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司徒雷登 |《在华五十年》-“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诞辰144周年纪念

《在华五十年》

《Fifty Years In China》

 [美]司徒雷登 著

李晶译

译林出版社；2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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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燕京大学校训）

纪念司徒雷登先生诞辰144周年

（1876.6.24—196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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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家世溯源

我在中国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我不只出生在那片土地上，而且曾长期居住在那里，从而获得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难以磨灭的友谊。某种精神上必然的纽带关系，把我和这个伟大的国家以及她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很幸运，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并在长大后以传教士的身份再次回来。之后，我做了神学教授和一所大学的校长。1946年，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我被任命为美国驻南京的大使。谁能想到，1949年时，怀着不满和遗憾，我又最终再次离开了那片当时依旧不幸的土地。

我见证了中国那段沧桑的岁月：腐朽、垂暮的清王朝，理想主义孙中山早期建立的民国，军阀混战、贪污横行的民国，力求国家统一和现代化的国民政府，狂妄的日本统治下的部分中国，抗日胜利后被内战炮火淹没的中国以及现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这些不同时期的经历使我清晰地看到，这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在向20世纪的世界靠拢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它努力使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跻身于强国的行列。

在过去的八十年中，我清晰地感受到上帝对我生活的指引，但也发现，自己一生中很多重大的选择，都是在外界的束缚下作出的违心之举。一股不属于自身的强大力量，驱使着我去体验新鲜的事物，经受难以预料的磨难。幸运的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对中美文化的关系方面我作出了些许的贡献。虽然现在这种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但不管两国日后的发展会怎样，我对此都深感欣慰。我坚信，随着新的国际民主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建立，两者会最终恢复联系，那时双方交往的方式也必将是丰富多彩的。

第四章 创建燕京大学

一

P38

我是在1918年末接到的命令，要我离开南京神学院，到北平去从事新学院的筹建工作。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我在神学院工作得很顺利，教学和研究都已有一定的成绩，还有时间从事写作，而且我已经有了几个写作的计划。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给北京的神学院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之后，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一直在寻求合作。它们分别从属于卫理公会和长老会、公理会。双方也终于有了一致的看法：同意两所学校的联合，并决定把北京城内原东南卫理公会大学后面的房屋作为临时的校舍。但他们仍然存在分歧，在类似联合大学叫什么名字的问题上，显得情绪激动，并- - 直争论不休。如果想要在北京重新成立-所强大的宗教学院，双方的分歧肯定是要首先解决的。学校的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基础和开端。

P39

住在西雅图的一位退休牧师，是汇文大学董事会的成员。回国前，他从北京赶到南京来，询问我是不是愿意考虑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大学校长。我回答他，自己愿意从事任何有助于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工作但我并没有相关工作经验，而且现在的工作很适合我，所以我并非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后来，我才得知，他是被派去北京处理两所学校的分歧问题的，并希望找到合适的领导者，推进联合大学的发展。

几个星期后，一份北京大学校长的正式邀请书摆在了我的面前。很多朋友并不看好此事，劝我拒绝就职。但也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哈里·卢斯博士，不过他还是提醒我最好先了解那边的经济状况。这份被很多人拒绝了的邀请书，现在成了我的难题。这让我想起上大学时面对是否成为一名传教士的困扰，我决定把这件事也当作与之类似的一次考验。又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仍然毫无头绪，但双方都已开始催促我做出决定。尽管心里有强烈不情愿的念头，但我并不想违背对自己的承诺。于是，我答应先去北京了解一下情况。

1919年1月31日，到了北京后，我搭乘一辆人力车，顶着凛冽的寒风，赶到了位于北城的长老会。两所学院之间的分歧比我想象中的要糟糕得多。汇文大学的毕业生代表态度强硬，表示不管新的大学英文名字如何，如果中文名字不是汇文的话，他们就拒绝承认它是自己的母校。而在与另一方的代表见面时，他们表示能接受除汇文外的任何名字，否则他们会选择用焚毁毕业证的行为祭奠母校的毁灭。与我会面的都是两方毕业生中佼佼者，在教会中都担任着重要的职务他们并不赞同创办联合大学，并且在具体的分歧上，还带有中国所谓的“面子”问题。汇文大学的代表劳瑞坚持，联合必须保留他们原来的校名；而这也正是另一方所不能接受的。

