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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经济倒退了吗？ | 2021年度报告
过去一年，中国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强监管，抹去了几家头部企业数千亿美元的市值。碰巧受影响的都是民企，教育平台类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同时，市场上对于“国进民退”的担忧似乎有所增长。然而，认为中国民营经济就此受到威胁的看法仍然言过其实。受到监管影响的企业只是中国4千万家民企中极小的一部分，更广泛的民营经济并未受到波及。在疫情后，国企在投资和利润的增长优于民营企业，但这是国企自身在经济中的定位决定的，并没有迹象显示民营经济因此倒退。
强监管拖垮了民营经济吗？
强监管对于民营经济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因为影响的主要是大型互联网企业（教育类平台企业除外）。根据全国工商联经济部9月份发布的《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其中只有11家互联网企业，占500强企业总收入的不到7%。在民营500强企业中，资产超过1000亿的就有98家，行业遍布制造、能源、地产、金融。有80%的企业的关键技术是自主研发的，20%的企业研发人员占比超过10%。这些数字表明，中国有大量具有独立创新能力的大型民企。除此之外，还有数以千计的中小企业是很多细分市场的全球“隐形冠军”，即占据多数的市场份额或技术领先，但并不为公众所知。这些中小企业多遍布于物流、人工智能、以及消费者服务，在产量和技术上都已具有国际竞争力。
市场普遍认为强监管措施增强了政策不确定性，会打击民企的长期投资。从数据来看，这种趋势并没有显示出来。2020年10月左右加强监管措施以来，国内新增投资中的大部分（将近60%）仍然来自民营部门。中央在8月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明确了在包括反垄断在内的一系列立法目标。中国过去常被批评发展依靠灰色地带，现在的法制和监管路线逐渐明晰。多项政策明显偏重于实现长期目标，而非短期增长。
对于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各级政府对民企的扶持不遗余力。工信部8月公布了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即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截至目前，在此类型下的企业总数达到4762家，其中九成在制造业，绝大部分是民企。浙江、广东和山东企业数量最多，占到了总数的四分之一。政府除了提供财税支持外，北京证交所的建立也是针对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
国进民退了吗？
从就业的角度看，中国从90年代以后事实上一直是“国退民进”的。尤其是1997年后，几乎所有的新增城镇就业岗位都由民营经济提供。唯一的例外是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后，出于保就业的考虑，国有部门连续三年扩招，每年额外创造就业约140万人。2013年后，宏观经济正常化，国企就业又回归至历史趋势。截至2019年，城镇国企就业人数已经比2013年下降了14%。2020疫情后，国企重拾保就业的任务，当年新增90万工作岗位，预期今明两年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然而总量上看，目前私营部门提供的就业数量仍然是国企的三倍。就业人数短暂的“国进”顶多可以看做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一部分，而非长期的市场趋势。
从相对数量上，民企的发展也要快得多。根据国资委的数据，2020年国企数量不到20万家，还不到民企数量的1%。过去十年中，国企数量上升了34%，而民企数量翻了三倍。国企“做大做强”是政策趋势，但并不是要增加国企数量，而是要提高效率。
2020年3月疫情爆发后，国企生产率先恢复，因此其工业增加值的下降幅度比私营企业小，对经济复苏起到了托底的作用。进入下半年后，私营部门复苏加快，到了2021年，私营部门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已经超过了国企。但从利润上看，国企增速更快。一个重要原因是国企主要占据了采矿、能源、原材料加工等上游产业，今年能源价格上涨推升了上游产业的利润，同时挤压了下游（主要是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
疫情后，国有资本接管或入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现象变得愈加频繁。万得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有38家A股上市的企业从民营转为国企，去年这个数字为36家。然而，这种变化从本质上看并非由于国企自身的扩张并购，而是民企的一种自救方式---通过向流动性充裕的国企出让控制权，民企可以补充资金、稳定股价，从而缓解破产风险。这也不是中国民企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自救。2018年，中央决心在企业部门去杠杆，导致在2019年有47家上市民企被国企接管，到了2020年其中有2家解决了流动性问题，又重新变回了民企。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民营经济的地位事实上愈发重要了，不仅提供就业、税收，也是创新最重要的来源。在制造业，尤其是医药、机械、纺织中，民企在市场份额上占据绝对的优势。目前很多产业的“民退”，是因为疫情的打击，因为服务业受疫情影响最大，而民营企业在服务业占据主导，尤其是小微企业。但是一旦经济正常化，服务业就会迅速反弹。与此同时，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医疗、教育、住房），国有资本的力量在实质性地增强，目标是降低生活成本和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民生领域的私营资本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资本配置将很难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标，而需要考虑综合的社会效应。
目前，中国处于关键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中有市场失灵的情况，因为资金不一定能够到达需要创新的领域，这时候需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国企由于可获得低息贷款并享有政策优势，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的确会挤出私人资本。最前沿的创新需要效率，也需要海量的资本支持，此时更需要的是协作，发挥双方的优势。国有和民营经济共存共进的局面不会改变，最后双方力量的平衡取决于政策目标。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恒生中国助理研究员徐玉倩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 闫曼 man.yan@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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