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中国流氓史》| 流氓本色

《中国流氓史》

陈宝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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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p386-398

一、扰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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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氓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归根结蒂仍是游民群体中的一个部分。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游民是一个具有很大寄生性的社会群体，除了在经济上进行掠夺之外，还有其本身特殊的社会寄身方式。这种寄身方式不仅决定了游民的社会地位，而且决定了游民与大社会中各阶级之间的关系。

    流氓是游民队伍中闯荡于乡镇、无所事事的职业游手。他们大量出现，并长期游荡于城乡社会，从而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流氓的活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并且常常是无所顾忌。对流氓来说，传统社会的法律，道德规范都不具任何约束力。流氓的频繁活动，最终导致社会局势变得极不稳定，不仅有产阶级的社会利益受到很大威胁，而且一般平民百姓的正常生活也受到干扰与破坏。最值得指出的是，流氓通过掠夺性的手段迫使社会向他们提供维持生活乃至享乐挥霍的费用，而这些费用最终还是由从事生产劳动的平民百姓来负担。这样，流氓阶层的存在，事实上加重了平民百姓的额外负担，更加导致了平民百姓的贫困化。而这些平民百姓，他们安分守已，向朝廷纳税服役，是传统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他们的贫困化，最终也会动摇传统统治秩序。显然，流氓活动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对封建最高统治者构成威胁的有两种人，一是地方豪强，如曹操、杨坚、李世民之流，二是流氓，即被统治者骂为“乱民”的那批人，如刘邦、朱元璋之流。大致说来，地方豪强有财有势，平时积累财富，招纳亡命，聚集门客，一旦社会动荡，他们就会起兵夺权，便于成功。而流氓光棍一条，一无所有，了无牵挂，所以能做到勇于冒险，无所顾忌。尽管历史上的流氓争夺帝位的斗争频繁发生，但其成功者却寥寥无几。当然，所有这些流氓，其争夺帝位的野心却是人人具备。

p387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尽管豪强与流氓是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与社会阶层，但他们的行为却颇多相似之处。尤其是豪强需要流氓，流氓也离不开豪强。他们臭味相投，虽不可能结成永久性的联盟，却也能一时狼狈为奸。豪强一旦得到流氓的支持，就会在原有财势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泼皮的胆气与手段，在政治角逐中所向技靡。

    台湾学者萨孟武说：“中国的流氓与罗马时代的贫民不同。罗马时代的贫民乃出身于公民阶级，他们有公权(选举权)，他们可利用公权向国家及富豪勒索金钱，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在经济上虽然没有直接的贡献，而却有间接的作用”①。此论颇当。中国的流氓，实是游民，是“无籍之徒”，既然没有向国家纳税服役的义务，所以也就无“公民”的权利。他们与安分守已的农民与各务生理的手工业劳动者不同。农民与手工业劳动者虽然也过着穷苦的生活，但他们是创造财富的生力军，是造成封建社会阶级构成中的“四民”成员。一旦他们停止劳动，也去社会上游荡，这不仅会动摇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使封建社会的传统秩序也会发生一片混乱。而流氓则是一批不务生理的游手好闲之徒，他们不参加生产劳动，也懒得劳动，社会并不依靠他们而存在，有时朝廷将他们另立籍册，严加看管，而流氓则需要依靠劳动者的成果而生活。换言之，流氓不仅是农村劳动力的过剩，同时也是城市劳动力的过剩，即使他们全部消亡，也不会给社会造成任何威胁。相反，流氓的消亡，倒会使社会秩序变得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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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萨孟武：《水浒与中国社会》，岳麓书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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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最恼人的是无知“强盗”，即流氓一类。流氓岂无人心？岂不畏法度？其实，有一批不拿刀斧的流氓强盗，平常百般剥削驱迫，使农民日益贫困化。穷弱者只好苟且逃死，成为流移他乡的“流民”，而那些本身就极具流氓性的壮士，就落草为“寇”，做起了土匪或流氓的买卖。所以，“贫穷的普遍化就是暗示中国社会秩序快要发生大乱了。历史都可以证明：因贫穷而作乱的，多由流氓发动。他们没有‘身家性命’，而生活又不安定，生的快乐既未尝过，死的痛苦也不恐怖。他们最肯冒险，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的置身于云霄之上。他们个人虽然没有势力，而成群结队之后，就可以横行江湖。绅士怕他们捣乱，农民怕他们鱼肉，他们在中国社会上，乃是化外之民，隐然成为一个势力”①。

