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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年大国兴衰史,告诉我们什么

徐瑾经济人 FT中文网 2020-11-25



伟大的帝国,崛起又没落。尤其这五百年中,大国的竞争此起彼落。中美博弈当下,透过历史的棱镜,能够得出什么结论?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公号《徐瑾经济人》主理人 徐瑾


伟大的帝国,从东到西,自西而东,崛起又没落。尤其在过去五百年中,伴随着东西的碰撞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大国的竞争此起彼落。在中美博弈的当下,透过历史的棱镜,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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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下标准,《大国的兴衰》是一本“古早”的书。这本出版于80年代后期的著作,几乎与我同龄。

更不用说,这本书中,作者的很多判断,不仅过时,甚至错误。比如,作者预测了美国的衰落,出版后却遇到了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全球一极独大的国家。

那么,为何直到今天,大家还在谈论这本书?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审视当下的历史视角。

《大国的兴衰》,到底讲了什么故事?换个角度看,这是一部以大国为主线的世界史,跨度高达500年。作者最早回溯到1500年代,当时还是前工业社会开始,东方还领先,西方的兴起还看不到端倪,分裂的欧洲如何能够战胜看似统一强大的东方帝国,从奥斯曼帝国到明清帝国?继而来到工业时代,欧洲已经开始领跑世界,工业化与力量对比成为作者关注要点。

本书核心观点是什么?作者肯尼迪认为,大国往往会出现军事和经济之间的紧张,成为大国由盛转衰的症结。

也就是说,“国家既要在尽可能宽松的军事–政治世界中存在,又要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世界中存在。一方面国家要寻求其战略安全,表现为向最新式的武器系统投入资金,向武装部队投入大量的国家资源;另一方面,国家要获得经济安全,表现为促进社会的兴旺,而这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来自生产和创造财富的方式的革新),取决于生产的增长和国内外旺盛的需求”。

也正因此,过大的军费开支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活动之间,存在困境。换而言之,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其衰落的原因,可能源自过于沉重的军费负担会减缓经济的增长速度,导致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和财富分量下降。

大国的困境是什么?权衡二者,即在供养庞大的武装部队以获取近期安全,与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以取得长远安全之间,获得长期平衡。

有意思的,对比大国的困境,一些不倚重军事的经济体,却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获得自己生命力,比如日本与香港,甚至包含瑞士、瑞典和澳大利亚。

这种叙述,对于中国人来说,理解并不困难。甚至有种迷之熟悉,大国的困境,翻译一下,类似国家的军事安全需求与人民日益提升物质生活水平的矛盾。肯尼迪对于生产力等术语运用,不仅暗示他的框架对于经济决定论的的重视,也许也有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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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兴衰》写作的时代是美国苏联两极争霸的时代,但是作者已经看到日本、中国等后来居上的格局。作者认为,当代世界强国所追求的伟业具有三重性: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满足国民的经济需求,保证经济持续增长。

那么如何实现这三大目标?肯尼迪的思路和中国人熟悉的思路倒是差不都,那就是以史为鉴。他认为回顾过去500年历史,是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

大国的兴衰,关键是什么?肯尼迪认为,取决于一种变革的动力,“这个动力主要由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驱动,然后对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与各个国家和帝国的地位都产生影响。”

他指出,世界经济变化的速度之所以快慢不一,就是因为技术发明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本身是参差不齐的,它们受着各个发明家、企业家,以及气候、灾害、战争、地理、社会结构等情况的制约。这导致不同的社会或者国家,有过或快或慢的增长速度,一些地区崛起了,另一些地区则相对或绝对地落后。

更进一步,肯尼迪引出第二个论点,即“经济增长速度不均衡,对于国家体系中许多成员国相对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地位都产生了决定性的长期的影响”。这听起来有点经济决定论,但好像也符合历史事实,即大国博弈与战争中,胜利通常属于拥有最雄厚的物质资源的一方。

肯尼迪认为,每次战争结束后建立起来的“各国版图”新秩序,都是已经形成的国际体系中权力再分配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大国兴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和平的到来并不能使这一不断变化的过程结束,各大国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使它们继续处于相对兴旺和衰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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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下关注中美关系的人,兴起的大国和衰落的大国关系,显然是重点。对此,肯尼迪没有给出肯定结论,他认为因为核武器等毁灭性武器存在,无法确定兴旺和衰微的大国必然导致战争。

