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毛泽东“三先三后”的读书之法

读书要有法。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写道：“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读书是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毛泽东信中说的“三先三后”的“为学之道”，也是他一生遵循的读书方法之一。

“先博而后约”，就是先博览群书，广泛地去读，在此基础上，再去读比较重要的、比较关键的、比较喜爱的书；“先中而后西”，就是先下功夫读中国的书，在熟悉、了解本国历史、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再去读西方国家的书，学习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等，为我所用；“先普通而后专门”，就是先读一般的、通俗易懂的、大众喜爱和需要的书，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读专业的、专门学科的书。作为毛泽东晚年的图书管理员，笔者联系毛泽东的读书实际，具体介绍他是如何运用这种方法读书的。

一、“先博而后约”

1920年6月7日，青年毛泽东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7页。）这与“先博”的主张是一致的。青少年时代，毛泽东读书是怎样“先博”的呢？笔者介绍两段有关的记述。一段是毛泽东说过的话：走进湖南图书馆，楼上楼下，满柜满架都是书，这些书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真不知应该从哪里读起。后来每读一本，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于是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尽量多读一些。我就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湖南图书馆的图书是很多的，毛泽东每天第一个进馆，晚上最后一个离馆，中午休息片刻，午饭吃上一点自带的干粮或买两块米糕，就又专心致志地一本一本读自己从没有见过的书。他后来回忆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吴黎平：《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第二段记述是1916年2月29日，正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在给友人萧子升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上述两段记载，足以说明求学时代的毛泽东博览群书的情形。

走上革命道路后，毛泽东根据革命的实际需要去读书，仍然是“先博而后约”。延安时期，毛泽东是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一次在校务办公会上他对大家说：“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穰明德：《毛泽东同志要求我们多读书》，《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4日。）延安时期毛泽东读过的书后来辗转带到中南海的就有一千多册，如马列理论著作《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哲学著作《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社会学大纲》《思想方法论》，自然科学著作《科学大纲》，以及《鲁迅全集》《战争论》等等。这些书是毛泽东“先博”的标志，也是“后约”的具体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读过的书籍因战争、转移丢失的很多，带到中南海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还是遵循“先博而后约”的原则。至逝世时，毛泽东中南海住所存书共有约10万册。其中大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他本人的读书需要由工作人员用他的稿费购买添置的，也有一小部分是有关出版部门赠阅的。10万册是不完全的统计，因为它不包括毛泽东在北京、去外地向当地图书馆借阅的图书。仅这10万册，足以看出毛泽东博览群书是非同一般的。

二、“先中而后西”

无论是读“有字之书”，还是读“无字之书”，毛泽东都是“先中而后西”。有文字记载的中国的书，尤其是中国的历史书，经史子集，古典小说，古典诗词曲赋等，毛泽东几乎都读过。毛泽东为什么下苦功先读中国的书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没有出国留学的思想渊源来看。当年他的同代人中有不少出国求学，他的同学也都劝他出国磨砺，但他最终选择留在国内。他认为留在国内探索的好处是：“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在另一处，他还说：“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9页。）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这些想法，特别是他的“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的主张，与他下功夫读中国的书是密切联系的。

另一方面，是为了借鉴历史，从历史中寻求治理国家的智慧、经验、教训。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唐斫编著《毛泽东与读书学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1960年12月24日，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毛泽东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又予以阐明。他说：“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225页。）“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这是毛泽东读书“先中”的主要动因。他晚年在病魔缠身的情况下，不仅下了很大功夫读二十四史，而且还认真阅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通鉴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等以及多种稗官野史。

三、“先普通而后专门”

普通的书毛泽东读了很多，专业、专门的书他也下了很大功夫。

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给当时在西安从事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去电：“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68页。）以上要买的书都是通俗读物。

1940年2月5日，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毛泽东是发起人之一，在成立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270页。）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遵循毛泽东的指示，组织大家学习和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工作，使自然科学紧密地为现实服务，推动了边区工农业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深感自己需要学习发展生产力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知识。这个时期，他亲自钻研过农业、土壤、机械、物理、化学、水文、气候等方面的书籍。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303页。）

“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毛泽东这“三先三后”的“读书之法”和“为学之道”，对我们如何读书学习，启发良多，极有助益。（来源：《党的文献》 作者：徐中远，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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