然而，当双方还在为学校命名问题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随着清政府的灭亡，一所中英文名字都是北京大学的公立大学成立了，并且很快在国内外取得很高的评价。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的校长是蔡元培，曾在科举制度时取得最高的功名，后来在欧洲留学，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许多留学国外、或是在各自领域取得不菲成就的年轻学者，都接受了他的邀请，担任了北京大学的教师，其中包括著名的胡适博士。他们出版的关于改革的进步书籍和杂志，得到了国内青年们的热烈拥护。就像一本杂志的名字“文艺复兴”那样，中国人在他们的引导下正在觉醒。我在南京的时候就一直在关注着此事。两个毫无名气的小学院，却正为一个本属于中国人的校名而进行激烈的争论，而它已经是中国文化界的领袖，这实在既荒唐又好笑。

P40

我向学校董事会表示，我可以接受任职，但要是在两方面的人结束他们的争论以后。董事会就此组织了一次协商会议，双方各派出十名代表，中国人和外国人各占一半，并由与此事毫无利益关系的我来主持。会议整整持续了三天，双方就校名和其他一些分歧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当中有一次因此让他们错过了午饭，还有一次到了半夜才结束。我可以听得出，他们都有迫切解决问题的想法，但又不能摆脱在承诺、矛盾和派别等亳无结果的问题上的竞争。我知道，如果会议最终的结果是我的拒绝任命，那么双方就再也没有联合的可能了。但这时我心里已经出现了一个隐约的期待，如果能够在这座曾是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古老城市中，以基督教深厚的思想底蕴以及现代化的教学方式建立一所宗教大学，会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第四天早上，我在醒来时得到了希伯来先知所说的基督的启示我突然认识到，接受这一任命是我不可避免的使命。我已经是他们最后的人选，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所在。而且，尽管现在的情况似乎很糟糕，他们陷入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被困在了原地，但那些所谓的分歧矛盾本身是那么微不足道，是能够解决的。比起其他城市，北京也更值得拥有一所宗教大学。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并做出了指引。于是，我在那天的会议上提出，如果他们能够接受我的建议，我也会接受成为新学校的校长。接着我说出了自己的建议。学校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由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组成，以保证公正性。委员会具有对争议做出决定的绝对权力，不容辩驳。他们都很高兴地同意了。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愉快，就像他们很早就期待的那样，他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和同事。

P41

但委员会成立后，却深受中国人惯于妥协习性的影响。他们提议在一方做出让步的情况下，另一方也要做出更大的让步，这让整件事情又陷入了之前争论不休的泥潭。在等待结果的期间，我回到了南京。结果很快又接到董事会的催促电报，要我马上赶回北京。当时已经进人三月份，正是初春，我第一次见识了北方的沙尘暴天气。不过除却不时夹带黄沙的西风，这是一个美妙的季节，北京的居民也喜欢这时的气候。

我再次见到董事会的成员时，他们都是一副受挫后的沮丧表情。我向他们提出了三个解决问题的方案：第一种，让委员会依照成立时的宗旨，重新就此事得出意见；第二种，放弃联合，承认合作的失败；第三种，双方放下成见，不再坚持那些无谓的问题，只考虑新学校的建设问题。我还向他们明确表示，在这件事上已经拖得太久了，如果再得不到解决，我也没有办法了。这时，年迈的劳瑞博士站了起来他眼泪横流，声音颤抖着说，他已经厌烦了无休止的会议，而让他们放弃为联合大学所做的努力是不现实的，他虽然顽固，但现在，他愿意放下成见，重新开始。

双方仿佛找到了沟通的桥梁，难以解决的分歧一下子消失了。最后会议决定，暂时保留以前的校名，而新的名字交给我来想。程静逸博士，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传教士之一，提出了“燕京”这一名字。燕京是中国古代燕国的首都，一直被认为是对北京诗意化的称呼。这个名字也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的。整个事件证明了实现联合的艰难，而成功后所得到的又是如何丰厚的回报？

