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uis hothothot：贾樟柯说，中国电影人是由沉重的历史划分代际的。他希望以后的导演不再经历集体伤痛，是个体性的。
文丨Louis hothothot
2019年的柏林电影节见证了中国电影的大年。张艺谋、王小帅、王全安、娄烨等第5代、第6代导演们，都带着新作品征战柏林电影节主竞赛，最终还收获了影帝影后两座银熊奖，可谓是一场盛况。相比而言，2020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没有一部大陆电影，其他单元也仅仅只有两部大陆电影，这让年产一千多部电影、票房全球第二的“电影大国”多少显得有点儿寒酸。然而，自电影节20号开幕以来，要看曝光度最高的人，贾樟柯绝对是其中一位了。他的风头，甚至盖过不少主竞赛单元的导演。比如：贾樟柯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开幕了非主竞赛单元，贾樟柯开幕了大师公开课，贾樟柯新片媒体发布会，贾樟柯对谈年轻导演霍猛。对了，那两部入围柏林的大陆电影，一部是贾樟柯导的，另一部是贾樟柯制片的。估计，在蔡明亮和洪尚秀来到柏林之前，亚洲文艺电影，就要靠贾樟柯导演一人代表了。当有年轻的电影人问到中国电影有没有第七代的时候，贾樟柯的回答是：“我希望没有第七代导演。”他接着解释道，“如果看看中国电影的历史，有一个现象很容易被理解，那就是，中国电影的代际划分，都是和国家大的时代变革有关的。‘文革’是第五代的共同回忆，改革是第六代的共同记忆，之前的前辈们，经历过战争……所以说，这种代际划分是由沉重的历史划分出来的。所以，我希望没有第7代导演，以后的导演，不会经历刻骨铭心的伤痛，他们是个体性的。”“科长”就是科长，大师就是大师，一番宏论，既解释了历史，又包含强烈的人文关怀。然而，“科长”的人文关怀，不仅表现在对待历史上，还在对当下疫情上。“科长”甚至用了“国难当头”来描述当下的情况。他说：“SARS病毒让中国人第一次跌倒，这次的新冠病毒，让中国人第二次跌倒。这次我来到柏林，不是一个人来的，是代表中国电影人还站着。”说好的希望历史不再给人留下刻骨铭心的伤害的，可是，那仅仅是希望，现实中，武汉封城一个月，举国惶恐不安。这些，都无可回避地成为新的历史性伤痛。可是，电影艺术能做什么呢？面对这么宏大的灾难，历史性地、重复性地上演的时候，个人的无力感，总是让人迷茫失措。柏林也是个饱含着深刻历史创伤的城市。战后的柏林电影节，更是在举国反思的文化大潮中扮演居功至伟的角色。如果要问电影可以为当代社会贡献什么的话，看看柏林电影节，便是一个案例。
时至今天，反思“二战”的电影，几乎每年都有入围柏林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的。今年的《波斯语课程》便是一个最新的案例。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集中营的一个纳粹军官想学习波斯语，一个比利时犹太人冒充波斯人，荒唐地当起了老师。可是，硬生生编造一门外语并不容易，重要的是自己也需要记住并使用。于是，这个犹太人想出来一个办法：用集中营的犹太人的名字，稍做更改，取谐音，转变成波斯单词。这真是个背单词的好办法——将抽象记忆变成形象记忆，更重要的是，他阴差阳错地为历史记住了两千多个犹太遇难者的名字。电影的概念设定很有意思，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的功能，还包含信任和爱。而名字也不仅仅是功能的作用，也包含着身份、尊重和爱。纳粹战败的时候，销毁了尽可能多的文件，为历史留下巨大的空白。当电影结束，这个比利时犹太人幸存了下来，在盟军的档案处，他像背单词一样背述出一个又一个遇难者的名字的时候，办公室所有的人，都停下手中的工作，聚拢过来，像看歌唱家表演一样，去聆听他，并给予最大的尊重。如果说语言是为记忆而存在，那么书写人类苦难，从来都是艺术最重要的价值之一。电影是最写实、最接近现实的艺术语言，所以，电影最能带来感性的、直观的记忆；所以，电影将灾难铭记，不是用文学的方式，不是用教科书的方式，而是用犹太人背单词的方式——将抽象的变成形象的。这也是电影人一直在探索的电影的能量。最近几年，电影产业受到短视频、流媒体、游戏产业和其他娱乐业的巨大冲击，“电影已死”的论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激烈。然而，电影作为艺术，作为对记忆的保存，确是其他娱乐所不具备的。对此，贾樟柯谈到：“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我们的精力总是被短视频、新闻所充斥着，电影和文学的可贵之处是它们都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思考，一种系统性的思考，而不是零散性的生活片段。”“科长”就是科长，一句话，就重申了电影在当下的价值。最后，再讲件小事儿，今年的柏林电影节，新总监上任，带来了两个有意思的改变。一个是给媒体区增设了一倍的饮水机；另一个是取消了柏林官方App，这样做的原因是，让大家回到低科技的状态，回到人和人多沟通、交换信息的状态，而不是在手机的个人世界中越陷越深。这让我想到了电影节的初衷：电影是一门大众艺术，让大家聚在一起，一起沟通，一起思考当下的危机。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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