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硅谷银行的接管看ESG运动的挑战

郑志刚：从公开信息看，硅谷银行治理，尤其在近年来十分流行的ESG实践方面可谓“可圈可点”。那么，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有趣的启发呢？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 郑志刚

近日，资产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全美排名第16的硅谷银行的倒闭重新唤起人们对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雷曼时刻”的记忆。

对于硅谷银行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学者已经正确地指出，很大程度与在美联储利息政策大幅调整的背景下，储户结构单一的硅谷银行资产负债久期错配有关。尽管很多人用“当你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房间里多半已经是蟑螂的大本营了”来描述硅谷银行引发的金融危机在持续蔓延的担心，但我倾向于赞同克鲁德曼教授的观点。诺奖得主克鲁格曼教授（Paul Krugman）在他《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写道，和雷曼完全不同，硅谷银行只是一家“闲聊及有气氛的银行”( Schmoozing and Vibes Bank)。他认为这次事件可能影响创投生态系统，但仅限于相关行业，不会导致银行倒闭潮。

围绕颇吸引眼球的硅谷银行倒闭事件，一些媒体注意到，在硅谷银行问题暴露前几周， 其CEO出售其母公司上市公司硅谷银行金融集团股票套现227万美元；甚至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接管的数小时前，硅谷银行发放了员工年终奖；一些媒体甚至挖掘到在硅谷银行的高管团队中有人（Joseph Gentile，Chief Administrative Officer）曾担任雷曼兄弟全球投资银行首席财务官的经历，等等。

作为公司治理的研究者，一段时间以来，我不断收到媒体记者朋友的发问，这次硅谷银行的倒闭是否表明它的治理环节同样出了问题？

为了回答记者朋友们提出的问题，我和我的研究团队认真地研究了硅谷银行的公司治理状况。让我和我的团队颇感意外的是，至少从公开的信息看，硅谷银行治理，尤其在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与实务界十分流行的ESG实践方面可谓“可圈可点”。

ESG是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最早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04年提出，衡量上市公司是否具备足够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标准。越来越多的银行在放贷过程中开始关注ESG指标，以决定他们是否要向对方放贷。

成立了许多ESG工作组的硅谷银行正是这样一家严格奉行ESG投资理念的银行。在权威的MSCI（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明晟指数）的ESG评级中，硅谷银行的等级从2017年到2022年连续5年都是A级。它不仅每年都发布CSR/ESG报告，而且于2021年还按照SASB（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TCFD（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和WEF（世界经济论坛）的要求做了专项披露。它先后入选《新闻周刊》评选的美国最负责任公司、公正资本评选的美国最公正公司、湾区商业杂志评选的优秀慈善企业等。即使在硅谷银行被接管前不久，福布斯在今年2月中旬公布的年度美国最佳银行榜单中，硅谷银行在100家银行中排名第20位。值得一提的是，硅谷银行还入选彭博的性别平等指数（GEI），成为今天公司治理实践中倡导“女性董事”的典范。

硅谷银行母公司硅谷银行金融集团还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设有创业投资管理和科创商务顾问公司，并投资在杭州成立了一家贷款担保公司。这家曾经被认为管理有方的银行还在中国成立一个“硅谷银行管理大师论坛”，分享其管理之道，其中包括ESG投资理念。

那么，从硅谷银行的ESG实践，我们可以得到哪些有趣的启发呢？

第一，ESG实践也许可以在一家企业顺风顺水发展之时“锦上添花”，但无法保证在你陷入困境时“雪中送炭”。

很多企业热衷于在公司治理实践中践行ESG投资理念，原因在于，通过ESG信号的解读可以帮助一家公司更好地规避高风险的公司，使公司获得稳定的回报。由于疫苗事件，引发全民关注，给市场带来了恶劣影响的长生生物成为忽视社会责任、内部治理存在重大缺陷的典型案例。

在硅谷银行的案例中，我们很遗憾地看到，ESG的投资理念和那些基于ESG投资理念选择的金融服务对象都没有帮到硅谷银行渡过难关。挤兑危机之下，没有一个储户不恐慌，早把什么ESG理念抛到了九霄云外。

