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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分享】三大宗教文明的历史碰撞与启示录(一)


上周六,在沃美私人定制旅行俱乐部举办了2016年约旦以色列古文明发现之旅的行前分享会。新老团友共聚一堂,分享这一年来的旅行心得、所见所闻。更是有幸邀请到唐德鑫博士与大家分享三大宗教文明的相关内容,让各位团友能够提前领略约旦以色列古文明的魅力,使即将到来的旅途更深刻更富有内涵。




以下是唐博士分享的内容

在此与各位分享及交流




文明的冲突VS观念的冲突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追根溯源的话,他们本是同根同源,然而,从三大文明的时间轴线看,2000多年的历史演化中,三大文明却交织着冰与火,一半火焰,一半海水。历史上,8世纪阿拉伯铁骑横跨直布罗陀海峡,11世纪伊始的“十字军东征”,14世纪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就是近百年以来,纳粹大屠杀、以色列建国、五次中东战争、伊斯兰圣战、伊斯兰革命输出、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911事件”,以及近期ISIS的“伊斯兰国”战争。似乎三大宗教文明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犹太复国主义、艾格鲁撒克逊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泛阿拉伯主义等宗教精神,错综复杂,交织成21世纪的东西宗教版图。在这每一个历史的片段,都无一不以宗教信仰为导火索,令人不禁试问:“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回顾历史,才能展望未来。施莱尔马赫说:“历史解释就是创造性地重建历史。”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当代性的诠释。”21世纪,在三大宗教文明相互仇雠的今天,只有透过对历史的解构,才能有重塑文明的可能。又如乔治·奥威尔的名言:“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controls the past.”(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今天的讲座,我们将回归历史的地平线,窥探三大宗教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在历史的断片和时空的轴线中,寻找文明的踪迹,并借以殷鉴我们的未来。

 

一定意义上,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而民族的性格则决定了民族的命运。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宗教形态,作为西方文明的揭橥之作,犹太教至少伴随人类走过了3200年的时间,而发轫于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诞生于公元8世纪的伊斯兰教,也都是浸淫于犹太教的胚胎之中。各大文明都曾在演化史中相互借鉴,并为人类带来了诸多进步观念,闪烁着人类成功走向21世纪的“智慧之光”。比如,有论者说:“犹太人创造了时间,希腊人创造了空间,罗马人创造了国家,而基督徒创造了天堂。”犹太文明最早树立起了“线性时间”的历史观念,《旧约·圣经》是最好的体现,它不仅是犹太人的精神典籍,同时它也是一部按线性时间观念和进化观念而编写的编年史——从创世纪到救世主降临。犹太文明否定了机械的“历史循环论”,如赫西俄德认为人类历史是“黄金、白银、黄铜、英雄、和黑铁”五个时代交替循环的;如柏拉图认为人类文明是五种政体更替变迁的。犹太文明认为,人类最终的结局将是:救世主的降临和永恒的天堂。否定了机械而悲观的历史观。这种“时间观念”也深刻的烙印在基督教的身上,航海大时代以来,清教徒们对编撰《世界通史》的热衷,以及对B.C(Before Christ )、A.D(Anno Domini)纪年方法的运用,与犹太教《圣经·旧约》的“线性时间”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对希罗多德《希波战争史》和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建构的“宏观叙事”体系的延续。然而,这些“智慧之光”往往因“冲突”而被遗忘,甚至在历史的长河中灰飞烟灭。

 

美国政府的智囊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认为,在21世纪,儒家文明会同伊斯兰文明结合起来,同基督教文明相对抗。这在中西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前大使、欧洲科学院院士吴建民便曾当面指责亨廷顿的论断是相当武断的,并质疑问:“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相同文明里面打起来的,怎么看?”令得亨廷顿一时茫然不知所措。从概念上讲,“文明的冲突”是一个不严谨的提法,作为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明”,它们之间的差异化,其本身并不会构成所谓的“冲突”。而在三大文明的漫长演化史中,冲突的本质其实是观念:敌对观念的树立、对峙和强化,超越了文明本身。千百年来,三大宗教文明之间,借以“上帝之名”的征伐,使文明蒙上了尘垢。观念上的“傲慢与偏见”,才是形成人类文明演化史上深度雾霾的主因。