P42

在终于越过了这道最艰难的障碍后，我也正式接受邀请，成为燕京大学的校长。上任前，我向董事会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抛弃学校的旧址，重新选择地方；二是我不负责学校经济上的情况。我当时对这两个条件很满意，觉得它妥善并富有新意。然而我后来得知，美国大学的校长一直是这样做的，并且这并不是聪明的做法。我邀请了哈利·卢斯担任学校董事会的副主席，来负责管理学校的经济。就职时我们一起到了北京。他曾为齐鲁大学募集到足够的资金，用于添加新的教学设施。而对于燕京大学的建设，我想他跟我有相同的期待。 

九

P59

在燕京大学工作了几个月后，查尔斯·考尔贝特和傅晨光与我见面商谈制订校训的事情。我们都在中国出生，对教会大学也有着相同的理解，认为它应该是宗教信仰、科学精神和无畏的探索研究的综合体。两人中有一个认为，校训中要有耶稣说过的“人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他人”（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的含义。我想起了多马士·杰弗逊刻在弗吉尼亚大学门口的一句希腊文，“你们必须得知真理，真理必会让你获得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大门上也刻着相同的话。在我们的讨论中，不断有新的想法在我脑中出现，最后，我们把耶稣的这两句话结合到一起，形成了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P60

新的校训很快就在学校里传播开来，它在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校的精神体系、学生的刊物和诗歌里，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最重要的是，它根植在了学生的思想里。至少很多人将它作为他们的行事准则，并以此来衡量身边的同学。有的学生带着实践校训的热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们对我说，他们始终秉承着校训的精神在为老百姓们做事。就我所知道的其他大学的校训，没有任何一个能像我们学校的一样，对学生们造成如此积极、有力的影响。

十

P60

我同事们的建议和指导是燕京大学发展的可靠保证。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这种关系所带给我的帮助和快乐都是难以言状的。在一次宴会上，小约翰·洛克菲勒曾给我讲过一件事情，他问父亲为什么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时，父亲回答说：“因为我的同事们。”当时我以为这种回答是一种虚伪的谦虚。很多年之后，我才渐渐地真正理解了他的意思。现在，虽然是在一个非常小的范畴内，但我可以尽我最大的诚意说出同样的话。我希望有足够多的篇幅，来讲述我的同事们，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在我们的共同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

首先要讲到的是高厚德博土。除了接受过良好的神学教育外，他还专门研究了教育学，他曾担任通州一所学院的院长。来中国前后，他都有意识地进行了教育的实践活动，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他的中文口语和文字都有很深的造诣，这在传教士中是很少见的。到燕京大学后，他积极地投身到学校事务的各个方面。我不在学校的时候，经常让他代替我的职务。建筑委员会在学校刚开始创建的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他几乎一直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他后来写了一本《燕京大学的历史》，详细描写了燕京大学的创建过程，也对他在燕京大学从事的工作有着具体的描述。不过由于他谨慎、保守的性格，书中并没有对我们共同取得的成绩作出应有的评价。他的这种性格与我性格中激进、冒险的部分形成了有效的互补，避免了我们在决议时出现的两极化倾向。不过这对我们单纯的友谊没有任何的影响，我们彼此愿意包容并尊重对方的不同意见。能拥有这样一位忠诚、无私的同事，我这个校务长是很幸运的。

P61

另外，我要对刘廷芳献上我诚挚的敬意。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经是很好的朋友了。我担任了燕京大学的校长后，他也随我从南京来到了北京。在圣约翰大学的预科以及后来在美国就读的各个学校，他几乎获得了所有学习和演说的荣誉奖励，对一个外国学生来说，这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了。他先后在美国就读了乔治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纽约的协和神学院，在这个过程中，他和一个同学结了婚。他对我说过，这也是他到美国学习计划的一部分。回国后，东南大学曾极力邀请他去任教，但为了能和我在一起工作，他还是拒绝了邀请，回到了南京神学院。在去北京前，我对他说了我将会从事的新工作的未知性，这会是一场毫无预估的冒险。虽然我很想和他一起去，但我必须要他考虑清楚。南京神学院并不希望他离开，东南大学也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邀请，两所大学在协商后，甚至允诺他可以在两所学校同时担任教职。但他还是和我一起去了北京。这是中国人对待友谊的态度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P62

