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史密斯 | 《中国人的德行》改善中国的问题

《中国人的德行》

[美] 阿瑟·史密斯 著

朱建国 译

译林出版社；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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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中国人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更是一个国际问题，而且在二十世纪时会变得更为紧张，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当今世界，中国人所占的比重非常大。所以，只要是希望人类能够过上美好生活的人，都会关心怎样才能改善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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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p1-5)

p1 

对于任何事，人们都希望知情者能够道出实情。很多人虽然对中  国人有所了解，却很少能说出全部实情。因为，一个人无论有多么丰  富的学识，都不可能弄清楚中国人的所有情况。也正因为如此，本书将面临三种不同观点的质疑。

第一种观点认为，努力向人们展示中国人的性格完全是白费力气。库克先生是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曾于1857-1858年专程采访中国。他与所有来中国的作家一样，见到了生存在各种环境下的中国人，并通过一些学识丰富的人了解了中国人。后来，库克先生在其所写的书信集的出版前言中描述了中国人的性格。不过，他坦言自己对这番描述并不满意，并因此深感歉疚：“说到中国人的性格，有一些与之相关的好文章，可是我在书信中却没有采用，真是太疏忽大意了。这样一个题目，不但非常吸引人，还有很大的伸展空间，能让人进行巧妙的联想和深刻的概括，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而我呢，却丝毫没有从中受到启发。这事如果被那些挑剔的人知道了，他们肯定会责备我的。其实，我原本已经写了中国人的几个好性格，可是在我写这些书信时，看到的却全都是中国人粗暴的言行。为了保证真实性，我烧掉了其中的好几封信。不过，有一点我不得不说。我认识几位汉学家他们不但业务出色，而且为人坦诚。我在跟他们谈起此事时，表示中国人的性格并不是用一个词就能概括的，他们竟然也同意我的观点。当然了，像这类难题，只有那些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汉学家才会遇到。至于那些“精明的作家，他们完全可以绕开主题，用浮华的言辞写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论调。说实话，中国人在性格方面的确有相互矛盾之处。可是，现在就要我对其进行全面而又准确的分析和评价，我却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目前，我能做的只有用性格这一恒定因素来描述中国人，而避免给中国人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p2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人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们不怕任何压力，真叫人理解不透。确实，外国人只有在中国，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外国人普遍承认自己捉摸不透中国人。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也跟中国人打了几百年的交道，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研究中国人与探究其他复杂情况是一样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本书作者根本没有资格写这样一本书。这种反对意见非常强烈。没错，我只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所以要想成功地写出中国人的性格，在能力方面确实有所欠缺。我这种情况，就像一位只会埋头苦干的矿工。这位矿工虽然在银矿里埋头苦干了二十二年，却不见得有能力写出冶金学或金银复本位制方面的论文来。中国那么大，而我只在其中两个省份居住过，考察过的省份也不足半数，所以当然没有资格来评论它。这些书信，原本只是给上海《字林西报》的读者看的，后来，其中有些话题引起了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人的兴趣，所以我才应他们的强烈要求将这些书信收集起来并出版。

第三种观点认为，那些讨论中国人性格的观点具有误导性且有失公允。有一点人们应该很清楚，那就是印象不可能像统计学那样分毫不差。印象就像胶片，它们显然不可能完全相同，却能真实地反映不同的现实。照相所用的胶片、镜头、冲洗方法不同，得到的照片自然也不同。

许多人在中国住了很久，所以对中国的了解也比我多。不过，从实质上说，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跟我并没有什么差别。还有一些人认为，在单调的画面上增添一抹亮色，会使他们的观点更加真实、更加引人注目。考虑到这些中肯的意见，我彻底修订了原文。由于时间紧迫，我把原文中与中国人性格有关的内容删掉了三分之一，只保留了最重要的部分，并新增了《知足常乐》这一章。

p3 

中国人具有许多好品性，这一点透过他们的言行就能看出来。对于这些好品性，我们自然应该予以赞美。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本书言过其实，认为夸大中国人的好品性，实际上是对中国人的贬损。说到这一点，我不由得想起了英国著名讽刺小说家萨克雷。他笔下的人物，好人一般都很愚蠢，坏人却聪明透顶。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写，他回答：“因为好人总是有眼无心。”