 

理论上,作为“一神教”的宗教,并不像希腊神话、印度神话那样,因存在“诸神的困惑”而争讼不休。而且,历史上的伊斯兰教,自从先知穆罕默德时期以来,中东大部分地区都容纳了基督教徒、犹太教徒、雅兹迪教徒、德鲁兹教徒和库尔德人等各种宗派和少数民族。那么,是什么推导成了如今的宗教格局?这也似乎印证了社会学中的一个结论:作为演化史的宗教形态,在时过境迁中,往往因人的精神意志而“基因突变”。

 

我们不禁试问,历史上的三大宗教文明,真的是如此水火不相容吗?1187年,当阿拉伯军队在萨拉丁将军的领导下,从基督教十字军手中夺取了圣城耶路撒冷后,数千名基督教十字军战士沦为俘虏。按照当时的习惯,这些俘虏只有在交纳了赎金后才能生还。但是,这批贫穷的基督教徒无力筹足赎金。仁慈的萨拉丁并没有处死这些俘虏,而是把他们都释放了。1492年,当基督教军队重新从阿拉伯穆斯林手中夺回了西班牙后,穆斯林和犹太人被勒令离开西班牙,否则他们就会面临被处死的险境。当穆斯林在摩洛哥和北非找到归宿时,许多犹太人则无家可归。就在这个时候,奥斯曼帝国接纳了一大批来自西班牙的犹太难民,把他们安置在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直至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市还存在着相当多的犹太人社团。

 

如今,ISIS不仅加剧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嫌隙,也加深了基督教文明主导的欧美社会和犹太文明主导的犹太社会,对穆斯林世界的敌对。而这些的背后,其根源都是观念上的冲突。以公元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为标志,基督教文明开始占据世界宗教文明的版图,并随着航海大时代、启蒙运动、三次工业革命的步伐,拉开了与其他宗教文明的发展差距,取得压倒性的优势。然而,穆斯林兄弟会则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

 

一方面是,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世界始终未能摆脱基督教文明笼罩下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阴影和不公正的历史命运而产生的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是,在牢牢掌握21世纪“话语权”的基督教文明世界中,无论是“文明僭越论”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还是“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想象”(Huntington's imagine),他们同样是一种带有“零和博弈”色彩的对抗性观念。总之,非穆斯林者用自己的方式思考穆斯林世界,非基督者用自己的方式思考基督世界,非犹太者也用自己的方式思考犹太世界,这些隔阂观念无法突破,三大文明之间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2000年,教皇保罗六世公开为天主教在历史上对犹太人的迫害向犹太人道歉,称是“基督徒对上帝的另一部分儿女的令人遗憾的行为。”想必,这种观念上的扭转,才是展望未来的真正契机。

 

寻根:《旧约》的创世纪

看过《苏菲的世界》(Sophie's World)一书的听众应该有印象,书中提到过,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它们都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带,都是秉持“一神论”的“天启”宗教,都坚信“线性史观”。 这与“印欧文化”中古希腊神话、北欧神话、印度神话不同,印欧民族源自黑海与里海地区,秉持“多神论”,也倾向于历史“轮回/循回论”。 然而奇异的是,这些“多神论”者,历史上反而和谐共处的多,典型如印度,当今的各种神祇竟多达一千多种。反而“一神论”者,在历史的此消彼长中却互相抵牾,令人疑窦这是否是“文明的悖论”。

 

让我们的视野转向耶路撒冷,从“圣石”上谈起。有论者说:“当前,全球政治的暴风眼是中东,中东的暴风眼是巴以关系,巴以关系的暴风眼是耶路撤冷,耶路撤冷的暴风眼是圣殿山,圣殿山的暴风眼是圣石。”

 


这块天下最神奇的“圣石”长17.7米,宽13.5米,高1.2米,现保存在耶路撒冷的萨赫莱(Sakhrah;意为“岩石”)清真寺。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将儿子艾萨克捆绑在这块“圣石”上以献祭上帝耶和华,《圣经·旧约》传说中的诺亚方舟、与上帝订立“十诫”的圣物“约柜”,也都曾停放在“圣石”上。而基督教徒则认为,上帝在“圣石”上用泥土捏造出了人类的始祖亚当。伊斯兰教徒则认为,真主的最后一位使者穆罕默德便是脚踩此“圣石”“夜游和登霄”。