    在中国历史上，流氓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在作为社会基础的农民极端贫困化之后，流氓就会蠢蠢欲动，甚至变为“流寇”。如宋代的方腊，手下就不过是一些无赖之徒。在明末，孙弘之叔某，也是“不务本业，交游无赖，私通贼党”②。至清代，在陕西岐山被雇佣“伐木作薪”者多是“无赖子”。嘉庆时，因发生饥荒，这些人纷纷停业。这些失业“无赖子”就纠众3000余人，终“持器械掠食”③。在近世，尤其是明清两代，流氓与民间秘密宗教与帮会的关系极为密切，而这些组织，对统治者来说，始终是一个极大的隐患，一旦时机成熟，他们都有力量摧毁旧的统治秩序，改朝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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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萨孟武，《水浒与中国社会》。

②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一，《孙公怀远始末》。

③《军机处录副奏折》,转见《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第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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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氓对政治及社会的破坏性影响，固然在社会的大动荡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但在社会的平稳时期，流氓通过各种手段参与政治，干涉政治机构的正常行政机能，同样对传统的政治造成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流氓不仅投充胥吏、衙役，把持衙门，横行一时，借此鱼肉百姓，而且投靠太监，进入政治领域，使本来就腐败不堪的封建政治，更加增添了几分流氓习气。如明代杭州人傅时，本来落魄无赖，但为人巧猾奸诡。后来投靠织造太监孙隆，“为孙珰题授锦衣卫百户”，并为孙隆所倚靠，“凡操纵出纳，悉以听之，故富至数百万”。开始缙绅都羞与为伍，到后来也乐与为朋，“即地方监司，亦多与往来，宴饮馈遗，恬然无复廉耻之色”。而这位傅时，也因此而更加横行无忌①。流氓混迹官场，不仅更加增添了官场腐败的气氛，而且还鱼肉百姓，无形中给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关于流氓与政治的关系，笔者在论述宋、明、清三代的流氓时已有详细阐述，读者不妨参看。

    流氓也参与经济活动，对封建经济造成极坏的影响。在明代，市镇广泛兴起，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流氓的参与骚扰，使江南一些市镇因此而衰落。流氓大多光棍一个，游手好闲，所以他们干的都是无本买卖。为了维持生计，他们采用的方法无非是骗、偷、讹诈与抢劫。因此，政府也多把流氓与盗贼等同视之，认为“游手好闲之人如米虫蠧虫，平时多一游民，即荒年多一盗贼”②。如广东有一种叫“区新”的流氓，“性嗜赌，赌负就行窃”③。又如陕西地区的游丐，他们白天行乞。到了晚上，则“宿庙肆窃”，可见，流氓与偷窃活动有直接关系。更有甚者，有些流氓公开抢劫。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江苏沛县夏镇的本地流氓与外来游民在镇抢取食物，以致一些店铺不敢开张④。在四川一带，“凡有抢劫之案，动辄数百人，或数千人不等，长枪大戟，公然抗拒，其实头目不过数人，余皆无赖游民随声附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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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伍袁萃：《林居漫录》卷六。

