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史密斯 | 《中国人的德行》-思维混乱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美] 阿瑟·史密斯 Arthur·Smith 著
朱建国 译
译林出版社；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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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西方人所说的“务实的人”，胃和钱包构筑了他们简单实际的生活。他们无法理解没见过没听过的事，是真正的实际主义者。
想要唤醒他们，就必须灌输一种新的思想，向他们展示古代基督教的创始人所讲述的真理：“人是有精神的。”只有这样，“神，才会赐予他们智慧。”
—— 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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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思维混乱
（p52-56）
P52
思维混乱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也不是说每个中国人都有这个特点，这只是中国人的特点之一。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的智力没有任何问题，他们完全能够在世界民族中脱颖而出。但教育在中国并不普及，有很多人没有受过教育或是受的教育不完全，他们十分喜欢汉语的结构，但这种喜欢就像是律师眼里犯罪的从犯一样，只会帮倒忙。这令他们的思维含糊不清，对此他们]或许应该感到惭愧。
多数人都知道，汉语的名词既没有变化，又没有“性”“格”的区别。动词不受任何时态、语气、语态、人称和单复数限制，形容词也没有比较级。名词、动词、形容词之间几乎没有区别，所有汉字在能用的场合都可以通用，毫无问题。汉语可以将人类的思想表达得很清楚，但汉语的结构让人感觉到思维混乱，就像是炎热的夏天让人感觉昏昏沉沉一样。
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很难弄清楚。他说的话就像传说中的穆罕默德悬棺一样悬在半空，令人摸不着头脑。对说话的人来说，完全可以省略主格，因为他清楚自己说的是什么。但是对于听话的人来说，主格是个很重要的部分，一旦省略，一般人根本无法弄懂他在说什么。当然，对中国人来说，将主谓语补充上就可以，丰富的经验使中国人完全适应了这种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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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这样的情况：一句完整的话，不知道句子中的哪个关键词被省略掉了。一般说话人的主语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但听话的人发现说话的人已经在说他道光年间的祖父了，而不是像几分钟之前那样在说自己。我们很疑惑他说的话是怎样从这里跳到那里的，这种例子几乎每天都可以遇到。对中国人来说，这种话题的跳跃就像看玻璃窗上的小虫顺便也能望见不远处的牛群一样，是很平常的事。
中国人讲话时从不交代时间地点的变化，因为汉语的动词没有时态。他们常常处于思维混乱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想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就不得不提出一系列的疑问，比如说，刚刚你说的人是谁？他在哪里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在做什么啊？为什么会这样？结果怎么了？面对这样一连串的问题，中国人会无奈地望着你，而且表情困惑，好像是你的五官没有发生作用一样。而对于我们来说，只有这样问，才能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任何想法都让他感到惊讶，因为他并没有思想准备。他的头脑就像是一门满是锈迹的炮管，调整了很久最后依然是哑弹。他不明白，也没想过要弄明白。如果问他：“你多大年纪了？”他会盯住你半晌，然后问：“问我吗？”在得到你的肯定后，他又会问：“多大年纪？”当你再次表示肯定后，他还会问：“我多大年纪？”在你反复的肯定后，他才会清楚地回答你的问题。终于，他的思维正常运行了。
另一个思维混乱的例子是，中国人总是用事情的本身来说明事情。当你问一个厨子：“为什么面包里没有放盐？”他的回答是：“我们都不在面包里放盐。”如果你问：“你们为什么不留下一些东西在冬天吃呢？”他肯定会回答：“没错，我们不留食物在冬天吃。”如果哪位说出“能够知悉事情的缘由的人是快乐的”的诗人在中国的话，他一定会把这句话改成“试图知悉事情缘由的人是不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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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总是将歪曲的话转达给别人是思维混乱的另一个特征。在中国，最愚蠢的行为莫过于叫A去告诉B，让C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做的结果，不是信息传到C那就已经歪曲了，就是信息根本就没有传达出去，因为各方根本不明白这是个重要的信息，最后导致信息面目全非。想指望在这样精密的机器中，协调三个齿轮的契合，这个想法实在是不现实。对一个理解力强的人来说，不歪曲的转达想法也十分困难，就像是在水中插入了一根棍子，从外面看这根棍子一定是歪的。
外国人总能碰到一些奇怪的现象。对一些不正常的行为，你也许会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得到的回答十分简洁：“是的。”这种回答十分含糊不清，大部分还带着一些令人郁闷的常用语，有表示肯定的“几个”，也有表示疑问的“多少”。如果你问：“你来这里多少天了？”得到的回答是：“是的，我来了好些天了。”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回答屡见不鲜。在汉语中最有歧义的词语是人称代词“ta”，这个词语可以表示男人、女人，也可以表示动物。有时候说话的人只是含糊地指向他所说的人所在的方向，或者是指向住所。“ta”更多地被认为是一个指定的形容词，或是关系代词、指定代词。中国人的对话在这种情形下就像是法庭上证人的证词：“他拿着一根棍子，他也拿着一根棍子，他打了他，他也打了他，如果他和他一样狠狠地打他，那就不是他打死他，而是他打死他。”这种斗殴的证词绝对会让听的人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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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突然问一个懒散的仆人：“刚刚叫你，为什么不来？”他会直接回答你：“不为什么。”这种混乱思维经常会惹怒做事有条有理的西方学者。厨师做饭时总是习惯性地想把佐料用光。当他做下顿饭时，就会少放一些佐料。若是问他，他会回答说已经没有了，如果再追问下去：“为什么不再弄一些？”他会干脆地解释说：“我没有弄。”