 

一样的“圣石”,维系着不一样的宗教灵魂。对于犹太教来说,犹太人曾两次为“圣石”建立过圣殿,第一座圣殿于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王国摧毁,第二座圣殿于公元70年被罗马帝国焚毁,尔今只留下一段“哭墙”(圣殿西墙部分)。对于伊斯兰教来说,公元638年阿拉伯帝国在圣殿遗址上兴建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以纪念621年穆罕默德的“夜游和登霄”,“哭墙”被纳为阿克萨清真寺的围墙部分。对于基督教来说,耶路撒冷是耶稣受难、埋葬、复活、升天的地点,于是在离“圣石”400米处修建了基督圣墓(复活)教堂。围绕着“圣石”而寻根三大宗教之间的渊源,有助于更好的解读她们之间千百年的恩怨情仇。

 

3700多年前, 分支于闪米特族的一支弱小的牧羊部落——希伯来人,其首领亚伯拉罕尊奉“耶和华”为万能的神,并视希伯来人为耶和华的“选民”,这是犹太民族的根源。3200年前,在埃及歌珊地区生活了400多年之后,作为犹太人的另一位先知——摩西,带领着他的犹太民族,出走埃及,在西奈山与上帝订立“十诫”契约,初步形成了犹太教的教规、教律与礼仪。然后抵达耶和华“所许之地”--迦南(Canaan;意为:流着奶和蜜的地方),今约旦河与死海西岸一带定居。《圣经·旧约》中的“创世纪”记载了亚伯拉罕的嫡子艾萨克是犹太民族的先祖,而《古兰经》则记载了易卜拉辛(亚伯拉罕)的庶子以实玛利是阿拉伯民族的先祖。在基督教信仰中,亚伯拉罕将嫡子艾萨克献祭的绝对虔诚,预表了耶和华献出耶稣。在伊斯兰教里,易卜拉辛也同样对耶和华献出了庶子以实玛利。


到了公元1世纪前期,基督教作为犹太教的一个重要分支,起源于地中海东部地区。教主耶稣于30岁开始传教,自称是“上帝之子”,是预言中的救世主。宣传由于犹太人屡屡违背与上帝的“契约”,于是耶稣代表上帝与人们重立“新约”,是为基督教的源头。有趣的是,耶稣及早期的基督徒都是清一色犹太人,其信仰体系也植根于犹太教《旧约》的基础上。创立之初,基督教即被视为异端邪说,尤为甚者,即是来自罗马帝国的残酷镇压,耶稣及十二门徒中的雅各布、彼得、保罗等人,先后都被罗马帝国处死。特别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犹太人难逃其咎,也从此埋下了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宿怨。这里搁置信仰不言,有宗教学者戏称,上帝先是创造了不完美的人且又惩罚其不完美,后又安排了耶稣之死且又惩罚其迫害耶稣者,既然“上帝永远不会掷骰子”(语出爱因斯坦),却又如何意外的让他的“选民”与“圣徒”之间互相攻讦?这种吊诡似乎又是另一场“文明的悖论”。而其异议的背后并非上帝,而是人类的观念。

 

耶稣之后,使徒保罗用文字将基督教教义编纂成圣书《新约》。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母亲海伦娜的影响,发布政令,宣布基督教合法,并积极支持基督教,使得原本处于“地下状态”300年之久的基督教一跃而为生机勃勃的宗教。当然,君士坦丁的决策还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其时的罗马帝国发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从上到下,已是人心涣散,分崩离析,国家失去了凝聚力,失去了方向感。而新兴的基督教则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既然要重塑国家权威,就需要改弦易辙,树立新的信仰标杆。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亲自指挥了一场将决定他皇位命运的战役——罗马密尔维桥战役。据说战斗开始前,他仰望天空,见到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上书一行希腊文字:“以十字架的名义,胜利!”“天启”传说极大的鼓舞了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士兵,士兵们在盾牌上刻上基督“十字”,最终大获全胜。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去世,翌年,狄奥多西皇帝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由于罗马帝国的强势影响,从此基督教在塑造欧洲文明的过程中,开始起到决定性作用。