②严寄湘辑：《救荒六十策》。

③吴趼人《我佛山人笔记四种》卷二。

④《军机处录副奏折》,转引自《康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565页。

⑤张集蓉：《道咸宦海见闻录》,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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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氓参与军事，流入军队，同样也会对现实政治造成破坏性的影响。流氓当兵，早在汉代已有个别现象的出现。如当时有一个虞诩，他作“朝歌令”，设三科募人，把市井中一批杀人、伤人、偷盗、游手、游食都收来当兵。至宋，这种无赖当兵的现象更趋严重。在元代天历、至顺年间，海南有“山寇”之乱。于是，主将“募勇悍无赖子弟为之前驱”，称为“答刺罕军”①。至明、清时期，军兵更趋流氓化。尤其是清末，“游勇”问题就更显突出。19世纪中叶，湘军和清末新军的编练，尽管强调从“土著乡民”中挑士兵，但仍无法阻止流氓的包围与渗透。所以，曾国藩在谈到湘军的情况时说：“大兵札营之所，常有游手数千随之而行，或假充长夫，或假冒余丁，混杂于买卖街中，偷窃于支应局内”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末绿营、湘军、淮军等各军兵种内，都有帮会流氓的活动，以致“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③。

    军队的流氓化，最终导致军纪的败坏。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行同土匪。不仅如此，它还严重干扰了军队的指挥系统，最后导致抗官、哗饷乃至溃散的情形。晚明大量出现的“兵变”，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军兵无赖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在清末，革命党人在军队中，借用帮会而控制军队，对革命党人来说，也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在革命党人的军队中，那些帮会流氓的活动，同样可以成为瓦解革命军队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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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危素：《危太仆文集》卷八，《送放巡检序》。

②《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一。

③《曾文正公集》批法三，转引自罗尔纲：《湘军志》，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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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氓的这些越轨行为，固然给传统的封建统治秩序带来很多麻烦，但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威胁。最使统治者感到威胁的是，流氓通过其游手好闲这种无赖方式，以及参与各种地方上的文化活动，从而导致社会风俗的大败坏，人心不稳，最后造成整个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所以，清乾隆帝指出，凡是乡曲之中，“其诱民以奢侈沉湎者游惰也，谋民以博奕斗讼者游惰也，诱民以作奸犯科者游惰也，愚懦无知，转相慕效，弃本业而从之，戕生败家，比比而是”①，道光帝也说：“游荡则不务正业，耗费日多，耗费多则身家匿亡，不特卑访苟且之事皆所不免，甚至邪思引诱亦被其煽感，背礼义而忘廉耻，其害不胜言乎”②。为此，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都作了不少规定，借此限制流氓的活动。然而，由于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解决流氓问题的途径极少，最后统治者只好制订法律条文，对流氓中触犯法律者绳之以法，借此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但那不过是“治标”之法，终究不是治本之方。换言之，封建统治者无法找到解决流氓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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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九，《礼部·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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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侠仗义（摘录）

    从法律上讲，流氓的行为是违法犯禁的，在社会上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的声誉。可是，就流氓行为而言，仍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即崇尚义气与勇气，颇有古代游侠之风。即使并非同帮，只要在酒楼茶馆会过一面，他们就算结下了交情，视为同道，不再来暗算，而且有时还肯出头帮助保护。所以，一般说来，流氓的基本特征是：最懒读书，只好轮枪弄棍，厮打使拳；在街坊市面上，好事抱不平，与人出力，便死也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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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流氓中，虽多无能耍赖的泼皮，但确实也有一些流氓仍保持着英雄的胆智，愿为相知捐躯，愿为同道扫尽不平，与“长安轻薄儿”之流有天壤之别。他们凭着自己的本领，不怕王孙公子，有时也能逞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的勇气。一旦为义气所激，他们可以奋不顾身，为朋友两肋插刀，尽管这种行为仍不脱勇夫的气质，但如果畏首畏尾，如何抱不平得成？所以，其勇往直前处也正是他们的侠烈处，未可与一般的腐儒同日而语，更与那些无能泼皮有霄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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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氓的行侠仗义，盖起因于他们奉游侠为祖师爷的缘故。尽管游侠之风，到了后来已是强弩之末，但还是有一点侠义道遗存于流氓群体中，被他们奉为行为的准则。