他成了我们学校神学院的院长，并开始说服他在美国的一些朋友到神学院任教。以同样的方式，他也说服了很多合适人选到了文理学院。他对这些有能力的中国人说，虽然他们会存在一些疑虑，但在这所教会大学中，他们和外国的同事享有参与所有事务的权利，他们有责任帮助学校取得试验的成功。最初，他请到了很多中国人来任教，并使他们中的优秀的人留了下来。这对燕京大学的办学政策有着很深的影响。刘廷芳后来成为了中国基督教的领袖，他的事业对基督教发展的历史作用在这里是很难尽述的。他对基督教的热爱和激情以及少有的中文表达能力，使他在很多宗教聚会和类似的活动中，都是一个夺目、突出的存在。他是在1948年去世的，在之前的二十年中，他都是多数基督教国际会议中的名人。我在这里提到他，不仅是因为我们之间的朋友关系，更多是因为我们的同事关系。他是燕京大学创建以来，我跟中国的同事关系的一个代表。跟刘廷芳一样，他们都有很高的学识和管理能力，并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对刘廷芳所表达的，也正是我想对所有的中国同事们所说的，只不过会与他们在大学工作的时间，和与我个人的接触多少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十一

P62

前面已经谈到了我的理想和燕京大学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在这一章的最后，我必须要讲下燕大的学生们。毕竟一个大学质量的体现，最终还是在于她的学生。大部分的学生都在某一个方面表现得未尽人意，还有一些则令人失望。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战乱、贫困的社会环境，他们是在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上前进的，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坚韧和斗志，克服了重重的障碍。他们充分证明了中国青年优异的品质和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以及教育在挖掘人们个性上的重要性。美国人民通过他们表达了对中国的善意，帮助中国实现进步，并增进了彼此思想上更加友好的交流。燕京大学明确的宗教目的是达成这些成就的重要原因，也使燕京大学在基督教的发展中体现了应有的价值。

P63

在一段时间内，我频繁地见识了中国学生被称之为“风潮”的现象，就像它形象化的称谓一样——刮风和潮水，但这并不让人觉得愉快。这种有组织的活动愈演愈烈，成为学生们表达爱国思想最有效的方式，而且也确实如此。但是，当这些组织渐渐发现掌握在手中的力量，变成他们实现私已利益的工具。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对校长、学校的伙食，以及各种各样他们平时不满意的地方发起攻击。在这种群体激昂的氛围下，只需要一些稍有技巧的演讲，就能让最老实的学生也参与进他们的群体运动中去。但如果一旦处理不好，就很容易形成难以收拾的场面。幸运的是，燕京大学并没有出现失控的场面，但曾一度达到那个临界点。这让我心有余悸，对群体心理充满了恐惧，尤其是中国学生长时间生活在受压制的环境中，他们的群体心理一旦爆发，更令我难以想象。

我与燕京大学的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很友好的。在我个人的中国生活体验中，中国师生之间的关系是最为美好的。任何一个教过中国学生的外国人，不管学生的年龄和身份怎样，都能证明我这种感受的真实性。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不仅是充满人性、真诚和热情的，重要的是你能体会到他的自发性，这是最令人欣慰的。我刚到燕京大学的时候，学生数量还不多，我也在新的工作上进行着探索，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比较多，很容易认识每一个学生。但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学生数量的增多，再加上我工作繁忙，经常不在学校里，跟学生们之间也变得生疏起来。我努力尝试着改变这种状况，但都没有成功。但我有个很微妙的感觉，似乎那些新入学的上千学生，即使是他们中最陌生的一个，我都有一种熟悉的亲切感，而且我隐隐感觉他们对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在学院或是日常的生活中，他们都对我保持着令人愉悦的中国式的礼貌，会主动告诉我他们的名字，避免我的尴尬。