有一幅用橡木雕成的木刻画，雕的是拿破仑低头、抱臂站在英国圣赫勒拿岛上的轮廓。一个人就算久久盯着它看，也不一定能看出什么来。可是，如果事先有人指点，看画者却能立刻看出拿破仑的轮廓。这样的事在中国比比皆是，它们最初并没有显现出来，可是一经人指点，它们就变得令人难以忘怀。不过，有一点必须提醒读者，就是本书只类似于一个限制性从句，所以不能像具有概括性的主句那样概括整个中国，也不能代表中国所有民众的特点，只代表一个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大致印象，只反映了中国人的一部分性格。它就像一条光线，只有与其他光线汇聚在一起，才能形成一道光。这些文字来源于我和其他各种人的个别经验，其中有许多特别的见解和例证，可以作为了解中国人的初级读物。

在众多研究中国及其人民的作家中，英国领事官密迪乐算得上是最富有哲学头脑的。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正确地认识了其他民族的人的性格，并希望与人分享这一认识，最好的办法就是仔细阅读大量曾经引人注目的重要事件，并留心当地居民对这些事件的观点。透过诸多这类事件，可以得出一般性结论。即便结论有可能受到怀疑，也要坚持引用真实的特例。凡是与中国人的性格有关的理论，都应该认真考虑。如果有人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那么他会强烈地感觉到很难将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比较，而且会逐渐意识到中国人在性格方面代表了所有的东方人。读者只需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可以判断出这句话的真实程度。 

p4

据说，外国人可以通过研究中国的小说、民谣和戏剧来了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这三条途径无疑都是有价值的，不过好像还有一条途径更能达到目的，那就是亲眼见证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不过，并不是所有想写中国或中国人的作家都有机会走上这一途径。一个人要想弄明白一个地区的地形，最好去农村而不是去城市。了解人的性格也一样——去农村比去城市更容易。一个外国人如果想了解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情况，那么他可以去中国的农村待上一年，这么做的效果比他在中国的城市待上十年还好。农村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立足点。这本书体现的并不是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一个观察者不带任何主观情感的见闻。所以，本书没有说中国人需要基督教，更没有提倡用基督教改善中国人的性格。不过，如果书中提到中国人的问题，比如性格方面的一些重大缺陷等，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研究一下如何来弥补这些缺陷。

如今，“中国人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更是一个国际问题，而且在二十世纪时会变得更为紧张，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当今世界，中国人所占的比重非常大。所以，只要是希望人类能够过上美好生活的人，都会关心怎样才能改善中国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即便是那些曾经被忽视的证据，也能进一步证明它，可是，如果我们的结论错了，那么即便有再多的证据来支持它，它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p5

上海商界曾经就此问题向英国的额尔金勋爵提出疑问，额尔金勋爵做了回答。如今已经好多年过去了，可是他的话还是那么恰当而又具有说服力。他说：“在这个国家获得自由时，西方基督教会发现它并不野蛮，反而是一个文明古国，只是存在许多缺陷且正在走向衰败，  所以难免会对它产生一丝同情。可是，这个智谋过人的国家对基督教充满了疑虑之心。所以，基督教要想在即将到来的竞争中取胜，就得让人们明白基督教在保证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方面占有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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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阿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同时兼任《字林西报》通讯员。熟悉中国各阶层尤其是农民的生活。著有十几本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如《中国的格言与谚语》《中国的农村生活》《今日的中国与美国》等，其中，《中国人的德行》最为出名。

【百度百科】阿瑟·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中文名明恩溥。明氏于1845年7月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22岁毕业于比罗耶特大学（BeloitCollege）。他于1872年偕妻子来华，在天津为传教士，时年27岁。后来不久即到山东，从事传教与救灾等工作。自1880年后，他久居于恩县之庞家庄，从事于农村布道、医药、慈善、教育等事业，有25年之久。明氏的著作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尤其是《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被译成法、德、日等国文字，使他在国际上得享盛名。 

  主要作品有《中国人的格言与谚语》（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中国人的人性》（ChineseCharacteristics，另有译为：中国人德行，中国人的性情，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格）、《中国的农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另有译为：中国乡村生活）、《骚动的中国》（China in Convulsion）。

关于译者

   朱建国，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曾任清华大学21世纪研究院记者，关注方向为企业文化建设，现从事企业人力资源工作。

译者前言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正是中国社会动荡、东西方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当时，很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向中国民众宣传基督教思想。其中一位传教士名叫亚瑟·亨利·史密斯，中文名为明恩溥，在中国待了四十多年。明恩溥在华期间写下多部著作，向世界介绍他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本书便是其中之一。