    在中国历史上，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社会是如此的黑暗，自己不但要受到贪官污吏的鱼肉，还要遭到土豪劣绅的压迫。他们饱受各种恶势力的摧残，自己已失去勇气抵抗，于是只好将希望寄托于清明天子和清官身上了。可是，所谓的“清明天子”与“清官”，也是靠不住的。一方面，他们并不多见，另方面，老百姓眼见的事实却是，当官的最紧要的，不在于“做事”，而在于“对付人”。因此，在万般无奈之中，他们只好转而将希望寄托于侠客，盼望有朝一日，出来一个侠客，替天行道，扶弱锄强。这就是中国“侠义”类小说兴盛的根源。一部《水浒传》，不但使下层百姓爱不释手，而且也是他们的全部希望所在了。他们对梁山泊众好汉津津乐道，对绿林豪客百般仰慕，他们也只有在听侠客之书中求得心理平衡。

    《水浒传》一书对后世的流氓影响极大。不仅暴动的农民，对此书爱不释手，百般模仿，如明末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咸效之”①，而且流氓也深受《水浒》的影响，组织起“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天罡党”②等等流氓团伙。

    每当帝国衰亡之世，主张革命或改良之人，就会起来替游侠说话。如明末清初的方以智，就很赞成任侠。在他的《稽古堂文集》里，专有一篇《结客赋》，其中有“古之结客者，意欲以有为也”及“养客以乘会立功，可不谓杰欤”等语。而在他的《曼语草》里，更有一篇《任论》，对任侠者大加称颂。他说，“上失其道，无以属民，故游侠之徒以任得民”，“盖任侠之教衰，而后游侠之势行”。在中国古代，士大夫一般将“无为而治”视作最高的政治准则，他们是不愿多管闲事的。而“任侠者”，却是“欲以有为也”，所以能得到称道，更能获得百姓的依附。近人章太炎在《检论》中，也有《儒侠》一篇，认为“漆雕氏之儒，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其学废而闾里游侠兴”。又说，“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大侠不出身而击刺之萌兴。……故击刺者，当乱世则辅民，当平世则辅法”。显然，太炎先生也是认为游侠剑客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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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銮：《五石瓠·水浒小说为祸》。

②计六奇：《明季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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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社会，儒家知识分子的道德行为准则是礼贤下士。那么，流氓的道德准则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豁达豪爽，也就是行侠仗义，即通常所谓的“流氓道”。明人袁于令《隋史遗文》第四回中，有一首《千秋岁引》,专说这种“行侠仗义”：

    天地无心，男儿有意。壮怀欲补乾坤陂。鹰鸠何事奋云霄，鸾凰垂翅荆榛里。情脉脉，恨悠悠，发双指。热心肯为艰危止，微躯拼为他人死。横尸何惜咸阳市。解纷岂博世间名，不平聊雪胸中事。愤方休，气方消，心方已。

可见，所谓“行侠仗义”，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慨然相助，也不图他人相谢，所以有时行侠而不留名。当然，行侠比较容易，只要能做到“生死鸿毛似”即可，这些也是流氓所能做到的。不过，要任侠就不容易了。这是因为，任侠不但要有一副侠义心肠，而且要带有一分疏快之气，家中必须尚有余资蓄积，只有这样，才能得以散财结客，济弱扶危，才能有“千金一掷轻”的英雄气魄。所以，明人认为，“财力两全，方名豪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要想得到权力，须以“仗义疏财'为第一条件。流氓有仗义疏财的气魄，而无仗义疏财的能力，地主有仗义疏财的能力，而无仗义疏财的气魄。假使有人一面有地主之富，同时又有流氓之豪，必能收罗人心”①。因此，“任侠者”必然都是一些财力两全之人。如东汉末的曹孟德、袁绍等人，靠任侠而霸据一方；唐太宗“推财养客，群盗莫不效力”②。当然，结交不单靠家资，毕竟靠的还是声名，只有有了任侠之好名声，才可以动得隔地知交；也靠眼力，只有有了识人的好眼力，方结得困穷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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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萨孟武，《水浒与中国社会》。

