月3日，出席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北京团代表报到，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计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表示，今年不会搞全面放开二胎的区域性试点，单独二孩政策效果还有待观察。

人口政策千万别被数据误导

凤凰评论：根据卫计委提供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可以说，“单独二孩”在现实层面严重遇冷。客观上看，申请人中，多少是符合条件，又有多少通过审核，多少最终成功生育，这些数据都还无法准确知晓。它至少说明对于人口的增长，决策层面一直保持着过高的判断，这对人口政策有何影响？

梁建章：从历史经验来看，计生部门一向高估人口数据。比如，“十五”期间，计生委规划的人口增长为6257万人，比实际增长的4013万人高出55.9%；在“十一五”期间，规划的人口增量为5244万人，比实际增长的3418万人高出53.4%。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生育率仅有1.22，但却被调高到1.8，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核实，当年的生育率不到1.4。

事实上，中国人口政策在几十年前就被夸大的人口数据所误导。比如，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了“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该报告称，如果1979年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中国的人口到2000年将达到14亿，2050年将达到40亿。这一消息的发布，引起极大震动。正是在这种离谱的“人口恐吓”下，一胎政策才得以启动。

李建新：远的不说，以至今还有影响力的2006年底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为例。在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节中，有这样的判断，“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的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万—1000万人”。但事实上，从那时至今，我国每年人口的净增长连700万都不到，显然，这种过高的误判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人口决策。

开放二胎的紧迫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凤凰评论：有不少传言称二胎政策全面开放在即，但如上所述，马旭明确表示今年不会搞全面放开二胎的区域性试点，那么，从现实的角度讲，全面开放的紧迫性又到底有多大？

梁建章：我个人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是不够的，应该全面放开生育。由于堆积效应，全面放开生育后的头几年，出生人数会反弹，但幅度有限。根据最宽松的估计，全面放开生育后，反弹最高峰的出生人数也将低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水平。即便应对反弹需要付出，但未来的回报将远远超过这些付出，短期内可促进内需，长期更有利于缓解中国人口老化和锐减所带来的危害。

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超过20年，所以，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全面放开后出生人数的短暂反弹，而是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的急剧萎缩，导致几年后新生儿数量再现1990年代那样的雪崩。因此，应趁着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还未开始锐减，放开生育甚至鼓励生育。

李建新：实际上，在上世纪80、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我们已经错过了开放二胎的时机，要说紧迫性说破天也不为过。因为人口形势严峻，我所担心的不是放开生育政策之后的生育反弹，而是放开政策之后生育水平无法回升，起不到调整人口结构的作用。

所以我不断呼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可以不动摇，但要与时俱进，重新思考一下这个基本国策的任务和目标，根据当下的人口形势，变控制人口数量的计生政策为鼓励生育、调整结构的计生政策，并着手制定各项有利于生育水平回升的政策。

资源环境的人口承载极限是伪命题

凤凰评论：在反思计生政策时，权利问题被广泛提及，不少人质疑，是否该为了国家的宏观层面的利益，来牺牲部分个体的生育权利？但这种质疑，有个前提，即资源是有限度的，即便在这块号称资源丰富的广袤土地上，人口的承载也有极限，它是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不过在一些偏市场调节的学者看来，这其实是个伪问题，人口会自动调节，完成资源的配置。这种声音，是把讨论拉回了问题的起点：行政力量强制介入的计划生育是不是一定必要？

梁建章：其实，生活和生产方式对资源消耗的影响远超人口政策。三十年控制人口所缓解的压力，两年经济增长就会抵消。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即使按最夸张的多生4亿人来估算，相对幅度也仅30%。中国2011年的能源消耗量与1980年相比增长了400%以上，如果为了经济发展能够接受能源消耗增长400%多，那限制生育来避免人口多出不到30%消耗增长，又有何意义？如果用与限制生育同样的力度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能够节省的程度可能远大于30%。

在现代经济史中，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是由于资源瓶颈而使经济发展受阻。有很多资源贫乏的国家如德国、英国、日本、韩国、以色列，都发展得很好。相对来看，却有不少“资源诅咒”的例子，如一些拉美和非洲国家，有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但政府腐败无能，人民不思进取，经济发展反倒不如资源贫乏的国家。所以，人力资源才是一个国家发展最根本性的资源，其重要性其实胜过自然资源。

李建新：我国1980年以来的生育政策，实际上是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基础的，它把人口数量及人口增长当作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问题的主要因素看待。不过从过往历史看，人类人口突破资源环境极限的假说从未得到验证。

我们必须清楚，第一，人口因素是影响资源环境问题的因素，但不是主因。主因是一国一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制度法规以及观念等因素；第二，许多资源环境系统是开放的，其人口承载力是变化的、相对的，所谓不控制人口就逼近资源环境承载力极限是个伪命题；第三，人口不会无限增长下去。目前我国人口增长已经处于低于更替水平的惯性低速增长，人口增长不久之后就会走向衰退。所以，继续以生存资源有限、人口对环境有压力为由限制生育站不住脚。

计生部门在人口决策中当回避

凤凰评论：人口政策的放开，伴随着的是计生话题在公共领域的脱敏。以前，那种耸动的标语遍布城乡，计生执法引发的问题比较多，但公共领域还是有谈论的禁忌，现在政策开始放开，全面开放的呼声强大，算是不小进步。但反过来，它说明作为一项重大的公共政策，计生政策在论证和制定之初，存在着一些问题，未来的人口政策调整，又该吸取什么教训？

梁建章：很多人觉得，制定人口政策是人口学家和计生部门的职责，但这是一个误区。严格来说，人口学研究的是人口自身和其他变量对人口的影响。但人口政策得关心的却是人口对经济、社会、国防、环境、文明兴衰的影响，这些问题不是人口学，而是经济学、社会学、国防战略、环境科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

因此，人口政策的方向性，并不是人口学应该或有能力回答的问题。但在中国，某些人口学家却被赋予为人口政策决策方向提供建议的职责，这完全超出他们的专业范围。计生部门是执行人口政策的职能部门，其利益直接受到人口政策的影响，在核心人口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本应回避，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主要制定者，这种角色混乱在今后都应该避免。

李建新：1980年《公开信》是个标志，这是我国认识人口问题的分水岭，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判断由“人多力量大”转向了“人多是负担”，这也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分水岭。我们反思这段历史，不是要清算过去，而是吸取经验教训。人口是基础，人口如何变化，将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明兴衰、国力强大等方方面面，因此，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首先是要实现人口自身长期均衡发展，唯有这样，才能保证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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