一个大国兴起,其实也是走别的大国的老路。世界强国的加冕道路上,往往会有两个拦路虎:“第一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可致使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富有、更强大;第二是紧张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国际形势,这将迫使它们在追求近期军事安全和长远经济发展之间做出抉择。”

这个两个论点有点绕,翻译一下就是大国需要在军事投入和经济富足间平衡。一个大国往往面临这样的困境,他们如果不重视国防建设,那么他们被敌国压迫,而他们如果在军备上花钱过多,经济就会感到力不从心,“像一个老人那样本已经精疲力竭但仍在拼命地工作”。最极端的情况,这种两难困境可能拖垮一个大国。

肯尼迪出版过不少海军史与战略著作,因此他对于历史的审视中,也更为看重军事因素。五百年来的历史,在他看来,未尝不是大国的“备战史”。这种看法是否正确?见仁见智。一方面,在大国兴衰中,军事是最直接的因素之一。我一直认为,军事和财经,是推动制度变革两大动因。反过来说,在大国兴衰,军事是否唯一最重要的因素,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这需要商榷。且不说学界已经耳熟能详软实力硬实力之类分类,普通大众也能感知,一国政治经济制度外交等因素,也在方方面面塑造其社会,影响其国际地位。

站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大国的兴衰》,感觉自然百味杂陈,难怪有新闻人在评论前言说,这本书的名字带来的思考比书本身,甚至更多。

今天类似研究,已经不再新鲜,甚至更好。谈到西方的兴起,经济学界已经有道格拉斯•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这样的经典研究在前;谈经济,苏格兰人尼尔•弗格森系列著作已经将金融经济的重要性抽丝剥茧;谈到战争的重要因素,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的《战争》、《西方将主宰多久》系列著作可以说完备,至于东西方文明比拼之类,地理决定论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俨然后来居上。不少评论家都认为,肯尼迪最大优势是整合了五百年,但是玩大历史与全球史仍旧是个不断升级的游戏,比如《人类简史》等畅销书已经叙述推向公元前数万年的石器时代。

《大国的兴衰》之所以如此走红,很大程度在于美国当时的大国焦虑症。在变动的80年代世界,美国太需要一本这样的书。当时美国和苏联彼此抗衡,双方都陷入疲态。对于美国而言,在政治上需要对抗苏联,在经济还是要面对来自日本等后发国家的竞争,与此同时,国内的新经济增长点还没有看到曙光,硅谷在90年代的大红大紫还是后话。

时代背景呼唤之下,《大国的兴衰》应运而生,它在当年的框架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在作者写作的时代,同类型的研究其实非常少。书中谈到的背景知识,比如各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的参考材料,多数读者其实非常需要。换而言之,当时经济历史学家和军事历史学家,都没有进行类似的整体需求。也正因此,可以说,保罗•肯尼迪的工作,弥补了大国兴衰史中一个重要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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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曾经也有不少对于大国兴衰倾尽全力的人。

道光年间,二十岁的李鸿章赴京赶考,途中有感而发,赋诗一首,“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后来,他成为晚清中兴重臣,成功取代满蒙亲贵的地位,将大清重心拉回南方十八省,洋务运动领袖,甚至洋人亦对其有“东方俾斯麦”之称。

不过,李鸿章对于自己和大清的真实历史地位心知肚明。他晚年总结,自己办了一辈子的事,无论练兵还是海军也,无非为是帝国的裱糊匠,帝国的没落无可避免,“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时移事往,历史不断被后人总结,尤其在当下,我们又重新回归大国竞争的延长线上。每一次大国焦虑症的兴起,都会让大家思考大国兴衰的话题。

在学术分工日益专业化的当代,通识的力量却始终挥之不去。这种将政治、经济、历史等多学科融为一炉的思考,不仅能够提供大众偏爱的宏大叙事,也能受教育的精英阶层的问题意识。并不意外的是,这类带有普及性质的研究,英国人有良好传统。保罗•肯尼迪是一个英国出生的历史学家,父亲是工人,他是家族第一个大学生。幸运的是,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后来任职于美国耶鲁大学。

社科领域的著作,很大意义或许不仅在于它们发现了什么,而在于他们的发现塑造了同时代人的思维,间接影响了时代和社会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国的兴衰》仍旧具有现实阅读价值。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更多可见公众号《徐瑾经济人》(ID:econhomo)与《徐瑾财经》
图片来源 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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