本书着重讲述中国人各方面的特质，或可说国民性，从面子问题、时间观念、公益心、同情心等多个角度对中国人进行解读。书中谈到不少中国人的优点，但更多的是他们国民性中的缺陷。该书在欧美国家发行之后，曾一度成为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主要渠道，并成为旅居中国的外国人阅读最多的著作之一。在美国，它是影响力最大的有关中国的著作。二战之前，这本书也是日本研究中国的重要资料。

中国近代曾掀起一股改造国民性的思潮，鲁迅作为其中的代表，曾郑重向国人推荐这本书。鲁迅本人的思想受这本书影响颇多，他曾多次提及自己吸收了本书中的观点。虽然鲁迅对本书中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同，但他承认本书对中国人反思自身的本性有着极重要的价值。鲁迅逝世之前十几天，曾写下这样的语句：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中国人对待本书的态度，可分为两派，一派便是如鲁迅这样，希从书中寻求一些营养和教训，以促进自身改良，另一派则以被誉为天下第一骂人高手的中国近代学者辜鸿铭为代表，对本书持完全批判的态度。辜鸿铭曾在自己的多部著作里对明恩溥的观点予以驳斥，还讽剌明恩溥“没有在中国民族性问题上说三道四的资格”。

客观来看，在这本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国人勤劳、坚忍等优点的肯定，同时也会发现，整本书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这与作者当时所生活的中国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作者当时所在的中国，正值清末及民国初期，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列强伺机来侵占中国，再加上鸦片战争的爆发，更让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在民国初年，面对破败不堪的中国，再加上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国人的确表现出了麻木不仁、愚昧无知等特点。因此，展现在作者眼中的中国人就有很多民族劣根性。作者在讲述列强肆意侵略中国的些情节里，作者并没有站在同情中国人的立场来写，而正是作者的这种笔法，将当时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的原因展现得生动逼真。不过以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明恩溥所处的位置来看，这一点是难免的。我们在看待本书时，既不可完全屈服般地接受，也不可完全激烈地排斥，这两种方式都有失偏颇。不如用批判式吸收的方式，以此书为镜，照出自身的各项特性，借以自鉴。

本书最早出版于1890年，虽然距离现在已经一个多世纪，但是书中所涉及的问题，有些现今依然存在。虽然当代的中国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一百多年前的眼光，对于现在的我们仍然不无裨益。

本书原著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有所删节。我们这个中译本遵照的是未删节的版本，以期完整地展现作者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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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译者前言-1

序言-1

1.死要面子-1

2.节俭-4

3.辛勤努力-11

4.处处守礼-17

5.浪费时间-22

6.漠视标准-28

7.说不明白-36

8.委婉的表达方式-41

9.柔中带刚-47

10.思维混乱-52

11.神经麻木-57

12.轻蔑外族-62

13.缺乏公德心-67

14.因循守旧-72

15.随遇而安-78

16.生命力旺盛-90

17.忍耐-95

18.知足-102

19.孝心-108

20.仁德-118

21.缺乏同情心-124

22.争强好胜-139

23.有责任心及遵纪守法-145

24.互相猜疑-156

25.缺乏诚信-172

26.多神论及无神论-187

27.现实与需求-206

28.同一性与多样性-219

29.裙带关系-223

30.喜欢吃-227

31.爱名利-231

32.容易轻信-235

33.性格温和-239

34.不敢得罪人-243

35.寄生性-249

36.不注重基础-256

37.不懂保存遗迹-262

38.注重中介-268

39.缺少利他思想-276

（编号为后加）

《中国人的德行》先是于19世纪80年代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写成，后于1894年成书出版。该书是中国生活在美国中产阶级眼中的经典写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的叙述十分引人注目。该书同时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后来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明恩溥把作为文化差异的“贫穷”与“社会团结”写得特别精彩。——费正清

他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象，可谓观察精密、独具慧眼，而他那描摹入微、写实逼肖的能力，岂但在西洋人中没有几个可以与他比拟的，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国人中间恐怕也是少如凤毛麟角吧。——李景汉

【百度百科】李景汉（1895.1.12—1986.9.28），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生于北京通州。1917年赴美留学，主修社会学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学位。

   1924年回国，任北平社会调查所干事。1926年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主任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1928年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试验区调查部主任。1935—1944年，历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调查组主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44—1947年被派往美国国情普查局考察，并参加人口研究活动，1947—1949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专家室工作，兼任东南亚数国农业普查顾问。1949—1952年，任辅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53年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经济学院教授。1956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调查研究室主任。1979年被聘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1984年应聘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顾问。

   所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为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的农村社区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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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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