事实上，按照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Gillian Tett的报道，英美一些国家正在掀起对ESG投资质疑的风暴。她讲述了以下事实：Fox新闻主持人Tucker Carlson提到，如果过度关注环境和社会问题，公司可能会忽视其为客户和股东实现收益最大化的诚信义务；黑石前可持续投资主管Tariq Fancy指出通过夸大企业自愿行为所能实现的目标，领先的金融公司实际上正在破坏旨在真正发挥作用的政府严肃措施的努力；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特斯拉从一个主要的ESG指数中移除之后，马斯克称“ESG是一个骗局”，它已成为“虚假的社会正义战士”的武器。她甚至提到，“一些学者预测，ESG这一概念实际上可能被完全弃用”。

而就在2月21日，37岁的生物技术和医疗保健企业家Vivek Ramaswamy宣布竞选2024年的美国总统，成为第三个正式宣布参选的共和党人。他在声明中谴责了在他看来由左翼意识形态驱动的所谓的“国家认同危机”，他说这种意识形态已经用“新的世俗宗教，如新冠肺炎论（Covidism）、气候论（climatism）和性别意识形态”取代了“信仰、爱国主义和努力工作”。

硅谷银行的ESG经历则显然为上述风暴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注脚：与其在ESG投入多多，不如在如何做好资产负债久期管理更加实际一些。

第二，在银行遇到挤提危机时，靠谱的金融监管比什么ESG投资理念管用得多。

尽管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的硅谷银行曾为全美第16大银行，但说倒下就很快就倒下了。企业在市场和监管面前脆弱不堪。

庆幸的是，美国的金融监管无论是防范风险扩散维护市场稳定的理念和行动都十分给力。硅谷银行突然遭遇储户挤提，在48小时内，硅谷银行就被美国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部（DFPI）关闭，并交由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接管。美国财政部、联储局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更是12日晚间发表联合声明，向硅谷银行存户保证，可以在13日周一取回所有存款。硅谷银行是与中国关系最为紧密的美国金融机构之一。按照我国一些公司发出的安抚投资者或客户公告，它们在硅谷银行的存款已经取回。

而与相对靠谱的美国金融监管相比，看起来比ESG理念和实践更不靠谱的是美国利息政策的制定者美联储。在2020年左右把利息压低到几乎为零的是它，而2022年来为了抑制通胀展开激进的加息行动，利率在过去一年间上调至近5%也是它。对于追求盈利同时严格奉行ESG投资理念的硅谷银行，在2020年左右将吸纳的很多科技公司的存款投资于美国长期国债以及政府背书的MBS（抵押资产支持证券），以获得2-3%的年化回报何错之有？2022年硅谷银行的储户们看到货币市场基金的利息近5%，于是纷纷取出存款去投资。为了应对客户的取款，硅谷银行只好去变卖尚未到期的美国长期国债资产，并希望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来弥补折价变卖美国长期国债资产的损失。这看上去又何错之有？如果没有上述利息在短期内急剧调整的变故，硅谷银行完全可以持有美国长期国债到期还本付息，没有任何损失。

然而，看了那么多的评论文章，我鲜有看到批评美联储的评论文章。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权威地位依然不可动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依然像神一样地存在。甚至不少人期待在我看来这场硅谷银行危机的制造者在关键时候出手来拯救陷入危机的硅谷银行和它的客户。

硅谷银行则完全没有这样的礼遇。曾经的ESG标兵的硅谷银行被人们“鸡蛋里挑骨头”地从资产组合策略，到公司治理寻找问题的原因，甚至连前不久才发放的上一年度的年终奖也不放过。

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爆发后，学术界曾掀起反思“凯恩斯主义”的思潮，一度有学者提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十多年过去了，当硅谷银行发生挤提危机时，人们依然故我地把板子打在了问题企业的身上。我在想，如果没有美联储频繁地出于特定目的的利息政策调整，退一步说，即使需要调整利息政策，美联储能科学评估带给类似硅谷银行这样的中小银行的潜在危机，作为ESG标兵的硅谷银行会在无任何特殊征兆下轰然倒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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