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无人买单的超长生育假:岂止是女性的不能承受之重?
凤凰网原创 | 本来该话题的关注点是正确的,即“谁来承担延长产假的成本”,却被一些言论带到了“如何迫使企业全盘接收成本”上。照着这个趋势下去,会进一步造成大众与企业之间的对立。
近日,全国各地密集出台女性产假延长政策,在法定产假98天的基础上进行大幅上调。例如河南省与海南省,生育后休假天数达到190天。还有一些省份按照生育数逐级上调,以浙江为例,一胎可休158天,二胎与三胎均可休188天。
各地出台这一系列政策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刺激生育。2020年,中国人口出生率跌破1%,这个数据比号称“高龄少子化”的日本(1.34%)还要低。出生率的断崖式下跌,意味着中国人口极有可能在2025年前进入负增长时代。
“休产假”,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其中涉及的利益相关方,主要有女性、男性、企业、社会和政府。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女性想要更长的带薪产假,企业想要降低用工成本,政府也想降低财政支出。不同群体之间利益的此消彼长,直接决定了该政策的长远影响。
各地政策出台后,微博发起了名为“生育假成本全由企业买单不现实”的话题讨论,阅读高达1.2亿。其中,粉丝量高达450万的某大V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企业,其观点就是人在公司上班,公司却把育儿责任推给个人,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白嫖女性家务劳动”。此中谬误,根本毫无逻辑可言。本来该话题的关注点是正确的,即“谁来承担延长产假的成本”,却被类似言论带到了“如何迫使企业全盘接收成本”上。
照着这个趋势下去,会进一步造成大众与企业之间的对立。社交媒体的舆论话语,偏离了理性讨论的范畴。
在中国网络上,流行着一个段子:当雇主审视女性候选人时,如果对方还没生育,会被默认未来要请两次产假(生两个);如果已经生了一个,那雇主默认一定会生第二个;如果已经生了两个,雇主会认为你照顾孩子太忙,无法安心工作。不论怎样,总有一套说辞适合你。
在面对企业招聘歧视和用人歧视方面,是否能够借助法律来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呢?法律只是途径之一,且更适用于事后的维权。但企业为了生存,完全可以从源头上避免此类劳务纠纷和维权事件。所以,在这方面,法律的现实效果必然不如人意。
首先,《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已经做出了相关规定,但违法依然是普遍性的。
另一方面,歧视可以做得非常隐晦以至于无法界定,比如企业完全可以将工作能力作为理由,拒绝女性候选人。因此,大众期望的“让企业承担产假成本同时通过法律禁止企业招聘歧视”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便能够实现,拉高企业的成本,也必然导致企业的投资回报率降低;当企业家发现办企业不如打工时,企业也就随之解散。
所以,如此发展下去,一旦(可能已经发生)这种性别歧视现象成为职场的潜规则,会发生什么?最直接的后果是GDP增速下降。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一国经济总产出(Y)由三个因素的乘积决定:综合技术水平(A)、投入的劳动力人数(L)和投入的资本(K)。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会导致参与劳动人数降低,最终拖累GDP。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15岁以上女性劳动参与率,从1990年至今一路下跌,从73.24%跌至60.57%(2019年)。只是由于在过去30年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市场(L上升)和科技进步(A上升)等因素,冲淡了其对GDP的负面影响。如今人口红利已经见顶,而全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的影响)甚至开始下跌(来自于2018年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未来GDP增速会对女性群体在劳动中的缺失愈发敏感。
同样,这只是企业降低对女性员工招聘所带来的显性成本。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隐伏在水面之下,影响更加深远。伴随着更多的女性主动或被动离开职场,女性地位下降,性别不平等进一步加剧,最终会引发社会结构的改变。
两性不平等的加剧,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从宏观上看,是贫困。根据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披露的研究结果显示,性别越不平等,国家越贫困。女性由于某些不合理规定而无法参加劳动,或者被禁止进入某些领域,导致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获得土地、教育、贷款等资源,从而陷入贫困。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年龄在25至34岁之间的极端贫困人口男女比例为100:122。
对大众而言,更容易感受到性别不平等导致的微观变化——它们就发生在每个人的身边。
首先,女性经济上不独立和家庭暴力有直接关系。在家庭生活中,更高的收入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家庭地位,没有收入的一方会成为另一方的附属品。根本解决之道,在于提升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以及经济地位,让她们在婚姻生活里有更多退路。毕竟越是依附于男性,越难以脱离一段关系。延长生育假使女性就业处于劣势,实际削弱了女性的经济独立性。
其次,性别不平等导致生育率降低。早在201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中心学者Mikko Myrskylä等人就已经证明了,在高度发达国家,对生育率的积极影响主要取决于高度的性别平等。同时,更平等的家庭劳动分工也增加了生育二胎的可能性,比如提高父亲在育儿中的贡献。现实状况是,中国社会依然保留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文化。这是一种性别上的刻板印象,更是一种性别的不平等。那些在网络上控诉“丧偶式育娃”遭遇的女性,究其根源,便来自于此。男性在养育后代中的缺位,无疑会影响女性生育二胎的积极性。毕竟,谁会想再来一次“丧偶式育娃”呢?