②《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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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氓的伦理观念，本来注重“义”字，不看重“忠”字。在流氓看来，别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报答他。所以，就有了“知恩必报”、“有仇必复”的说法。而流氓的复仇，同时也是尽义”，或是履行对朋友的承诺，即一诺千金，或是对家人尽义务。

    毋庸讳言，由于游侠之风的衰微，流氓行侠仗义的成分越发减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侠”字渐消以后，起而代之的是“强盗”之辈，他们虽也是侠之流，但“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于是，他们终于成了奴才，“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到了后来，就连有“侠气”的流氓，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七侠五义》之流，至今没有穷尽”。至末流，侠客干脆成了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①。显然，至此时，流氓中的游侠之风已荡然无存。即使如流氓的“抱不平”，也不是尽可称道。他们之“抱不平”，无非是“以暴易暴”，对社会同样也有破坏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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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迅：《流氓的变迁》，载《鲁迅选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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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在后世流氓中具有极高的声望。书中的好汉，大多游荡江湖，抑强扶弱，劫富济贫，并以其主持正义、舍已利人、视金如土的美德而闻名于世。他们是理想化的绿林豪客，而现实中效仿梁山泊好汉的流氓，却并非如此。在一个极度贫穷，老百姓为生存而挣扎已经是日常生活中头等大事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产生十全十美、符合大众道德标准的流氓人物。流氓群体作为社会上暴力性力量的一部分，他们同样遵循自己的原则。在他们的行为中，固然有“好的”暴力的一部分，但更多的还是“坏的”暴力。诸如讹诈良民，殴打百姓，放火抢劫，把持官府，如此等等，都是流氓的家常便饭。换言之，流氓虽然也违法犯禁，对封建统治者构成部分的威胁，但更多的还是与赤裸裸地反对百姓的力量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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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氓史》

陈宝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

作者简介

陈宝良，1963年生，浙江绍兴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理事。著有《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中国流氓史》、《中国的社与会》、《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明代社会生活史》、《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风俗通史·明代卷》等专著。【百度百科】

目录

绪论

一、流氓的定义与称谓的变迁/1

二、流氓与游民的区别及联系/21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惰民与游侠

一、惰民与闲民/41

二、战国游侠/46

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恶少年

一、概说/54

二、闾巷少年/62

三、秦汉游侠/70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无赖

一、概说/81

二、无赖少年与轻侠/89

第四章 隋唐时期的坊市恶少与市井凶豪

一、概说/94

二、坊市恶少/101

三、闲子与妙客/105

第五章 宋代的破落户与捣子

一、概说/107

二、讼鬼与“业觜社”/116

三、“十虎”、“阎罗”与地方豪横/121

四、浮浪人、闲人与“没命社”/126

五、宋代流氓的社会活动及流氓手段/129

第六章 元代的无籍之徒

一、无徒与无籍之徒/139

二、豪民、衙内与闲人/142

三、元代流氓的社会活动及流氓手段/147

第七章 明代的光棍与喇唬

一、逸民、喇唬与光棍、把棍/153

二、打行与青手/167

三、衙蠹、讼棍与访行/171

四、闲汉、帮闲与老白赏/180

五、秦淮健儿与莠民/188

六、神棍的骗术/193

七、豪强大猾与流氓/200

八、太监与流氓/209

九、流氓与明代社会/222

十、明代流氓手段举隅/239

第八章 清代的无赖棍徒

一、概说/248

二、大猾与豪强/260

三、流氓的种类：各色棍徒/272

四、北京的流氓/315

五、天津的“混混儿”/322

六、上海的“白相人”/337

七、清代其他地域性流氓/349

八、清代流氓的社会活动及其影响/357

九、清代流氓手段举隅/373

余论

一、扰乱社会/386

二、行侠仗义/391

后记/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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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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