算账时、你算好账后，打开保险柜，将零钱付给他，又杂七杂八地聊了很多，然后他才说还差了一笔账没算。如果你问：“刚刚怎么不说？我可以一次结清。”你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因为这两笔账没有什么关系。”还有一位医生，花了大把的时间给病人看病，但是一会儿的功夫，这个病人又回来了。医生表示他的病已经看过了，病人会简单地说：“我还有其他的病要看。”
延误病情治疗对我们而言是最愚蠢的事情，而在中国，这种现象很普遍，原因是病人太忙或是没钱。他们觉得，忍受病痛的折磨要比花钱买药便宜得多。其实有很多病，都是因为延误病情而恶化到无法救治的地步。
有个中国人，他家离医院非常近，在一次外出时他得了眼病，回家后忍了两个多星期才去治疗。结果因为拖得太久，眼病恶化成眼角膜溃疡，他失去了一只眼睛；还有个病人，每天都去医院治疗他颈部的溃疡，到第十八天他又说腿疼得让他无法入睡，医生检查后发现他腿上也有一块溃疡，已经恶化到茶碗口那么大。医生问他为什么不早说，他回答：“我想先治好脖子，然后再治腿。”
这些现象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屡见不鲜，就像英国小说家查尔斯里德在小说中写的：“人并不缺乏智慧，只是有一点儿愚昧。”
中国的教育，很难让人理解与掌握一门学科，更谈不上实际应用。据一些西方传教士说，中国的一些学者以“天花”为课题，但说的时候没有提任何“天花”的字眼。中国的狗从不去追捕狼，当狗遇到狼的时候不是往相反的方向跑，就是往直角的方向跑。中国人在讨论时，经常是快谈到想要说的话题时选择绕开，最后说得非常疲倦，不但没把话说完，还越说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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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贫富差距很大，智者和愚者的分化也很明显，他们鱼龙混杂地生活在一起。这些贫困无知的人，眼界就像是井底之蛙，只能通过狭窄的井口看到一点光亮，这也注定了他们的思绪必然混乱。这些人几乎没见过距离家门十里之外是什么样子，他们不清楚外界人怎样生活，连人类本能的好奇心，在他们身上也看不到。也许有些人知道有个外国人住在一里之外，对于这个外国人是谁？从哪里来？要做什么？他们从来没有打听一下的想法。他们除了维持生计的本能外对其他一无所知。
他们不清楚人是有三个灵魂，还是一个都没有。在他们眼里，除了和粮食价格有关的事，其他事情都毫无意义。他们相信坏人死后会变成狗，变成虫，也相信人死后身体会变成土，灵魂会在空中消散。就像西方人所说的“务实的人”，胃和钱包构筑了他们简单实际的生活。他们无法理解没见过没听过的事，是真正的实际主义者。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一连串不顺心的事的组合，除此之外，他都选择不信，变成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
只要一点点尊敬和食物就能够得到满足，这种天性是与他们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的。对他们来说，肉体是与精神和心理无关的，是独立的存在。这样的人，就像一直沉睡在夜里一样。想要唤醒他们，就必须灌输一种新的思想，向他们展示古代基督教的创始人所讲述的真理：“人是有精神的。”只有这样，“神，才会赐予他们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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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阿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同时兼任《字林西报》通讯员。熟悉中国各阶层尤其是农民的生活。著有十几本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如《中国的格言与谚语》《中国的农村生活》《今日的中国与美国》等，其中，《中国人的德行》最为出名。
【百度百科】阿瑟·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中文名明恩溥。明氏于1845年7月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22岁毕业于比罗耶特大学（BeloitCollege）。他于1872年偕妻子来华，在天津为传教士，时年27岁。后来不久即到山东，从事传教与救灾等工作。自1880年后，他久居于恩县之庞家庄，从事于农村布道、医药、慈善、教育等事业，有25年之久。明氏的著作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尤其是《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被译成法、德、日等国文字，使他在国际上得享盛名。
主要作品有《中国人的格言与谚语》（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中国人的人性》（ChineseCharacteristics，另有译为：中国人德行，中国人的性情，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格）、《中国的农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另有译为：中国乡村生活）、《骚动的中国》（China in Convulsion）。
关于译者
朱建国，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曾任清华大学21世纪研究院记者，关注方向为企业文化建设，现从事企业人力资源工作。
译者前言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正是中国社会动荡、东西方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当时，很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向中国民众宣传基督教思想。其中一位传教士名叫亚瑟·亨利·史密斯，中文名为明恩溥，在中国待了四十多年。明恩溥在华期间写下多部著作，向世界介绍他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本书便是其中之一。
本书着重讲述中国人各方面的特质，或可说国民性，从面子问题、时间观念、公益心、同情心等多个角度对中国人进行解读。书中谈到不少中国人的优点，但更多的是他们国民性中的缺陷。该书在欧美国家发行之后，曾一度成为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主要渠道，并成为旅居中国的外国人阅读最多的著作之一。在美国，它是影响力最大的有关中国的著作。二战之前，这本书也是日本研究中国的重要资料。