再者,性别不平等导致更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调。实施了30余年的计划生育叠加全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导致中国社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根据2019年的数据,在中国14亿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00万。不论是“一孩”时代,还是“多孩”时代,只要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鸿沟不断扩大,就会必然导致选择性终止妊娠以及“不生儿子不罢休”的现象。中国的偏远农村地区,便是这种现象的缩影。在农村,对体力劳动而言,男性是壮劳力,天然比女性有优势。没有男性的农村家庭,在农村处于弱势,容易被村里人“欺负”。看似不合理,“生儿子”却是非常理性的选择。
在职场的弱势导致女性社会地位降低,此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甚至,还可以做进一步推论,例如无法脱离家庭暴力导致的恶性案件增加,这都是可预期的。
性别歧视下的社会负担:
人口老龄化、职场歧视与年轻的家庭
性别不平等,会让男性更具有优势吗?有这样疑问的人往往认为,作为男权社会里的压迫者,男性会取得诸多好处,从而拒绝改变。但真实情况是,男性一样是性别不平等的受害者。沃伦·法雷尔在《男权的神话》中写到:“如果两性中只有一方是赢家,其实双方都是输家。”
对自杀率的分析,也能看出一些端倪。2019年全球男性自杀率为每10万人12.6人,高于女性(每10万人5.4人)。如果性别不平等真的让男性受益,为何会有更多的男性自杀?当男性在谴责“996”加班制度,被迫支付高昂的彩礼以及被自愿“买房买车”时,能否意识到这本身就是性别不平等带来的结果之一?性别的刻板印象,让社会认为男性应当承担这一切。
伴随着延长产假,女性在职场上地位更加弱势,会发生什么?男性可能要面临一人至少抚养6人的窘境。
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之后,如今年轻人多为独生子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家庭户均规模为2.62人,三口之家是主流。这意味年轻人结婚之后,夫妻二人需要供养双方父母4人,以及至少1个孩子。
这是一个脆弱的、无法承受冲击的家庭架构。这种家庭任何一方都不能失业,也无法接受没有收入的全职母亲的存在。否则,抚养结构就会从两人抚养5人,变成1人抚养6人。如果有二胎乃至三胎,矛盾会更加突出。从延长产假到导致男性家庭压力陡增,这个逻辑链条似乎被男性忽视了。在上文提高的微博话题讨论区,点赞数最高的10条评论皆出自女性,最高为1.4万;而男性似乎刻意保持了缄默,或是认为这与他们无关?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目前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部分城市已经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截至2020年,这样的城市在中国有149个。老龄化程度越严重,意味着年轻人要更加努力工作,去抚养全社会的老人。抚养比是衡量指标,意思是老年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中国人口抚养比为45.9%,即每100个劳动人口养活45.9个老年人口。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预测,到2055年,该数字会上升至75%。
在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老龄化速度快,且中国的老龄化还是“未富先老”。根据中欧国际商学院的预测,2022年,整个中国都会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那时,人均GDP不过才1万多美元。当美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时,该数字是4万美元。
老龄化速度快与“未富先老”,反应在微观上,则是压在每个年轻人肩膀上的重担。此时,整个国家和全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女性积极参与到劳动中去,而延长产假的影响却与此背道而驰。
产假作为一项政策诞生于1919年11月。为了实现更公平的劳工标准,国际劳工组织规定12周带薪产假属于“医疗必需品和社会权利”。此后的几十年,带薪产假政策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并且写进了法律。今天,发达国家的产假福利已经远远超出了一百多年前规定的12周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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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多为福利国家,这些国家在产假政策上堪称慷慨。比较产假的天数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产假期间的工资(成本)谁来支付。以法国举例,简单地说,女性享有16周产假,孩子出生前6周,出生后10周。产假期间,法律认为雇佣合同暂停。法国社会保障局会支付生育女性产假期间的工资,称为生育津贴。生育津贴的计算方法是,该女性在产假前3个月的工资总额再除以91.5,这是每天能拿到的金额,每14天结算一次。同时还规定,产假结束后,返回原工作岗位,如果其他员工在期间涨薪,则该员工也要涨。
在英国,女性享有39周产假。前6周,可以获得该员工平均工资(怀孕18-26周取平均数)的90%。剩下33周,每周发放151.97英镑或者平均周薪酬的90%,二者取最小者。这些工资全部由雇主发放,但雇主可以从英国税务局以及海关总署获得补偿。
相比欧洲,美国则是一个极端。美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带薪产假政策的国家,这与欧洲的高福利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更加担心的是,类似的权利会促使人们“从纳税人资助的政府获得资金”,也即担心该项权利会成为某些人的赚钱手段。在美国个人主义盛行的文化中,它们认为报酬必须基于劳动。
另一方面,联邦层面一直没有就产假政策达成共识。根本原因是对“谁提供资金”这一问题存在分歧。根据民意调查,只有47%的人支持政府应当为此买单,更多的人希望雇主买单。然而,带薪产假会提高雇主成本从而降低就业水平。
对比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产假政策,不论是高福利还是没有福利,它们共同点在于,一定要提前理清“产假成本由谁承担”这一核心问题。
反观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统一且明晰的相关规定。没有规定,相当于默认企业照单全收。配套政策应当尽快出台,一旦全社会形成了“女性雇佣成本高于男性”的固有认知,再纠正就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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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刘 军
编辑丨萧 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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