公元8世纪,即基督诞生700年前后,正当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陷入漫长的酣战之际,第三股势力悄然兴起。两个帝国之间的战争给东西方的贸易带来了阻碍,东西两大世界的商队只能折道中东的麦地那,一时间,本是不毛之地的麦地那商贸繁荣,络绎不绝。商人们在这里传播资讯,传教士在这里传播福音,各种文化在这里融汇一炉。于是穆罕默德从诞生地麦加出发,来到麦地那,在吸纳和传承古犹太教、基督教的基础上,并成功的创立了伊斯兰教。尔后,阿拉伯商队逐步化身为阿拉伯军队,并一发不可收拾,迅速席卷了阿拉伯世界和基督世界,为东西两大文明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可以说,由于伊斯兰文明诞生的特殊时空背景,以及阿拉伯军队强大的征服能力,这也使得三大文明之间的历史猜忌和宗教积怨根深蒂固。至此,三大宗教文明的发展脉络基本定型。蓦然回首,我们看到,从《旧约》“创世纪”以来,发轫于古犹太教的三大宗教文明,她们之间,既存在根源性的递承关系,却又因递承的“纯粹性”之争,而引发矛盾,甚至干戈寥落。

 


他们有共同的神祗(犹太教称“雅威”、基督教称“耶和华”,伊斯兰教称“安拉”),有共同认可的先祖——亚伯拉罕(易卜拉欣),有共同的精神圣地——耶路撒冷,如是等等。比如,对于犹太教而言,在《旧约》中,“耶路撒冷”(希伯来语)意为“上帝祝福之城、和平之城”,犹太教的圣殿哭墙也在此处。对于伊斯兰教而言,耶路撒冷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升天之地。对于基督教而言,耶路撒冷是耶稣传福音、背十字架受钉以及复活的圣地。

 

不同的是,诸如在“先知”的问题上,犹太教只认可亚伯拉罕和摩西是先知,而犹太人是上帝“唯一的选民”。然而,基督教则认为犹太人违背了上帝与犹太人的“契约”,所以派他的儿子耶稣(圣子)作为弥赛亚(救世主),以自己的生命为人类赎罪,并和全人类另订“新约”。犹太人也并非上帝“唯一的选民”,所有基督教徒都将最终得救。而伊斯兰教则认为,真主安拉(耶和华)每隔一段时间会选出一位先知,并赐予一部经卷,他们相信真主安拉共遴选了28位使者,其重要的有人类始祖阿丹(亚当)、造就方舟拯救人类的努海(挪亚)、以及犹太教认可的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穆萨(摩西)、大卫王、基督教认可的尔萨(耶稣)、伊斯玛仪(以实马利)等都是先知,而穆罕默德则是真主安拉的最后一位使者,教称“封印至圣”。犹太教还不接受“圣子论”,不认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救世主),并继续等待弥赛亚的来临。伊斯兰教同样不接受“圣子论”,不认可基督教中“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神的说法,不相信上帝会有儿子。

 

在“经典”上,犹太教也只承认《圣经·旧约》,即《希伯来圣经》(或称《希伯来手稿》),否定了《圣经·新约》和《古兰经》。而伊斯兰教则相信安拉留给人类的启示共有104部,因失传故,只剩下4部:第一部叫做Torah,即《旧约》中的“律法书”;第二部叫做Zabur,即《旧约》中的“诗篇”;第三部叫做Injil,即《新约》中的“福音”;第四部叫做Koran,即《古兰经》。《旧约》和《新约》都是上帝赐予《圣经》的经卷,后赐的经卷则是对前经卷的修正和补充,而只有《古兰经》是上帝发出的最后一部最完善的经卷,是众经中最权威的。由于这种宗教形态的递相传承,犹太教常年所宣传的天主(安拉)、启示、复活、末日、天堂、火狱等,伊斯兰教也均予以承认。

 

文明的溯源为我们开启了一扇天窗,从中我们窥探到三大宗教文明之间,在观念史上的因循与演化,在错综复杂的时空交织中,曾经是如何走向文明的深渊?又将如何走出历史的沼泽?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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