P64-65

某种难以捕捉到的因素，让我和学生们即使接触不多，但仍获得了他们的理解和喜爱。他们能清晰地感觉到我对他们的重视。在学生的爱国“风潮”愈演愈烈的时候，为了纠正他们，我和学生团体的领袖熟悉起来。我经常对他们做演讲。这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当感受到台下的激情和热烈响应时，你是没有办法保持平静的。学校男女学生同班的情况，使恋爱发生的概率很高，我经常被邀请去主持学生的婚礼。一般会是在我家里举办的基督教形式的礼仪，但也有例外。顺便要提一下，我至今没有听说过哪个学生的婚姻是不幸的，不管他们的婚礼是不是由我主持的。这似乎是个找到合适伴侣的好方法。师生之间亲密的关系，即使是在笼统概念下的那种，也似乎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它对我这样一个美国人，有着更珍贵的意义。不管身在哪个地方，我都会收到学生们无数的信件，这使我对这种感觉更加明确

虽然很难讲出口，但我确实对燕京大学的毕业生有着近乎自负的信任，尤其是那些完成留学后，又回来教书的学生们。我知道过多接收他们会对学校内部的发展产生一种不好的影响。但我们这样一所由外国人创办的学校，要想往中国化的方向发展又不失她的宗教性质，还有什么会比留用她原本的学生能更好地实现这种转变的吗？他们认同并且重视学校创办人的理念，早年的求学经历也使他们拥有对学校的忠诚感，而这是其他的中国学生很难具备的。

燕大精神在共产党的政策下，能否像从日本的恐怖统治中恢复过来那样，继续保持下来，这只有靠时间来证明了。共产党解放的头两年，燕京大学被人民政府认为是“进步”的学校，没有停办，而且也很少受到干扰。1951年，燕京大学与北京其他的大学合并，失去了它的校名和教会性质。过去的三十年，自由精神作为燕大前进最大的动力，在学校和学生的心里都深深地烙下了刻印。所以虽然现在燕大消失了，但我仍然觉得以前的努力是值得的。在各种思想对立存在的中国，燕京大学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关于作者 

  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国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燕京大学创始人。1876年6月24日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与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8年，应聘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执教。1919年起，筹建燕京大学并担任校长、校务长。抗战期间，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软禁长达三年多的时间，直至抗战胜利才获释。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1962年9月19日病逝于美国华盛顿。

关于本书 

  这是美国外交家、教育家司徒雷登先生唯一的回忆录，记录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反思与总结，以及他对自己理想的不懈追求。从书中可以了解到作者对事业的选择、在中国的使命、燕京大学的创建历程、二战期间被日军软禁的岁月和二战后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所参与的对华事务等。阅读本书我们不仅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司徒雷登还能了解到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

目录

出版说明

译者序-1

第一章家世溯源-1

第二章大学和神学院时期-13

第三章中国，我又来了-26

第四章创建燕京大学-38

第五章在燕京大学经历的种种-66

第六章中国各阶层的人物-81

第七章日本占领和孤岛上的自由-99

第八章遭受监禁和重获自由-108

第九章成为外交界一员-129

第十章没有结果的努力-143

第十一章不断加深的困惑-174

第十二章在竹幕之下-194

第十三章重返华盛顿-210

第十四章退休后的思索-226

  在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历史学家林孟熹

  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就如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诗人、学者闻一多

  司徒雷登帮过很多进步学生，好几个人都是坐着他的车才去了解放区。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

——作家冰心

参考： 

1.“司徒雷登，是受冤屈的，也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最对不起的美国人”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6410981702220028&w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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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徒雷登，中国最对不起的外国人！”

https://www.sohu.com/a/257643823_676695

摘录：

  “司徒雷登是一位谦卑而善良的基督徒。先后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冰心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1962年9月在他临终之前，他给秘书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与妻子为邻。司徒雷登的妻子路爱玲1926年6月5日病逝于北京，就安葬在燕京大学公墓。”

司徒雷登夫人艾琳·罗斯·斯图尔特

  “司徒雷登在燕大的另一大手笔是成功争取到了美国铝业大王近两百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捐款，利用这笔基金，他说服了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哈佛燕京图书馆。虽然哈佛燕京学社的北京部分在1952年后被关闭，但其在美国的机构一直运作至今，为汉学研究以及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哈佛燕京学术系列丛书，正是该机构赞助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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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专题 -  西方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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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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