中国近代曾掀起一股改造国民性的思潮，鲁迅作为其中的代表，曾郑重向国人推荐这本书。鲁迅本人的思想受这本书影响颇多，他曾多次提及自己吸收了本书中的观点。虽然鲁迅对本书中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同，但他承认本书对中国人反思自身的本性有着极重要的价值。鲁迅逝世之前十几天，曾写下这样的语句：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中国人对待本书的态度，可分为两派，一派便是如鲁迅这样，希从书中寻求一些营养和教训，以促进自身改良，另一派则以被誉为天下第一骂人高手的中国近代学者辜鸿铭为代表，对本书持完全批判的态度。辜鸿铭曾在自己的多部著作里对明恩溥的观点予以驳斥，还讽剌明恩溥“没有在中国民族性问题上说三道四的资格”。
客观来看，在这本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国人勤劳、坚忍等优点的肯定，同时也会发现，整本书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这与作者当时所生活的中国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作者当时所在的中国，正值清末及民国初期，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列强伺机来侵占中国，再加上鸦片战争的爆发，更让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在民国初年，面对破败不堪的中国，再加上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国人的确表现出了麻木不仁、愚昧无知等特点。因此，展现在作者眼中的中国人就有很多民族劣根性。作者在讲述列强肆意侵略中国的些情节里，作者并没有站在同情中国人的立场来写，而正是作者的这种笔法，将当时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的原因展现得生动逼真。不过以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明恩溥所处的位置来看，这一点是难免的。我们在看待本书时，既不可完全屈服般地接受，也不可完全激烈地排斥，这两种方式都有失偏颇。不如用批判式吸收的方式，以此书为镜，照出自身的各项特性，借以自鉴。
本书最早出版于1890年，虽然距离现在已经一个多世纪，但是书中所涉及的问题，有些现今依然存在。虽然当代的中国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一百多年前的眼光，对于现在的我们仍然不无裨益。
本书原著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有所删节。我们这个中译本遵照的是未删节的版本，以期完整地展现作者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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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译者前言-1
序言-1
1.死要面子-1
2.节俭-4
3.辛勤努力-11
4.处处守礼-17
5.浪费时间-22
6.漠视标准-28
7.说不明白-36
8.委婉的表达方式-41
9.柔中带刚-47
10.思维混乱-52
11.神经麻木-57
12.轻蔑外族-62
13.缺乏公德心-67
14.因循守旧-72
15.随遇而安-78
16.生命力旺盛-90
17.忍耐-95
18.知足-102
19.孝心-108
20.仁德-118
21.缺乏同情心-124
22.争强好胜-139
23.有责任心及遵纪守法-145
24.互相猜疑-156
25.缺乏诚信-172
26.多神论及无神论-187
27.现实与需求-206
28.同一性与多样性-219
29.裙带关系-223
30.喜欢吃-227
31.爱名利-231
32.容易轻信-235
33.性格温和-239
34.不敢得罪人-243
35.寄生性-249
36.不注重基础-256
37.不懂保存遗迹-262
38.注重中介-268
39.缺少利他思想-276
（编号为后加）
《中国人的德行》先是于19世纪80年代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写成，后于1894年成书出版。该书是中国生活在美国中产阶级眼中的经典写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的叙述十分引人注目。该书同时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后来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明恩溥把作为文化差异的“贫穷”与“社会团结”写得特别精彩。——费正清
他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象，可谓观察精密、独具慧眼，而他那描摹入微、写实逼肖的能力，岂但在西洋人中没有几个可以与他比拟的，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国人中间恐怕也是少如凤毛麟角吧。——李景汉
【百度百科】李景汉（1895.1.12—1986.9.28），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生于北京通州。1917年赴美留学，主修社会学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学位。
1924年回国，任北平社会调查所干事。1926年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主任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1928年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试验区调查部主任。1935—1944年，历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调查组主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44—1947年被派往美国国情普查局考察，并参加人口研究活动，1947—1949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专家室工作，兼任东南亚数国农业普查顾问。1949—1952年，任辅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53年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经济学院教授。1956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调查研究室主任。1979年被聘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1984年应聘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顾问。
所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为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的农村社区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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