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 | 被舆论涂污的企业家们:对资本的猎巫运动是如何形成的?
凤凰网原创 | 批柳舆论是话题营销也罢,是众意难平的发泄也罢,都在给竭力清醒的人提示,从间歇性狂热的舆论场挣扎出来有多重要。
考虑到柳传志在联想集团的地位,可以这么认为,以舆论审判的方式,列举联想集团“犯下多少宗罪”的,其实矛头指向的是柳传志,是要对他加以鞭挞。批判话语耍了一个小聪明,区分了联想与柳传志,假定前者是明珠暗投,要怪的“罪魁祸首”是资本家柳传志。这种微妙切割的攻击方法很有意思。
现在外界大致能确认两点:一是本次对柳传志的舆论“围殴”,竭力地激发人们将它与三十年前那场公司内斗相联系,想要做成一个清算“国资流失”的先声。但因为在事实层面无法站稳,本次批判更像是一次话题营销。而且,引发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辩护,可以说联想没有输,柳传志没有赢。
二是从输送到社交媒体的柳传志讲话看,他相当紧张,似乎非常惧怕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所以动员联想员工、举公司之力强调爱国本色。易言之,即使联想改制历史在合法性上没有问题,可一旦有风吹草动,柳传志仍然惶惶不安。他明知会外传的内部讲话,证明他深知攻击的方向和模式。
重点在于,批判柳传志受到了一部分人群的呼应,在72小时之内形成了显著的网络声势。这些响应者不一定赞成议题设定者的为人与立场,却愿意附议其方向,尤其是符合“资本有罪”的话语逻辑和故事版本,这才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流量话题的争吵背后:
被策动的舆论不等于社会现实
在评议联想柳传志卷入的最新舆情时,有论者似乎站在中间立场,认为本次舆论争议之所以搞出声势,是因为贫富分化与阶层固化,是现实中散布的社会焦虑与沮丧感,壮大了对柳传志的“有罪推定”。这种归因法在逻辑上薄弱,在事实上也站不住脚,实质上仍是以素质论为由责怪无辜大众。
贫富分化这个现实,确实可以用统计数据证实或证伪。阶层固化这个问题,多多少少也能被大众感受到。但在得出结论——因为贫富分化所以“仇富”,因为阶级固化所以痛恨“资本家”时,只怕流于草率,看似用现实解释了现实,实际上是用不成立的因果推断遮掩了一些更耐人寻味的现实。
例如,香港地区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是世界闻名的,但在香港社会中看不到像对待柳传志这样的大批判——退一步说,即使能列举出我国贫富分化与阶层固化的特殊性(想必这是攻击者乐于暗示给受众的),也很难得出那些参与舆论审判队伍的人,鞭笞联想柳传志,是源于上述社会现象的自然结果。
那些在社会现实与批柳舆论之间建立因果的人,将批判的舆论理解为社会焦虑的释放。要否定这种推断,不需要更多理论,只要诚实即可:社会现实与批柳舆论之间所以没有逻辑关系,是因为权力有足够的掌控力将两者分隔开来,后者成为塑造出来的东西,而非前者的下游产品或次生情绪。
需要树立的一种人间清醒是,仅根据舆论来看现实,不仅会积累和放大认知的偏差,还有可能为用心不良的流量生意所利用。流量商贩善于利用大众的误解和误读,掩藏牟利意图,将一次次营商策划案矫饰为社会主流民意。如果受众将舆论发动混同于社会现实使然,定会增强流量工商户见猎心喜的获得感。
在今日的舆论场
资本的污名化氛围业已形成
作家耶日·科辛斯基在自传体小说《被涂污的鸟》中描写了恶人莱克的娱乐活动,他会在捕捉到的所有鸟中挑选一只最强壮的,在它翅膀、头部和胸脯上涂满色彩各异的颜料,再将它放飞。这色彩斑斓的鸟飞到同类中寻找安全,可被其他鸟儿视为有威胁的异类,纷纷攻击和撕扯它,直到将这个弃儿杀死。
在今日的舆论场,资本的污名化氛围渐已形成,成为那只被涂污的鸟。
贬低资本的口头禅已经被社交媒体的用户普遍分享,不管是严肃地讨论资本,还是戏谑资本,人们通过社媒这一大熔炉,纷纷将资本推到道德洼地。“资本”成为一种不光彩的称呼,一连串阴谋和阳谋的代名词,谈论它就等于战胜它。
曾几何时,柳传志以商业教父的光环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在重商主义的年代,他对联想的改造写进商学院教科书,成为大众敬仰的市场经济成功案例。柳传志似乎也享受“商业教父”的身份,恰恰忽略了舆论场日新月异的基础性变动。
批柳舆论当然不是孤立事件,它即使与社会现实没有因果关系,但与社交媒体上逐渐成规模的资本污名化进程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批柳舆论作为污名化舆论的节点性事件,与柳传志为西湖大学辩护,与其校长马云急流退隐,与大公司急增共富基金等变动一脉相承。它们犹如草蛇灰线,成为理解资本贬抑的线索。
资本污名化氛围初成,有一些标志,其中包括在不同行业、不同人群中,资本被冠以不同的罪名。在内娱行业,三人成虎的是“资本控制了热搜”;在996的嬉笑怒骂浪潮中,言之凿凿的是“剥削来自于资本”;在阴谋论土壤下,众口铄金的是“资本控制舆论”。舆论还制造出“干电池”“工具人”等说法,用自怜来强化对资本的恨意。
资本巨头们面对舆论中层出不穷的资本有罪论,急需要崭新的标准来自证清白,爱国主义立场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想要借此摆脱“被涂污的鸟”的困境。
问题在于,在爱国主义的话语权上,资本巨头还是可能沦为弱势人群。他们对爱国立场的使用,被认为是急功近利,是要逃避批判,因而罪加一等。
有论者感叹,柳传志面对批柳舆论要沉得住气,认为他不必发声。可站在柳传志的立场,若以当下舆论场的基础氛围做参考,会发现资本进退空间狭窄。他无法拿市场经济为上亿元的薪酬辩解,也无法列举国资占股增值上万倍的事实,他只能像复读机那样重复“爱国”立场,承受指责他不爱国的舆论冲击。
| 资本巨头们面对舆论中层出不穷的资本有罪论,急需要崭新的标准来自证清白,爱国主义立场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想要借此摆脱“被涂污的鸟”的困境。
彷徨的企业家们:
从舆论中挣脱有多重要
在国风网红李子柒与合作公司的纠纷中,李子柒一开始就占据上风的,是她那句“资本好手段”的评论引导。不要小看着区区五个字,却有千钧之力,像那座压住孙悟空的五行山,道行再深的微念公司,也被紧箍咒定住身形。于此情形下,能全身而退要拜对方所赐,遑论在利益分割上计较短长。
考虑到李子柒出身微寒的地位,以及受体制看好的博主身份,她那句“资本好手段”可谓点题金句,非常直观、形象地点明资本在舆论场如泼皮一般的存在。当一位深谙流量常青树的网红也能以如此手段争取优势时,资本的污名化已经落实,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风评认知可谓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对资本的一句轻轻评议,即让公众想象出李子柒作为资本受害者的形象。但在其他的案例中,例如华为任正非、福旺玻璃曹德旺那里,资本不再是个问题,因为舆论已经给他们戴上了爱国者的冠冕,令这些资本在本质上区别于柳传志,因为他们被认为拓展了爱国的疆域,是真正爱国者。
这就带来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同样的舆论场中,同样是掌握私人大资本,为什么有的资本巨头因被认为是真正爱国者而安之若素?有的即使以最大音量喊出自己爱国却不被认可?谁清谁污,完全无法在舆论场中真正辨认。
不得不承认的是,如今在社交媒体上的舆论情绪,往往并非真正的现实舆情,实乃经过增减删改而被重塑和调节出来的社会情绪,进而反射性地影响到资本与企业家在舆论场中的赏惩褒贬之状。所以,资本与企业在舆论场域中的话语剧本,谁会被褒赏,谁会被贬惩,早已让民间读者与企业家们懂得如何心领神会了。有人察觉了这一剧本杀的端倪,选择了合适的角色扮演,而在各种挣扎之后,大多数人都会按照剧本走。
批柳舆论是话题营销也罢,是众意难平的发泄也罢,都在给竭力清醒的人提示,从间歇性狂热的舆论场挣扎出来有多重要。从结果上看,不管是任正非还是曹德旺,都已经不需要舆论场的加持,他们凭借其他人难以仿效的综合能力超脱于舆论,不再受舆论的钳制,这可能是资本的至高境界吧。
柳传志被特许经营的流量生意“相中”,沦陷在话题陷阱中不能自拔,看起来是全然被动的。但对流量生意的副作用也不能小觑,为联想柳传志说话的人经由本次事件被激发出来,重申了一些市场经济规律。还有人两边都不站,讲着不左不右的道理,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批柳的咄咄逼人之势。
批柳舆论好像给最普通的网民一种感觉良好的印象,以为对资本的紧箍咒谁都可以念念,然后看资本家面红耳赤的自我辩护,以为做平庸生活中乐呵乐呵的调剂。然而,这种网络幻想最易破灭,日常的生计,工作的营生,终将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与资本联系,从资本的民生网络里汲取休养生息的活力。
将批柳舆论从社会现实中摘出来,以为两者非因果,实际是看不见的某些因素有能力统御现实与舆论两界。同时也要看到,就像前一阶段所发生的那样,政策议题对资本表现出的纠结:一方面出台鼓励民营资本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要花很大力气宣扬说从未歧视民营资本。
假若前者牢靠,就不会有后者之辩。可如果两种互搏姿态并存,资本恐怕难免彷徨。曹德旺建构了世界级的玻璃工厂,以资本手段进入美国,雇佣美国工人,并在与美国工会的斗争中占据上风,赢取国内舆论场口碑。曹德旺确实不同于柳传志,可谁能确定他们不会共享这种彷徨;而此间的彷徨,是不是批柳舆论所借助的青萍之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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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唐作兰
编辑丨萧 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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